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著目录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潼南双江镇封建家庭的没落我的引路人出川第二章　从上海到莫斯科初经风雨政治风波激荡下的中山大学分化和改组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清党运动给少奇同志当翻译旅莫岁月的反思第三章　“左”倾错误下的白区斗争万里跋涉回祖国“左”倾路线下的职工运动关门主义的严重恶果关于“伍豪事件”向陈云同志报警实事求是思想的萌发第四章　在中央苏区秘密进入中央苏区《斗争》和《红色中华》撰稿人军事战略的一场争论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痛失广昌彭德怀怒斥“洋钦差”奉命退出中央苏区第五章　长征(上)撤离中央苏区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湘江血战：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转兵贵州遵义会议的回顾第六章　长征(下)四渡赤水前后疾进云南会理会议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斗争第七章　建立西北大本营成立陕甘支队落脚陕甘苏区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统一战线渡黄河东征挥师西征西安事变第八章　开辟华北敌后工作太原起步发展山西新派在临汾培训干部辗转晋西南第九章　抗日相持阶段的北方局在太行顶逆流黎城会议回眸百团大战第十章　延安岁月：整风运动前后毛主席对华北工作的评价整风是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康生和“抢救运动”第十一章　延安岁月：我的第一份“委任状”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延安外事工作的开端“四八”空难离开延安就是迈步奔向北平第十二章　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建立中央后委的决策过程后委是中央的参谋部康生和晋绥土改小河会议前后第十三章　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部署南下进军的政治局会议“北平方式”和傅作义粉碎反动派的“和平”阴谋第十四章　迎接新中国诞生筹备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迎接新中国诞生党产问题的由来和处理附录　杨尚昆生平纪事出版后记再版后记第一章潼南双江镇我出生在四川潼南县双江镇。出生的日子，原来模糊地记得是清朝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前不久查到《撞南杨氏族谱》，才弄清楚是这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19O7年8月3日。双江镇在涪江之滨，离渲南县城样撞镇约10公里，背倚青山，猴溪和浮溪二水环绕，在这里汇合流人涪江，因此得名。因为交通便利，早在清朝初年，这里开始建场，每逢三六九，附近的农民纷纷前来赶场。到我记事的时候，小镇已经相当繁华，竟有“小重庆”之称。滔滔的涪江，是四川盆地主要水系之一，上通川北的绵阳、平武，下达合川和长江边的重庆。江面上的木船，把射洪、蓬溪和遂宁的盐巴，撞南的稻谷、土布运往重庆，换回来的是外国人倾销的洋布、洋油和洋火（火柴），南来北往，双江镇是必经的要道。陆上交通，当时虽然还没有公路，但有一条驿道经过双江，还有两条石板大道，西通成都，东达重庆，驮货物的牛马，抬滑竿、轿子的轿夫，终年不断。邮路也通了，“邮政代办所”设在我们家住宅前的店铺里，雇有几名“步班邮差”，他们挑着上百斤的邮件，步行到指定的地方，和相邻的遂宁、合川两县的"涉班邮差“会合，交换邮包，然后负责分发，每天往返50公里左右，风雨无阻，昼夜运行。全镇300多家商号，分布在六条街上：中街最长，是贸易中心；西街可以称是”工业区“，有油房。醉房、票房等手工作坊；东街比较短，是屠宰行的专业街；北街濒临猴溪，以禹王宫为中心，除了经营盐巴、油饼等比较大的商号外，还有一批地主宅院，我的家就在这条街上，人称”邮政局“；南街和附近的兴隆街，靠近涪江码头，行商、力帮的客栈，船工的窝棚和水运货物的堆场都在这一带，附近一条偏僻的老猪巷内，是赌场、烟馆和寻花问柳的场所。一到太阳下山，各街口的铁栅门一齐落锁，小镇简直像是一座没有高墙的城堡。民国初年，科举已经废除，镇上没有一所高等小学，却有两座洋教堂，一座是镇东的天主堂，建于1911年；一座是兴隆街上的基督教福音堂，建于1912年。双江镇又叫杨家场，因为居民中姓杨的多，但是，杨氏家族不是四｝门的土著，而是来自外省的移民。在四川，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吴玉章同志告诉我，他的祖先是福建人。朱总司令说，他的祖籍是广东韶州府（今韶关市）。原来，历史上四川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一次是元末明初，因为连年的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球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东大量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起义的农民军和官兵连年激战，四川人口降到全国倒数第三位。据县志记载，安岳县甚至“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所以，清朝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这次移民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各省有100多万人入川，占当时四川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清代四川的人口，大多是两次“湖广填川”移民的后裔。双江镇的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 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植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杨光基定居在蓬溪县涪江左岸的姬家坝。他的第四代杨世绥，就是我的曾祖父。杨世绥大概是个精明人，那时荒地多，别人抢种熟地，他却雇人大量开垦荒地，凭借涪江水利和两岸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变跷瘠为沃壤，若干年后，居然拥有土地500多亩，就像是“跑马圈地”那样。他又结交官府，包揽运销官盐的专利权，成了闻名的“杨三泰"大盐号的主人，从此显赫起来。于是，迁出姬家坝，在涪江右岸的双江镇大兴土木，营造宅第。姬家坝和双江镇隔水相望，原来都属于蓬溪县，民国初，撞南县分立出来，就分属两个县了。杨世绥生了7个儿子，我的祖父是“传”字辈的么房。么房出老辈，我小小年纪，就有人管我叫公公。1868年初（同治六年），曾祖父去世，大家庭解体，除了留作祭祖用的良田2000亩和街房7通外，其余家产都分给各房。分家之后，各房纷纷建造宅院。我出生那年，父亲正在重修后来被称为“邮政局”的大院，其中最豪华的是六房的田坝大院，占地2400平方米。我小时候，家里就有了汽灯，新式的吊灯，听人说，家具陈设是派人到江浙和广东采办来的。封建家庭的没落30年代在解放区土改时，查干部的家庭成分，我说：我家祖上七大房，全是地主，没个错。到我父亲这一辈，七大房繁衍为十九房，随着大家庭的解体，差别就大了。我的堂伯父中，有的财大势旺，霸公产，办团练，镇压起义农民，成为一方豪强。有的受了高等教育，走立宪派的道路，成为四川省咨议局的议员。我的祖父生了两个儿子，我父亲居长，名宣永，字作揖，号难清，没有功名，却捐了一个“蓝翎候选巡检”。据说，我祖母常年卧病，父亲侍奉汤药，读了许多中医书，居然“无师自通”，能号脉开方。他不挂牌行医，有来求的，义务给人看病，但从不给自己的亲人开处方，只是和请来的医生共同商讨。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给亲人治病，开重药下不得手！他爱国，开明，为人厚道，是地主中的“守成派”。他常常告诫我们要守本分，说：“本分本分，自有你一份。”家庭里的陈设，多少也能反映出他那与世无争的名士气。我家宅门上悬着“清白世家”4个大字，大厅上方挂了一幅水墨淡彩山水，题着“高山流水”。板壁上有副对联：“风散窗户静，月圆松竹深。”书房里也有一副对联：“事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留半亩子种孙耕。”他卧室里的大床上，居中有3个贴金的字：退一步。床上有搁板，放着《本草》、《内经》、《瘟症辨证》和《验方新篇》等中医书。父亲原配邹氏，续弦邱氏。邱氏就是我的生母。连同“寄名”到我家的孩子在内，我有N个兄弟，9个姐妹。因为族中的叔伯，见我们家子女多，人丁兴旺，都说：“淮清老爷，你家福气好，生一个活一个。”于是就把孩子“寄”到我家名下，求得“托福免灾”。但我的亲叔父宣蔚却没有子女，所以立我四哥杨周公为他的嗣子。到了民国初年，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原因有几个：第一，子女的教育费用负担重。父亲没有应过考，但喜欢读书。他主张子女都要读书，女孩子也要通文墨，至少要学会记账，男孩子书读得越多越好。甲午战败后，国耻日深，有志青年寻求救国的道路，联袂去日本留学。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舍得花钱的。所以，大哥杨剑秋（尚荃）早在1904年就东渡日本，进人中央大学经济系，在日本住了9年；二哥衡石（尚麟）1917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四哥阎公（尚述）同年去日本人士官学校。这些留学的费用，连同在国内的子女的学费，每年收的租谷不敷开支，只好卖地供子女上学。第二，子女的婚嫁开销大。父亲的子女多。地主门第好摆排场，讲面子，所谓“大船破落，还有一百斤钉”。寒修了有失体面，每办一次婚嫁喜事，就得卖一次地。第三，四川当时军阀割据，实行防区制，凡是有点实力的，都想找靠山，拉队伍，占一个防区，坐收田赋、盐税和厘金。1913年，我大哥回国后也想拉“队伍”，父亲是支持的。但大哥的情况和一般的军阀又有所不同。他在日本时，经廖仲他和吴玉章介绍，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当时，同盟会在四川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熊克武。辛亥革命后，他在重庆担任川军第五师师长。1913年，熊克武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二次革命”中组织讨袁（世凯）军，任川东讨袁军总司令，大哥在总司令部负责军需军械工作。他回到双江镇，又卖了家里一部分地，身边带着几个背盒子炮的卫兵，熊克武封他为川北游击司令，招募些破产农民，每人每月发给一块钱他银。参加这次起义的还有我的堂兄杨宝民（尚懿），他是苏皖湘粤赣五省讨袁联军的总参议。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他们讨袁的决心并没有动摇。1915年底，反对袁世凯称帝时，大哥又担任护国军的团长。以后，孙中山反对段棋瑞把持的北洋政府，在广州组织军政府，维护民国的约法，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杨宝民为川北总司令。我大哥担任川北游击司令，司令部就设在双江镇。快近年关时，义军先打遂宁、乐至，进而直奔成都打段棋瑞在四川的督军刘存厚。义军提出：护法保家，撵走刘存厚，攻占遂宁过大年。敌人扬言要血洗灌南，杀尽杨姓族戚，掘坟焚尸。我们全家老小，就在春节前夕坐涪江的木船南下，避居重庆，在二府衙街安了家。1918年大年初一，杨宝民、杨剑秋部攻克遂宁，和同属熊克武部的团长刘伯承等配合，在2月26日攻克成都，赶走了刘存厚。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不久，参加护法运动的军阀们争权夺利，将孙中山排挤出军政府，群“龙”无首，熊克武内部也发生分裂，川政落入军阀刘湘之手。1924年，刘湘和杨森联合将熊克武驱逐出川。我的大哥因此在政治上失意，十分苦闷，回双江镇赋闲，一度生活糜烂。这时，我的家分成三处：除双江镇老家外，一处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是大哥在成都时安的；：一处是重庆府街70号（今19号），是全家避居重庆时租赁的。所有的开支全靠双江镇老家留下的已不多的田租，真是坐吃山空。只听得父亲常常叹气：家败了，败了！为了重振家业，父亲想搞点实业。先是集资买了一艘小火轮，搞涪江运输，大约可以载客一二百人。首航那天，全家老少上船，在控南到重庆的江面上旅游了一圈。但是，因为不会经营管理，不久，机器坏了，轮船转让给卢作孚办的民生公司。接着，他又开办“飞跃汽车公司”，谁知这年成都连降暴雨，一个多月不停，周围的公路、桥梁都被冲坏，车也翻了，汽车公司又办不成。轮船、汽车都是靠大家集资，后来债也还不起。父亲不死心，又改办板车运输，用六弟的名字，叫“尚仑板车行”，规模比轮船、汽车公司小多了。因为六弟进了上海法政学院，无心经营，又停了业。这样每况愈下，反而欠了一批债。最后，和人合股，在成都春溪路的繁华大街，办了个“知育电影院”，地下党员程子健隐蔽在电影院，作为我家股东的代理人。后来，股权卖给人家，家里又落了空。这些情况，发生在我离家出川以后，是后来幺弟白冰告诉我的。这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个别人有特殊关系，发了家，但也救不了国。我的引路人我6岁发蒙，座馆先生吴仲儒，教的是《百家姓》、《三字纷、》千字文《。记得吴先生用清秀的柳体写的条幅上，有唐人李绅的《悯农》两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个地主家庭里的座馆先生，敢把这些诗写成条幅悬在墙上，既说明先生的心态，也反映出主人是比较开明和宽容的。不过我那时年纪小，对世事还没有什么辨别能力。两年后，大哥带我到成都，跟一位姓赵的老先生读《诗经》。我才八九岁，成天背诵“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哪里能理解得了。半年后，又回双江老家了。靖国军攻打成都时，我随家庭避居重庆。到重庆后，看到家境日益没落，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弄得民不聊生。脑子里产生一种想法，希望国家得到安定，但接触社会毕竟还是太少，想法也还是模糊的。这时，我家所住的二府衙街在重庆下半城，是一条小小的巷道，我家租赁的19号是三开间的二层楼房，后来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相当于省委）就设在此地。附近是商业场，示威游行的群众活动都在这一带。我进的私立泰邑小学就在附近，学校设在一个仓库里，三四十个学生，只有一名教师，学的是国文、算术和格致（科学常识）三门课。我们家在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就有6个共产党员，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为什么从这样一个家庭里会出这么多共产党员？这有外部环境影响和家庭内部状况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环境来说，当历史进人20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正陷于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家极度衰弱，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濒临灭亡的边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四川，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的四川保路运动是在我4岁那年爆发的；蔡愕率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军第一军在四川同北洋军队苦战是在我9岁那年发生的。四川有革命的空气。从家庭内部来说，同我四哥杨周公直接有关。1920年秋，四哥从日本回国。他长我9岁，我们是同父异母兄弟，他又过继给我的叔叔，但我俩很亲近。他常常给我讲太平天国、义和团和白莲教起义的故事。他是16岁离开家的，先进南京的军官教导团。袁世凯称帝时，他跑到江阴要塞司令部，鼓动他认识的那位萧团长起义，事败后，北洋军阀要抓他，他逃到上海，远去日本，进了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那时他才19岁。他告诉我，在日本3年，曾被警视厅抓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和同学们组织读书会，读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这些书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虽然内容还很驳杂），被警视厅拘留，说是读书会没有经过学校许可，在他据理力争后释放了。第二次是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留日学生结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口号中有取消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的内容，竟被日本警视厅关押了8个月，以后被遣送回国。他的这些惊险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也很佩服他的勇敢精神。四哥回到重庆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他动员家里的姐妹剪头发，放小脚。我六姐带头剪了辫子，上街时，人们笑她的“鸡婆头”。不久，四哥又到成都去联络留日回来的学友，也动员我到成都进高等师范学校去上学。成都的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四川的最高学府，本科学制4年，另设附属小学。人学要经过考试。我在泰邑小学学的课程不完备，只好在高师的附小补习一年，第二年才进人本科。学校的校长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威望很高。教师中有共产党人挥代英等，教国文课的张锡待老师在课堂上也宣传解放思想、反对宗法主义，校内进步空气很浓，在我脑子里开始出现一种模糊的救国思想。这时，四哥积极参加“留日学友读书会”的活动，又结识吴玉章和刘伯承，并且和童庸生。廖恩波等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童庸生是高师的学生，那时已经秘密地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SY），廖恩波原来是内江中学的学生，五四运动时是内江学生联合会主席，被学校开除后，考人甲种工业专门学校学习。不久，四哥和廖恩波也加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吴老已年过四十，不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便和我四哥、郭祖劾、傅双无等20多人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那时他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所以自己起名"冲国青年共产党“，英文缩写为YC. 1924年1月12日，YC在娘娘庙街24号我们的家里正式成立，还创办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这一天，正好学校放寒假，我回家度假，就和大家认识了。那时我还没有满17周岁。不久，四哥介绍我参加他们的读书会。记得读的第一本书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但我从书里开始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后，YC在我家里聚会时，他们并不回避我，我从他们那里常听到一些革命的道理。这年5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YC联合组织纪念五一劳动节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大会在少城公园举行，到会的学生和工人有5000多人，杨周公在大会上作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演讲，号召大家向帝国主义进攻，为继承列宁开创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控制四川政权的军阀刘湘和杨森，表面上说支持新派的活动，内心十分害怕群众。杨森下令，不准参加大会的群众上街游行，接着派人接收高等师范学校，扬言要逮捕吴玉章和杨阎公。吴老不得不离开成都到北京去，四哥到上海去找中共中央和团中央联络。在这期间，四哥介绍二哥和我阅读《共产党宣言》、《劳农政府》和《新青年》、《中国青年》等书刊。二哥早年在唐山路矿学堂求学时，曾加入京津同盟会。以后，他倾向于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从日本回国后任四川边防军司令赖心辉的秘书，驻地在沪州。我因为年纪小，阅读《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定困难，常常要请四哥解答问题。他离开成都后，我便写信求教，他总是热情地给我回信。后来，我在他的日记中发现有这样的记载：“午间，与五弟等一信，指示他进行方略，读书的捷径，对于主义研究所得的，全数告他，免他走歧路。”（1924年9月26日）他不仅指导我读书，还帮助我正确认识自己出身的阶级和旧家庭。他离开成都去上海时，途经双江镇老家。他在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吾族的老幼人们，恃着先人的遗产，安坐而食，对于子弟的教育，都不把它当一回事……还有一种很危险的事，族间的人们，不问老幼，都视嫖赌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终日非嫖即赌，青年中几乎没有一个不犯这种毛病。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怎样能使他不存利己心，嫉妒心啊！”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镇上那个“若有若无的小学校”，和教会办的学校比，“真有天渊之别”，因此慨叹：自己的人民，不从教育人手去提高他们的知识，而“让外人来造他的内应军”，“这才是很危险的事啊！”这类见解，他常在信里告诉我，启发我认清腐败的封建家庭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时，我在信中表示一点幼稚的看法，他也感到高兴。他在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接五弟一信，论吾族的毛病，很得大要，足见他的思想已日渐趋于本道矣。心甚喜广1987年，在纪念杨周公烈土遇难60周年时，我捧读刚刚出版的《杨阎公日记》，泪为之下。正是在四哥春雨润物般的关怀启发下，我渐渐地接受革命思想，背弃了原来出身的阶级，投身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来。1925年，我高师毕业，离开成都到重庆。由于刘湘和杨森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四哥和童庸生等都集中在重庆，经童康生介绍四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和团中央的特派员萧楚女取得直接联系。不久，共青团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童庸生为书记，四哥任组织部长，罗世文任宣传部长。我们二府衙街的家是团组织的活动中心，每天由邮政局送来一麻袋邮件。包括《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和《政治通讯》、《中学校刊》①等党团内部刊物。到重庆后，我没有报考别的学校，因为四哥希望我到上海大学去学习，但是一时费用筹不出来，只好等待。四哥便指定我读两本书。一本是《共产主义ABC》，布哈林写的。原书叫《共产主义初步》，分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组织两部分，国内翻译出版的是它的第一部分。另一本书是《新社会观》，介绍社会主义。这两本书比较通俗，适合我的理解能力。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向青年推荐的。团的地方委员会成立后，工作就全面开展起来了。包括“平民教育运动”、反对教会学校奴化学生思想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追悼大会，五卅惨案后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等，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四哥分配我做些技术性的工作，如刻钢板、印传单、分发信件等。他们在我们家里开会时，要四嫂回避，但允许我旁听，有时，还让我帮助作记录。父亲不干涉他们的活动，但对不让他列席他们的会议，不很高兴，说“世间哪有儿子做事瞒着老子的道理！”又责怪我说：“你和你四哥搞到一起，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刘伯承同志回忆说：有时候会开到深更半夜，“杨老伯下楼来探视说：你们这大夜还不睡，有什么话说不完啊！”又说：“我知道你们在开会，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才对呀！”五卅惨案后不久，吴老经上海回到重庆。这时，他已由赵世炎介绍在北京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他人党后立刻写信给杨周公，“解散”他们所组织的“中国青年共产党”，成员可以“个别地加人共产党”。这件事，四哥从上海回来后就着手进行，但遇到了一些阻力，因为傅双无等要求团体加人。郭祖劾和我非常愿意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合作，四哥在这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得祖破五弟俩的来信，心稍慰。他们对于YC与SY主合作，心甚愿。此事自当积极进行。“接到吴老的来信后，这事得到解决。从此，四哥就全力以赴地开展团的工作。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当时被西山会议派（右派）把持，吴老经过上海时，中共中央认为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特地请他回四川后，在国民党内发展左派力量，推进国共合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当时由左派控制）也请他负责整顿四川省党部。他回重庆不久，便在四哥和冉钧等共产党员帮助下，很快就把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组成了。冉钧是和邓小平（希贤）同志等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后来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回重庆后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吴老又办起中法大学附属中学。大伏天，重庆热得像蒸笼，他们东奔西走找校舍，购置教具，等到中午又回到二府衙，父亲常说：你们去忙吧，累了就回来休息、吃饭。因此，吴老说：“我们也就把周公同志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在通远门外靠近谭家花园的大溪沟，租赁了一幢旧式楼房作校舍，开始招生了。五四运动前，吴老是组织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法华教育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一次办的学校只招收中学生，所以叫中法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当然由在四川很有声望的吴玉章老自己担任，教务主任童康生，训育主任杨伯他，事务主任张克勤，教员有杨周公、冉钧、廖划平、萧华清、程子健等，差不多在重庆的共产党员都集中在中法学校。学生从哪里来呢？一批是在五卅运动中，为抗议帝更主义惨杀中国工人参加罢课斗争而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北江中学、合川联中、女二师等校都有一批人；另一批是在"用基督教运动“中被教会学校开除的学生。中法学校成立的消息传开后，各地受压迫的进步学生，纷纷前来报名，一次就招生三百多人。9月4日，学校正式开学。我的六妹杨义君，大侄女杨肇兰都人了学。我既不是该校学生，更不是教职员，而是给吴玉章和四哥跑”交通“的，经常来往于二府行街、中法学校所在地大溪沟和莲花池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就在1925年10月左右，我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1926年春，又加人了共产党，介绍人都是童庸生和张锡涛。（”文革“前，张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校长）；根据国共合作的要求，又以个人身分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我在接待从台湾省来访的朋友，谈起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往事时，我说：我是1925年的国民党，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哩！在重庆的一年里，我和四哥朝夕相处，在他指导下读书，参加他们的活动，又帮助他们做点技术性工作，这才迈开了革命的步子。所以，四哥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有几句名言：“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是新社会的催生者。”又说：“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在他的影响下，我M哥也在1925年加人共产党，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的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渲南县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的党支部。除了二哥和我以外，我的六妹杨义君，十一弟杨白冰和九妹杨白玲先后人党，一门出了6个共产党员，都直接间接受到四哥的影响。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任命四哥为书记，成为四川省党的最早领导人之一。出川1926年春天，家里为我筹了150元费用，我拿着中共重庆地委给上海区委的介绍信，出川到上海去了。到上海进什么学校呢？这涉及到我今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我们家庭里，这是一直有分歧的问题。父亲希望我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他经常督促我念英文，学数学，要我考交通大学，毕业后像我四嫂的兄长赵艳生那样当个有名的工程师。四哥不赞成。他说：国家这么乱，军阀不打倒，帝国主义列强不排除，实业救国是幻想，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这是社会的必然律和进化法则。所以，他竭力主张我进上海大学，学社会科学，走社会革命的路。二哥当年在唐山路矿学堂土木系，学架桥，但当时所学的都用不上，没有架桥施工的机会，后来想走教育救国的路，又走不通，这才接受四哥的指导，加人了共产党。在两种意见的争论中，他当时保持“中立”，说让五弟自己决定吧！我在重庆的一年里，懂得了一些革命的基本道理，又认识了很多门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有的是从日本回来的，有的是从法国和苏联回来的，为了改造旧中国，振兴国家和民族，不顾军阀的压迫，奔走呼号。我对他们十分尊敬。虽然我不愿意直接和父亲顶撞，但内心认为四哥的话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四哥亲自送我赴上海时的情景：5月初的一天，他陪我来到朝天门码头，踏着长长的石级，走到长江边，登上一只小木船，驶到江心后，攀登长江轮的舷梯，上了甲板。这时，他向我介绍一个人，叫邹进贤，比我大8岁。四哥委托他一路上对我多加照顾。邹进贤是四川亲江人，1923年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参加共产党。在旅途中，他告诉我：1924年他从高等蚕业讲习班毕业回乡时，正好逢到大旱，灾民遍野，他积极参加了赈灾募捐、清理积谷的活动。同年冬天，驻亲江的贵州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如若不听，就向他们勒索“懒捐”。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发起“拒毒运动”。邹进贤是县拒毒会的代表，1925年春，他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进大会。他在一路上对我说：他过去也曾想用教育救国，但在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路是走不通的，首先要用革命的办法改造社会。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次去上海，是中共重庆地委选派他去苏联学习的。1928年，他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1930年5月，被军阀王陵基杀害于巴县衙门前。临开船时，四哥紧握着我的手，一再叮嘱我要听从党的教导，好好学习革命理论。说罢，他走下舷梯，登上木船。汽笛一叫，长江轮徐徐启动了。谁能想到，相隔还不到一年，l927年3月，风云突变，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屠杀革命群众，竟用割舌、挖眼和断手那样极端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四哥。我们在江轮上的握别，便成了永诀！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著第二章初经风雨1926年5月下旬，我和邹进贤等到达上海。上海，高楼摩天，黄浦江上米字旗、星条旗和太阳旗在军舰上迎风乱舞，帝国主义者称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内地人管它叫“十里洋场”。我们身着夏布长衫，满口浓重的川调，在这里显得很“土”。和上海大学的党组织接上关系后，我们就住进闸北青云路师寿坊的学生宿舍，和四川籍同学左书雅、刘希吾住在一起，左和刘是党员，后来都被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一所“培养建国人材”的学校，校长是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于右任，实际管理学校的多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教务长兼社会系主任是溜秋白，总务长（又称校务长）是从事工人运动的邓中夏。中国文学系主任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教员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学术界名流。它和广州的黄埔军官学校一起被称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上大的师生和租界的武装巡捕英勇搏斗，更提高了学校的声誉。我到上海时，上大的人学考试期已经过了，只能作为试读生，但党的关系却就编人上大特别支部的小组，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党小组长是康生（赵容）。这时，正逢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上大的学生酝酿着罢课和组织纪念活动。校内气氛紧张，没法上课。我在社会的大课堂里，却接受了两堂“政治课”。第一堂是租界巡捕的警棍。5月30日那天，上海各界以罢工和召开群众大会纪念革命的节日，我到南市华界去参加群众游行。这一天，租界当局戒备森严，特别是老西门一带，拦着一道铁丝网，把租界和华界隔开，其间堆着沙包。参加游行的人分散穿过租界，准备到华界的豫园去参加集体行动。谁知靠近老西门时，工部局的巡捕和军阀政府的警察，抡起警棍，劈头盖脑地打来。我措手不及，脑门上挨了一棍，鼓起了一个大包。人群被打散了。第二天，报上刊登，上海有7万工人罢工，并联合各界群众及学生举行五卅纪念大会。第二堂课是军阀孙传芳的木笼。在师寿坊的宿舍里，我得知有许多从四川来的进步青年：重庆女二师的廖苏华（竺君）、李伯钊，廖的哥哥廖划平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在全国学联的有中法中学的郑鼎勋，他是交大的学生，全国学联主席；余泽洪，后来长征时四渡赤水，在川黔边的古蔺牺牲了；还有后来改名阳翰整的欧阳继修。10月5日，我随邹进贤到国民通讯社看望他的老乡。国民通讯社在闸北上海火车站附近，是广州政府办的。这时，北伐大军快打到武汉了，控制东南5省的军阀孙传芳加紧镇压革命党人。我们刚走进国民通讯社的门，突然来了一群警察查封通讯社，在场的人全被押上囚车，解到龙华附近的凇沪警察厅。一路上，邹进贤教我准备好口供。后来才知道，这一天全国学联同时被查封。第二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被查封了。到警察厅后，搜过身，问了姓名，就被关进旧式拘留所的木笼里。它三面是墙，一面是木栅栏，里面不见天日，泥土地上坐着一伙蓬头垢面的人，汗味、屎尿臭熏得令人作呕。对面的木笼里关的是女犯，阴暗中，我辨认出六妹的同学李伯钊，她才十五六岁，是重庆女二师学生运动的骨干，时常到我家来找六妹。因为有看守在，我们没有打招呼，只是隔着木栅交换了一个眼色。一两天后，过堂了。狱警问我究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原来，他们从国民通讯社的花名册上找不到我们的名字。我们回答：我们刚从重庆来到上海，到通讯社来找老乡，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人，你们搞啥子名堂嘛？这才花了30块大洋，让我们交保释放。出来后，我把李伯倒被捕的消息告诉在上海大学的廖苏华。她说：李伯倒是在浦东的工人区担任平民夜校的教员，共青团组织正在通过济难会营救她哩！我曾经阅读过《共产主义ABC》这本书，到上海后的这两堂政治课，是我通过亲身经历了解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ABC.大约是8月间，吴玉章同志来到上海。他通知我到法租界一家医院里去见他。吴老病了吗？我如约到了医院，只见他西装革履，打扮成一个富有绅士的模样。他见了我，笑着说：我没有病，住在医院里是为了躲开孙传芳的密探。他要我替他买一张到广州去的船票，指定要法国邮轮的头等舱。他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很短，除我以外，没有接触别的人。这一切安排，都是出于安全的目的。因为他当时在国民党内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二中全会时任秘书长，是军阀的眼中钉。后来，我在延安时，读了吴老的自传，才知道他此行是为了联络国民党的左派，和蒋介石的独裁行为作斗争。不久，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国民党召开执监委联席会，提出了“党权高于一切”和“党内民主”的口号，就是反对蒋介石搞独裁的。这时，我恍然大悟，自己是在上海再一次为吴老完成了“秘密交通”的任务！上海大学，党的组织生活很严格。每逢星期六都要开一次党小组会，由组长讲形势，每个党员都要汇报自己在这个星期读了什么书，有什么缺点，检查小资产阶级习气、是不是无产阶级化了、在斗争中是否勇敢等。那个时候倒是受了点训练，要保守秘密，要绝对服从党的组织。随着北伐军所向披靡的进军，我们散发传单的任务日渐增加，内容是传送捷报，号召群众迎接北伐军等。原先的方法是每人每次20张，到闹市区向行人散发，或者提着浆糊桶，一张张地贴。后来改进了，或是放在商店的柜台上，敲两下就走开，或是先刷好浆糊，往墙上一粘，扭转身就走。北伐军向九江。南昌进军时，上海工人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党组织指派我去参加训练工人自卫队的工作，地点在南市的一个仓库里，因为仓库里平时没有人。我的任务是向工人自卫队讲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目的。另一位从黄埔军校学习回来的同志讲武器使用和战术动作。我们虽然互不相识，但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训练工作从10月中开始。24日，指挥部下达动员令。这次起义没有成功，原因是时机早了一点，组织准备不充分，国民党方面的负责人钮永建原定拉出1000多人，结果只到了百把人，大家说他是“卖空买空”；资产阶级的负责人害怕工人起来，又临阵退缩；工人自卫队的组织和训练也不够好，原计划有1000多人，结果到了300多人，而且武器不到位，到手的还有一部分不能用。陈独秀因此说，这次是“军事投机”。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说：这是暴动的第一幕，因为我们幼稚而没有成功；最大的教训是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他们终究不能做革命的主力军；下一次暴动，一定要建立在工人阶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在上海工人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前夕，党组织通知我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这时，广东政府也在有计划地选派学员。不久前，出狱后的李伯制到上海大学来向廖苏华告别，我见了她，关切地问她是怎么出来的？她说，你们出狱后，中秋节那天，看守人员通知我说我表兄来探监。她被押出去会见时，只见来人提着一盒月饼，张口就说：表妹，你受苦了，“家里人”都很着急，正在设法救你出去。伯倒在上海没有表兄，但她意识到这是组织上派来和她联络的同志。过了几天，她也被开释了。团委书记贺昌告诉她：“组织上花了两百块大洋，才打通了警察厅的关节，把你保出来的。”贺昌还通知她说，共青团组织已决定送她去莫斯科学习。一天晚上，廖苏华和我们雇了一辆车，把李伯钊送到黄浦江畔的小舢板上，驳运到去苏联的邮轮。她比我走得早，是上海的共青团组织提名选送的。我是中共重庆地委提名，经广东政府同意选派的。和我同一批共十多人，由四川提名的还有左书雅、刘锡吾等。我们坐的是苏联的货轮，但挂的已记不清是丹麦的还是荷兰的旗子。上船的人，男的住在货舱里，女的住在驾驶舱旁的一个舱里，不许在甲板上走动。到了公海，他们说没有关系了，挂上苏联国旗，大家也可以交谈了。船在日本长崎加了煤和水，但大家没有上岸。以后到海参威，国际交通局派人接我们到五一俱乐部，住了几天，又改乘西伯利亚铁路的列车，冒着严寒，奔赴遥远的莫斯科。那列火车没有餐车。每人发一个木箱，里面有黄油、罐头、面包等。说是够吃到莫斯科的。一路都在下雪，雪一大火车就停下不走。那一箱东西，在路上冻硬了，只能用开水泡了吃。政治风波激荡下的中山大学从海参感到莫斯科，行程7400多公里，列车走了半个月，到达目的地时已是19 26年底。学校派人来接，我们坐着有轨电车来到学校。当时，莫斯科培训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主要有两所：一所是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1921年4月列宁为东方各国发展民族和殖民地革命培养干部而创办的，实际是党校。刘少奇、任粥时、罗亦农、王一飞等是该校第一批学员，溜秋白曾在那里当翻译，他们回国后是推动大革命运动的重要骨干力量。另一所是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时期创立的。1925年10月，为了纪念国民党已故领袖孙中山（字逸仙）、培养国民革命干部，由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中央商议创办的，定名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通常称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它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由苏方管理，校长是拉狄克。国民党派了邵力子为中山大学理事，常驻在莫斯科。同年秋，国内开始选派学员。学员来自三方面：一部分从广州政府活动区域选派，包括国民党中央要人的子弟，黄埔军校和湘。滇军校的学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叶楚伦之子叶南，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和他的妻弟韦永成等，还有后来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贺衷寒、郑介民，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等，他们是“标准”的国民党员，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如黄埔军校毕业生左权。一部分是通过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选送的，如邓希贤（小平）、傅钟、任卓宣等，这两部分学员是公开成行的，19 25年底或1926年初就到达学校。我们是从军阀统治区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送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秘密成行的，最早的如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沈泽民等，先后在1925年11月到达。另还有伍修权、乌兰夫、俞秀松、孙冶方（原名薛暮果）和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博古（秦邦宪）、李伯测和我在1926年末先后到校。这从学生证的编号上也反映出来，小平同志是233号，李伯制是394号，我是453号；我到校时，小平同志已奉命回国了。在这批学长中，张闻天是我和李伯钊在重庆时就认识的。他192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在川东师范和女二师任教，李伯钊就是他的学生。在女二师，张闻天教她们英文课，还组织她们参加“平民学社”。他还和我四哥杨周公常有来往，所以，我一到莫斯科，他便来看我。到1927年为止，全校500多个学员中国民党员约占一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但共产党员都加人国民党，具有双重身分。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有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据说革命前是俄国一位贵族的府邪，屋宇宽敞豪华，大厅里浮雕精致，吊灯堂皇。楼前一片树林，间有排球场地。楼后的篮球场上，我们到达时，泼水成为冰场，许多学员在溜冰。早期的学生就住在这座楼里。后来学生增加了，楼里已容纳不下。到我们去的时候，学生上课是一个地方，住的是另一个地方，那里像大礼堂一样，一排排床，房子还整洁，但没有单间房，厕所是公用的。已经结婚的夫妻，就用铁丝拉起白布，划出一块来。学员的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25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来莫斯科的途中，我发现车站上很少能买到白面包，红军战士有的用皮条缠在脚上代替靴子，而对我们如此优待，使我们很为苏联当局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动。人学的第一年，我集中精力学俄语，没有选其它课程。幽静的中山大学校园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同中国的革命进程和联共内部的斗争密切地联系着。这一年内震撼人心的事件接连不断，激荡着每个学员的心：第一，是3月21日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中大的同学欣喜若狂，《真理报》发表题为《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社论，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4个多月前，我参加上海工人起义“第一幕”的情景记忆犹新，如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空，真是使我喜出望外。这天下午，我走在以中大学员为先导的游行队伍中，和莫斯科市民共享胜利的喜悦。但是，欢呼胜利的余音未落，消息传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屠杀革命群众，杀害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我的四哥杨阁公，使我陷入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半个月后，蒋介石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共政变，在上海大规模屠杀革命群众。中大的学员仿佛遭遇了一场大地震。当晚，全体师生集会，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致电武汉政府，要求惩办革命的叛徒。蒋经国也当场声明要同反革命的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整个3月，《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突然的事变？校园里，学员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当时，莫斯科还没有中共代表团，大家要求联共中央给予解答。5月13日，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向学员们讲了10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伟人。斯大林强调：“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像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一样。”他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汉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他要学员们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斯大林的谈话没有驱散中大学员的疑团，因为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前一周，4月5日，斯大林还在说”没有必要去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显然，他低估了蒋介石的反动性。第二件事是汪精卫“分共”。7月15日，被斯大林称为已经“洗去了污点”、“向左推移”的武汉政府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公开“分共”，从此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在这个事件发生后，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武汉政府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在这里，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这时，托洛茨基利用这一重大事件，和季诺维也夫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批评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上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他相当厉害，不但出版刊物，还在工会大厦公开演讲，卖票让人去听。我还听过他一次演讲，那时我的俄文程度很低，还听不懂他的讲演内容，只是慕名而去，想看看托洛茨基是怎么一个人。见到他披头散发，很有点“浪漫派”的色彩。他的讲演很有煽动性。中大许多同学本来情绪就很浮躁，听了讲演，又不了解联共内部的斗争情况，以为托洛茨基有道理，中大的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是仅次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他是中国问题专家，在校内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口才很好，上课时座无虚席，但是，他支持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向中大学生谈话时，10个问题中有两个是指名批评拉狄克的，所以斯大林谈话后不久，拉狄克被撤销了校长职务。第三件事是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事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加剧后，中大的学员思想很混乱，暗中分成几蛇，有的人拥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的人赞成托洛茨基。赞成托洛茨基的人，有些是因为对共产国际不满。这就卷入了联共党内的斗争。10月3日，联共中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7日，是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红场照例要举行大游行。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有的人公然打出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这是苏俄籍教员中一部分托派分子干的。而中国留学生经过检阅台时，竟然也有少数人喊出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件事使斯大林非常吃惊。节日过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2月，联共（布）第15次党代大会以后，宣布托派为反苏维埃集团，中山大学也奉命彻查托派分子。从此，中山大学面临着一场大动荡。初到学校的头一年，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使我感情上经历了大起大落，由上海起义胜利的热烈兴奋，到痛失兄长的悲愤，进而到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我人党以后，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理论根底又很浅，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感到有些困惑，但我记着四哥临别时的叮嘱：听党的话。我相信斯大林不会错，共产国际不会错。那时，有不少同学也是这样想的。分化和改组拉狄克被撤销校长职务后，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为代理校长。阿古尔同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他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被称为“教务派”。俞秀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董亦湘是上海大学的教员。同阿古尔对立的谢德尼可夫则拉拢张闻天和沈泽民等，被称为“支部局派"，彼此矛盾激化。6月，在学校总结工作的会上，两派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争吵了7天。但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对这些不感兴趣，因此被称为”第三势力“。8月，副校长米夫和王明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米夫这时才27岁，资历很浅，十月革命后在红军的一个团里做过政治工作，1921年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中山大学一成立，他就担任副校长，并且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一起研究中国问题，被看作是中国问题专家。1926年，他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上海考察。第二年春，他又率联共（布）宣传团再次来华，先后到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访问。四一二事变后，他还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向中国的党团积极分子说：要拥护武汉政府，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米夫两度来华，都选王明做翻译。王明人学比我们早，俄语好，又能说会道，是学生公社的主席，深得米夫器重。在武汉期间，王明在《向导》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唱的是米夫的调子。米夫便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陈独秀没有接受，只安排他做党刊编辑。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中国大革命失败和联共党内反托派斗争的展开，引起了中大学生政治上的很大分化。1927年底，已经公开反苏反共的国民党中央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同它断绝一切关系。这样，很大一批标准的国民党员被遣送回国，如康泽、贺衷寒、陈春圃等，这批人后来大部分成为蒋介石手下坚决反共的分子，陈春圃抗战时还当了汪伪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许多国民党要人的子弟也回国了，但是蒋经国没有走，他已当众宣布同蒋介石“划清界线”，被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政治学院深造；也有一些人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改造。中山大学的性质和体制也起了变化：名称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领导关系来说，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都可以管，党组织归学校所在的莫斯科区委领导。按道理讲，为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学校，中共中央应该有代表参与领导。事实上并不如此，学校领导机构中没有中共的代表，只有一名学生代表当副校长，先是苏州的工人王保礼，后来是王明推荐的李竹声，实际上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员的鉴定、分配等权限都集中在米夫手中，米夫又通过王明在学生中串联活动。他的打算是培养一批服从他、能够贯彻共产国际东方部路线的干部。党的六大以后，成立了以溜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但它却无权过问中大的事。这时，学校又接纳了一大批从国内撤退出来的同志。他们有的是省委领导干部和工农暴动中的军事领袖，有的是做上层工作的头面人物，还有大批基层骨干，特别是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工人。这些同志经历不同，文化理论水平差别很大，学校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成立特别班。学员有：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和南昌起义时革命委员会秘书长的吴玉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的林祖涵（伯渠），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广州起义重要领导人叶剑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曾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的方维夏，老教育家徐特立，以及王观澜、江浩、钱亦石、钱家潭、李文宜等。他们主要是学习俄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二是工人预备班。他们主要是补习文化，学俄语和政治常识。其中的李剑如是上海的工人领袖，余笃三是武汉的工人领袖。这个班由张闻天和博古任指导员。军事干部分散在好几个学校。在莫斯科的列弗多沃区，就有几摊子：高级军事学院，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刘伯承同志在那里，还有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左权、李必庭和另外两个记不起名字的同志，共6人，所以，刘伯承开玩笑说是马牛羊鸡犬系。其中有两人回国后在暴动时牺牲了。最大的一摊是高级步兵学校，有100多人，伍修权在那里当翻译。炮兵学校，有朱瑞、郭化若、王长礼等。每个学校都有留学生支部，高级步校的支部书记是唐成印，长征时牺牲了；炮校的支部书记是朱瑞。在外地的还有少量的学员，常乾坤等在基辅的飞行学校，常是冯玉祥派去的，后来是新中国最早的空军副司令员。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是专门培养营团以上军官的，待遇很高，除蒋经国外，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也转到那里学习。学军事的人，有些是大革命失败前就选派去的。东方大学还有十来个人，我认识四川的罗世文，通过他认识了乌兰夫和赵毅敏等。那时我年轻，有空就这里转转，那里转转，认识很多人。当大革命失败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立刻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屠杀政策下，苏联办的这些学校，帮助我们党保存了一大批在国内难以立足的干部，并且帮助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这是我们永远铭记在心的！1928年夏，我到苏联已经一年半了，俄文程度有了提高，可以选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像这样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从我来说，以前还没有过，对帮助我确立共产主义信念、提高理论水平是起了作用的。这时，学校把我编人翻译班，准备当翻译。不久，我就担任特别班的译员。特别班的同志，都已年近半百，在大革命中担任过一定的领导工作，我是晚辈。在重庆时，我是吴老的“交通员”，这时在莫斯科相遇，感到特别亲切，所以常去看他，帮他们买点东西。徐老的牙齿缺了，学俄语时“噗-噗-噗”地读不准，但他学习很认真。吴老还利用这个机会研究土地问题和文字改革。刘伯承同志的宿舍在7层楼上，他眼睛不好，腿又不好，星期天电梯停开，他下楼不方便，我便给他买一些罐头食品送去。中山大学的食堂改善生活时，我常打电话给他，请他来打“牙祭”，他就来了，吃鸡蛋炒饭，还有一点香肠，这在当时的莫斯科是稀有食品。因为伯承同志的关系，我和屈武、左权等也认识了。在和吴老、刘伯承同志的接触中，我进一步得知重庆“三三一”惨案和四哥英勇就义的经过：1926年12月（正是我抵达莫斯科的时候），由四哥、朱德。刘伯承同志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为了响应国民革命北伐，策动地方军阀部队起义，在四川的顺庆、沪州的驻军中发动兵变，初步得手后，四哥就派人到汉口，请国民政府给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的正式番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阎借故推托，说须经在南昌的“总司令”蒋介石“划行”。这时，蒋介石正在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阴谋背叛革命，他怎能容忍共产党人以兵变的形式建立武装呢！1927年3月下旬，周恩来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由林伯渠主持政治工作的第二、第六军攻占南京。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派人入川，一面调动反共军阀包围沪州的起义部队，一面指示刘湘在重庆布置大屠杀。3月31日，重庆地委决定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反击反动派的进攻。刘湘和我大哥杨剑秋是相识的，见我父亲时总是口称“老伯、老伯”。大概是这个缘故，30日那天，他派一名姓罗的师长来见四哥，名为“通风”，实际上是恫吓，说“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要他停止召开群众大会，四哥严词拒绝。当晚，刘湘又派人送信来，说“你若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好音”，四哥仍冷笑不理。第二天，他照常登上大会的主席台。会议刚开始，会场内外就枪声大作，当场遭惨杀者137人，酿成惨案。四哥在混乱中逃出，翻越城墙，在4月3日化装登上亚东轮，准备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不幸被敌人逮捕。在审讯中，他坚定地说：“我头可断，志不可夺！”4月6日，敌人竟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他。四哥生前曾说：革命者“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他的革命精神长存在人民心中，将永不磨灭。四哥遇难时，59岁的父亲受到沉重的打击。后来，我读到老人家亲笔写的“淮率家人痛书”。这是四哥牺牲后的第5天，1927年4月11日，他在“家人痛心匪言可及”的情况下，郑重地告慰四哥的“英灵”：“尔生前富贵不能淫，临难威武不能屈。知尔为国宣劳，为党牺牲，日来含笑著大礼服印在我脑筋，尔之精神不死，九泉故无遗恨矣！我垂死老朽，尔无我念……尔最后之光荣，释我愿耳。今须与尔永别，不久我亦当与尔见面于地下也。”吴老和伯承同志一直把父亲看作是革命的同情者，在严峻的时刻，老人家能那样大义凛然，清醒理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经过分化和改组，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校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学校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译，党的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靠近。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人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罪人”。参加六大的翻译工作后，他到处散布说：斯大林讲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潮问题，中国党的领导人都听不懂，斯大林只好在纸上画。他就吹这些牛，好像只有他懂，中国革命要靠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回想中国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东方部。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对派”、“共青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后来，凡是对支部局有不满的，一律被列为搞“第二条路线”，将反托派和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捕风捉影地闹出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把联共党内同反对派的斗争搬到中大来。“江浙同乡会”是王明为了排除异己而捏造出来的。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做点“贡献”，戏称“缴会费”。事情传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被认为是受“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他企图一石三鸟，这样来打击所谓的“第二条路线”联盟。米夫请格别乌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向忠发偏听偏信，9月14日在大会上放炮，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要消灭小组织，领袖和中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这一来，中大的江浙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这样，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程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展开了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材料，他们又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霍秋白的爱人杨之华、弟弟翟景白，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和张国餐的爱人杨子烈等找人个别交谈。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依据事实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的左权、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至于这些学员在一些问题上，确实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之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同志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的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了一场斗争。这时，我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业余实习生，主要工作是看中国报刊，编写成俄文的简报，每周一次。在我之前去的是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这样，我和他们的交往比较多了。我和博古是同班同学，关系最好，与王明间接一点。六大以后，张闻天和沈泽民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有时还来中大吃饭。我们没有开过会，但都是支持支部局的，代表团的同志说我们骄傲自满，是自封的布尔什维克。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霍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泰到会做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共产国际的索里茨，在大会的第二天讲话，他严厉批评李剑如等：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莽行动，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会后，联共中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肯定。这次斗争，表面上是支部局胜利了。暑假后，米夫却被去职，由原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威格尔接任中山大学校长。清党运动我们在达那英卡海滨度过暑假后，回到中大，学校的清党运动就开始了。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着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从19 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苏联人，书记是苏联人托景，米夫派，他操纵一切。组织部长是贝尔钦，副部长王云程、朱阿根，宣传部长希季饮，夏威和我是副部长。我分工安排上党课，请教师，办支部局的墙报。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霍秋白等论战。领导中大清党运动的三人委员会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林组成的，主任委员柏烈仁是190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另外两位，一位是监察委员，一位是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维经斯基。区委的俄国人和支部局的委员都没有参加清党委员会，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柏烈仁讲话的矛头针对着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指责他政治上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富农路线，在中大学生中培植派别势力。这在学生中造成一种空气，凡是过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中共代表团接近的，都将受到追究，他们因此愤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气之下，把联共的预备党员证书交还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踪了。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这是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为什么决议案没有点其他两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和王若飞的名呢？原来，张国焘向米夫低头了，他在《申明书》中诬陷瞿秋白“拉帮结派”，甚至把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也拉在一起，说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张国焘搞了这一手，共产国际就信任他了。王若飞那时被诬为有“托派嫌疑”，正在列宁学院受“清党”的考验。后来，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统统回国。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会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 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实际工作。清团的工作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霍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测都被开除团籍。这些“结论”，成为王明上台后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重要依据。李伯钊为什么被开除团籍呢？她4岁丧父，靠母亲抚养长大，8岁进小学，13岁考入四川省立女子师范，第二年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中被开除学籍，从此离开四川到上海，参加革命。因为她的父亲曾经在四川山区的一个小县里做过一任县官，所以她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又因为她在学校内开展文娱活动时，接触的同学很广泛，又说她同托派有“联系”。她感到无奈。我和伯钊新婚不久，她就受到这样无端的政治打击，按当时的风尚，我应该同她离婚，“划清界限”哟！但我没有。你开除她的团籍，反正我相信这个人。开除团籍后，伯钊先到莫斯科五金厂学车工；不久，转到红十月纺织厂。1930年夏，周恩来同志来到莫斯科，任务之一是处理中共代表团在解决中大问题上同共产国际产生的分歧。他到中大来向留学生作报告，并且建议：在各工厂劳动的女同志可改去红军医院，学习护理技术后回国工作。伯到等100多人便转到红军医院。一个月后，她请求回国，到苏维埃区工作。我俩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中大的清党正进人对学员的鉴定阶段，我被留下来继续做翻译工作。我们只好暂时分手。1930年底，她背着“阶级异己分子”和“托派嫌疑”的政治包袱离开莫斯科，直到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她才被吸收人党。每当说起这段经历来，她总是很难受！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闭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瞿秋白等随恩来同志回国。这以后，中共中央便没有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直到1931年9月，才恢复由王明负责的中共代表团。给少奇同志当翻译中大停办前，我已考人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研究所是米夫任校长时创办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它提供大量中国问题文件，研究所定期向东方部提交研究报告。学校停办后，研究所并人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我仍住在原中大的宿舍。1930年7月，刘少奇同志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成员有：陈郁、梁广、安源路矿工会的蔡树藩、粤汉铁路工会的马辉之、京汉铁路工会的杨汉生，以及上海女工戴重远等。他们住在柳克斯公寓。我担任代表团的翻译，殷鉴管理生活。大会8月15日开幕，27日结束，少奇同志当选为职工国际的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职工国际工作。此后，每周召开一次例会，都由我陪同他出席。职工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是洛佐夫斯基，苏联人，大革命时来过中国。少奇同志在职工国际工作两年，我给他当翻译只有半年。在这期间，有几件事在记忆中印象很深：第一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路线问题。当时，职工国际强调各国要在黄色工会里搞“赤色反对派”，夺取工会领导权。少奇同志有不同看法。当时，中国合法存在的工会中拥有170多万会员，赤色工会会员不到5万人。在中央“左”的指导思想下，每逢革命纪念日，都要组织工人罢工，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不但使群众过分疲劳，还常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少奇同志主张：中国的工会工作主要是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要密切结合，又要严格分开，以积蓄力量，减少损失，反对不顾条件地搞罢工，搞冲厂，搞飞行集会，反对把自己孤立起来。但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他写过一篇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们替他译成俄文，准备在赤色职工国际的刊物上发表，但是没有被通过，人家不登。在参加赤色职工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他不同意大会的决议草案，另外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提交会议讨论。这就惹恼了洛佐夫斯基，指责少奇同志是向大会提“反决议"，”反提纲“，同国际对立。在当时，这是反托洛茨基和右派时使用的语言，是很吓人的。第二是工作作风问题。执委会里有一些小国的代表，如拉丁美洲各国，他们没有带翻译，而执委会发的文件材料都是俄文的，不替他们翻译，也不准他们带翻译，因此他们提出批评。洛佐夫斯基大为不满，说：你们这些人是本国工人阶级派来向苏联学习的，不是来检查苏联的官僚主义的，不要辱没你们国家工人阶级给你们的使命。少奇同志对这种傲慢的指手划脚的作风，当即起来发言，委婉地提出批评。结果，回国时就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中大停办后，我早就请求回国工作，共产国际把我留得很久。后来，苏方要同我签约，到格别乌那里去工作，为期3年，中间不准离开，还有很多条件。我说我要回国，去做实际工作。他们一再说服，我不答应，无论如何不答应。1931年元旦刚过，共产国际通知我和张闻天回国。从莫斯科回中国，当时有东西两条路线：西路，取道欧洲，坐外国邮轮回国。那时蒋介石“围剿”苏区的战争方酣，共产党人只能打扮成富商或旅欧留学生成行，这比较安全，但费用很贵。19 30年2月，博古回国和后来周恩来夫妇回国都走这条路线。东路是坐西伯利亚铁路的列车。国际列车设备豪华，挂有餐车，大约9天可以到满洲里。普通的快车，行程1 2天，又没有餐车，只能自己带一路上需要的食品。张闻天原来想从欧洲回国，因为护照没有办成，就和我一起坐普通快车回国。旅莫岁月的反思我在莫斯科4年。开头的一年半，真正在中山大学坐下来学习，懂得了些马列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从1928年下半年到中大停办的两年间，校内斗争迭起，秩序混乱，我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做社会工作，包括当翻译。在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我有以下几点想法：第一，关于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中山大学办了5年，学员先后有IAn多人。前3年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包括共青团）选派的学员各占一半；后两年，国共分裂，由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转化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学校。总的说，学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约占三分之二。他们在学校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接触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形态发展史、俄国革命运动史、列宁主义。俄文等。课余活动也很活跃，李伯到就和陈微明（沙可夫）组织课余的文艺小组演出过合唱和话剧等。很多同志在回国后，成为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家。不少人在战场上、监狱中和刑场上，为人民事业流血捐躯。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学校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重要骨干，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谈到中山大学，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对这一方面应该有恰当的评价。但是中大的办学方针确实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一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讲马列主义，而不强调应用，不联系中国的国情；课程的设置，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明显地脱节；讲革命经验，言必称苏俄，就是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模式。特别是国共分裂后，中国由国民革命转人土地革命，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策略都起了变化，但是，学员连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朱毛红军上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等重大事件都不清楚。学员在学习后回国从事实际工作就遇到许多困难，并且容易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二是学校的领导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中山大学前期还有国民党的代表，说是共同管理，后期却没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参与管理。党的六大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立，负责人溜秋白是政治局委员，但是，米夫不允许他过问中大的事，即使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米夫也认为是向中大“争夺领导权”。后期并将中共旅莫支部撤销，党员一律编入联共支部，降为预备党员，受莫斯科区委领导，连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也不例外。学员结业时的政治鉴定、工作分配，一概不许中共代表团插手，使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学习期间同中国党中断了联系，而日常组织生活又完全卷人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米夫实际上是企图培训一批政治上绝对听从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联共的中共新领导人。三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形而上学和组织上的培植宗派。在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把所有渴望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对斯大林倭过陈独秀不满的中国党员一律给予打击，甚至制造“江浙同乡会”之类的假案，独断专行，排除异己，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竟迁怒中共代表团。教条主义宗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米夫和王明培植起来的。当然，抵制教条宗派的学员，由于政治水平和素质不同，确有感情用事甚至某些不理智的举动，但矛盾的主导方面，无疑是掌握学校领导权、培植宗派的米夫和王明。尽管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在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也都有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对复杂曲折的中国革命，有系统的现成的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仍要靠中国人自己通过革命实践来解决。第二，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叨多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章同志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委员夏曦告诉他说：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然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第三，米夫和王明在学校中培植这个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国党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最高权力。1927年来武汉时，米夫就向陈独秀推荐王明，没有得逞。据周恩来同志说：六大选举期间，米夫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上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时没有什么人理他。这就是后来中大学生中流传米夫要提拔王明当中央委员的原因。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同志也说过，王明在六大想活动一个位置，好回中国去。1931年1月，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米夫一手操纵，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而在会前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步跨进政治局。足见米夫培植亲信的苦心。但不能因此认为，凡是在中大支持支部局、受教条宗派影响的人都有政治野心。应当说，他们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出于对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信任，有的是限于组织纪律的约束，有的是政治上受蒙蔽，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怀有政治野心、至死不服从真理的王明，将永远遭受历史的谴责。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著第三章万里跋涉回祖国1931年2月，我和张闻天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张闻天长我7岁。1928年，他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员，以后又被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并且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组的成员。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的老师和兄长。这次回国，我们是奔向军警特务严密控制的国民党统治区，所以每一步都得十分小心，防止暴露身份。在车上，我们不谈政治。只聊聊沿途的风光：西伯利亚的森林，贝加尔湖的渔情。列车经过兴凯湖，到离海参裁不远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时，我们下车了。海参嵌有许多华侨，他们中有不少我们的熟人。中山大学停办后，吴老（玉章）、林老（伯渠）和江浩等12个人由联共分派到远东工作，林老在党校担任教员，吴老先是在伯力党校任中国部主任，苏联科学院海参成分院成立后，他调任分院的中国部主任。我们很想去看看他们，但是，为了保密，护送我们的交通员不允许，连上街也不许，只好换乘驶向绥芬河边界去的列车。在绥芬河下车后，我们被带到一个设在农村的秘密交通站。先换装，把身上穿的西服、大衣和皮鞋脱下，换上中式的棉袍。棉鞋，带来的东西全部留在交通站，以免途中遇到检查时5；起麻烦，连我随身带的一张李伯到的相片，也只好付之一炬。张闻天还把眼镜也收了起来，生怕打碎了。但细细看，我们两个人的穿戴一模一样，连皮帽子和皮耳朵的两根带子也一样。交通站发给我们每人一根腰带，说缝在带子里的是途中使用的钱，包括三种纸币：从绥芬河到哈尔滨这一段，使用“哈代”（哈尔滨地区流通的代价券）；长春到大连，坐南满铁路，使用的是日本的军票；大连到上海，乘坐中国招商局的轮船，这才通用国民政府的货币。这种状况，正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写照，怎不令人痛心！交通站的同志叮嘱：缝在腰带里的钱是一段一段分开的，用时拆开就是了；钱数比路费多一些，是准备你们到上海后万一找不到组织关系时的生活费用。苏联同志为我们想得真是周到！因为没有护照，我们是偷越国境。在交通站等到天黑，一个苏联向导领着我们，坐了一段马车，然后踏着很深的积雪，翻山越岭，来到一个苏军的巡逻兵哨所。一路上越走越冷，简直把我们冻僵了，直到进人哨所，烤了一会儿火，才暖和过来。当天晚上10点光景，向导又带我们出哨所，从山上下来，到绥芬河附近的铁路旁。前来接应我们的是一个住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我们便跟着他走，张闻天在前，我在后，彼此相隔20步，一句话都不许说。遇到中国边境的哨兵问：“哪儿来的？”向导回答：“山后来的。”哨兵也就不再问了。我们被带到中国边境的一个小镇——五站，这里有家卖一点香烟、火柴的小商店，也是共产国际的联络站。一进去一看，里面的人竟是我们的同学，是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去苏联的。我们在小店里睡了一晚，两个人都睡在柜台上，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站上的同志带我们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临走时嘱咐：到哈尔滨后，在道外找个小店休息，当天晚上就有车去长春。还告诉我们路上怎样买票，要注意什么事情。后来知道，我们走后不久，这个联络站就被破坏了。哈尔滨到长春这段路程，我们坐的是没有座位的“闷罐子”车。当时正是农历腊月底，车上旅客特别拥挤，没有暖气设备，只在车厢中间烧一个炉子。刚上车时，人挤人不觉得冷，开车后，风驰电掣，炉里的火苗越来越小，快到长春时火灭了，冻得够呛！车上没有厕所，只在角落里放一只尿桶，又脏又臭。好在路程不远，到长春后，改坐南满铁路，三等车，窗上有两层玻璃，我们在车上吃了一份日本式的盒饭“便当”，一边是饭，一边有一块卤成鱼，两根卤咸萝卜，还买了一壶热茶喝，这才舒坦过来。在大连住了一夜，买了统舱的船票，就是船底层装货的地方，里面挤得很，进去就出不来了。船在青岛停了两个钟头，我们也不敢上去玩。2月17日，轮船到达上海，我们走出又问又热的统舱。这时，正是旧历新年。张闻天摘了深度的近视眼镜后，一路上步履踉跄。到上海后，他活跃起来了。他是江苏南汇人，懂上海话。我们就在四马路（福州路）附近的孟渊旅馆住下，按约定联络的信箱，写了一封信给宝隆医院的护士钱信忠。就说我们现在已到了上海，住在哪里，我们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我就写个“杨”字。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博古（秦邦宪）来接头了。他说：你们为什么不从欧洲走呢？我们说：共产国际原来也跟我们说过，只是搞护照需要时间，我们既然决定回国了，等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决定走偷越国境的交通线！博古告诉我，李伯到分配在上海的法南区委，做宣传工作，又到一家香烟厂里做工人工作。她比我们先到，也是走的这条路线，但没有交通站照顾，所以更困难一些。我和伯列重逢以后，在新问路益受里租了一间房子，在周围白色恐怖下，安了家，开始新的战斗生活。“左”倾路线下的职工运动我们回到上海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王明已经上台。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被米夫吹捧为忠实于国际路线的“杰作”后，正在党内强行贯彻。他的办法，是在组织上“引进”“拥护国际路线”的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同时，以反“右倾”为名打击异己。在米夫的操纵下，本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沈泽民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王稼祥为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兼《红旗日报》主笔；博古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又接替关向应为团中央书记。王明进人政治局的初期，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那时江苏省委的管辖范围包括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在内，不同于其他省委，用向忠发的话来说：“江苏工作是领导全国的。”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对坚决批评王明的“政纲”是“新的立三路线”的原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进行“无情打击”。同时，又点名要了一批干部，把上海的沪东、沪西、沪中、闸北和法南区的区委书记进行大“调整”，有的调离或撤职，有的降为委员，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刘晓说，从省委到上海的区委，因对王明不满而受处分的有20多人。我在见到博古后几天，有人带我到一个旅馆去见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认识我，见到了就说：你回来啦，你的工作在总工会，张国餐会找你。再过了两天，张国焘就来了，把我带到他家里，跟别人说我是他的表弟。那时，工会工作的处境很艰难。四中全会前，全国总工会党团掌握在罗章龙、徐锡根和王克全手里，由于他们在四中全会前后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发展到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第二工会党团”和江苏“第二省委”，中共中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确定由回国不久的政治局委员张国毒为全总党团书记，我被任命为全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人罗登贤。那时的全国总工会是秘密组织。不久，张国泰、夏底、沈泽民等先后被派到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去，全总党团书记由罗登贤接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张闻天代理（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我便调到上海担任上海“工联会”党团书记，组织部部长是饶漱石，宣传部长姓王，名字忘记了，以后是廖承志。当时的上海总工会是经国民党核准的“合法”组织，被我们称为“黄色工会”，“工联会”是秘密的，称为“赤色工会”。我在上海做工人工作的时间不过半年，没有做多少事。因为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