王阳明与《南赣乡约》

龚文瑞四月，班师，立社学。先生谓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尽举，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开导训诲。即行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十月，举乡约。——【王阳明年谱】《南赣乡约》的形成背景正德十一年九月，王阳明临危受命，出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王阳明在赣州吉南赣宁署衙门正式上任。至正德十三年六月，仅仅历时一年有半，便先后平定了福建漳南詹师富、江西横水谢志珊和桶冈蓝天凤、广东三浰池仲容三股骚扰朝数十年的民乱。三浰平乱之始，王阳明即开始了对南赣地区多呈民乱的思考。明正德十三年正月，王阳明领兵进入广东龙川三浰（今和平县域）时，途中给留在家里的学生薛侃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内容：“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兵马皆已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某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此刻的王阳明早已明白“心中贼”之祸，远大于“山中贼”之恶。他甚至由此及彼，要求学生们要“扫荡心腹之寇”，成“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四月，三浰平乱完成后，班师途中，路过太平堡（今赣州龙南县杨村），王阳明颇有触动。自古以来，这里有句俗话：“太平堡太平，天下太平。”《龙南县志》载：太平堡。横岗隘，去县治一百五十里。有二路：一通广东和平、龙川，一通广东连平。杨村毗邻九连山麓，山多田少，山民多不能自足，因此多有“乱民”，三浰山贼中就有一部分来自当地。了解这些情况后，王阳明大为感慨。贼与民之间当真只是一道坎呵，内心良知则为民，内心失良知则为贼，如何将大批被俘的山贼转化成“新民”：这些山贼能够转化成良民吗？还有哪些虽然没上山却曾经有过上山入贼的想法或身处在民风凶悍之地的百姓如何成为良民呢？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如何“破心中贼”呢？从教化百姓入手。如何教化百姓呢？办社学、出乡约。乡规民约到处有，如何统一版本呢？那就制定一个统一版本。有了统一版本的乡规民约，谁来具体实施乡规民约呢？乡村自理，让乡村族老们来具体实施。如何保证实施到位呢？用“十家牌法”来约束，强制推进。一切考虑周全，王阳明决定从龙南开始这场“破心中贼”的大运动。于是《谕俗文四章》《谕龙南乡约一章》《告谕龙南一章》等三道命令连续发出。《谕龙南乡约一章》一文中，对龙南乡民的批评相当直接，表现出王阳明的鲜明思想与态度：“咨尔民，昔人有言：“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呜呼！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呜呼！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尔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旧恶而不与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尔等慎思吾言，毋忽！”《告谕龙南一章》一文直接罗列了龙南旧俗或恶俗中的种种，明确说明居丧、求医、嫁娶这三方面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并严令以“十家均罪”的连带方法进行处置：“夫民习染既久，亦难一旦尽变，吾姑就其易改者，渐次诲尔：吾民居丧不得用鼓乐，为佛事，竭赀分帛，费财于无用之地，而俭于其亲之身，投之水火，亦独何心！病者宜求医药，不得听信邪术，专事巫祷。嫁娶之家，丰俭称赀，不得计论聘财妆奁，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亲戚随时相问，惟贵诚心实礼，不得徒师虚文，为送节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凡此皆靡费无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正者，十家均罪……”回到赣州后，王阳明认真考察与分析了赣州的社学情况，“看得赣州社学乡馆，教读贤否，尚多淆杂，是以诗礼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见兴起”（《王阳明全集》别录九公移二），王阳明发现赣州社学乡馆不少，但淳厚之风并未形成，他认为是约定不严，督导不严。因此，王阳明决定把在龙南一县开展的“破心中贼”活动扩展到赣州、南安府，其它州府参照执行，遂颁发《仰南安赣州印行告谕牌》（《王阳明全集》别录八公移一）。是故，《南赣乡约》顺应需要，应运而生。同时，在原有赣州濂溪书院基础上，与府衙同城办公的赣县县衙一次性在城里建了阳明书院、龙池书院、镇宁书院、富安书院、义尔书院、正蒙书院六所书院，并聘请于都人、赣州著名学者袁庆麟为督学，崇义阳明书院也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建县之时建成，轰轰烈烈的社学、乡学、书院教育全面铺开。客观地说，“王守仁任南赣巡抚时，对当时的社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不仅督促地方官民建立社学、聘请教师，并且自己制定社学条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和《教约》）。影响所及，瑞金县于隆庆四年迁原有养济院而改建社学”（《江西通史.明代卷》）。《南赣乡约》及其它王阳明在征剿横水、桶冈之谢志珊、蓝天凤时，通过与南康县丞舒富及其它南康人氏的接触，了解到南康境内的蓝田吕氏人家有远祖传下的《吕氏家约》（蓝田，明代为南康地邑，划立崇义县后，归入崇义县版图，一九三四年由崇义县划属上犹县，二○○一年八月撤销蓝田乡并入社溪镇，现为上犹县社溪镇蓝田村。然而，蓝田乡约却并非南康蓝田吕氏所编，而是北宋时期陕西蓝田吕氏所编载入吕氏族谱），里面对家族人口从各方面进行了道德规范与约束。王阳明读后，大受启示，就以此为蓝本，改造、编制成了约束整个南安、赣州两府百姓行为的《南赣乡约》，并在南、赣两府辖区内正式推广（南赣其它各州府参考执行），以十家牌法强制要求各级衙门官府迅即开展了以《南赣乡约》为主要内容的有关乡规民约的教化活动（四百多年后，蒋经国受王阳明《南赣乡约》及中国传统影响，也效仿制定了《新赣南家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南赣平定后，若没有王阳明及时出手的强制性推进的办社学、乡约督导等教化政策的实施，南赣风气将更加恶俗。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源自陕西《蓝田吕氏乡约》。明代南康县蓝田村的《吕氏乡约》与北宋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应该是同一版本，清同治版本《赣州府志》收录了王阳明大弟子邹守益（安福人，翰林侍读学士）的一篇文章《南赣乡约后语》，里面有述：“此中丞阳明王公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也。呜呼！蓝田，通都大邑，名卿世族也。公以世族大邑之法，望于村童野叟，其仁矣乎……”南康吕氏学习先贤，慎终追远，将族人聚居地名字也叫成了“蓝田”。历史上，陕西蓝田县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四兄弟，史称“蓝田四吕”。“蓝田四吕”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所制订和实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吕大防(1027年-1097年)，字微仲，京兆府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其先祖为汲郡人， 北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元佑元年(1086年)，升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省侍郎，封汲郡公。哲宗时，以元佑党争，知随州，贬秘书监。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舒州团练副使，循州(今惠州市)安置，至虔州信丰(今江西信丰县)病卒，追谥为正愍，追赠太师、宣国公。”《信丰县志》也有记载：“吕大防流贬路上死于信丰。”既然吕大防病逝于流放途中的信丰境内，期间又经过了赣州、南康地域，那么他的《吕氏乡约》若随身携带了，或许会不会在他生命的最后行走过程中，留在了赣州或南康或信丰呢？当然地，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因为流放官员多般年纪偏大，多有儿子陪伴同行，如苏东坡流放惠州、儋州时苏过一直陪在身边，吕大防流放惠州时也必定有儿子相随在旁，吕大防病逝于信丰，其子或许滞留在赣南也未必不可能（今信丰、南康、上犹就有大量吕氏族人），若有子孙留在赣南，其《吕氏乡约》则不是从陕西传来的，而是吕大防直接带来赣南的了。正德十四年五月，王阳明在赣州大力兴办社学，颁行“社会教条”、建“旌奖节妇”碑祠等，翻阅南赣各县府、县志，其中记载大量的善人、烈女、节妇，多始于明正德王阳明巡抚南赣时期。王阳明首先自己以身作则，他在巡抚衙门的大门前放置了两个小匣子，上面大书“求通民情”、“愿闻己过”，给百姓一个反映批评意见与建议的渠道。“立法定制，令赣属各县俱立社学，以宣教风，城中立五社学：东曰义尔书院，南曰蒙正书院，西曰富安书院，又西曰镇宁书院，北曰龙池书院，选生儒行义表俗者，立为教读……教之歌诗习礼，申以孝悌，导之礼让，未期月而民心变，革奸轨而化善良”（清同治版《赣州府志》）。他要求各县治，地方“约长”和“里长”等，必须“延师设教”，办好学校，传授诗文和仁、义、礼、智、德、让；要求教师应以国为重，鞠躬尽瘁于教学，使“乡里子弟，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效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形成“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达到“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目的。清同治版《南安府志》载：“立社学以训童蒙，为谕俗文以化顽梗，百姓遵用其教。”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记道：“又行乡约，教劝礼让。又亲书教诫四章，使之家喻户晓。而赣俗丕变，赣人多为良善，而问学君子亦多矣。”这段文字说明了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的结果，也肯定了赣南人良善、好学的君子品性。《南赣乡约》的颁布与实施，利在当时，功在当下。当时的南赣，风气焕然一新，民无重赋，家有田耕，城廓乡村，一派清明，其中于都县最为显著，《江西通史.明代卷》在“明代江西的社会风俗及其嬗变”中写道：“经过王守仁治理后的赣州府各县为例：于都‘丧不用浮屠’”。今天的南赣地区之所以成为客家族群主要聚居地，今天的客家人呈现比其它地区更为显著的勤劳、淳朴、善良之国民性，自然也与当年王阳明的平乱，以及之后他所主张与倡导的教化之功不可分离。一八五五年，即咸丰五年，时任赣州知府的杨豫成也学王阳明，撰写了一篇《劝戒词》，这可以算作是清代版本的南赣乡约。杨豫成是山西人，字立之，号绎堂，道光辛巳举人，历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辗转于江西安义、龙南、赣县、宁都、赣州、南安等州县，由知县而历官赣州、南安知府。诰赐诰授中宪大夫，晋封通奉大夫、赣南兵备道，赏戴花翎。有《享帚集》。他是一位对赣南民情民俗非常了解的一位地方主官，而且他阅读了许多赣南客家姓氏家训，因此才能写出如此贴近实际的《劝戒词》：“劝我民，宜孝弟……劝我民，须勤俭……劝我民，勤读书……劝我民，完国课……劝我民，勿械斗……劝我民，勿赍匪……劝我民，勿唆讼……劝我民，勿赌博……劝我民，勿鸦片……劝我民，勿盗贼……”洋洋数千字，字字珠玑，入目三分。距王阳明离开赣州四百年二十年，中国正处在抗战之中的民国时期，此时主政赣南的蒋经国对王阳明极度崇拜，甚至连办公地址也从章贡路搬到了杨老井街南赣巡抚旧址，把毗邻原阳明祠的一条老街改名为阳明路。蒋经国的诸多行为借鉴了王阳明在南赣的活动形式，如王阳明建观德亭，蒋经国建仰德堂。《赣县志》全文记载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蒋经国写过一篇名为《仰德堂记》的文章，记叙了自己追寻王阳明观德亭、重建新仰德堂，以表达自己对王阳明崇拜的心情；蒋经国学王阳明的亲民与务实，在办公室外挂上公开信箱，向市民征求意见；蒋经国学王阳明的大办社学，在各乡村官办小学；蒋经国学王阳明颁布《南赣乡约》，也编制了《新赣南家训》：“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时间宝贵，工作紧张，休息睡觉，反省思量。吃饭吃粥，种田艰难不忘；穿衣穿鞋，要以辛苦着想。事事宜先准备，免得临时慌张。春天栽树木，夏日造谷仓，秋收多贮藏，冬季种杂粮，夏衣春天做，冬衣秋季量，天晴修房屋，天雨补衣裳，户户养鸡鸭，家家畜牛羊。处处要节约，无事当做有事防；时时要储蓄，有钱应作无钱想。青菜豆腐最营养，山珍海味坏肚肠；服装器具用国货，经济耐用顶适当。父母教子女，兄长告弟妹，勿贪钱财勿说谎，戒烟戒赌莫游荡。生活要刻苦，婚丧莫铺张；待人要诚恳，做事要有常；态度宜从容，举止要端方；友爱兄弟，孝敬爷娘，妯娌和睦，一家安详。不听闲话，自己有主张；不管闲事，埋头干一场。祸从口出，休要说短论长；病从口入，卫生不可不讲。做过善事，不记心上；受人恩惠，永久不忘。遇困难，不彷徨；处顺境、不夸张。做好事，莫宣扬；做坏事，莫隐藏。人家急难相援助，人家成功要赞扬。口角诉讼，两败俱伤；大家规劝，互相帮忙。引诱亲友做坏事，欺人欺己昧天良。甘心情愿当汉奸，辱祖辱宗害亲房。不论农工商学兵，都做堂堂好儿郎。政府机关去服务，多求进步图自强，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放弃一时安乐为民族。男女老少受军训，全体动员拿刀枪。人人都是中国兵，个个都去打东洋。国难已当头，战事正紧张；日本鬼子不消灭，中华儿女无福享。有钱快出钱，有力快出力，壮丁去当兵，老人看家乡，妇女耕田地，儿童上学堂。”作者：龚文瑞，笔名文瑞、谷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赣州市散文学会会长，赣州市政协阳明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话：13766369966邮编：341000通联：江西省赣州市政协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