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陈祥耀：百年回望，心中明哲清如许

↑↑↑《泉州晚报》1月29日第33-34版

开栏语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一座城市的高度，取决于这座城市“大师们”的高度。

泉州文化、经济、科技等各领域中，有许多备受尊敬的前辈，他（她）们不仅在其所奉职的领域坚守一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行和豁达包容的情怀，任凭风吹雨打，依然笃信前行。

在市场经济强势奔袭的时代，他（她）们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以各自的坚守与传承，为后生晚辈撑起做学问、处人世的一盏盏明灯。

本栏目以“口述实录”的形式，通过文字和影像，聚焦泉州各个领域中卓尔不群的“先生们”的身影。他们的性格性情、人生经历、学术成就、社会贡献，以及睿智、善良、欢喜和忧虑，在访谈中渐次呈现。

期待通过他们的回忆，再现泉州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故事。从生活化的视角传扬大师精神，激发人们对前辈们人格、风范、学问的景仰，向以德行滋养风气的大师们致敬，在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的同时，抢救挖掘泉州城市发展的历史记忆。

百岁先生笔耕不辍（木票 摄）

人物简介

陈祥耀，字喆盦（zhé ān），1922年生，泉州人，祖籍惠安。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知名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担任《清诗选》《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主编。其着作已刊行的有《五大诗人评述》《中国古典诗歌丛话》《喆盦文存》《喆盦诗合集》《唐宋八大家文说》《清诗精华》《哲学文化晚思录》《喆盦书法选》《陈祥耀文史类稿》等。

采访人物：陈祥耀

采访记者：颜瑛瑛

（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人提供）

近日出版的答问录《百年回望一书生》中，您对自己生平读书研学的情况作了简要的回顾。但这本简薄的小书对于您一生治学道路是无法详细表达的。我们今天的访谈，不谈学术高山，也不深入专业问题，想请您以纯粹的“前辈”身份，忆往漫谈自己的价值观及处世哲学等，为后学提供一些人生箴言作参考。

1.您的童年适逢我国新旧教育交替时期，能跟我们说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泉州儿童的启蒙教育是怎样的情况？您自己是如何“过渡”的？

祥老：当时的风气，不是人人都读小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还是选择让孩子读私塾的，因为小学学的字少，不如私塾教的多。当时的小学分高、初两级：初一册至初八册四个年级叫“初小”，高一册至高四册两个年级叫“高小”。

泉州当时好像停办了公立小学，只有私立小学，每学期都自己招生，自聘校长和老师。经费大概靠收学费和由董事会、政府补助。抗日战争后有了公立“中心小学”和“国民小学”，大概全由政府负担，校长和教学人员也由政府委聘。

当时泉州城最好的小学是西隅小学和佩实小学（后来的通政小学），这两所都是名校，校长和教师都是教育界有资望的人，但年龄较大，社会、家务事较多，教学不可能太用力，所以学习气氛不热烈。“西隅”校舍很好（曾兼办过中等师范班），学习环境较宽敞。“佩实”校舍窄，学生又特别多，课堂很挤，教师上课难以照顾周到，学习环境更差。

我在西隅读了两年，在佩实读了一个学期。后来有个“孟群小学”（办在现在的花巷）学生，向我介绍他们学校的学习情况，较合我的心意。虽然是家后来办的不着名的学校，我也想进去试读看看。这个学校学生少，课堂不挤；教师多较年轻，虽然资历和学问根基较浅，但因怕丢工作，教课都很用力。国语老师鼓励学生写日记，并给修改，文课以外常向我们介绍新书并讲解内容，有的思想较进步，介绍得比较深，比如蒋光慈《少年漂泊者的泪》，这本书在艺术上很平常，但是小学生看很感动，一个苦孩子的经历，大家看了都流泪。还有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及其他国外名着等书都介绍给我们看，我感觉学习兴趣较高，就在这个学校一直读到毕业。

这使我有个感观：小学的教学效果，主要看教师肯否用力，他们的资望还在其次。这大概也跟所谓的“朝气”“暮气”的差别有关吧。

百岁先生回望历史（木票 摄）

2.您是如何与国学结缘的？近年来，“国学”成为早教中的热门培训课程，您如何看待“国学从娃娃抓起”？

祥老：我认为从小读一些国学经典着作是有好处的，但这也要看各人的学习条件和兴趣，我并没有提倡“国学从娃娃抓起”。

我九岁才上小学。那时候新文化运动开始，提倡“白话”了，不太强调国学文化。当时小学的课本比较浅，很多人在念小学以前都念过私塾，或者在家读过一点古书，所以识字不少。我五六岁时起，我父亲便教我读《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昔时贤文》《论语》《孟子》等书。这些书都算是国学经典，虽然给小孩子读，但内容都有关大人的为人处世。

《三字经》是最好的小学生“百科全书”，包含了各种知识。民国时期，章太炎先生曾经修订过一个版本，减少了里面的一些封建思想糟粕，我觉得那个版本很适合孩子阅读，后来不怎么流传，很多人不晓得。《千字文》教你认字，把一千个字编成有押韵的文章让你念。我入小学后又自学了《大学》《中庸》，在小学阶段就读完了“四书”。

我为什么会喜欢古文，那时我有位在惠安的堂伯父，常来泉州我家住。他读私塾的时间不长，文化水平并不高，但读古文的声调特别好听。有一天，他念一篇欧阳修的《秋声赋》给我听，我听了大感欢喜陶醉，就到当时的南俊巷桂坛巷口一家清末传下来的旧书店买了两部“大部头”《古文精言》和《古文析义》来自学。

我对古典文学的学习，与当时社会上的教育气氛与家庭的处境和条件也有关系。因为自己的兴趣，跟古文发生因缘，念古文非常好听，读古诗非常好听，其中的意境自己也晓得。这大概是古典文学本身成就的吸引力的影响。此外我对这种学习的强烈兴趣和终身志向，可能与我个人的生理、心理素质有更重要的关系。

青年时代的陈祥耀

3.一直以来您对“国学”都有一种难舍的情感，可以说“国学”是您追寻的方向，书艺方面，您也是从小开始锲而不舍，想请您谈谈“立志”的话题，“信念”对人影响是否至关重要？

祥老：学好一种学科，“志向”与“兴趣”两种缺一不可，但“兴趣”必须在“志向”之前，才会自觉地、终身地对所学科目乐此不疲，锲而不舍。

人家把读书当成劳苦，你觉得很快乐，这就是兴趣。

没有兴趣，志向的基础不稳定。兴趣没有志向来引领它，又会走歪路或者中断。所以要在某一个科目上研究成为终身追求的目标，你必须有很强的兴趣，同时又要有明确的志向，两种力量共同成就。

我过去也没有想生活要走什么道路，什么道路才好，就是凭自己的兴趣一直走下去。

腹有诗书气自华

4.在您看来旧式教育是否也有些可取之处？

祥老：旧式教育主要是“灌输”式的，没有谈全面发展这些新的教育理念。当时人认为既然没有科举考试，小孩子念点书识点字，能够去做工商、做各种工作都可以，因此教育方面家长和学校都没有过多要求。

旧式教育的可取之处，也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改进。比如私塾时代的教育注意“背诵”，学校时代就不注意这点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一般人认为小学生读书只背诵、不理解，是违反教育原理的“读死书”，泉州人叫“唸书歌”。我的老师吕思勉先生说过：“教幼童，只背书，不使了解书意，是最不讲方法的；但对学旧诗文的人来说，又是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法’中的‘好法’。”只有像吕先生这样“博学强记”的老学者才有这样的经验，才能说出这种他人说不出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幼年背书，最符合年龄特征。我们幼年背“乘法表”，“唸书歌”似的背了起来，终身不忘；长大才背，恐怕没有这样的效果了。幼年记忆力好，背诵时不理解其意，长大后会随着知识的增加，逐步加深理解的；长大后理解力提高，记忆力却因事杂、记杂而逐渐退步了。

我的经验：15岁以前背的书能记得长久，15岁以后以至20岁以后背的，就不容易记久了。从民国时期到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都很少背过书，使他们在学习上存在一定的缺憾。

5.您曾经就读于泉州的“梅石书院”，后来改名为“昭昧国学讲习所”，这学校的学制如何，是专学国文的吗？

祥老：“梅石书院”在泉州城北（今泉州一中内），明宪宗时江西吉安府永丰县状元罗伦，号一峰，刚正不阿，由朝官贬谪泉州任市舶使，心情抑郁，常在城北净真观聚众讲学。泉州人为了纪念他，于嘉靖间在净真观旧址建“一峰书院”，后因院前有块大石，状如梅花分五瓣，改称“梅石书院”。数经废兴，多做别用。民国十九年（1930年）泉州士绅吴增等先生，修葺该院，准备作讲授“国学”场所，初拟仍名“梅石书院”，省教育厅以当时学校都不取名“书院”，乃改称“昭昧国学专修学校”，过一二年又以其预科收小学毕业生、正科收初中毕业生，是中专性质，命改名“昭昧国学讲习所”。所长吴增先生，是前清进士，着有《毛诗订诂》《泉俗刺激篇》《番薯杂咏》等书。厦门大学初办时，请他为中文系主任，以普通话讲不好不敢应聘。

1936年我小学毕业，因兴趣关系，不进初中而投考该校，考试成绩优异，被破格录取正科。正科的主要课程有模范文、诗选、读经、中国文学史、文字学、音韵学、作诗、作文、诗学、历史、地理、国画、书法等。教师为前清的科举人物和附设于厦门大学的“集美国学专科”毕业生。

“昭昧国学讲习所”因为是私立的，招生设课都比较自由、复杂。如教材用大学课本；初期特科有部分高中生，我们正科班也有外地来的高中生，甚至有上海艺专毕业再来就读学生，也有长期读私塾，较短期读学校，而来校就读成为高材生的。总之，教师选聘和教学水平都不差。我读“国学”，是想学古典诗文的，但中国旧学，文史哲不分。我小学时也看一些新文学书，因此就学科牵连，界限不分，买着看。书就涉及新旧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诸方面了。

这时期“昭昧”的老师对我有启发影响，不止一人。如杨山光先生等。

我认为培养一些能掌握所谓“国学”的传统文史哲基本知识，并真正会深入欣赏旧体诗文、写作旧体诗文的人，非办一种能培养类似“偏科生”的学校不可。这种学校招考对旧体诗文有特殊兴趣的学生，只读“国学”和外语，不读数理化，从初中读到大学毕业，才能成才。学校数量可少，招生数量可限制，但又确实要有这样的学校。

1938年下学期，昭昧改办为中学，分高初中两部，高中部校长杨山光，初中部校长张祖荫。我被分配在高一年下学期就读。开始仍在城内上课，后避敌机轰炸，迁校北门外杨塘乡。高中部于1940年停办；初中部再不久迁回泉州梅石书院旧址，1942年改办为晋江县中（今泉州一中），政府另派蔡樵生为校长。

6.虽然每个时代的文学表现形式都有不同的特点，但您认为现代人还是应该学一点古文，能否谈谈您在学习古文方面的心得？

祥老：我国古代的“文言”，是一种提炼的“书面文学语言”，极富音乐性。我在《我国古代散文三种特殊的语言功能》中，曾总结它有三种现代白话文所不能达到的功能：第一，是可以朴素直陈而不会失去文学感染力的功能；第二，是由语言的倾泻所形成的气势雄伟的功能；第三，是由语言的音节所形成风神跌宕的功能。现代散文也有“古文”少见的功能，娓娓道来，情理交融，如话家常，却有至味。

我自己在长期的古文学习中总结出这样的心得：写“文言文”，短句、偶句、说理可学魏晋，长句、奇句（单行句）、抒情宜学唐宋；两者相融，可得兼美。要说新理，章太炎、严复都极为可学，但要去其“古奥”；梁启超亦可学，而要去其“繁冗”。章、严二人在民初被视为复古派，严因生活颓废被新文化派视为落后人物，但我觉得自己知所取舍，学习时不计较这些。

7.从事数十年教育事业，您如今桃李芬芳，在教学方面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祥老：我自己一生治学的体会：其一，教师讲课，必须按照《大纲》讲透重点，完成进度；不可拉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逸闻求生动、新鲜以博学生的欢赞，而使他们不能明确、深入地掌握学习重点，长期受用；大学老师尤其要抓紧时间，不要一门课只教半截。总之，教学要为学生设想，要扎实；不要为自己讨好于人设想。我的经验是：在校时受学生赞美的教师，不一定是好教师；数十年后还受学生感念的教师，才是真正的好教师。我多次碰到老年学生谈这种事，才有这个体会。

其二，分析文学作品，我一生只得八个字经验：“浅者深之，深者浅之”。作品的深刻性，要讲得明白易懂，以自己的“昭昭”，使人“昭昭”，不可以己“昏昏”，使人“昏昏”。“浅者深之”，比之前者，相对还较困难。因为作品看似平淡，你要多方面、多角度、大小不遗地把它的优点、深刻性找出来，是更费力的事。

8.您小时候是如何与书法结缘的？后来又是如何精进和提升的？

祥老：我大约是六岁时便学写毛笔字。初学“描红”，即由父亲牵着手用黑笔在红色簿本上按字描写，其本即全国通行的笔画少、字易识的“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等文句的册子。很快就转入“描黑”，即由我父亲写黑字帖，套入稍能透明的薄竹纸本子上让我对着描；再不久，便“描帖”，仍用薄竹纸压在各家通俗字帖上描写。我初描的是黄自元的字帖，黄自元的书法学欧阳询，我与“欧体”结缘从此开始。后来，我父亲又买一本石印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帖给我，大概价钱稍高，怕受玷污，要我对看“临写”，不要描黑，这是我学字由“描写”转入“临摹”的开始。“临摹”时间较久，欧字为典型方笔，我以后字中的方笔，受其影响。高小时，我自己买了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帖来临，学他的圆笔与竖勾和捺笔的燕尾。学赵孟頫字因买到《寿春堂记》喜而学之，爱其飘逸轻快，窥其平扁用笔之力；学董其昌字是从别人家中买到的旧拓残本两种（一是董书，一是王羲之《十七帖》），爱其韶秀淡雅，窥其肥瘦转换之神。此时各帖分学，不取融合。

陈祥耀先生的书法作品

到了“梅石书院”以后，图书馆跟前辈的借阅，教师的指导，同学的交流，书店、裱褙点和藏挂人家的诸多字帖、字幅令我眼界大开，于是兼学汉隶、魏碑。由“帖学”而兼治“碑学”，由“分模”而想走上综合。以后想在翁同龢的基础上综合颜、欧、赵、董，又做不好；想学赵之谦而稍变其笔法，也学不到家。勉强“厚颜”自评：“书学稍富而书功实浅。”富指看的字帖、字体较多；模仿评判力较强，看字能背学多种。浅字指练字功夫少。积习难改，时间都被看书兴趣所夺。不能集中精力去补救，缺点不能好好改进，只能慢步前进。

好在理想之境虽永远不达，而自强之心尚在我不息。是个“老学”无成而不停求进的人。

9.您记忆中过去泉州的书法氛围如何？

祥老：科举时代，书生写字想应考，要合朝廷的口味。康熙好董其昌书，乾隆好赵孟頫书，光绪好欧阳询、颜真卿书，故清代书生多学董、赵、欧、颜体，又因时而变。我居住泉州，科举废除还不算久，其名流尚有存者，余风亦未尽变。我们少时学书，看市街牌匾、名胜木石刻字、装裱店裱褙和出售的条幅，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当时泉州观东巷有一家叫“石室居”的老店，世传刻小字公家碑版（如《重修承天寺碑》）和私家《墓志铭》，都留下搨本出售。世家子弟藏其祖先为人写碑写铭的搨本，也是我们学书的好资料。从市上匾额和庙宇联文看，吴舲南写赵体大字、曾遒写颜体大字、林翀鹤写较小的董字，最多最好。

10.泉州是世界宗教博物馆，您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民间信仰特别繁盛的地方，对这一现象如何看待。在这些信仰文化中您心目中是否有相对偏爱或欣赏？

祥老：宗教过去有它的历史作用，现在还有它的社会作用。泉州自古是各种宗教兼容并存的“宗教博物馆”，以此着称于世。我从小是个无神论者，所以不信宗教。我想到那些庙里的神仙每天要面对那么多人，要有几千几万个助手才能应付这些工作，有的人有隐私的话也不敢大声讲。神明还要很快做出判断给出一个结论，一个神明如何接受几千几万个人同时提问？所以我感觉有神无神都是人头脑里想的问题，从小就怀疑。

但是有个矛盾之处，我虽不信神，有时又希望有神，因为有神可使有些恶人怕死后得到恶报而稍收敛作恶。

但对现实人生的问题我很关注。因为现实世界总有人对世界、人对他人、人对自然环境，人生最后的归宿这些问题总是跟人有关，是我们要考虑的。

陈祥耀先生出版的部分着作

11.您曾经说过您对文学、哲学的研究本有同样的志趣，哲学是如何进入您的研究范围的？

祥老：我小的时候，在今东街的警报台，那个地方原来有个图书馆，叫“晋江群众图书馆”。我在那里看书时，知道了当时全国范围内有一场关于人生观的论战。一派以胡适为主，主张人生观是科学的道路决定的，所以建立人生观就要相信科学。另一派主张人生观不可能完全由科学来决定，属于哲学范畴。哲学的问题科学不能完全代替。那时候起我就对哲学很有兴趣。

后来我看梁漱溟的书，《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我看了以后很佩服。他说西洋人是按自己的感情和意志需要往前发展；中国人是讲究调和、适中。中国人很智慧，但早熟。所以中国文明发展到中间的时候，就停在中途不前进。说不要太注重物质，要停下来修养内心。因此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于外国；印度的思想是往后退，感觉到人生是痛苦的所以走闭关的道路。我看了以后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又看了很多哲学的书。

到上海读书以后，我又受到教授的影响，眼界更宽阔了。我的老师胡曲园，后来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跟我很要好。他跟我说如果没有研究到康德的哲学，就不算学过哲学。康德的书是最枯燥的，但我听他的话去看了康德的书，受康德影响非常大。进入康德的哲学之后就好像进入汪汪大海，回不来咯。

哲学问题引起我很多兴趣和质疑的观点，以上可以算是我研究哲学的三个阶段。

我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但也汲取了道家、佛家的部分思想。儒家观念太早熟，这一点似乎影响了它的发展。儒家不懂得研究自然科学的特殊作用和功能，因此特别注重灵魂科学，注重身心修养，不注重物质发展。

但物质发展，要有明确、正确的目标才好。有时候物质文明进到一定程度是可以停顿的。因为人类生活不需要太奢侈。科学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需要调整，或者转弯。

我喜欢看佛学的书，因为里面有很多哲学问题是我感兴趣的。道教也是宗教，不同于道家，两者不能相混。我接受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但是反对片面的个人主义；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就学习辩证法，但认为接受它的主要精神，要抓住“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规律。公平、正义的社会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但我还要求安宁第一、享受第二；生活在庸俗、低级的“花花世界”的文化环境中，失去传统的和谐、安适的心灵，虽富且贵，日子也不好过。

12.您当下的哲学观是什么样的？

祥老：我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但客观性是会变化发展的，因此我谨守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研究什么东西都要研究它的时间地点条件，然后衡量它对不对；第二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绝对化。我用这个方法来治学，所以不走极端。我们就把存在视为第一性，存在后面的东西不要去管他。你只要按照现象世界的要求去做就好。

我是在看了大量哲学书籍之后才有了这样的信念，因为你没有经历没有思考，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13.人生的意义和终极目标，是普遍且永恒的哲学话题，您可曾思考过？

祥老：宇宙从何而来，向何处去，古今科学和哲学尚不可知。人生的终极目的、认识，去取不可能一致。不谈终极，招徕悲观；做好今生现实，保持一定乐观，一定的“善”与“善的贡献”，可能是相对圆满的态度。有人要借宗教作终极安慰，有人只以现实认识的“道”作为人生信念。各行其是，克己待人，不损人利己，就可安生乐世，自强向上。没有终极信仰而放纵，是庸人，是做坏事的思想根源之一；有学识，有修养的人，可以避免这种可怕的堕落。

【编辑：黄玲】

（作者：颜瑛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