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史话》（严恩棫曾在该校任教）

蒋钦挥（执笔）林宁 陈一平 唐润华 黄小姗图片提供 贺祖祯 农如松目录一、创办西大 校址定梧州军阀混战 学府遭祸殃二、初具规模 难为马君武触犯当局 被迫走他乡三、梧州被炸 师生迁桂林抗日救亡 寸草报春晖四、难忘旧恩 再度请马公双喜临门 省立改国立五，学以致用 乃立校之本礼聘名师 为事业之塔六、湖南失守 避难走融县桂林不保 再迁至榕江七、八年抗战 终于得胜利校园被毁 暂住鹧鸪江八、重整旗鼓 师生返桂林反对内战 学生巧斗争九，山雨欲来 “六。二”大游行黑云压城 “七。九”抓学生十、欢庆胜利 西大得新生薪火相传 桃李满天下一、筹办西大 校址定梧州军阀混战 学府遭祸殃广西大学的历史，风雨兼程，走过了80年，它与中国历史共呼吸、同命运。重温广西大学的历史，可知旧中国办学之艰难，可知求学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学习机会。1927年冬，广西省政府决定在梧州筹办广西大学，校址定在梧州的蝴蝶山。校区范围包括蝴蝶山里面全幅，外自桂江大学码头直上脊岭起，内至官丈塘河口模范监狱对面岭脊止；上至山顶分水，下至山脚暨山拗内，附属水田、池塘、旱地，均归属之；还包括三角咀河滨公园背后牛栏冲附近。今天的梧州学院西校园、梧州高中及梧州中学的一部分等，均属当年广西大学的旧址。创办广西大学的宗旨，是方便八桂子弟入学，为广西建设培养人才。早在1920年，粤军击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还是一些默默无闻的下级军官。但1925年，他们汇合各股，从六万大山杀将出来，击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夺得了广西军政大权。到了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使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革命战争归于失败。这时的李、白、黄、黄，已分别在上海、武汉、南宁等地，登上中国的政治大舞台：白崇禧任上海卫戌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局主席，黄绍竑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任第七军参谋长。这些年轻的广西统治者，史称新桂系。他们雄心勃勃，在军阀混战、弱肉强食的年代，当然想加强广西经济和文化建设，巩固已取得的政权，争取以实力与各路军阀抗衡，这是新桂系梦寐以求的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李、白、黄、黄环顾邻省都有大学，唯独广西没有高等学府，八桂子弟负籍京、沪、粤、汉各大学攻读，多感不便，为了培养建设广西的人材，于是，筹建省立广西大学提上日程。广西有学堂之名，自清光绪戊戌（1898年）始，堂址在桂林文昌门外。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巡抚黄槐森奏建体用学堂，规略仿广东广雅书院。课程则因经济科所举，内政、外交、理财、经武、考工、格致六事为目。经费岁支万金。聘前台湾巡抚唐景崧主讲席，知府陈寿琯提调堂事。1901年9月，清政府下兴学诏谓：“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于是，广西于1902年由巡抚丁振铎重改体用学堂为广西大学堂。1903年 (癸卯)，学部鉴于各省大学堂成立以后，学生来源与程度颇成问题。除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外，将各省初办的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1904年(光绪三十年)，巡抚柯逢时重修并遵钦定学堂章程于3月改设广西高等学堂。到1913年，又有“大学堂预科”的名称。清末民初时期，广西全省只有1200万人口，2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当时田野不辟、森林不盛、工业不兴、矿产不开、交通不便、财货不富、民智颇低、文化也较落后。及至1924年，当时任西江善后处处长的李任潮（济深）打算在梧州市蝴蝶山上办一所高级中学，为此他曾和留美回来的盘珠祁硕士商谈过，而盘珠祁则主张办一所大学，并力陈种种理由，终于获得李任潮点头称善。这李任潮，大名鼎鼎，不得不提。他名李济深，梧州市苍梧县大坡乡人，曾任广东军队师长兼第一军参谋长，1925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1927年以后，任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对家乡新一代军人崛起的培植不遗余力，被称为新桂系成长的“摇篮”和“保姆”。解放后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位广西老乡当然希望能在他的家乡梧州办一所大学。况且，当时广西省内的父老，尤其是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逐渐感觉到需要新的知识，从而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学习新兴的科学技术。为此，他们自己或者遣送子弟，远则就学于外国，例如马君武、盘珠祁等，就是广西第一批出国留学生；近则就读于他省，例如，1925年，北京师范大学曾为广西省代培师资，开办特别班，由广西省当局选送学生并拨给补助费；在这前后，省内青年纷纷前往广州、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地读大学。不言而喻，这样远途负笈，费用浩大，出外就学者绝大多数是中产或中产以上人家的子弟，到省外求学的人数也很有限。而且，学成回省服务的人数更是寥寥无几。按照当时广西的工、农业生产和矿产资源开发的情况来说，人才匮乏是很明显的。有鉴于此，广西有识之士酝酿兴办大学的想法，逐步得到各界人士的赞同。1925年(民国十四年)，以李宗仁、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统一广西以后，除了军政之外，对民政也大加整理。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初成立，自顾不暇，对省政尚无划一办法。广西乃自创一名称，曰：“广西民政长”，由黄绍竑担任。当时的组织，最高级为“民政公署”，署内设“政务会议”，为广西省最高的政务机关。当时新桂系表示拥护国民政府，而事实上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更无心过问广西的军、政事宜。因此，广西在此全国政局动荡之时，竟形成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一切法令、规章悉由广西自行拟定。直到1926年夏，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后，“广西民政长”制度才取销。对广西省政府行政方针，1927年1月17日广州政治分会议决：(一)刷新吏治，(二)废除厘金，(三)振兴实业，(四)整顿交通，(五)扶助各阶级民众。在第五项决议中有5个细目，其第一个细目是“甲，增加教育经费，设立广西大学”。1927年4月15日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省政府委员有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戛威、黄蓟、雷沛鸿、朱朝森、伍廷飚、俞作柏等9人。黄绍竑由国民政府命令特任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当时、新桂系掌权的广西省政府对于整顿广西的教育也不遗余力。为培植建设广西的人才，1927年冬间，省政府决定在梧州筹办省立广西大学，并由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邀请本省籍留德工学博士马君武(当时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校长)回桂一起筹办，正式成立省立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公推筹备委员11人：黄绍竑(任委员长)、马君武(任教务主任)、盘珠祁(兼美洲特派员)、黄华表(任建筑主任)，陈柱(兼国内特派员)、雷沛鸿(兼南洋及欧洲特派员)、岑德彰、苏民(任总务主任)、刘宝琛(兼美洲特派员)、邓植仪和凌鸿勋。其后，因苏民常住南宁未能到梧州任事，改为岑德彰任总务主任。岑德彰到梧州十余日即返上海，以后不再推举总务主任，一切校务由马君武兼理。对于如何开办广西大学，开始时就有所争论。有主张分设数院，如同当时的交通大学分设在北京、唐山、上海等地；而多数人则反对一校分在几个地方办学。不赞成分散办学也有以交大为例子作说明：“交大是用交通部款项开办的，初期经费足以维持交大在三个城市办学，但是，后因款项的来源问题，交大乃不得不三合一了。”盘珠祁认为广西开办大学经费既不充裕，广西大学又没有历史上的关系，没有必要设立几个分校办学；而且，各分校隔离太远，管理不便。马君武更考虑到聘教授的困难，如校址设在交通不便的地方，名教授不肯来，所需教学设备和图书仪器等采购运输也有困难。由于马、盘等人力陈分散办校之弊，而主张以集中一地建校为佳，筹委会最后选定广西大学校址在梧州市河西区蝴蝶山一带。由广西省政府聘马君武任校长，聘盘珠祁任副校长。马君武于是日宣誓就职，而盘珠祁当时游欧美未归，至翌年4月回国后始就职。广西大学首任正副校长由他们担任，深庆得人。开始筹办省立广西大学时，广西省政府预定开办费仅40万银元，但事实上“开办伊始，百业待举”，这40万银元的开办费实不敷用。于是，由盘珠祁代表筹委会赴广州，与正在那里养病的省主席、容县老乡黄绍竑磋商，结果得到黄绍竑同意把开办费改为100万银元，并附以“倘若不足再加”的诺言。广西大学创校基建设计除大规模的开山填土，修筑道路，环山建筑校舍外，并把早年准备办高级中学原有的一些建筑改为大学使用；还计划新建“双十”校门、管理厅、图书馆、数学馆、化学馆、农学馆、矿冶馆、预科教室等十多幢建筑物。按筹办广西大学时的决议，拟开办文、理、农、工、矿五科，招收四年制大学本科生；后以师范应独立设置，遂废文科。又因当时省内高中毕业生不多，故在西大成立时，先办三年制预科，招初中毕业或高一插班生，为以后发展本科、保证学生入学水平打好基础。预科课程设有国文、英文、代数、平面几何、矿物、物理、化学、本国历史、外国历史、本国地理、外国地理、卫生、体育等。马君武校长聘请第一批学识渊博、学有专长的教授计13人。他们是白鹏飞(兼校务长)、马名海(兼教务长)、蒋继伊(兼总务长)、龙伯纯、严恩棫、黄叔培、周楚生、黄方刚、陈荫仁、刘尔题、曾昭桓、周萃机和张钦五；还聘有助教9人，他们是石文质、王厚有、郑宗瀚、陈福薰、万孝骥、黄友敝、潘令华、唐数躬和易昌淦。当时，教授们除白鹏飞外，都担任预科班课程。如马名海教物理，蒋继伊和周萃机教化学，龙伯纯和张钦五教国文，严恩棫教矿物，黄叔培教平面几何，周楚生教代数，黄方刚和陈荫仁(兼《中国评论》英文版主编)教英文，刘尔题教植物学，曾昭桓教历史、地理。1928年l0月10日，广西大学正式开学。当时的校名是：广西省立广西大学。这是广西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广西大学校址为何要选在梧州？一是梧州校址的环境好。蝴蝶山当年虽然荒山野岭，坟冢垒垒，还到处布满许多不整齐的壕沟；但此处形势绝佳，位置亦好，只要人工整理，可成为一良好学区。后来事实证明，经广西大学辟为校址，由马君武、盘珠祁正副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劳动建校，经过建校期的大规模开山填土，修筑道路，整治环境，刻意经营几年之后，蝴蝶山遂变成风景幽美，林木葱郁，楼房掩映，道路平阔，书声朗朗，弦歌四起的校园。加上鸳鸯河江水静静流淌，实在是优美恬静，是一个理想的读书处。二是梧州虽然不是桂系军阀的省府，但因地处粤、桂水陆交通咽喉，在铁路未修、公路不甚发达的当时，梧州实在是广西对外交通的大门。当年，梧州交通以航运为主，每天有各班轮船开航南宁、柳州和广州、香港；陆路交通只有苍容公路，由苍梧县戎圩至容县。“取其交通便利，本省学子皆可顺流而下，外籍教授亦可溯江而直达”。三是梧州市居西江上游，地当浔、桂两江交汇点，一直是西江流域物产的集散中心。梧州离广州、香港颇近，晚清以来，是广西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商品经济发达，财政收入占广西很重比例，且文化教育事业素为全省之冠。另外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便是1920年以前，广西旧军阀岑春煊、陆荣廷统治广东达数年之久，如今设校梧州，可以就近网罗人才。新桂系当然想旧梦重圆。首任校长马君武博士，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科学家、教育家。副校长盘珠祁。二，初具规模 难为马君武触犯当局 被迫走他乡广西大学开办之初，由于生源不足，且当时中学教学程度低浅，高中生又少，故先开设预科，补习3年。所以，学校仅有预科生369人（一书说“只有农、理工、矿冶专科生280余人”——笔者注）。马校长在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感慨激昂的讲话，他说：“现在，广西终于有了自己的大学，我们不必去外省读书了。学校请来的老师都是全国知名的教授，希望同学们勤奋读书，不要辜负广西父老的殷切厚望。我们提倡‘锄头主义’来建设美好的校园，有了‘锄头主义’才能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担负起建设广西的任务。”可惜好景不长，马校长的“锄头主义”敌不过武人的枪杆子。广西大学开学不到一年，一场灾难正在全国兴起，那便是军阀混战。请看开学前后的全国局势：1927年10月，发生了蒋介石、李宗仁与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 1928年4月，又爆发了蒋、桂、阎、冯与张作霖的战争；1929年4月，爆发了粤桂战争。在粤桂战争中，桂军攻粤不克，蒋介石先发制人，先后在汉口、北平、广州驱逐桂系势力，不但李、白被赶回老巢广西，还把黄绍竑拉出了桂系阵营；1930年，广东军阀陈济棠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调兵进攻广西梧州，一直打到南宁，李、白、黄败北。连年内战，直杀得中国半边河山天昏地暗，不知死了多少无辜百姓，毁灭了多少人民的财产，当然，也毁了多少青年的求学梦。在消烟弥漫的年月里，刚刚开张才一年的广西大学，因经费无着，只得于1930年停办。马君武校长不得不回到上海。在这场粤桂战争中，广西大学曾将贵重仪器装箱，寄存在梧州美国人1922年开设的思达医院（现梧州市工人医院），战争结束后，收回时却发现丢失做试验用的白金锅50个，重1500克，白金丝一束，重40克，显微镜11座，切片机一架，共丢失总值银毫4万5000余元的仪器。直到1934年4 月，才侦知失物所在，原来是受托保管仪器的那位院长先生，以为广西大学再无恢复指望，起了贪财之心，将这些仪器偷运到了香港。于是，马君武派马名海院长等人前往香港领取失物，但白金丝与显微镜2座已失。这场战争，直到1931年国民党粤系元老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陈济棠乘机反蒋，于是两广重归于好，握手言和。5月，粤军退出梧州，李、白、黄才恢复广西地盘。广西政治委员会议决定恢复广西大学，仍聘马君武、盘珠祁为正、副校长。随即请当时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校长的马君武和在香港的盘珠祁回梧州主持校务。但好事多磨，7月14日，广西大学已发出布告招生，定于8月17日考试，孰料广西省政府竟于8月20日决定停办广西大学。马、盘两人为复校事，电请李宗仁、白崇禧收回成命，广西各县也为此发出通电。9月初，马君武参加省府座谈会，力主续办广西大学，以应广西建设之需。省政府才于9月2日收回停办成命。1931年9月15日，西大开始复课。在恢复开学的典礼上，马君武校长表示：“把西大弄好，是我一生的事业。”他希望新来的学生，自己爱惜自己，要勉励自己“努力把西大弄成国内有名望的大学，以对得起全省父老”。并亲自撰写“勤恳朴诚”的校训和校歌，校歌歌词是“保卫中华，发达广西，是我们立校本意；为国牺牲，为民工作，是我们求学目的。努力，努力，大家一齐努力，求得知识，练好身体，更遵守严格纪律。努力，努力，大家一齐努力，对内团结，对外抵抗，为祖国奋斗到底”。当时，学校行政组织分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各处下设各小组。院系有：理学院一年级一班，预科三年级9个班，共有学生588人。1932年9月，理学院成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个系，并成立农、工两学院。农学院分农学、林学两个系，实习有农场和林场；工学院设土木工程系，次年增设机械工程系，实习有机械工厂。1934年秋，工学院又设采矿专修科。马校长亲自兼工学院院长，盘珠祁兼农学院院长，马名海为理学院院长。1935年9月，广西大学将矿冶专业改为采矿冶金系。生物系因两年来无人报考，事实上并未开班。自此，全校理、农、工3个学院9个系，其中理学院有学生114人，农学院136人，工学院202人。另，附中学生350人，总计802人；有教职工90人，其中理学院30人，农学院23人，工学院23人，附中专任教员8人，语言科教授、讲师6人。学校开办费为100万元，1931年复课后，5年经费由每年20万元增至到28万，临时费年近20万元。到1935年底，校产共达1亿2000多万元。说到广西大学初具规模，不能不感谢大名鼎鼎的首任校长马君武博士。这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先生，在当时算是广西乃至中国了不起的人物，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科学家、教育家。在中国教育界，有“南马（君武）北蔡（元培）”之称。1927年，广西大学创办时，马君武任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首任校长。他会日、德、法、英4国语言，学识渊博，通古达今，中西学术，兼容并包。除了在自己的专业——工科方面造诣极深外，对动物学、地质学、矿物学、农学、商学以及哲学、社会学、文学都有一定的研究。他先后翻译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起源及其类择》，黑格尔的《一元哲学》，以及斯宾塞、卢梭、密勒、托尔斯泰、席勒、拜伦等大家的作品；自己著有《动物学》、《地质学》、《植物学》、《德华字典》、《达尔文传》、《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等。他还出版过自己的诗文集，诗以宣扬爱国主义和鼓吹新学、新思潮为特色。他的一生可谓著作等身。但是这位文化界的巨人，少年时代却十分贫寒。他是桂林人，祖籍却是湖北的蒲圻。曾祖父马丽文，道光初年的进士，累官至广西思恩府（今武鸣县）知府，旋死于任所。祖父马光吴家贫不能归，便流寓桂林。父亲马衡臣，做过广西恭城、平南、荔浦、马平等县府的幕僚。这幕僚相当于为地方官办理文书、钱谷的书记员，属于佐助人员，或称师爷。因此，马君武算是出生于一个封建小知识分子家庭。1881年7月17日，马君武生于恭城县，原名道凝，字厚山，17岁时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改名为同，字君武，两年后改名和，后来只用君武。7岁时，他在桂林盐道街关帝庙读书，老师汤荫翘出三字对“鸡唱舞”，马君武在小本子上写对“鸟鸣春”。可惜少年丧父，10岁时，父亲在马平县（今柳州市柳江县）病故，家道中落，家境益困，一家只好寄住舅父诸嵩生家。少年的马君武“课余与其妹助母缝衣边、插爆竹引线，以维持生计”。后来诸嵩生到阳朔当幕僚，他随舅舅到阳朔读书，课余帮舅舅抄抄写写。想是一些琐碎的东西，马君武觉得兴味索然，只因颃皮嬉戏，不听教诲，被舅舅送回桂林。母亲怒甚，“大施夏楚”。没想到应了桂北那句“棍子头下出好人”的俗话，母亲这一顿痛打，竟使他痛下决心，“拼命读书”，“立志做人”。这一年他12岁。如果马君武只是这样发展，也不过是“少年聪慧”而已，但他在以后的日子里，结识了中国政坛在野的顶尖级人物，可谓得到“高人”指点，才有后来的一番事业。晚清有唐景崧者，灌阳人，因入越南为刘永福筹划抗击法国军队，并任过台湾巡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国人坚决反对，台湾绅民推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唐由于抗法、抗日，名满中国，后来寓居桂林。马君武16岁时第一次见到他，以十分敬佩的心情向他深深作揖。唐景崧夸他很有才气。没想到3年以后，光绪帝变法图强，广西在桂林开设体用学堂，唐景崧出任校长，马君武前去投考，名列前茅。唐校长勉励他以科学救国，学好英语、数学，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从此，马君武才有机会睁开眼睛看世界。后来，马君武到了新加坡。当时，中国变法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也逃亡在此，经友人推荐，马君武谒见康有为时，才20岁，执弟子礼甚恭，“请教国是”；次年冬，得东莞知县刘德恒资助，赴日本留学。这是广西的第一批留学生。他在日本结识了梁启超，但他到中年以后，其政治观点便与康、梁分道扬镳；他在日本学习期间，经友人引见，又结识了寓居日本的“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并为孙器重；到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他被推举为秘书长，与宋教仁、黄兴、陈天华等6人，起草会章和文件。当时才25岁的他，一心热衷于社会改革，可谓非同一般的热血青年。但这一年，日军攻占我旅顺，两国关系紧张。日本文省遣送中国留学生，马君武作为纠察队回国，创办中国公学。只因热心党务，次年被清两江总督端方侦知，“购捕甚急”。中国公学校长郑孝胥便函告两广总督岑春煊出面缓解。岑春煊于是电告广西巡抚张鸣岐。张鸣岐想在广西有所作为，正收罗人才，便决定以广西公费派马君武留学德国。也有书说是马君武听从友人之劝，到德国留学，考入柏林工业大学。马君武此时才峰回路转。31岁时，他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学位。这是我国第一个获得德国工学博士学位的人。这一年正是宣统三年，他回到国内，正值武昌起义，他立即投身革命，奔走呼号，并负责起草临时政府组织法。是年冬，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马君武任实业部次长，年仅32岁。到了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南方政府，被推举为大总统，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同年8月，孙中山讨伐陆荣廷，粤军占领南宁，马君武出任广西省长，兼摄军务。可谓大器早成。但国家动荡不安，好运并没有降临，一场灾难却在等待他。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督师回粤，老桂系陆荣廷卷土重来，广西地方政局混乱，各地民军蜂起，割地自雄。马君武乃文人一个，虽为省长，自己却无实力，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情，赴桂就任。为避陆荣廷的锋芒，将省长公署撤至梧州，意在靠近广州军政府。农历4月初六，他带领卫队营、职员等500多人，与前往广州治脚伤的白崇禧同行。在前往梧州途中，船队行至贵县，夜泊罗布湾对岸。午夜，“定桂军”旅长李宗仁属下俞作柏、陆超部，派兵潜至船队附近，鸣枪呼喊缴械。卫队营以为遭遇匪军，实行抵抗。一时枪声大作，双方发生枪战。当时，马君武宿于船上，无处藏身，有爱妾名彭文蟾者，当时急中生计，按倒马君武，以身掩护，自己身中数弹而死。这彭妾，广州西关人，性情温和，举止大方，会唱粤剧，会奏扬琴，为马君武所重。当时，卫队死十余人，其余全被缴械。俞、陆部下以为堂堂省长必有大量钱财，却发现除书籍和文稿之外，一无所获，失望之余，将其尽弃江中。马君武看着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痛惜不已。次日，李宗仁在赴贵县（今贵港）途中闻讯，即至船上向这位同乡表示慰问和道歉，自承约束部下不严之过。但已于事无补。马君武遭此乱后，心灰意冷，深感军阀横行，官场“显也、亦险矣”，下到广州便辞去省长职务。到了1924年，他又和冯自由、章太炎等人发表宣言，对国民党改组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表示忧虑和不满；次年，还担任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1926年3月，又改任教育部总长（未到任）。由于与北洋政府这层关系，结果，被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党籍。宦海沉浮、饱尝艰辛之后，他对朋友陆费逵说：“政治生活，真是我所不能过的，以后我不再从政了。”发誓不再从事政治。从此，他退居上海宝山杨行镇，置地约20亩，除种水稻外，兼种蔬菜、果树、养蜂，一则以为农业科技实验，一则以自娱。两年后他专事教育。当年他改革社会的雄心壮志，竟被现实所磨灭。从此，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勇猛的政客，却多了一个学界的宗师。新桂系需要马君武办学才能和声望，便将他请回，任广西大学校长。1932年春，又任命他兼两广硫酸厂厂长。此厂址设在梧州三角咀，因与广东合办，故称两广硫酸厂。春夏间，又任马君武为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修志局总纂。后因校务繁重，无暇顾及，他将所兼各职悉数辞去。只是在1934年夏，接受白崇禧的邀请，兼任广州培桂中学校长。这所学校为广西旅穗人及军政界广西人士共同筹办，以培养广西弟子为目标，白崇禧自任校董会董事长。马君武兼任该校校长直到逝世为止。这是后话。马君武回到广西，致力于教育事业，努力培养广西人才，可谓呕心沥血。居正先生在《马君武碑铭》中说他在广西大学的创建过程中“一木一石，一瓦一椽，一几一席，悉心擘画，手胼足胝，虽在疾中，未尝少息”。马校长瘦高个子，常年布衣长衫，戴一副金边眼镜，眉头整天锁着，晚年柱手杖，有一副乡老神态。他虽然学富五车，却待人和蔼、谦虚，平易近人，有学者风度。他平日以俭朴著称，但为了建校，或者有穷学生向他借钱，却能慷慨解囊，仅一个材料试验机便花了20万元，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康有为去世之后，他的家人有意将其遗书出售，马君武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接洽，花了6000余元，将康有为的2万余本私人藏书收购，运回梧州广西大学。当时，学校藏书达7万6000多册，其中中文占十分之七，外文占十分之三，善本古籍2万多册，报纸32种。故学校图书设备胜过当时中山大学。在马校长的得力治理下，西大日益健全和壮大，影响也越来越大。校内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效不少，学生的学习风气异常浓厚。马君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描述西大的教学气氛：“西大有一种精神，就是‘大家拼命’，这或许是别间学校所没有的。”当时，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来到梧州读书，第一次见到繁华的城市风光，有的人便有点沉醉其中，老爱往城里跑，影响了学习。马君武便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语重深长地说：“蝶山自然景物幽美，形势天成，榜山横于前，阻隔混浊之梧州不映眼帘，盼大家少到市里，以节省金钱和韶光。于兹正值春风惠临，绿柳发芽，水碧山青，春鸟乱鸣，应乘时努力学习，往应该去的地方，如往图书馆、实验室、体育场和大自然去，以求得智识，练好身体。”他曾写有《示梁生》一诗，诗曰：“守身严似犬防贼，治学勤如蜂筑巢。但使每年增一尺，到头终比万山高。”勉励自己的学生注意品行修养和勤奋治学。他亲自为学校制订了“上山主义”，即要学生发扬建校时期的艰苦精神，以劳动为荣，保勤俭之本色，不受浮华繁艳的诱惑。他自己身体力行，爱校如家。他说过：“我有两个家，一个是很小的家，一个是很大的家，就是广西大学。。。。。当我在外面时，很多人问我，你在低头想什么？我答，我在想我的家。。。。。。没有一天不挂念着。”作为一个教育家、校长，马君武对待学生既以言教，又以身教，既关心学生的学习，又关心他们的生活。他经常在中午或晚间去学生宿舍看望学生，检查学习，了解情况。在学生自修时，他常常拿一盏马灯或一只灯笼，到学生宿舍去，一个个房间巡视点名，问学生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教师讲课讲得怎样，有什么问题等等。学生有时向他提出数理化课程上的问题，请他解答，他能解答就当时解答，不能解答则说“我明天晚上答复你”，并且言而有信。因此，他对几百个学生中，哪个勤奋，哪个偷懒，学得怎样，都了如指掌。正因为如此，每个学生都不敢偷懒，晚上都能按时自修。马君武对贫寒学生更是关心有加。他在校内筹集“苦学基金”，用学校银行存款利息和教职工自愿捐助的钱组成，用来鼓励成绩优秀而家境贫寒的学生。奖学金分6个等级，各科成绩在90分以上的，可以免去全部学杂费、伙食费和书籍费。另外，还搞勤工俭学，以补贴学生生活费之不足。著名教授秦道坚，青年时期家庭困难，上不起学，听说广西大学可以半工半读，便来到梧州，给马君武写了一封信。马君武得知他在考试中成绩排名第二，当即在信上批示：准予注册，应交的膳、宿、学、杂费日后再定。入学不久，秦道坚因身体不舒服，趴居桌子上睡着了。恰好，马校长来巡视，他将秦道坚唤醒后说：才九点钟就困了，你可要好好用功。言罢转身而去。秦道坚要求工读的事却一直没有批下来，每逢收费的日子，会计部门就会将一张欠费条子送来，弄得他有口难辩。好不容易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他考的是第一名。第二天，马君武就叫人把他请到校长办公室，对他说：拿着条子到会计室去，把这一学期欠的费用结清，以后每天在化学实验室工作两小时。秦道坚一直称马君武为恩师。粤桂战争时，秦道坚流落到香港某报馆当临时书记，他想到上海求学，又没有钱。马君武得到消息后，立即汇来路费，叫他到上海后暂住在自己家中，后又介绍他到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当时还有20多个西大预科生在上海求学无门，马君武照顾他们生活的同时，分别介绍他们到各大学读书。所以，差不多所有学生都爱戴马君武。有人这样描绘马校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他视学生如儿女，学生视他为父母。”连李宗仁、白崇禧都很尊重他。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这样的好校长却受到国民党军政当权者的排挤，最后不得不离开广西大学，去了广州。三、梧州被炸 师生迁桂林抗日救亡 寸草报春晖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吞东三省，富有爱国之心的马君武，便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不满，西大师生就表现出极大的民族正气：“九一八”事件后的9月28日，广西大学奉省政府命，为东三省国难事件下半旗，臂缠黑纱，停止娱乐三天致哀。第二天，又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筹商抗日办法，推荐人员参加梧州市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成立广西大学抗日救国委员会，专门办理及研究抗日救亡一切事宜。10月1日，广西大学全体师生涌上梧州街头，参加梧州市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示威，声讨日寇的暴政和罪行，并轮流赴市宣传，检查日货。同日，马君武向梧州市抗日救国分会提议：“将本市日货搜集陈列，成立梧州市劣货陈列馆。”10月5日，广西大学《校长布告》：“一，抗日救国常务委员会决议：本校应派出检查日货分队，每日两队，自16日起至18日此，检查各店日货，禁止出售；二，凡志愿加入义勇军者，在学校方面可到校长处报名，至11月1日前汇报来会；”11月24日，西大因齐齐哈尔沦陷，发起为义勇军捐献活动，教职员工捐集洋毫1140元，学生捐集267元。11月27日，《广西大学周刊》出版抗日专号，表达全体师生抗日决心和信心。刊头语中写道：“我们的努力，不是向国联求援，更不是跪求一切帝国主义者替我们打抱不平，而是拿我们的勇气去与日本鬼拼命！拿我们的鲜血，去夺回我国的领土——东三省！拿我们的头颅，去救满蒙的同胞！拿我们的利刃，去杀尽叛国汉奸！拿我们的笔锋，去叫醒世界的正义！亲爱的同胞们和志士们，不要胆怯，不要畏惧日兵的凶暴横蛮，更不要顾及我们的贫弱，现在我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作光荣的抵抗；与其瓦全，不如玉碎！同胞们，志士们，起来吧，用我们的血，去洗尽中华国旗上的污点。”12月3日，广西大学师生参加梧州市“援马（占山）惩张（学良）”大会，走上街头，号召市民为前方将士捐赠银钱衣服，群众纷纷响应（《苍梧县志》载为11月29日----笔者注）。1932年2月，广西大学师生又踊跃捐款，汇寄上海，慰劳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士。到了1933年1月30日，广西大学师生寒假留校的学生，自发组织抗日宣传队，一连4 天，携带地图、传单及照片等宣传品，出发到长洲等地，宣传抗日意义，揭露日寇暴行。这一年，寒假开学后，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西大女生加习看护学，每周增设妇女看护学习两小时，以备将来战时为国服务。后来，全体教职工再次捐献粤币1053元，寄冯玉祥转交宋哲元等抗日军，“购子弹、粮食，以表崇拜卫国军人之诚意”。当年，教职工工资微薄，生活艰难，但为了民族生存，甘愿勒紧裤带。国难当头，师生勇赴国难，素抱“教育救国”夙愿的马君武，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当然表示不满。他多次在广西大学纪念周的演讲会提出自己的抗日主张，抨击时政。1932年12月26日，他在《柏林大学立校的真精神》的演讲中说：“自民国以来，一般执政的都是一丘之貉。袁世凯以来，利用现有的势力作皇帝梦；到北洋军阀，以优越的地位来抓钱，图一己的享受，一个督军、省长，动辄搜括几千万、几百万；蒋介石、宋子文来了，作恶的手段更高明，终日斤斤于功名利禄的获得与保全，而忘却自己的职责所在。”1933年1月9日，他在演讲《走上俄罗斯的路》中说：“我国近数十年的历史，都是耻辱的记载，是战败，割地，赔款，惨杀。。。。。。一切的复写着。所以，中华民族果真要生存，就要能够自卫，应该竭力奋斗。。。。。。我们不甘心做鸡犬与虫蚁，任人残杀，就得以苏俄独立运动成功的实例，拿来做个前车，认真充实我们民族的力量。”1933年，日本军队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省，进逼华北。南京政府却一让再让，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马君武当时感叹道：“30多年前，旅顺垂手而失，今日热河亦然。几十年中国还是一个样子。” 揭露蒋介石暗中与日本侵略者谋求妥协、企图借日本人的势力来消除反对派的阴谋；号召广西大学学生，“团结起来，拿书本，拿锄头，拿枪炮去救国”，“以唤醒民族，复兴民族”为己任；主张向苏联学习，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道路。在广西，他对武人专横的广西军政也满腹牢骚，多加抨击。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他在国民党广西党政军座谈会上，斥责军人政府不懂教育，践踏学界，只顾军事，不管其它，有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情辞激昂，使当局颇为难堪。1935年，广西召开县长以上的干部会议，白崇禧在会上大谈“三自三寓”政策，即：“自给、自治、自卫；”“寓兵于民（团），寓将于学（生），寓征于募。”马君武当场反驳：“广西无棉花，老百姓无布，怎么能自给？”会后，他又对人说，应该再加“一自”，人问：“应该加什么？”他答：“再加一个自杀。”1936年，白崇禧要广西大学军训，马校长也是同意，但是，由于军训教官态度粗暴，经常打骂学生，且任意延长“两操两讲”的时间，妨碍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他便有所不满。有一天，上课的时间到了，军训教官吴良弼还在操场集合学生训话。马君武气愤之下，叫人打钟，学生们一轰而散。事后，吴良弼密告白崇禧，说马君武破坏军训。由于马君武在许多问题上与白崇禧相左，因此，当时掌握全广西实权的白氏便很是不快，但碍于马君武的名望之大，又不敢公开辞退，便想出一计，要把西大各学院分散到各处去。马君武听说后，大为愤慨，他对师生们说：“西大各院是万万不能分割的，我一定拼老命去力争。”他先到广州找李宗仁，但李宗仁当时只是挂空名而已，并无决策之权；然后，他又到南宁找白崇禧。白玩弄阴谋，一面在口头上答应了他，一面又借口整顿教育，下令西大改组。马君武多方奔波无效，一气之下，于1936年7月，愤然辞去广西大学校长之职，离开了西大到广州培桂中学任校长。离开广西时，他依依不舍，曾填词一首，以抒心怀：“城东佳境，时绕梦魂，叹半生飘零，遂与名山成久别；岭表旧邦，饱经忧患，愿后生英俊，共筹良策至升平。”后来，有人把这首词刻在桂林普陀山上丛翠堂里。马君武在经历了10多年的宦海沉浮、备尝艰辛之后，曾弃政从教，发誓不过问政治。但是，在政治腐败、外族入侵的国难当头，人民的苦难、民族的前途，他岂能不动于衷，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作为一个爱国教育者，他转而热心政治、关心国事，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提出挽救危亡的主张，但结果却遭到当权者的责难和排挤。1936年6月，省府根据高等教育整理方案，改组广西大学，由省主席黄旭初兼校长，废副校长制。学校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36年，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并入，在南宁设立文法学院；广西省立医学院并入，增设医学院，与校本部同设南宁；又以理学院、工学院合并成为理工学院，仍在梧州。1936年9月，省府由南宁迁往桂林，10月，校本部及文法学院随省府迁桂林，先在良丰的西林公园（1937年2月迁桂林李子园），以西林公园为校址。1937年，医学院分出，农学院由梧州迁往柳州沙塘。1938年，理工学院也迁往桂林良丰西林公园。广西大学的这种搬迁，完全是因时局腐败。在日军飞机轰炸下，梧州美丽的蝴蝶山，难以容下一张课桌！自“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大举进攻华北，国民党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几个月后，华南也告吃紧，广州、梧州遭日本飞机轰炸。据《苍梧县志》载：1937年9月，日机第一次侵袭梧州，投弹轰炸高旺飞机场。次年2月、6月、8月、9月，日本飞机频频侵入梧州，狂轰滥炸。1938年9月20日的《新华日报》记载：“19日敌机共30架，分批分袭粤汉、广九两路。首批8架，飞至桂省梧州，在广西大学附近投弹三十余枚，校舍全毁……。”当时，警报一响，学校师生便跑去防空洞，但人多洞少，有的慌不择路，便躲在水塔下面，结果，水塔被炸中，当场死伤多人，尸肉横飞，惨不忍睹。有报道，仅1938年9月3日至27日，空袭广西19次，梧州广西大学3次被炸，硫酸厂、染织厂、解木厂以及图书馆、理工学院，全部被炸毁。2020年１０月中旬，笔者为写校史，去梧州蝴蝶山采访，在苍松合抱、古树葱茏的山顶校园里，发现一块《国恨铭》，上面记有：“此地曾经人文荟萃，科学昌隆，绿树掩映，学堂恢宏。风流辞章出于神思飞扬之艺苑，俊发宏论溢自妙悟沉潜之回廊。三代学子，八桂精英，藉此灵蝶一飞冲天，望六合而向往。公元1938年，时在8至9月间，日军飞机侵袭梧州，投弹数十枚，西大部分校舍于罪恶之爆炸声中轰然坍塌，一片焦土，尽成废墟。。。。。。断壁残垣犹在。愿后之学子谨记国恨，缅怀先贤，振兴中华，使灵蝶永翔。”署名是“广西梧州师范学院”，立于2000年4月。旁边还保留一块一米见方的断垣，为三合泥土的墙基，真可谓“断壁残垣犹在”。据笔者估计，这立石碑处，很可能就是当年被炸的水塔脚。这确实是一处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见立《国铭恨》者用心良苦。但是《国铭恨》石碑周围杂草丛生，似乎很少有人关顾。这是后话，表过不提。话说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死亡时时威胁着西大师生。但是，具有光荣传统的广西大学，并未被吓倒。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西已感唇亡齿寒，一日数惊。国难当头，学生岂能等闲视之。全国有热血的青年，谁不愤慨！地处抗战大后方的广西学生，更是义愤填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开始，当敌人在大鹏湾登陆时，广西大学粤籍学生，便以同乡会的名义，发出了“保卫大广东并告广东人民书”，号召发挥广东精神和力量，驱逐敌人出境。广州失陷的消息传来，广西大学的学生更是哀痛激昂。于是，广西省会《学生抗敌后援会》发表《为保卫华南告同学书》，号召：“同学们，站起来，以无比的英勇，坚决的姿态和行动，面迎敌人决战，把自己的体力、智力和生命，贡献给祖国。”并提出三个意见：一，踊跃地到军队去，投笔从戎；二、加紧强化救亡工作，唤醒百姓参加保卫华南的战争；三、加紧自我教育，组织更多的研究和座谈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最健全的战士。接着，又召开中学代表会议，讨论加紧救亡工作诸问题，并拟呈省政府变更学校现有课程，增加目前抗战急需的课程，决心抗战到底。广西大学振臂一呼，全省各校纷纷响应。各校学生向学校分局表示：认为在全民族争生存的激烈战争中，想要在教室安心读书，事实上恐怕做不到，不但光阴消耗于无用之地，也有误于青年抗战救国的热情。救亡声，震撼全广西。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广西学生踊跃投军，慨然以抗敌保国为已任。据记载：1937年，广西招考学生军名额规定为200名，而报考者达到1300多名了；1938年原计划招收1200名，而报名者竟达13200多人。这年春，广西政府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学生及社会上进步青年共500人，组织学生军，开拔第五战区。《新华日报》1938年12月18日报道，在广西学生军招考中出现许多感人事迹：一位初中学生王以仁，因要报名应试，被其父发现，到了应试那天，父亲把他禁闭起来，结果被他破窗而出。跑到城里，可惜考试时间已过，他泣跪在考官面前，要求无论如何给他一个补考的机会，否则也不愿回家，情愿投入正式军队当兵。在一万多报考生中，且女生多于男生。据桂林统计：7000名报考者中，女生占5000人。一般家庭的女生特别踊跃，就是家境颇富的女子，也很积极。有一位女子叫吴祥禧，其父是广东某县法官。事先，许多亲友都怀疑他的家庭不许可，可是，她拿出父亲的手函作证。信中写道：“我当然痛爱你，但为了民族抗战，孩子是国家的，为了抢救祖国，不妨暂时中止学业，因为要是亡了国，仍无从求学。。。。。”但考官说她年纪太小。于是，她又举出她三姐在“一二八”沪战时，16岁参加占地服务团的事例，终于驳倒了对方，获得了录用。以上足见广西青年学生报国心切了。这些学生由桂林到达汉口后，除规定训练课程外，并请军事及政治专家前往训话，作民族意识及思想方面的教育补充。当时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曾去作过讲演。《新华日报》载，“聆听者整齐严肃，初不知其为大学中之男女学生也”。程思远也回忆周恩来应白崇禧的邀请，前去讲话。“他那气宇不凡的风度，与众不同的举止，以及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给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7年12月，著名的新闻家邹韬奋与名学者钱俊瑞、金仲华、张仲实、杨东莼（解放初期任广西大学校长）、沈兹九等14人，由广州绕道广西前往汉口，路过梧州时，刚进旅馆，当时尚在梧州的广西大学理工学院的学生和几个中学的学生，便围了上来，请教国事，请教战时教育等各种问题。这件事给邹韬奋先生印象至深，他在自己的文集中回忆道：“语语至诚，字字辛酸，特富于情感的几位女同学，甚至声泪俱下。”在梧州短短的两天内、客厅里，卧室里，乃至房门口，整日挤满了无数青年，他们交谈到深夜，有时甚至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外衣还未穿，下床一开门，已见门口站了不少人。邹韬奋离开梧州，一行来到桂林，正遇上桂林中等以上的学校数千学生，在体育场举行“一十。九”学生运动两周年纪念大会，学生得知邹韬奋等到了桂林，马上以大会的名义，邀请邹韬奋、金仲华、沈兹九三人出席并作演讲。邹韬奋演讲的题目是《抗战与青年的任务》，他一开头就说：“过去，在精神上与诸位青年朋友一致，并且和西大的一部分同学还常常通信，所以，可以说是老朋友了。”这样一来，使在场的青年学生感到十分亲切。邹韬奋等人在桂林，曾戏称自己是“马戏团”，每到一地都要“表演”。有一天下午，他与金仲华去广西大学法商学院作报告，本来预备每人演讲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但因全场几百个学生情绪非常热烈，讲完之后，大家不断提出许多问题，递上许多纸条。结果，从一点钟讲到六点，两人轮流作答，始终不觉疲倦。全场空气还是那么活跃，大家的兴趣还很浓厚。邹韬奋十分激动地在文集中写道：“我被这些热烈、诚挚的青年朋友所感动，不知其疲劳。有一天勉应四处讲演，往返奔走，毫无宁晷。起身后来不及用早餐，一直饿到深夜。但是，我每想到这许许多多热烈而恳挚的青年朋友，精神上的安慰和愉快，是无法形容的。”这次系路过桂林，只不过是三天，他却对桂林的青年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新桂系虽然提出一些口号，抗战前后对人民的统治略有放宽，但对于一些进步人士到广西大学讲演，并不是放心。当邹韬奋等人来到西大，当局在表面上也装出“虚怀若谷，殷殷请教的样子，欢迎他们讲演，可是每逢讲演时，省党部总是要派人“殷情相陪”，意在监视。有一次，钱俊瑞讲农村经济问题，强调了农民生活的苦况，有加以相当改善的必要。一位陪同的党部委员便在背后啧有烦言，认为有“煽动阶级斗争的嫌疑”。这使邹韬奋感到愤慨，看到广西政府“以这样的成见来领导青年的思想”，对于广西青年的命运，他感到格外地忧虑。四、难忘旧恩 再度请马公双喜临门 省立改国立话说1938年夏，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华南，日本飞机屡屡轰炸梧州蝴蝶山广西大学校舍。实验室、办公楼、宿舍等遭到破坏。10月，学校理工学院被迫迁去桂林雁山，本部设在雁山的西林公园。这西林公园原名叫雁山别墅，原是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当地大财主唐岳，于1869年在故乡山水间买地所建。这公园外有围墙环绕，里有两座小山，一弘清流，池塘田洼，楼台亭榭，遍地花木，自然景色很美，是大观园式的园林。后来唐岳被朝廷征调，客死他乡，他的儿子将公园卖给唐景崧，唐又卖给两广总督岑春煊。岑春煊为壮族，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他率部“勤王”，护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至山西，深得信任，后历任山西、广东巡抚，四川、两广、云贵总督。民国后，他是西南、中南政治中心人物。1932年，日寇侵犯上海，当时在上海寓居，曾资助19路军抗战，1933年病故。病故前的1929年，他作为失意政客，不愿回“江东”，便把雁山别墅捐献给广西省政府。他是广西西林县那劳村人，故雁山又别称西林公园。园内山色奇秀，湖光绮丽，加之人工点缀，风景优美。校舍园林颇为幽雅。校内碧云湖畔有一棵高大的相思树，三年结一次子，其子大如母指，小巧玲珑，红得可爱。胡适在雁山曾有一诗写此树：“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下相思洞，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叫人瘦。”可惜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那相思子只能空有相思恨而已。广西大学迁往桂林，1938年2月，黄旭初以“政务纷繁，未克兼顾”为由，不再兼校长，由白鹏飞继任。吴晋先生有文记载白鹏飞事迹甚详。白鹏飞，字经天，又号擎天，1889年出生，家居桂林太史巷。他祖籍江苏，自明代迁居桂林。白鹏飞3岁丧父，靠寡母为人洗涤衣物维持一家生计，经常缺钱少米。他17岁中学毕业后，因生活所迫，到一家杂货铺当学徒。不久，恰逢蔡松坡（蔡锷）在桂林创办陆军测绘学堂。这是一所官费学堂，不但免交学费，而且还包伙食，这对白鹏飞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于是前往报考，被录取。这是一所新式学校，白鹏飞在学校中最先剪辨发以表示革新行动，被蔡松坡赞为诸生楷模。两年毕业后，因找不到职业，仍在家中。这时，桂平县有一姓黄的秀才，来桂应考，借住他的家中，因见白鹏飞勤奋好学，天资聪敏，说他将来一定很有作为，能成大器，于是把白鹏飞携带回桂平家中教读，并让他为自己的孩子启蒙。如此两年，后因黄秀才家境艰难，白鹏飞只好告辞，前往梧州，考入两广化工高等学堂，主要是学习蚕业，两年后毕业，转赴广州寻找职业。广州求职未成，正值广东招考官费留学生，但规定只有广东籍学生才能报考。白鹏飞凭自己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便冒充广东籍学生应考。考试结束，名列前茅，于是得以东渡日本留学。此时是公元1911年。东渡日本不久，官府便发觉白鹏飞不是广东籍，于是断其官费来源。这对家境贫苦的白鹏飞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决定利用课余时间帮人洗碗、做翻译，靠打工赚得的钱，缴纳学费及生活费。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白鹏飞求学之心更切，意志更坚定，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先后学习过兽医、统计、政治、经济、法律等专业。十余年的留学生涯中，他取得了5个博士学位。在日本期间，他还同郭沫若、李达、陈豹隐先后同学，有过深厚的交情，并结实了许多日本籍的朋友，这对他日后的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24年，白鹏飞从日本留学归国，先在江苏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当教授，后来又受聘于上海江苏民众教育学院，继而出任暨南大学校长。在暨南大学期间，有一次学生集会反对CC派指示的特务学生横行霸道，邀请白鹏飞上台演讲，白鹏飞毫无惧色地痛斥CC派的罪行，遭到CC派指使的学生殴打。于是白鹏飞愤而辞去大学校长之职，北上北平。抵北平后，各大学校闻讯争相延聘，白鹏飞先后受聘于朝阳大学、民国大学、法政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北平大学，在各大学同时兼课讲授行政法。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城乡，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抗日情绪高涨。而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漫画，宣传抗日救国。一天，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在张贴标语时，把各种颜色的标语贴在院内办公室的楼房周围，白鹏飞见后对学生说：“我不主张抗日救国吗？我无需你们来唤起，我是极力主张抗日救国的，抗日救国的胜利，在于唤起民众，同仇敌忾，把标语贴遍大街小巷，贴到日本人居住较多的地方去，贴到日本大使馆周围去，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更不会默默无闻、毫无表示，他们必然会进行干涉，甚至行凶，这就会激发广大民众的义愤，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但要警惕日本人行凶，反动派进行帮凶，要保护自己，保护群众。”学生们听了校长的话后，都纷纷走上街头。1936年6月1日，广东、广西爆发了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因为广东陈济棠的部下被蒋介石收买叛变，陈济棠很快垮台了。蒋介石又陈兵湘桂边境，连日派飞机飞临桂林上空以威胁，李宗仁、白崇禧则调兵遣将。但蒋桂之间终以妥协告终。就在这场事变开始的第二天，正值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举行毕业典礼，所有的学生和讲师、教授以及来宾都到齐，只等白院长来主持。原定上午9点钟开会，但等了许久，白院长都没有到会，大家都担心他出什么意外的事情了，直等到11点多钟，他才匆匆忙忙，满头大汗赶到会场。他走上讲台，对满座的人们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联名请我9点半在丰泽园吃早饭，想必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我必须前往一看，等了许久，三个东道主方到齐，客人只有我一个，我真奇怪那是为什么？哪知只是饮了三杯酒，吃了两个菜，蒋梦麟就对我说：‘你的老乡真是愚蠢极了，这个时候还搞分裂的所谓六一行动，你赶快打电报回去，劝他们别再瞎闹下去了。’我听了他们的话，气愤到了极点，就严肃地回答他们说：‘我的老乡是逼蒋抗日，也许是瞎的，但还不瞎至丧权辱国。你的老乡（蒋、梅、徐与蒋介石同时浙江人）真精明，精明到中国的领土一半变了颜色！’我仅仅说了这句话，就不辞而别回来了。”他的话刚说完，厅内厅外的学生齐呼：“学习白院长的大无畏精神！”1938年初，白鹏飞的全家大小都辗转由北平回到桂林。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把他们安排在环湖南路黄家巷居住。这一年，周恩来同志来桂，在八路军办事处召开座谈会。白鹏飞得到通知后，即前往参加。这次座谈会上，他结识了周恩来。周恩来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谈及八路军和新四军已在敌后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切断了敌人在华北、华中的退路，同时还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事实。这次座谈会给白鹏飞很大的震动。会后，他遇友人便说：“周恩来是一位了不起的干才，乃国人之幸。”并表示要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抗战主张。1938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进入湖南北部，蒋介石以“焦土抗战”为名，下令火烧长沙。1941年1月，蒋介石又发动皖南事变。这使白鹏飞十分义愤。一天上午，正好广西建设研究会召开时事座谈会。广西建设研究会是在抗战时期桂系成立的一个带有学术团体意味的政治组织，目的是利用进步人士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把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安排在研究会里，既可以作为自己的智囊组织，又可炫耀其开明政治。座谈会针对国内形势展开讨论时，人们对“长沙大火”、皖南事变表示不满，白鹏飞更是毫不畏惧地痛斥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大搞分裂之事实。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写好的《上蒋介石书》，说：“这是鹏飞个人所写的，要蒋介石下诏罪己的书，现在不妨在此宣读一下，立即附邮。”这封上书是这样写的：介公委座麾下：今者日寇深侵，全国军民大团结，巩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乃争取最后胜利之根本。当权诸公，拂违民意，不作此图，而竟大肆分裂，背正道而行，破坏抗日团结力量。“皖南事变”发生，举国震惊！长沙则敌未至，而先自纵火焚城，四民忿恨！凡具爱国精神之人，孰不痛心！而目下仅存数省，军官特权横行，政员欲财肥己，而百姓则受祸惨痛，凄凉万状。主国者亟需施仁政，以图复兴。自古明君，每遇国难深、丧权辱国之秋，即引咎自罪下诏，以振乾坤，以纲大正。主帅英明，则将士用命，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奋战疆场，必能取胜；从事后勤，财物必丰，严加惩处贪官污吏，堵塞漏洞。如此，实为多难兴邦之道。公为国家领袖，当须有此善图，敬恳效先王之道，通电全国，真诚引咎罪已退位，则军民必举雄狮，以战弩末之敌，焉有不胜之理。鹏飞满腔热忱，敢上耿耿忠言，敬望垂察。立即下令施行。如感忠言逆耳，甘愿断首。颛此 敬颂崇安监察委员 白鹏飞 谨上读完“上书”之后，建设研究会负责人陈劭先忧虑地对他说：“经天兄！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敬佩。但是，蒋介石是一个听不进忠言的人，你的直谏，他绝不会接受，且会引起他的杀机，我很担心你会有杀身之祸！”白鹏飞笑了笑，说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白鹏飞的头，就是准备落地的。这样死，总还光明磊落，好过做亡国士大夫时惨死。劭先兄，谢谢你关心，我白鹏飞怕了，也不会写了。”说时，他把“上书”当着众人面封好，叫人立即挂号寄给蒋介石，并嘱将寄信的单据拿回来给众人看。蒋介石收到“上书”后，果然暴跳如雷，必欲杀白鹏飞而后快。于是下了一道手令：“白鹏飞亲共由来已久，弥来更为嚣张，公开反对勘乱救国，着即秘密处决。”这件事为陈布雷知道了，陈布雷一向被称作蒋介石的“文胆”，陈对蒋介石谏道：“这个人不能杀，我们正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物……”蒋介石听后采取了陈布雷的密计，没有杀白鹏飞。白鹏飞在外省办教育颇有声誉，回广西之后，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执意要他出任广西大学校长，为桑梓效力。白鹏飞推辞不过，只好应允。但他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就是整顿校风与延聘师资这两件事，要由他直接办理，任何人不得干预。他认为这两者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办学的好坏。黄旭初满口答应了。1938年初，白鹏飞便接受了广西省政府所授的广西大学校长的任命状。白鹏飞接手广西大学以后，打算按照他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模式来办广西大学，他先任命了邓伯粹为秘书长，童国垣为秘书，白鼎新为事务主任，他们原来都是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过职的。又任命王觐为西大法商学院院长，王益滔为农学院院长，李运华为理工学院院长，从而加强了学校行政管理的力量。接着白鹏飞花更大的功夫在延聘资师上面。他决定延聘李达、郭沫若、许德衍、陈豹隐、马叙伦、熊佛西、王力、林砺儒、马寅初、黄觉非、焦菊隐、张映南、千家驹、王伯文等在全国教育界颇有声望的进步教师，并将聘书分批发了出去。白鹏飞延聘进步教授之事把广西当局震动了。他们放出空气说：“白鹏飞又在西大搞红色大本营了”。“全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那一套来了”。等等。省主席黄旭初、教育厅长邱昌谓气得直跳。可是因有言在先，不便直接干预。他们想出了一招，就是策动一些学生，主要是一些桂南地区的学生以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为由，煽动闹事，以要求学校迁回梧州为名，举行罢课，矛头直指校长，如果不迁，就要撤换校长。这就是当时西大的所谓“返梧运动”。白鹏飞很耐心地向这些学生解释、讲道理。他对学生说：我看不出学校迁回梧州的好处在哪里？现在校舍虽然拥挤一些，但已决定搬迁到雁山西林公园，那里环境很好，比梧州好。你们可先去看一看，回来再商量。罢课闹事，荒废了学业，受损失的只是你们自己。他接着说：“我既不是统治者，也不是专制者，我看罢课不要搞错了方向，应该请你们立即停止。”一番和颜悦色，语重心长的话，把学生说服了，一场风波平息了。当时有人评论此事时说：“白鹏飞还是有办法，前后不出三天就把一场风波处理了，不愧是位全国知名的学者，有白鹏飞，桑梓之幸。”然而，广西当局是不容许白鹏飞将这些进步教授、名流学者聚集到西大来的。说穿了是他们害怕进步势力。白鹏飞不肯俯首听命于他们，不能按他们的意愿办学，他们便借广西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之机，撤掉了白鹏飞西大校长的职务，内部拟以邱昌谓来接任校长职务。但是西大师生仍然怀念老校长马君武。而马君武也挂记着广西大学。他任校长时，爱才如渴，用人唯贤，在选择教员时，不论其贫富，不以衣着取人，唯才是用。1933年，有青年教员郑建宣，宁明人，与马君武非亲非故，只因教学有方，被马推荐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后来回西大任教。1980年，我辈采访郑建宣先生时，他任西大副校长。他说，他回国时，马君武已不当校长，寄居上海，他便到上海拜访马校长。马校长一见他，非常热情，倒茶让坐，又捏捏他的手臂，笑呵呵地说：国外的洋面包，把你养得又白又胖了。他向马君武请示是否回校任教，马校长当即说：“你是广西人，用广西钱留学，怎么不回广西？”并亲笔写信向西大推荐。年过古稀的郑副校长，回忆起40多年前见到老校长的情景，仍然热泪盈眶，激动不已。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马君武回到桂林养病，卜居桂林环湖东路，门对杉湖和象鼻山。这里环境幽美，风景秀丽，他自撰门联：“种树如培佳弟子，卜居恰好对湖山。”当时，各方人士云集，他积极组织广西戏剧改进会，任会长，作《抗日纪事诗》多首，揭露日寇汉奸罪行，歌颂抗日将士。次年，中国科学院院长竺可桢、副院长李四光写信给马君武，想把科学院迁到桂林，马即去信热烈欢迎，并协助他们购买雁山水源岭一带作院址。1939年，学生闻说马君武已从上海回到桂林，便摇铃集合，到省政府请函，要求批准马君武重任广西大学校长。当时，西大面向全国招生，加上不断地接收各战区来校的借读生、转学生，已打破单一招两广籍学生的范围。此外，全国学术界知名人士前来西大任教者日渐增多。因此，当时西大的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学生素质，以至图书、设备等均不逊于国内名牌大学。但学校属于省立，隶属广西当局，地方色彩甚浓，阻碍了学校的全面发展。于是，从1939年春开始，学校发起“国立运动”，6月，省主席黄旭初代表广西当局，对西大改国立一事表示赞同，同意转报教育部审批。同年8月22日，行政院会议同意省立广西大学改为国立广西大学，并任命马君武为广西大学校长。德高望重的老校长重新上任，真是双喜临门，全体师生无不高兴。1939年9月23日，马君武第三次出任广西大学校长。到任的第一天，他就说：“我向来不找事做，但若国家有事要我办，我也不辞，尤其是在此国难期间，人人应该尽力救国。我又经休息了3年，精神业已恢复，不妨再来主持西大。”理工学院在梧州被炸之后，1937年迁至良丰，由于没有实验室，原有的机器运到后，无处安置，只好放在露天空地。一些仪器虽然装在箱里，然日久不开，损坏不少。还有一部分仪器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收藏在山洞里，受潮侵蚀，有的已生锈损坏。马君武来校接事，见之几乎流泪，心痛异常，便立即在雁山修建图书室、物理馆、化学馆、机械馆、材料实验室，电机室、矿冶室及学生宿舍，还拨国币10余万增添图书仪器，并将山洞里的仪器取出应用，极大地改善了广西大学的办学条件，全校师生非常满意。回校不久，正值马老六十大寿，全体师生共同庆祝，并演戏三天，学校里盛况空前，情绪十分热烈。马君武在生辰聚餐会上即席致词，对诸生备加勉励，并叙述自己幼年孤苦，家境贫寒，以及后来求学所历之艰辛，不禁悲从中来，累累以巾拭泪。又历举生平所受亲友之助，一一举其姓名，表示深深的谢意。其诚挚之情，使在座者无不为之动容。在致辞尾语中，马君武解释他的才能和“秘方”说：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不料归家后，突感不适，终致一病不起。马君武任校长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第二个阶段。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因地处边陲，所以抗战一年多来，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广西成为抗战的大后方。随着文化人士云集，桂林乃有“文化城”之称。原因无它，主要是战局发展，自广州、武汉失陷，长沙也给大火烧去以来，广州、湖南、湖北退来的军政党要人和难民，如潮水一样涌来。平时桂林人口不过8万，广州、武汉陷落时，桂林虽然疏散人口，但涌入的人口大大多于疏散，到1938年年底，人口突然增加到15万左右。还有千千万万的难民留在火车、汽车站附近。这些难民，有的占据难民棚，有的散集在露天广场，老弱疲惫地倒在行李堆中，一片啼饥号寒的小儿声，情景凄惨，不能忍睹。广西大学也人才荟萃，极盛一时。一方面，华北、华东以及华中等地区，相继沦陷，迫使北大、清华、同济等著名大学陆续迁往西南。《克敌周刊》1938年9月17日调查统计，抗战时期，省外学校迁来广西的就有17所，其中5所迁往桂林。一些名教授取道桂林，被马校长请来作短期讲课；另一方面，马校长德高望重，在教育界久负盛名，重回西大后，昔日同学、同事、朋友以及门生，也纷纷慕名而来。再一个原因，是李、白与蒋介石有矛盾，在汉口撤退时，广西的统治者就表态，欢迎文化人到广西开发文化。桂林行营主任是李济琛，与共产党较接近，李任仁是李宗仁的老师，为人正派。所以，大量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上海、广州、武汉、香港等地汇集到桂林，风景秀丽的漓江两岸，一时成为华南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当时广西大学的名教授很多，著名的有李四光、严济慈、陈望道、张铁生、刘仙洲、沙千里、张映南、邓初民、薛暮桥、王力、千家驹、陈寅恪、李达、夏征农等。加上广西大学的设备在当时比较齐全，故教学水平在南方已名列前茅了。除了学校外，国内的一部分工厂、机关、团体，为了避免敌机轰炸，也迁到良丰。以前良丰人口不到一万人，到了1946年，增至3万多人。可谓极盛一时。1940年2月18日，广西大学改国立后第一届学生215人毕业，毕业典礼由马君武主持，来宾及全校师生1000多人参加，白崇禧到校讲话。但是，天不假年，1940年8月1日，马君武因胃溃疡不幸在雁山国立广西大学校舍逝世，享年60岁。国民党中央决议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5000元，生平事迹交国史馆，特派委员黄旭初代表致祭，举行了隆重悼念仪式。省政府也通令本省各县于18日一致举行追悼。蒋介石的唁电为：“惊闻马君武先生遽捐馆舍，无恁怆悼。先生耆贤，文化先驱，未睹中兴，突殒下寿，感教泽之在人，定流传于久远。”白崇禧、孔祥熙、戴传贤、张发奎、陈立夫、朱家骅，黄绍竑、王云五、翁文灏、李根源等军政要人发来唁电。周恩来送的挽词是“一代宗师”，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词是“教泽在人”。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建议在雁山建立“马君武植物园”和“君武小学”，以纪念他为民主革命、为祖国的教育与科学文化事业做出过的重要贡献。竺可桢、冯玉祥、柳亚子等人各赠挽词。一位亲历当时送葬的学生，回忆马校长去世时这样写道：“西大至雁山脚下，一里多路，沿途笼罩着哀伤，人们肃立路旁，供奉水果、香烛，伴着泪水，伴着无尽的思念。2000多人，西大的学生，马君武的亲友，生前好友，行列蜿蜒，护送马先生的灵柩。”教育界的一代宗师、刚满60岁的马君武，从此长眠桂林雁山下。五，学以至用 是立校之本延聘名师 为事业之基马校长虽然去世了，但他创办广西大学的精神，却在师生中留下一块丰碑，留下了一笔办学的宝贵财富。一位西大第一届毕业生，多年之后回忆当年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他说：“蝴蝶山的沟坎是我们填平的，操场的土方是我们挖的，所有路旁的树木是我们栽的。。。。。将一座荒山建成幽雅安静而美丽的校园，这都是马校长策划的结果。” 当然，这仅仅是校园面貌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刚刚创办的广西大学，在基础很薄弱的起点上，迅速获得了超常的发展，接近或跟上国内先进大学，引起全国的瞩目，这不能不说是马校长的功劳。马君武自己学贯中西，游历丰富，年轻时候就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教育，睁开眼睛看世界，意识到“非精研西学，不足以致中国于富强”；他给一位学生题词“集世界之知识，造极新之国家”。他从世界大变局和人类大转折的高度，审视中西的变化和关系，探求和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遥遥领先于世的文明大国，为何到了近代，却成了被西方欺凌的“弱肉”？得出的结论是：近世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变，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为了使教育和育人跟上时代的步伐，1932年，马校长亲自到欧美几个国家实地考察了4个月，一方面研究国外教育和科学发展情况，一方面为学校购买器材。接着，盘珠祁副校长又去苏联考察。学校领导人外出考察，开拓了视线。与此同时，学校还请了许多知名的外籍学者来校讲学或任教。1931年11月，德国著名的笛卡特教授到校任物理和数学老师； 1935年4月，国联特派驻华技术合作专员哈斯来校演讲；1936年3月，美国标路及好维路公司代表葛瑞来校放映教育影片。另外，国内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都曾来过学校作过讲演。“要想医治国家的疾病，只有施行新教育；施行新教育，目的在培养国民纯洁的意志，以造成坚贞、强固、刚正的品格，形成社会新秩序。”在西大纪念周上，马君武引用柏林大学校长菲希德的话，来开启大家。他认为要施行新教育，师资力量起关键作用。他把大学教育比作金字塔：底座愈坚实、愈高大，就能树起愈高的尖塔；大学的师资水平愈高，就能培养出愈拔尖的学生。因此，他在西大礼聘名教授，广揽人才，兼容并包。1935年，广西大学成立植物研究所，为了聘请国际植物学会副主席、中山大学植物学著名教授陈焕墉来兼所长，马君武竟“五顾茅庐”，并且特地为他建了一所别墅。马君武1928年创办西大，到1940年他去世，虽然两度离开西大，但他的尊师重教、求贤若渴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西大先后聘用的名教授有：李 达：湖南零陵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者。陈望道：浙江义乌人，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陈寅恪：江西修水人，除掌握英、法、德、日、俄文之外，还通晓梵文、巴利文、拉丁文、希腊文、波斯文以及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共十余种文字，他又是大名鼎鼎的“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的女婿。竺可桢：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创始人，中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李四光：湖北黄冈人，蒙古族，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王 力：广西博白人，杰出的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刘仙洲，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开拓者，机械学家和机械工程教育家。施汝为，中国近代磁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著名物理学家。陈焕镛，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植物学家。卢鹤绂，著名核物理学家。纪育沣，著名化学家。文圣常，著名海洋物理学家。盛 成，荣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的语言学家、诗人、作家、翻译家。还有费孝通、梁漱溟、薛暮桥、千家驹、张铁生、张志让、陈此生、汪振儒、陶大镛、邓初民等。为了吸引、鼓励各地人才到广西大学任教，马君武对外来教师给予相当优厚的政策，发给不同于本省教师的工资，尽可能安排最好的房子。马君武的大儿子马保之（原名马保罗）在金陵大学毕业后，与几个同学来西大任助教，马君武给予两个外省助教较高的工资，而马保之和本省几个同学则享受不了同等待遇。他认为：本省人为家乡教育事业尽点义务是应该的，外省籍教师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为西大教育服务，受点照顾无可厚非。马君武不拘一格用人才，只要有真才实学，愿意为西大服务的，一律破格提拔，大胆使用。反之，对不安心本职工作、学生不满意的，则不管资历、学识如何，一旦聘期已满则立即解聘。又规定：“每年6月，凡胜任教学工作的，继续聘用，增加薪金一级，个别优秀者得加薪两级”。为了长远发展解决师资问题，学校还选拔优秀青年助教出国深造，再回校任教。凡在西大任教两年以上、工作成绩突出的中青年助教，学校保送到欧美留学深造三年，期间除照发原薪外，另借款作为学习和生活费用。但回国后必须回西大执教，并在一定年限内还清借款。归还的借款，又转借给下批留学人员使用，周而复始。他原计划保送100名助教出国留学，后因战乱，只选送了郑建宣、余克缙、杭维翰、徐震池、汪振儒、熊襄龙、叶培、秦道坚等人。这些教师学成回国之后，都成了广西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骨干。抗战初期，马君武提出西大的三大教育目的：“一、科学的知识，二、工作的技术，三、战斗的本领，以达到救国的大目的。”他深信，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仅掌握书本上的知识，难免理论与实践脱节，缺少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或者只适应局部工作。因此，他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包括到他领导的两广硫酸厂去实习。不但学习工艺操作和制造，还学习车间管理、企业管理。组织生物系、农学系、林学系学生到都庞岭、十万大山、花坪林区等地，研究森林群落，采集植物标本。组织植物研究所职工培植奇花异卉，参与香港、广州市场竞争；每到假期，便组办教员讲习班，他亲任委员长。1933年，秦道坚、唐国正、黄荣汉同学对化学研究饶有兴趣，组织了十多个同学参加的化学研究会，开展化学研究活动，在教授马名海和林炳光的指导下，他与两个同学发明了“禾草蔗渣无烟药”，获得了省部研究奖。当然，也有为研究付出生命的。1936年10月，化学系宋文政教授试验炸药，以身殉职。马君武认为：“没有充裕完备的图书资料、完备的仪器设备，就办不好理工大学。”因此，在1931和1932年两年，仅仅理化仪器就用去银毫40万元，教学工厂及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精密仪器，如机械系的机械厂，有各种车床、刨床、铣床、电焊机。以及铸锻设备等。土木系有各种测量仪器和材料室，其设备之齐全，被公认为华南首屈一指。矿冶系有矿物标本千余种，岩石标本500多种，还有矿山测量仪、选矿机械、试金炉等设备。1934年，马校长去欧洲考察时，不惜重金，从德国买回大小不等的白金钳锅和一个电槽，都是很贵重的化学仪器，这在当时国内大学绝无仅有。1935年，又在西大建立了植物研究所，成为大规模采集和系统开发广西植物的开端。在现在桂林市雁山的广西植物研究所，是当年广西大学农学院良丰校区之一，主要用于教学、科研和实验。目前，广西植物研究所，古木参天，环境幽雅，置身其中，可以让人忘记尘世的喧嚣。这里保存完好的，是一栋民国时期风格的三层建筑，上书“科学馆”三个大字，这是学生做实验的地方。当时农学院只有农学和林学两个系部，“科学馆”是农学专业学生做实验的主要场所，而林学专业学生的主要实验基地“森林馆”已不复存在。　后来，马校长又在柳州建立了广西农业试验场。他这样做，就是千方百计把课堂教学与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广西大学农学院。1937年，农学院从梧州迁到柳州沙塘，当时，这里已设立了广西最完善的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广西农事试验场。后来，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工作站、农业部广西推广繁殖站，也先后来到沙塘。一时间，广西省政府直属的主要农业科研、教学、生产试验都集中于沙塘一处。许多著名的农学家亦会聚于此，从事教学科研并取得丰硕成果，现在广西一些地方所种的“沙塘柑”，“祖先”应是在此。沙塘也被誉为中国的“农都”，当时来沙塘考察、视察、讲学的军政要员，著名的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林孔湘、雷沛鸿等。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利查逊博士也曾到此讲学。1944年秋，日军犯桂，沙塘沦陷，学校被迫疏散，中国 “农都”的鼎盛时代宣告结束。而今，广西大学在柳州沙塘的旧址有三处，分别散落在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内。这些反映当年沙塘农事盛况的见证，弥足珍贵。在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里，至今还保存着建于1939年的广西大学农学院研究室，有当时白鹏飞校长亲笔题字的石碑。还有一件事被传为佳话，就是广西大学农学院，有3位同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同时担任两岸三地的农业最高首长。他们是中国农业部部长何康，台湾农复会主任（后任“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顾问）李崇道，香港农牧渔业处处长黄诚达。这三位同窗好友都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为躲避战火，李崇道和弟弟李政道随大批难民往西南转移。弟弟李政道乘坐火车到达昆明，进入了西南联大；而李崇道一路艰辛，走到桂林时已贫病交加，身无分文。这是，正逢广西大学招生，李崇道便考入了广西大学农学院。凑巧的是，193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西从事秘密工作的何康，成了李崇道的同班同学，并住在同一宿舍的上下铺。1943年，黄诚达考入广西大学，成了何康和李崇道的师弟。上世纪80年代初，黄诚达邀请何康、李崇道赴香港聚会，三位同学紧紧相拥，互道别情。据香港媒体报道称，那次聚会，是自1949年以后国共两党最高级别官员的见面和对话。这是后话。附：广西大学走出的三位农业“部长”作者：刘涛抗战时期，广西是战时后方，位于桂林的国立广西大学云集了竺可祯、李四光、李达、陈望道、王力、刘仙洲、陈寅恪、盛成、陈焕庸、千家驹、黄现璠、施汝为、卢鹤绂、纪育沣、文圣常等大批名师,而位于柳州沙塘的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以及广西农事试验场“为广西全省最高的农业研究机关”（马君武，1940），人才荟萃，成果卓著，曾有南方“农都”的美称。20世纪40年代，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何康、原台湾农复会主任李崇道、原香港渔农处副处长黄成达曾同时在此求学，何康、李崇道在同一班级求学，高黄成达一级，而且何康和李崇道还是“上下铺”。何康：一生为了祖国农业何康（1923- ），福建福州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毕业于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曾任重庆南开中学党支部书记、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先后在广西、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林业部、农业部司长，农垦部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院长，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委副主任兼农业部副部长，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农牧渔业部部长，中国科协第三、四届副主席，农业部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何康生于1923年2月16日。父亲何遂是旧军人，老国民党员，毕业于陆军大学二期。何康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哥哥何旭、何鹏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的两个妹妹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何康1936年进入位于福州马尾的海军学校。抗战爆发后，两位哥哥给他寄来了大量红色书刊，他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由敬重到认同到决定追随一生。在《抗战三日刊》上看到抗大招生消息后，何康和几位同学准备北上延安进抗大。但战时离校要按临阵脱逃惩治，于是他和几位同学决定以故意考试不及格和有意犯错误来申请到退学资格。1937年12月，何康退学先行北上，商定在武汉与同时退学的同学会合，然后一起步行到延安。在武汉期间，何康与表姐陈端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演剧七队，在湖北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何康与解放后成为国内著名表演艺术家的田冲搭档最多。在短剧《抗日小兄弟》中，田冲演日寇班长，何康演抗日小兄弟。有一次演出，当演到小兄弟为给中国军队送抗日情报，被田冲扮演的日寇班长抓住，本来规定是田冲解下皮带，手抓铜扣一端，使劲抽打何康扮的小兄弟，但田冲错用铜扣一端抽打何康，何康痛得大哭，台下群情激愤，高呼“打倒鬼子”！到后台，田冲才知自己错用铜扣一端打何康，直说对不起。1938年，何康奉命西撤，考入由天津迁往重庆的南开中学，1939年5月20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出任中共南开中学党支部书记，由后来成为叶帅夫人的叶剑英秘书吴博亲自领导。当时，何康并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哥哥早已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多年未与两位兄长相见。1941年，中学尚未毕业的何康考入成都光华大学学习经济学。但何康志不在此，多次往返于重庆成都，看到四野民不聊生的惨状，何康下定决心，要学习农业，将来靠农业知识去改变农民的命运。主意既定，何康很快就在1942年转学到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当年，战火还未燃烧至大后方。位于桂林良丰西林公园的国立广西大学云集了大批名师，竺可祯、李四光、李达、陈望道、王力、刘仙洲、陈寅恪、盛成、陈焕庸、千家驹、黄现璠、施汝为、卢鹤绂、纪育沣、文圣常等一大批著名教授都曾在广西大学任教。随着战火在内地的蔓延，浙大农学院的很多好老师都到了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位于柳州沙塘的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以及广西农事试验场“为广西全省最高的农业研究机关”（马君武，1940），人才荟萃，成果卓著。立志求学的何康没有贵家子弟习气，和所有同学一样，吃糙米饭，用油灯照明。何康发愤苦读，每每夜里念到十一二点，鼻孔被煤油灯熏得黝黑。回忆学生时代，何康说，司马迁发愤修史的故事对他很有鼓舞作用，达尔文在生物学上执着的追求精神也让他非常感动，从爱迪生身上，他还看到了刻苦勤学的精神。何康任农业部长时，因为解决了粮食大量高增长的问题，使中国能用占世界百分之七的可耕土地养活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的杰出成就，1993年，世界粮食基金会把该年度的“世界粮食奖”授予何康。20万美元的奖金，何康回国后把它作为何康农业教育基金会的本金，用其每年的利息收入作奖学金，鼓励农业院校在校优秀学生、支持科研项目和国际交流活动。何康去领奖时，在华盛顿遇上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恩师张信诚教授。当年何康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土壤中的碳氧比例及其与水稻营养的关系。这在当时是个崭新的课题，何康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进行土壤微生物的研究，指导教师正是留美博士张信诚教授。张教授是美国农学界泰斗魏克斯曼的学生，建树颇丰。何康论文的要义是，使用稻草肥田要达到更佳效果，必须给它以启动力量，即给微生物以营养。何康这篇具有相当实用意义的论文得到中国农学界的重视，自然也获得了导师的喜爱与赞赏。厚达几百页的毕业论文也就由张老师收藏保管起来。令人绝想不到的是，八十多岁的张老师去见何康时，为何康带去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当张老师颤巍巍地解开包裹时，何康惊呆了------竟然就是那份毕业论文！张老师竟然万里迢迢把它带到了美国，珍藏了四十多年！热泪盈眶的何康紧紧地紧紧抱住了恩师。毕业后的1946年，党组织将何康派到上海，利用父亲与岳父的关系，组织成立了上海瑞明企业公司，归刘晓领导，为解放区筹措经费和药品、器材。1949年，上海解放时，国民政府农林部农业复兴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主任、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儿子马保之，当时已经去了台湾。马保之在办事处的一个学生宣布说，大家都先准备一下，迎接共产党的接受大员，他马上就到。过了一会，这个学生又进来宣布说，我就是接受大员。这个年轻人，就是何康。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就向外界公布了负责接管这座远东最大商业都市的上海军管会成员名单，何康被任命为农林处处长。这一公布，使我党已打入台湾的两个重要人物只好立即撤往香港。这两人，一位是他父亲，一位是他二哥，当时他二哥已进入台湾电讯部门。得到消息，何遂以到香港看望病重亲家为名，带着夫人、最小一个儿子和二儿子一家登机撤往香港。抵港后，在党的安排下，立即进入广东。不久，何遂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何康被任命为农林部副部长。1952年5月，何康调往北京，担任农业部特种林业司（橡胶司）司长，这一年他刚满29岁，就成为中国橡胶事业的第一位领导人。1956年何康主动要求到华南特种林业科学研究所当所长。1958年国家农垦部成立，部长王震动员研究所搬到海南去，此时海南也要求华南农学院在海南设分院。何康主持了大搬迁工作，并出任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所长兼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院长，在海南办了三万亩农业试验场，实现了橡胶技术人才培养、橡胶技术研究、橡胶新技术推广“一条龙”。1978年何康调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1983年升任部长，1990年以67岁高龄离休。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曾在1985年5月3日给何康写过一封信：“从家兄李崇道处知道您和他是四十多年前的老兄，虽然我们尚没有见面，特此来函问候。崇道在台湾从事农业发展数十年，今年将率团去巴黎参加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的国际畜疫会议，听说贵部将派团参加。家兄很想建立大陆和台湾农业同行间的关系，托我转达他的意思，也许他和您可能在巴黎会见，假使您这次不去，能否麻烦转告去巴黎开会的同行们。”在何康的全力推动下，两岸农业开始越来越多的交流合作。1990年春天，何康与李崇道在香港会谈，并达成了合作协议。何康的后半生，勤勉地做一个合格技术官僚。因是知识分子出身，何对农口的知识分子很重视，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概念，在国内外和行业内外广交朋友。在农业拨乱反正和恢复增长的过程中，何康做了很多事，也为世界农业的发展和解决饥饿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他得了联合国的粮食奖。据说，该奖的获奖人，都是世界知名的农学家（中国第二个得此奖项的是袁隆平），何康是唯一的行政官员。1990年，何康原配夫人临终前，让儿子去找40年代何康的广西大学同学郁隽民，让她能继续给自己钟爱一生的人以更多的幸福。大儿子四处寻找，终于在美国找到了正在大学讲学的郁阿姨。郁隽民当年是广西大学园艺系高材生，比何康低两届。1993年两人喜结良缘。（本文内容由刘涛整理，参考了CCTV《去大后方》栏目，《广西大学校志》、《广西农业大学校史》、《广西大学校报》等，向以上作者表示感谢！）李崇道：心系宝岛农业事业李崇道，上海市人，1923年10月2日生。1946年从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兽医系毕业，美国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兽医病理系)，韩国国立全北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美国洛氏基金奖学金研究员，艾森豪威尔奖金研究员。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畜牧实验所技佐、台湾省农林厅兽疫血清制造所技士兼疫苗室主任、农复会技正、农复会畜牧生产组组长、农复会秘书长、台湾大学、中兴大学兽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委员等职。1973年5月，奉派为农复会（1979年3月改名农发会）主委。1981年8月出任国立中兴大学校长。李崇道为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长兄，治学勤勉，自律严谨，为台湾著名农业问题、家畜疾病专家；从农复会时代到农发会以至于现在的农委会，一直献身台湾农业发展工作，卓有贡献；尤其在台湾地区家畜兽医方面所作之努力与成就，影响最大，功不可没。重要著作有：《Reports on Hog Cholera Program and Vaccine》、《Micro morphology of Hog Cholera Virus Infected Cells in Vitro》、《兽医病理学》、《兽医病理学图谱》及有关猪瘟病毒及兽医学研究论文数十篇。1983年9月，被任命为“考试院”第七届考试委员。1989年6月，应台湾“教育部”之聘，担任“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主任；同年11月，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91年元月，李崇道又出任台“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至1993年7月卸任；目前退休在美。当上海英、法租界响起枪声的时候，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李政道当时就在上海人民广场旁边摩尔敏的教堂听课，日本人走进来，全都端着枪。整个课堂一片惊悚。李政道觉得不应该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继续居住，于是同二哥李崇道商量后，他们决定离开。李崇道读大学预科、李政道读中学。和沪上许多有钱人家孩子一样，李崇道、李政道兄弟俩就读的，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李崇道回忆：“珍珠港一爆发，日军就到租界上来。家父知道我们几个儿子都有极大的爱国热情，而且我们都练了很好的武功，脾气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