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来龙去脉（1）

该军前身是国民党军第4军第10师一部。1923年2月，以粤军第1师一部编为粤军第4军第1师第1旅。1925年7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建国粤军第１军第１师：师长李济深，副官长薛岳第１旅：旅长陈铭枢第１团：团长张发奎第２团：团长蒋光鼐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随即对驻广东境内的各派军队进行整编，统一编制，于８月２６日成立国民革命军第１、２、３、４、５军，粤军第１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４军，军长 李济深， 副军长 陈可钰，参谋长邓演存，政治部主任麦朝枢，以第１旅扩编为第１０师，师长陈铭枢；蒋光鼐任副师长，戴石孚任参谋长，李笠农（后徐名鸿）任政治部主任；辖28、29、30团。副师长兼二十八团团长蒋光鼐二十九团团长蔡廷锴第三十团团长戴戟。第２旅和补充团扩编为第１１师，师长陈济棠；８月３０日，以原第１旅第１团张发奎部扩充成立第４军独立第１旅，张发奎任旅长，参谋长许志锐，第１团团长朱晖日，团副苏德燊；第２团团长黄琪翔，团副吴奇伟。独立旅扩编为第１２师，代替因叛乱被消灭的梁鸿林第１２师。至此，粤军第１师落下了帷幕，但由第１师发展衍生出来的国民革命军第４军及其以后的第１９路军和粤系军事集团，继承和发扬了第１师的精神，历经北伐、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继续在民国的历史上书写了更为浓重的篇章。1926年5月，湖南省防第4师师长兼湘南督办唐生智，因拥护国民政府，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湘军叶开鑫部的攻击，退驻衡阳。为援救唐生智部，该军以叶挺独立团由肇庆先谴入湘，与桂系第7军钟祖培旅，协同唐生智部，先后取得了衡山、渌田、金圣寺、龙家湾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吴佩孚重占湖南的图谋，并由此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同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第４军副军长陈可钰、党代表廖乾吾率第４军第10师、第12师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范汉杰实战经验丰富，遂被提拔担任第10师第29团团长，为黄埔一期生中最早升任团长的三人之一第１０师，师长陈铭枢；蒋光鼐任副师长，辖二十八团团长范汉杰二十九团团长蔡廷锴第三十团团长戴戟。此后至8月中旬，该军在右路军的编成内，相继攻克湖南的醴陵、浏阳、长沙、平江等地。8月下旬，该军向湖北挺进，先后攻克鄂南门户汀泗桥和贺胜桥，直逼武昌城下。9月初，北伐军组成攻城司令部，指挥第4、第7军经过40余天的激战，与10月10日攻克武昌。该军在此次北伐作战中夺关斩将，荣获“铁军”称号。同年11月初，该军挥师弛援江西北伐军，配合第7军等部先后攻克德安、马回岭、九江、南昌等地，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大部，迫使孙传芳仓惶逃回南京。11月27日，该军以第10师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11军；以第12师及叶挺独立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陈可钰任军长，张发奎任副军长。1926年11月，第4军第10师扩编成第11军，陈铭枢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蒋光鼐任副军长，辖第10师，蒋光鼐兼任师长；第24师，戴戟任师长。1927年3月，陈铭枢由武汉去南京（5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被免职，由第4军军长张发奎兼任该军军长，同时收编第9军第2师为第26师，杨其昌任师长，由于杨因病未到职，由副师长吴仲禧代理。军长张发奎第10师，蒋光鼐师长第24师，戴戟师长第26师，杨其昌师长（由于杨因病未到职，由副师长吴仲禧代理。后为许志锐）军官教导队主任戴戟宁汉分裂，戴戟十分苦闷，借口创伤复发辞去军职，寓居上海。25师副师长叶挺接任师长。同年4月，该军除叶挺率第24师留守武汉外，其余挥师北伐，隶属第1纵队，参加上蔡、临颖战役。6月北伐军由河南回鄂，张发奎升任第2方面军总指挥，由朱晖日继任军长、叶挺任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徐铭鸿隶属第2方面军。7月，该军开始东征讨蒋后，由九江转入南昌， 第10师，第24师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第26师随第4军回粤此后，起义军在南下潮汕时，第10师于8月9日脱离起义军序列入闽，第24师由叶挺率领南下潮汕后被打败溃散，余部随朱德变为红军。8月下旬，11军军部恢复，由蒋光鼐代理军长，蒋光鼐率该军进入福建。11月初，在日本的陈铭枢回闽复任军长职，蒋光鼐任副军长。1927年12月，戴戟接受陈铭枢、蒋光鼐邀约回到第十一军任军参谋长1929年春，陈铭枢改任广东省主席，由蒋光鼐任第11军军长兼广东南区善后委员，率部驻南路钦、廉、雷、琼一带。1929年初，国民党军队缩编为师。第11军缩编为广东编谴区第3师和独立第2旅，蒋光鼐任第3师师长；蔡廷锴任独立第2旅旅长。8月，第3师使用中央军番号，改编为陆军第61师，蒋光鼐仍任师长，独立第2旅改编为第60师，蔡廷锴任师长。一九二九年冬，桂军第七军、第十五军联合粤系另一支反蒋部队第四军张发奎部犯粤。蒋介石派第六路军朱绍良率三个师来粤支援陈济棠的第八路军，在广东花县赤白坭、新街一带进行堵击，激战几天，终将张、桂军击败，陈济棠命蒋光鼐为前敌指挥官率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等三个师，追击进至广西北流西山、民乐地区，再度将张、桂击败。一九三○年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即原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集团军）联合反对蒋介石，是年五月间，张、桂军北上与阎、冯联合作战，前锋已抵湘北，陈济棠命蒋光鼐率六十、六十一、六十三等师由桂回粤转湘尾追，于衡阳附近决战，第三次将桂、张军击败。双方伤亡惨重。衡阳战役之后，当时阎、冯联军在豫鲁战场占优势，打得蒋军焦头烂额，蒋介石命蒋光鼐率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津浦线作战，于七月底占领济南，将阎锡山在山东战场的部队击败。八月间，蒋光鼐升十九路军总指挥，我升第十九军军长，辖61、62两师。随即转战河南平汉线，在新郑、郑州地区联合友军，将冯玉祥主力击败，结束了中原会战，稳定蒋政权的统治。十九路军几年来成为拥蒋的忠实有力工具。1931年9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官，1932年1月6日由蒋光鼐继任。1931年11月初，3万余人的十九路军从江西吉安开拔，当月20日抵达沪宁一带。“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十九路军编制如下：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总参谋长：黄强副总参谋长：范汉杰参谋处长赵一肩下辖：第六十师：蒋光鼐师长：沈光汉副师长：李盛宗参谋长：李盛宗(兼)第一一九旅：旅长：刘占雄第一团，团长：黄茂权第二团，团长：刘汉忠第三团，团长：黄汉廷第一二○旅：蔡廷锴旅长：邓志才第四团，团长：杨昌璜第五团，团长：梁佐勋第六团，团长：华兆东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副师长：张炎参谋长：赵锦雯第一二一旅：旅长：张厉第一团，团长：梁世骥第二团，团长：田兴璋第三团，团长：廖起荣十九路军编制1931年9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官，1932年1月6日由蒋光鼐继任。1931年11月初，3万余人的十九路军从江西吉安开拔，当月20日抵达沪宁一带。当时十九路军编制如下：总指挥：蒋光鼐， 　　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 　　参谋长：黄强下辖： 　　第六十师： 　　师长：沈光汉， 　　副师长：李盛宗 　　参谋长：李盛宗(兼)第一一九旅： 　　旅长：刘占雄第一团，团长：黄茂权 　　第二团，团长：刘汉忠 　　第三团，团长：黄廷第一二○旅： 　　旅长：邓志才第四团，团长：杨昌璜 　　第五团，团长：梁佐勋 　　第六团，团长：华兆东第六十一师： 　　师长：毛维寿 　　副师长：张炎 　　参谋长：赵锦雯第一二一旅，旅长：张厉第一团，团长：梁世骥 　　第二团，团长：田兴璋 　　第三团，团长：廖起荣第七十八师: 师长 区寿年 副师长：谭启秀一五五旅旅长黄固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十九路军是民国众多粤军中最有名的一支，其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1930年7月正式成立十九路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名满天下。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亦称“闽变”），旋即失败、瓦解。反蒋并不足奇，从1927年宁汉分裂后国民党党内党外的反蒋活动就接连不断。但十九路军的反蒋有其特殊之处：其一，它以“毁党灭国”的方式反蒋；其二，在1933年反蒋以前，曾长期拥蒋。从拥蒋转到反蒋，十九路军走过了一段较长的历程。“拥蒋最有力的广东部队”对于十九路军的长期拥蒋，不少时人印象深刻，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在其回忆录《岭海微飙》中就认为十九路军“是拥护中央最久也最力的广东部队”。胡秋原在1937年5月也指出：“从东征到淞沪抗战，十九路军的前身部队一直属于蒋介石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数次把他从内战的危难中拯救出来，帮助他进于现在的高位。”（HuChow-yuan，TheNineteenthRouteArmy，Amerasia：AReviewofAmericaandtheFarEast，vol。1，no。3，p。127-128）陈公博不仅提到了这件事，还历数十九路军领袖陈铭枢如何“拥蒋最力”：他（蒋介石）赶许汝为，事前和他（陈铭枢）商量。招致唐孟潇加入国民革命军，派他当代表。囚胡展堂，使他安定广东。而真如呢，的确也替蒋先生卖尽许多气力，宁汉分裂，真如宁可放弃他的军队，也不赞成武汉而走南京，张桂军围攻广州之役，完全靠他十九路军，才反败为胜。蒋先生在扩大会议之时，直是精疲力尽，也全凭十九路军恢复济南，才重安北方之局。（陈公博：《苦笑录》，第196-197页。以上“许汝为”、“唐孟潇”、“胡展堂”、“真如”分别指许崇智、唐生智、胡汉民、陈铭枢。）事实也的确如此。早在1925年第一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粤军第一师陈铭枢旅等部出征时，身为东征总司令的许崇智向陈铭枢和蒋介石下达攻击同一目标的命令，反常地不指定陈要受蒋的指挥。陈铭枢以为这是许对蒋“有意见”，主动表示“当然”受蒋指挥。同年9月，蒋介石借“廖案”驱逐许崇智，又得到陈铭枢的支持，陈还奉蒋之命“护送”许崇智下船赴沪。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后，蒋介石与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蒋李交恶”之说时有所闻，中共方面对支持李济深抗衡蒋介石也怀有某种期许，但由于陈铭枢明显亲蒋，李济深抗蒋之说终未成为现实。宁汉分裂后，1927年3月，在武汉阵营身膺要职的陈铭枢从武汉出走，到南京出任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副主任，并公开指责武汉“一方反共，一方又反蒋，人非狂惑，何为颠倒若此？”赞扬蒋介石为“党之利器”，“本党中央付以军事全责，信任不渝”。（《申报》1927年8月8日）1929及1931年，陈铭枢及十九路军还有两次重要的拥蒋行为。1929年3月蒋介石扣押广东领导人李济深后，作为李济深之下第一号人物，陈铭枢不仅没有积极设法援救李济深，反而立即表态拥护蒋介石和南京中央。1931年4月底，因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古应芬、陈济棠等密谋反蒋。就在这时，陈铭枢突然离粤赴港并宣布拥蒋。蒋介石同样视陈铭枢为忠实干部。1927年8月蒋介石北伐受到挫败，撤退时陈、蒋同处一节火车车厢，蒋对陈殷勤备至。次年初，当蒋介石怀疑李济深有“异心”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正在粤东的陈铭枢部的安危，密电陈铭枢“速将所部开来长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第256页）拥蒋的背后及最初的裂痕然而，在陈、蒋紧密结合以及十九路军长期坚决拥蒋的背后，还有着外人难以察觉的另一面。研究军阀政治的海外学者齐锡生、陈志让都认为“个人关系”在民国的派系中普遍而重要，是结成派系的基础。田宏懋则认为蒋介石与其追随者主要以五种个人关系来维系，分别是地域关系、家族纽带、学校纽带、结拜兄弟关系、保护-被保护人关系。而就陈、蒋关系而言，这种“个人关系”并不存在。相反，十九路军内部尤其是“三巨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有着紧密的“个人关系”。十九路军上层除戴戟（安徽人）等少数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广东人，而且蔡廷锴与区寿年、沈光汉、谭启秀等几位师旅长还都是广东一个县的（罗定）。早在1907年，陈铭枢与蒋光鼐就一起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为该校第二期同学。后来两人又一起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和保定军校。长期的同学和共事，使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陈铭枢对蒋光鼐一直以兄长视之。大约在1917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已相聚于林虎部的“肇军游击第一营”。此后，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十九路军的前身虽然屡经改组，但军官们始终保持紧密的个人纽带。到1927年宁汉分裂时，十九路军的“团体”意识已相当强烈。地域关系的欠缺以及陈铭枢的思想复杂也是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关系中的隐患。十九路军是以广东人为主体的军事集团，亲历福建事变的陈祖康甚至断言十九路军“绝对不信任广东以外的人”。蒋介石对陈铭枢的粤人身份也有疑虑，怀疑他已成为粤籍元老胡汉民在“军队之人”。与蒋光鼐、蔡廷锴等较单纯的军人不同，陈铭枢兴趣广泛而思想复杂，这也不利于维持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与其他反蒋者不同，十九路军因长期拥蒋，其成为反蒋者的转变过程也更长、更复杂。这一转变主要是循陈铭枢和十九路军两条互相影响的线索而发展的。1927年初，陈铭枢虽有“弃汉投宁”之举，蒋介石对他却已有“喜欢干预政治，却不顾及他自己的军事职责”的訾议。1929年3月末，陈铭枢听说蒋介石重新起用张发奎，即致电提出反对。曾亲见此电文的张发奎还记得陈铭枢在电文暗示“倘若蒋先生起用我（张发奎自称），第十一军将不会听命于蒋”。蒋自信他与陈铭枢有“相处之道”，仍起用了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170-171页）陈铭枢对此感觉失望甚至“受伤”是很自然的，这是他拥蒋态度动摇的最初心理基础。差不多在此同时，十九路军也对蒋介石首次产生了明显不满。1930年8月，十九路军逼近济南，蒋介石令其原地待命，等其他中央军到达后方准攻城。十九路军强行攻下济南后，蒋介石又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使十九路军占有一块地盘的希望破灭。丘念台认为十九路军对蒋介石的怨怼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此时中原大战正酣，蒋介石还需要十九路军为他卖命，何以他会如此不智？一方面，蒋介石必须笼络韩复榘。韩复榘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战将，中原大战前夕才倒戈投蒋，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明显比不上蒋跟陈铭枢及十九路军的关系。为了稳住韩复榘并显示充分的信任，哪怕意识到十九路军有获得山东地盘的愿望，蒋介石也要把山东地盘送给韩复榘。另一方面，蒋介石还高估了十九路军拥护“中央”的“政治觉悟”。十九路军虽然打着“维护中央”和“戡乱”的名义请缨，其实是考虑陈铭枢、陈济棠两个军事系统共处一省，发展空间有限。而为了部队的生存与发展，蒋光鼐、蔡廷锴也不能没有地盘的想法。而对于地盘等问题的“计算”，由于个人关系的缺乏，蒋、蔡与蒋介石之间又只能意会，无法明白表达。不过，中原大战一结束，蒋光鼐、蔡廷锴就向蒋介石请辞，而且一辞再辞，还是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不满。拥蒋态度出现波动1931年4月底，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为口实，广东陈济棠集团公开反蒋。陈铭枢本是广东集团的重要一员，却在反蒋一触即发时突然离粤，公开表示他对广东反蒋的不附和。后来，陈济棠多次提到陈铭枢本是广东反蒋密谋的参与者。如“粤变”发生两年后，陈济棠曾与陈铭枢讨论起共同反蒋问题。会谈后，陈济棠感慨地对元老派陈融说：“我精神上对此人（指陈铭枢）究有不安之处，如前时我与渠及湘翁已经商得确确实实，而忽然逃去，此则令人莫测者也。”（《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9），第516页）“湘翁”是对古应芬（字湘勤）的尊称，而“商得确确实实”就是指在反蒋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不过，陈铭枢毕竟最后选择了从广州出走，而且就其在1931年3-6月间的一连串行为来看，他仍然是拥蒋的。3月2日，陈铭枢电请蒋介石设法阻止孙科离京。4月29日，陈铭枢又建议蒋介石将古应芬等“出京来粤之同志”电召回京，以挽危局。古、孙是此次广东反蒋的支柱，蒋介石若能办到，对广东反蒋确可收釜底抽薪之效。5月1日，蒋介石以为陈济棠没有卷入萧佛成等四监委的弹劾，对“粤变”不扩大还心存一线希望，陈铭枢又指明陈济棠也已卷入。面对粤方的一再拉拢，陈铭枢一再坚拒，其左右更声言“陈绝不出此”。“粤变”发生后，十九路军的拥蒋态度也出现了波动。5月6日，在香港的陈铭枢致电蒋光鼐，提出十九路军“非至万不得已”，对粤“总以免决裂为上策”。提到与粤方可能“决裂”，预示着十九路军一定拥护“中央”。但在尽量避免对粤摊牌的要求下，蒋光鼐、蔡廷锴可能另有想法。6月3日，蒋介石认定“蒋光鼐部下有异心附逆者”。第二天，蒋介石更断定“蒋、蔡之部队”已“变”。（《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第238、239页）此时蔡廷锴率部突然放弃兴国，向赣州开拔，似乎是“脱离中央去靠拢陈济棠”。（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第19页）由于有陈铭枢尽力避免与粤决裂的指示，这些“异动”在其未摊牌前本来还可在此范围内理解，但王大顺等学者认为蒋光鼐、蔡廷锴当时是想回广东响应反蒋的，因陈铭枢来赣阻挠而放弃。果如此，则又表明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已经动摇。1931年6月5日，陈铭枢从日本回国，即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剿赤”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重领十九路军。陈铭枢承认到8月上旬自己已萌发反蒋之心。他在回忆中解释了起意反蒋的原因：“对红军作战不易；十九路军长期转战，兵力渐感疲敝；东北自万宝山案发生后，日军蠢蠢欲动，强邻压境，东陲堪虞；蒋对军事指挥，亦复低能，加以私心太重，赏罚不明。”（《陈铭枢回忆录》，第72页）然而他既没有提到蒋介石执意起用张发奎等“旧怨”，也没有提到早在数月前“粤变”时蒋光鼐、蔡廷锴已试图联粤反蒋。“九·一八”事变打断了陈铭枢的反蒋计划，而陈、蒋间的裂痕仍在扩大。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要先平定广东和“共匪”，才全力抗日，陈铭枢则声称广东问题“决无不可调和之理”，“共匪”也可“设法招安”，蒋介石“面现不愉之色”，“经此次会议后，蒋之于陈，隔膜转深”。（翰青：《陈铭枢搞闽变的症结所在》，香港《春秋杂志》第269期〔1968年〕，第9页）政局的演变进一步加剧陈蒋间的不满和不信任。陈铭枢自告奋勇赴粤议和，并造成十九路军北调卫戍京沪及由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的结果，既突出了十九路军对大局的重要影响，也显示粤方对源出广东的十九路军的信任。1931年10月，在十九路军移防京沪问题上，蒋介石与蔡廷锴又发生了摩擦。当陈铭枢来电询问时，蒋介石罕见地发泄了一通对蔡廷锴的不满。无论蒋介石和蔡廷锴之间发生了什么，陈铭枢都很难不受影响。陈铭枢、蔡廷锴开始为十九路军另谋出路，向此时已成为蒋介石“死敌”的胡汉民及粤系靠拢。1931年12月，陈铭枢附和粤方对蒋介石下野的要求，提出“似亦暂避为宜”，蒋介石感慨“真如亦受若辈之迷乎？”（《事略稿本》（12），第455页）在日记里更直斥陈“惟恐余退之不速也！”（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蒋介石下野后，陈铭枢先后出任代理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及交通部长，又以京沪卫戍司令身份掌握十九路军，位高权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蒋认定“使政治无状至此，使官兵伙食不继，使余爱国计划遭此失败”，“实陈铭枢一人有以误之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第81页）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反蒋内幕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人，国民党陆军上将，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20年孙中山创建粤军3个师，陈铭枢被任命为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北伐前夕，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与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并肩作战，连克北洋军重镇，被誉为“铁军”。攻克武汉后，第十师被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部部长。宁汉分裂时，陈铭枢弃汉赴赣，投奔南昌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铭枢先后出任第十一军军长、广东省主席、十九路军总指挥。1931年底，陈铭枢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京沪卫戍司令长官。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因坚决抵抗而成为民族英雄。然而，陈铭枢积极主张抗日，政治上与蒋介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开始分道扬镳。而蒋介石的报复行动，更坚定了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举兵反蒋的决心。非嫡系的“嫡系”自1927年宁粤分裂到1931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战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帮助蒋介石。他所率领的第十九路军成为蒋介石的非嫡系的“嫡系”部队，在蒋介石排斥异己、制衡西南、“围剿”红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党内部开始分裂，酿成迁都之争。蒋介石坚持迁都南昌，而绝大部分中央委员要求定都武汉。迁都之争很快发展为拥护党权，反对独裁的斗争。此时，在南昌的蒋介石依靠的部队除黄埔嫡系外，主要就是留守广东的李济深部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而武汉方面主要有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和陈铭枢等部。其中，唐、邓、张三人都服从武汉中央，唯有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倾向蒋介石。1927年2月，陈铭枢由武汉到南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你要分清是非，不要忘记自己是国民党员，要好好考虑自己的前途。”陈铭枢返回武汉后，立即召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人，让他们带好部队，保存实力。之后，陈铭枢悄悄离开武汉来到南昌，从此他公开站在蒋介石一边。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铭枢出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总政治部的实际工作。但好景不长，1927年8月，宁汉合流，蒋介石被迫下野，陈铭枢也随之辞职出洋。1929年，蒋介石扣押李济深后，陈铭枢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成为蒋介石打入广东地方实力派、牵制陈济棠的一颗重要棋子。陈铭枢的基本部队第十师参加南昌起义后不久，由蔡廷锴率领脱离起义部队，南下福州，重建十一军。陈铭枢得知后立即由日本回国，重掌旧部。1929年，陈铭枢的第十一军被编遣为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师，蒋光鼐、蔡廷锴分任师长。1930年夏，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中原，战事惨烈。在广东的陈铭枢致电蒋介石说：“所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不久，张、桂军乘机再起反蒋，直入湖南，企图出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相策应。当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蒋介石急令陈铭枢调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出韶关入湘，以断张、桂军之后。当时，张发奎部已占领长沙，黄绍竑、白崇禧率领的桂军已抵达浏阳，突闻陈铭枢所部入湘，立即变更作战计划，会师应战。结果，张桂联军被蒋光鼐指挥的广东军大败，张发奎部几乎全军覆没，黄、白所率领的桂军也狼狈退回广西。湖南战事刚结束，蒋、蔡两师又被蒋介石调往中原，在津浦线与晋系阎锡山作战。由于蒋光鼐、蔡廷锴两师最先攻克济南，扭转津浦线的战局，蒋介石将蒋蔡两师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赣南“剿共”。初次谋划反蒋1931年初，蒋介石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产生约法之争，蒋介石一气之下竟将胡汉民囚禁于汤山，由此在国民党内引发了新政争。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联合邓泽如、萧佛成、林森发表通电，弹劾蒋介石。随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将领联合通电，要求蒋介石24小时内下野。古应芬、陈济棠等人拉拢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另立中央，建立广州国民政府，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分立对峙。陈铭枢由于支持蒋介石，被迫辞去广东省主席职，只身离开广州到香港，并由香港转道上海前往南京。陈铭枢一到南京，蒋介石就决定派他去赣南，统领十九路军，担任“剿共”右翼军总司令官。蒋介石对他说：“***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1931年6月9日，陈铭枢在赣州就任“剿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官，除统辖十九路军外，陈诚、卫立煌、上官云相、郝梦龄、赵观涛等部也归陈铭枢节制。陈铭枢率领的右翼集团军先后参加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二次、第三次军事“围剿”，但均遭到惨败。其中，在第三次“围剿”中，十九路军在江西兴国的高兴圩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2000余人，军部险些被包围消灭。军事“剿共”的惨败，令陈铭枢与十九路军领导人非常苦恼。陈铭枢深深感到，对红军作战不易，十九路军长期转战，兵力渐感疲敝。而蒋介石对军事指挥又反复无常，处处瞎指挥，常常直接给各军长、师长下命令，军队被调动后陈铭枢往往都不知道。如韩德勤一师，未通知陈铭枢就被蒋调往进攻红军，以致被消灭时，还不知其陷在何处。另外，蒋介石又私心太重，赏罚不明。陈铭枢眼见十九路军在“剿共”中屡遭损失，“不能不重新考虑另谋出路”。恰在这时，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联络各将领反蒋。由于陈铭枢曾是邓演达的同学和部下，陈铭枢也就成了邓演达秘密联络和争取的对象。经过一番秘密协商，决定利用蒋介石要陈铭枢出兵广东的机会，率军进入潮州、梅州，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邓演达还告诉陈铭枢，陈诚也是他的人，蔡元培也主张反蒋。为了更好合作，邓演达还派其秘书杨杏佛到吉安与陈铭枢密商。陈铭枢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邓演达有群众基础，自己有军事力量，三人合作定可开创一个新局面。然而，就在陈铭枢准备起事反蒋之际，邓演达突然被蒋介石逮捕，不久九一八事变又爆发。局势的变化，使陈铭枢不得不暂时放弃反蒋计划。与蒋结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急于寻求与广东和谈。陈铭枢出身粤军，与广东方面有渊源，自然是调停宁粤的最佳人选。于是，蒋介石决定派陈铭枢等人南下广州调停。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和谈条件是：蒋介石下野，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重新改组政府。并提出，为了保证粤方代表的安全，必须调十九路军卫戍京沪，以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由于蒋介石向来视陈铭枢为“自己的人”，因此表示同意，并立即发布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十九路军驻防京沪的调令。在粤方的坚决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第二次下野。但是蒋介石在下野前就有卷土重来的打算，他设下重重陷阱，使后来者难于为继。就在辞职当天，他主持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改组江苏、浙江、江西、甘肃四省省政府，以他的亲信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以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另外，行政院各部部长及重要司长，莫不纷纷辞职，无论批准与否，不管是否有人接收，都先一走了事。尤其是财政部长宋子文，带领财政部科长以上人员来了个总辞职，并把财政部档案也带走了。1931年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准予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以林森代理国府主席，以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选任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被特任为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铭枢之所以能在孙科内阁担任要职，从蒋介石来说，是因为陈铭枢长期拥护他，被他视为“心腹”。让陈铭枢代表宁方在新政府中充当要角，可以牵制孙科内阁，并为蒋介石复出做准备。从孙科来说，是因为他不得不极力拉拢陈铭枢，因为孙科虽然代表粤方组阁，但并没有完全获得粤方尤其是广东将领陈济棠的军事支持，而陈铭枢拥有驻防京沪的十九路军，能为他提供军事保障。孙科内阁建立后，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每月的财政、税收不过600万元，但军费一项每月需要1800万，不敷甚巨。而蒋介石下野后，上海的金融、银行界根本就不与政府合作，政府根本借不到钱。各院部、军政机关到行政院要钱的人排着长长的队，就是拿不到钱。外交也陷入困境，日军不仅侵占东北，还在天津、上海等地挑衅。是战是和，毫无进展。孙科内阁陷入困境，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却袖手旁观，作为行政院副院长的陈铭枢，“大感愤慨”。1932年1月11日，他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万一仨领袖不来，或迟迟其来，重心不立，政府不固，我们也不能等死。大家要一起振作起来，去求我们的生路。”为此，陈铭枢联合蒋介石的死对头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帮助孙科组织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国难期内一切政务”。他还在财政上极力支持孙科，主张停付公债本息；在外交上支持陈友仁，主张对日绝交。1月14日，蒋介石得知孙科内阁“主张对日绝交与停付公债本息，而陈铭枢主张尤烈”时，大为恼怒。他没有想到的是，陈铭枢不仅没有牵制孙科内阁，反而大力支持孙科。于是决定亲自出山。1月17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杭州秘密会晤，达成合作协议，即蒋介石支持汪精卫主政，汪则支持蒋介石重掌军权。1月22日，蒋介石重返南京，陈铭枢到中央军校去见他。蒋介石装模作样地对陈铭枢说：“陈长官，我是在野之身，只有听你的了，你怎样处置我呢？”言下之意就是“我现在就要上台了，你能把我怎样”。陈铭枢立即听出了他的话中之话，急忙回答说：“你还是中央三常委之一，我仍是听你指挥的。”蒋介石于是板起脸说：“国家大事，要彻底的细思，断不是你们这些粗疏贪躁者所能办得了的。”说完便一声不吭。陈铭枢只好告退。1月24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励志社主持谈话，否定了孙科内阁的对日绝交方针，取消中政会特委会，迫使孙科、陈友仁相继辞职。作为孙科内阁的重要成员，陈铭枢的地位变得非常尴尬。他后来回忆说：“在那几天，中央党部和政府（行政院）的各项会议，我虽然照常出席”，但“要不是有十九路军三万余将士掌握在我的手中，我随时都会步邓演达的后尘，被蒋介石杀掉。我之所以能够保住一条命，还由于淞沪抗战打乱了蒋介石重新上台的内外政策部署。”分道扬镳1931年11月十九路军进驻上海时，上海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已是十分高涨。日本借口上海的反日运动，在上海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日本海军陆战队更是伺机蠢动，蓄意扩大事态。面对日军的挑衅，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指示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上海卫戍司令戴戟说：“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就原地消灭它。”十九路军召开军事会议，对部队进行严密部署。就在十九路军秘密准备抗日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蒋介石，说上海时局非常严重，日方提出的条件极为无理，使上海民情激愤，各团体抗日运动高涨，十九路军官兵更是“情绪激昂”，上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由于蒋介石认为中日军事实力差距太大，国内又不统一，若与日开战，则“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将全被敌人所侵占”，因而极力强调上海守军“力避冲突”。1月24日，蒋介石派张静江、杜月笙等人对蔡廷锴说，上海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避免战争，请十九路军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但这一无理要求被蔡廷锴当场拒绝。蒋介石获悉后，又电令宪兵团前往上海接防驻闸北的十九路军，企图将十九路军与日军隔离开来。当宪兵团到达上海时，十九路军拒绝换防。就在此时，日军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就在蒋介石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开始了。对淞沪抗战，蒋介石拟采“一面抵抗，一面预备交涉”的原则，即对日军的进攻稍作抵抗的同时，积极寻求与日方交涉。因此，战争爆发后，面对各界要求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电报，蒋介石就是按兵不动。直至2月中旬，蒋介石才极不情愿地派张治中率领第五军赴上海增援。李宗仁后来回忆说：“淞沪抗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但是第五军全体官兵没有完全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而是激于义愤，积极参加了抗战。2月13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他对何应钦、陈铭枢等人说：“十九路军已经保持了十余日的胜利，能够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好。”并命何应钦、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说：“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何应钦则更直接地对陈铭枢说：“不要打了，打了十几天也够了。”陈铭枢愤怒地回答说：“前方的将士要打，老百姓要打，我能叫他们不要打吗？”会后，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说，近来有人主张“避免再战，枢极不渭然。十九路军必须贯彻全军牺牲之决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蒋介石见陈铭枢与十九路军不肯屈服，就秘密派人与日交涉，并命令中国海军不得参战。2月20日，十九路军与第五军联合大败日军，取得庙行镇大捷。中外舆论哗然，中国人民更是狂喜不已，人民支持军队抗日的情绪，因此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地步。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不仅不肯增援上海守军，还主张对日屈服让步。他对汪精卫、何应钦、李济深、陈铭枢说：“此次对日问题，国联方面尚未能积极，日阁议闻为战费不能决定大出援师。在这样的情势下，我方应该依照原定方针，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抵抗得有胜利，稍稍退后，即以交涉途径进行。现在我方不可不少示退让，以表示我确有和平的诚意。”蒋介石的主张当即遭到陈铭枢、李济深的反对，并要求蒋介石从江西抽调“剿共”的陈诚、卫立煌、谭道源部增援上海。然而，蒋介石却说：“部队尚未集中，增援部队至少要在十天之后才能到达，至于十九路军的撤退时间，由蒋光鼐、蔡廷锴诸兄查看，自行决定。”对于蒋介石不肯增援上海，陈铭枢非常气愤，他说：“蒋介石简直就是在耍流氓，开战已有二十余天，怎么能说部队还未集中呢？”由于日军不断增援上海，而蒋介石始终不肯再派兵增援，3月2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被迫从上海撤退，淞沪抗战失败。一·二八淞沪抗战，蒋介石坐视十九路军失败，使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再次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进一步坚定了其反蒋的决心。而此时的蒋介石对陈铭枢与十九路军也是极为厌恨，因为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不仅戳穿了蒋介石“对日抵抗，三日亡国”的谰言，而且还反证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是一个严重的失策。淞沪抗战，令蒋介石颜面尽失。因此，淞沪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开始寻机报复陈铭枢和十九路军。4月20日，蒋介石对蒋光鼐说：“希望你能转告陈铭枢，不要做陈炯明第二。”随后，蒋介石下令撤销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免去陈铭枢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职，并逼迫陈铭枢出国考察。5月底，蒋介石下令将十九路军分别调往各地，企图将十九路军分而治之，遭到十九路军全军将士的坚决反对。蒋又改令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借以实现他使十九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的阴谋。蒋介石的报复行动，使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加快了反蒋步伐。由此可见，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后来在福建举兵反蒋，除了受中共和进步人士的影响外，也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自1931年到淞沪抗战，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渐渐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基本上完成了由拥蒋到反蒋的思想转变。而蒋介石睚眦必报的性格，更坚定了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反蒋的决心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黄强号莫京，广东龙川人，光绪十四年生。早岁入惠州中学肄业，嗣入广州圣心书院习法文。十七岁毕业，由滇越铁路公司聘为法文翻译。光绪三十三年夏，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炮科肄业。宣统元年，毕业。返粤后，任两广督练公所委员，旋派炮兵第二十五标第一营候差，因参加宣统二年广州新军之役，事败被拘，得友人营救获释。后任二十五标二营排长，旋升四营队官。广东光复时，率兵占造币厂，旋升北伐军少校参谋。和议告成，调惠州绥靖处中校参谋，嗣任东江安抚使，在职半年。后任广东都督府军务课课长，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遭袁世凯通缉，亡命巴黎，经李石曾介绍入农业学校。继与陈庆云赴英习航空。袁氏称帝，乃返国参加革命，于汕尾、澳头等处举义。朱庆澜长粤，被聘为省府咨议，因援闽事奔走各方，后任粤军兵站总监、广东工艺局局长。民国十年，任粤军第七路司令，驻雷州半岛。十六年，任漳泉留守主任。十七年三月，任南区善后公署参谋长，嗣任琼崖实业专员。十九年，任广东保安处处长兼十九路军教导队主任，训练干部千余人，并编练保安队四团，翁照垣、张君嵩等任团长。二十年，任剿赤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并任行营军路工程处处长。二十一年一月，任第十九路军参谋长；五月，上海停战协议签字，任我方代表之一。二十五年十月，派任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该区保安司令。二十六年九月，去职，改由张达继任。后出任西南运输处河内分处处长、海防分处处长。三十年，日军占越南后，返抵重庆，旋派驻昆明，担任联络各方事务。胜利后奉派协助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接收越南日军投降事宜，旋任第五处副处长。1941年（民国三十年），日军占越南后，返抵重庆，旋派驻昆明，担任联络各方事务。黄强曾留法并精通法语，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行政院特派员身份随卢汉一同前往北越河内进行对日受降接受工作，可是，在越期间，黄强竟然“因讨好法国人，乱说乱动，发生风波，为美军头目嘉礼格嫁祸，致被宋子文申斥，改在第五处当副处长”。[3]1946年7月以陆军中将身份退役。同年底出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8月，接替黄仲图担任官派高雄市市长一职。1949年卸任后转任台湾省政府顾问等职务。1974年病逝于台北，得年87。其后人大多定居于香港及北美洲蔡廷锴我率领的十九路军，是由于“闽变”失败被蒋介石所消灭的。其中经过的事情相当错综，时间已过三十多年，有些已模糊不清。现就回忆所及的记述如下。一十九路军调闽前后１．“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前，十九路军的历史情况该路军的名义是在一九三○年中原会战时发表的。它的根源是从粤军第一师产生的。一九二五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在广东创立国民革命军时，以粤军一师为骨干扩编为第四军，由李济深任军长，该军所辖的第十师陈铭枢部（副师长蒋光鼐，参谋长朱绍良，所辖二十八团蔡廷锴，二十九团范汉杰，三十团戴戟等三个团）和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该军的第十一师陈济棠部则由李济深率领留戍广东。一九二七年一月间，陈铭枢的第十师联合友军，先后击败吴佩孚、孙传芳军阀部队之后，在武汉扩为第十一军，辖第十、二十四两个师。陈铭枢升军长，蒋光鼐、戴戟分任师长。是年春，宁、汉分裂后，陈铭枢拥蒋投宁，陈及蒋光鼐、戴戟脱离部队，该军军长由张发奎兼任（后由叶挺继任）。我则继蒋任第十师师长，继续参加北伐，在河南和张作霖军阀作战。是年七月东开江西，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我因政治方向不明，当贺龙、叶挺等率起义的部队南下时，我则率第十师东开河口，迎十一军副军长蒋光鼐回部，继续东开入福建，将何应钦所部新编第一军谭曙卿部缴械（新编第一军，升中将军长兼第三路总指挥，福建省政府委员，并代福建省主席兼全省戒严司令。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执行蒋的“清党”指示，在福州成立“处理共产分子委员会”，捕杀中共福州特委负责人徐琛、余沼贞夫妇、宣传部长方尔灏、学联理事长翁良毓及中共党员林梧风、郑尚衡、朱明庄等人。7月，福建省政府成立，蒋介石任命海军部长杨树庄为省长。他从中作梗，致使省政府政令不通，杨愤而去沪。南京政府又任命省政府委员、军事厅厅长方声涛代理省主席，他又加抵制。9月，阻止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一军东进入闽，新编军被蒋蔡的第十一军缴械，谭被捕，后获释离闽赴日本，不久返沪。1），恢复二十四师番号，以我的副师长黄质胜升师长，重建第十一军，欢迎陈铭枢由日本回来任军长。（陈铭枢从一九二七年冬迄一乿三三年在政治上的一切活动，就是靠我重建的第十一军作为资本）一九二八年该军回粤，陈铭枢拥蒋参加新军阀混战。在广东五华击败汪精卫系张发奎、缪培南的第四军后，即回南路，在李济深指挥下参加反人民的“清剿”工作。一九二乿年全国整编，广东部队取消军的番号编为五个师，蒋介石扣留李济深实行讨桂，以新编第四军长陈济棠任广东编遣区特派员，随又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统率全省军队。原十一军长陈铭枢改任广东省主席。原十一军缩编为六十、六十一两师，由我和蒋光鼐分任师长。陈铭枢从此有了广东地盘，同时并间接控置这两个师的武力作为后盾。一九二九年冬，桂军第七军、第十五军联合粤系另一支反蒋部队第四军张发奎部犯粤。蒋介石派第六路军朱绍良率三个师来粤支援陈济棠的第八路军，在广东花县赤白坭、新街一带进行堵击，激战几天，终将张、桂军击败，陈济棠命蒋光鼐为前敌指挥官率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等三个师，追击进至广西北流西山、民乐地区，再度将张、桂击败。一乿三○年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即原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集团军）联合反对蒋介石，是年五月间，张、桂军北上与阎、冯联合作战，前锋已抵湘北，陈济棠命蒋光鼐率六十、六 十一、六十三等师由桂回粤转湘尾追，于衡阳附近决战，第三次将桂、张军击败。双方伤亡惨重。衡阳战役之后，当时阎、冯联军在豫鲁战场占优势，打得蒋军焦头烂额，蒋介石命蒋光鼐率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津浦线作战，于七月底占领济南，将阎锡山在山东战场的部队击败。八月间，蒋光鼐升十九路军总指挥，我升第十九军军长。随转战河南平汉线，在新郑、郑州地区联合友军，将冯玉祥主力击败，结束了中原会战，稳定蒋政权的统治。十九路军几年来成为拥蒋的忠实有力工具。一九三○年冬，甫结束军阀混战，蒋介石即开始镇压人民的剿共战争，驱使十九路军入江西。由一九三○年十二月迄一九三一年九月止，十九路军参加了一、二、三次“围剿”，由于蒋光鼐多病，不愿参加反共战争，部队由我率领。一次“围剿”未赶上，二次“围剿”没有主力战斗，三次“围剿”由于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事件造成宁、粤分裂，陈铭枢被迫离粤，接受蒋介石委任江西右翼军总司令，直接指挥卿九路军。当时蒋光鼐在沪治病，部队由我率领在兴国高兴圩和红军打了三天两夜，所属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个师伤亡达三千。三次“围剿”结束不久，即爆发了“九·一八”日军侵略我东三省的沈阳事件。国难临头，我率师回至赣州整补时，开始认识连年内战，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决心从此不再反共，主张一致对外，我在赣州体育场，曾率领全军举行庄严宣誓。一九三一年冬，陈铭枢因促进宁、粤合作，被蒋介石调任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因此十九路军调戍京沪。由于南京政府以国防未准备好为借口，采取消极抗日政策，助长日寇的步步入侵，转瞬辽、吉、黑三省只有马占山打了一下，即告沦陷。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日寇在各地到处寻衅的同时，竟以上海作为压制抗日运动的重心，企图以军事控制淞沪，迫使南京政府屈服。我和蒋光鼐、戴戟商量决定淞沪抗日计划。那时蒋介石被迫假下野，在幕后指挥，指示何应钦、朱培德来电迫我于一月二十七日退出市区，以免冲突，我抗不交防。一月二十八日，日舰队司令块泽竟向我军通牒，要我退出闸北，我不予理会，严阵以待，是夜十一时即爆发“一·亿八”抗日战役。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援下打了一个多月，伤亡万余人，最后为蒋介石叛卖而结束。战后，我受到蒋当面痛责不服从命令之过，淞沪停战协定后，以剿共军事告急，要将全军三个师分割使用到皖、鄂、赣地区参加内战，全军官兵闻之痛心。嗣后经我们力争，在人民爱护下，蒋介石才打消原议，适福建反共失利之机，十九路军才免于支解，而集中调到福建，迫使我军继续执行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仇恨抗日部队及抗日将领，昭然若揭。２．十九路军抵闽时的割据形势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十九路军先后开抵闽西南，当时福建的形势四分五裂，省主席方声涛只知吸大烟享受腐化，对地方政治毫不关切，乃一个典型官僚。地方政权土劣横行，互相攻讦，当时的苛捐杂税达二百多种，宗族派系间的械斗迄无宁日，造成民不聊生的景象。在军队方面，福建全省没有蒋介石嫡系军队，大都是地方土著及杂牌部队割据称雄。以建瓯为中心的刘和鼎所部五十六师，割据闽北地区；以邵武为中心的周志群独立旅，割据闽西北地区；以仙游为中心的陈国辉独立旅，割据闽东南地区；以漳州为中心的张贞部四 十九师，割据闽西南地区；以尤溪为中心的卢兴邦部新编二 师，割据闽中地区；以福安为中心的陈齐王宣独立旅，割据闽东北地区。其中以陈国辉部号称六个团，军纪最坏，跋扈横行，掳人勒索，无恶不作。卢兴邦（闽北王）盘踞尤溪、永安、大田多年，自设兵工厂，设卡抽税，该部有多少人枪无从知悉，是匪是兵也无所区别。关于当时红军的情况，在十九路军未抵闽前，闽西北及闽西南许多地区已解放，并建立了苏维埃人民政权。十九路军抵闽后，红军第一军团已退出漳州、漳平、龙岩地区。上面所述这些杂牌土著军队，大都先后吃过红军的败仗，损失相当严重，对红军作战如惊弓之鸟，多采保存实力的观望态度。在我们部队开闽时，蒋介石即将陈铭枢的卫戍长官部撤消，将该部改组为驻闽绥靖公署，升蒋光鼐为主任，以我继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我率部抵闽后，蒋光鼐不愿就职，回到广东原籍，表示不愿再干。绥署虽设在福州，只有参谋长邓世增处理业务，等于虚设，对福建全省军政的整理无从开展。福建的军队如此复杂，政治又如此腐败，我是一个军事指挥官，既无权指挥行政，又无权指挥其他友军。十 九路军抵闽，我将部队分驻闽南、闽西地区，以六十师进出龙岩，六十一师集中泉州，七十八师进出漳平，除龙岩前线与苏区接壤地区彼此对峙戒备外，其余的部队则进行整理补充。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另在广东成立一个补充旅，尚在广东未归建，当时我感到蒋光鼐迟迟不肯回闽就职，久拖下去，“中央”另派员接充，则陷我军极为不利地位。同时，如蒋不回闽，让我独力维持本军，也很棘手。抵闽以来，官兵不满于内战的心理与日俱增。对部队生存，对抗日事业，我颇失信心。因此我在八、九月间，乃亲到广东，约陈济棠手下的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到东莞南棚访蒋，我以辞职要挟，香翰屏代表粤省当局相劝，蒋乃打消辞意，同我一道回来。从此福建军政主持与策划有人，这是日后“闽变”主要关键之一蒋光鼐回闽后，我们计划一方面在闽西对红军采取守势，安定防区的秩序，针对官兵不想打内战的思想情绪，防止各部队可能兵变的措施。特别是对“一·二八”战役后，在湖南、河南各地招募来的新兵万余人加意防范。一面将留置在广东的补充旅数千人，调回福州归绥靖公署直辖，以巩固闽东防务；一面计划绥靖闽东南泉州迄福州地区，作为十九路军的后方基地，决定将横行闽东南永春、大田、仙游、莆田等地自由行动的陈国辉部用武力解决。先将陈国辉扣留，在当地人民请求下，加以处决，并派兵将该部数千人彻底肃清，使福建东南绥靖一方，为福建开辟新局面打下一点政治基矗一九三二年一月，蒋介石调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命我升任驻闽绥靖主任，当时陈铭枢在“中央”也已被迫辞职。靖绥主任是指挥全省军政的，以一个多年领导我的上级长官，一 变为受我领导，十分不便，我当然不愿干，蒋光鼐要我以大局为重，力劝就任。蒋介石把我提拔上来脱离陈铭枢、蒋光鼐的控制，以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阴谋是非常明显的。约在二月上旬，蒋介石在武汉来电要我到汉口见面，当面询问卿九路军进入闽西的情况，并告诉我福建人事极为复杂，宜多用闽省人帮忙，对军纪尤当切实整饬，办过福建事的人，方知办福建事的困难。他查问我两次回广州关于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对“中央”态度怎样？我借词搪塞，他得不到要领。最后他告诉我对待两广事情，你不及他们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轻信外间一切谣言等语。此行明确两个问题，一是知蒋介石重用我，为的是调动福建全力西犯苏区；一是知道蒋介石怕我和广东、广西互相勾结。约在是年四月间，五次“围剿”行将揭幕，当时南昌行营已发表顾祝同为浙、闽、赣、粤、湘五省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同时蒋介石又派黄绍竑南下与粤当局洽商“剿共”诸问题。我也被指派回粤参加，粤方则请桂省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来广州讨论关于“剿共”及拥护政府等问题，提出一个方案：桂军（称为第四集团军）允派兵兿个团，粤军（称为第一集团军）允派兵二十个团开赣南，每月由“中央”资助广西三十万元，广东一百万元，以陈济棠为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总司令，以我为五省南路前敌总指挥。黄绍竑北上复命，我即回闽，不久“中央”任命的关防颁到。当时蒋介石为利用我作反共工具，我一身担任五省南路军前敌总指挥、福建绥靖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军军长等四职，位高身危，面前虽有道路两条（作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如不愿“剿共”，必为蒋介石消灭；如服从蒋介石命令积极进行“剿共”，官兵不愿打，孤军深入，后无援兵，也必为红军所消灭），归根到底，两条路变成一条路，“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我当时在这样恶劣环境下，和蒋光鼐商量，为求一时的安定，在政治上军事上作出如下对策：（１）为了十九路军有个后方，决定和广东搞好关系。广东物力丰富，每月接济本路军二十万元之巨。所谓西南政务委员会实际是半独立的政权，我曾三次回粤观察粤当局所采的策略是不拥护“中央”，亦不完全反对。它对十九路军的态度，是希望我们在福建能稳定下来，万不可侵入粤境危及它的统治为原则。我们基于这个特点，在三月间，由蒋光鼐派秘书长李章达回粤和西南政府拟订粤、闽、桂三省联防草约，企图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互相支援，彼此和平相处。粤、闽间关系尽管不是真诚合作，但双方以抗日救亡名义初步达成协议，闽方以我为代表，粤方以黄任寰代表陈济棠，在漳州签了字，十九路军师长以上均署了名。虽然后来在闽变开始时，陈济棠不守信义，但在闽变前，闽粤边防曾起了一点安定作用，闽变后，多少尚留有一点余地。（２）为了稳定闽西政权，采取耕者有其田的改良主义办法。福建闽西地区不少县份被红军解放了几年，我军入闽后，红军主力退出龙岩、永定以西地区。我与蒋光鼐认为红军处处得到农民支援是得力于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将闽西有关各县政权，暂归驻闽绥靖公署直辖。以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四十九师师长张贞，地方人士傅柏翠等为委员，我自兼主任委员，并派秘书长徐名鸿兼该会秘书长，草拟该会施政方针，以实现三民主义，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计口授田政策，红军曾经分过土地给农民的地方，从新分配。凡是被苏区打过土豪分过田地的地方不许土豪报复，但也不许农民再斗争土豪。采用和平手段解决土地问题。所谓耕者有其田，即能耕田就给土地，不能耕，即不给土地。所谓计口，就是住在农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问出身成份，有一个人就算一口，所谓授田就是分配土地问题，由政府从新分配，不许阶级斗争。后来，这个办法实施几月，在曾被红军土改过的地方，地主势力已被打倒，容易推行，贫苦农民得到一点好处，上杭、永定、龙岩等地有了成效，博得农民支援拥护。但其他地区，如在漳平进行时，地主、富农联合中农起来反对，污蔑十九路军是变相的共产党，处处遭到破坏。有部队驻扎时，地、富尚不敢猖狂，而部队离开就闹变天。我们对闽西的政策原来是想对抗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但这种恩赐式改良主义，动员不了农民起来组织自卫军保卫政权。闽变后，在地主进攻下农民受害，很快就失败了。（３）为了保存实力消极执行进犯苏区的计划，蒋介石既不许十九路军抗日，自然更不许该路军不“剿共”。一九三亿年六月甫抵闽不及一月，南昌行营即来电要派兵往龙岩、永定、闽西等属，所幸红军主力已由闽西转向江西作战，在长廷龙岩、新泉以西，在闽北邵武、将乐以西地区，只有一 部守备苏区部队，没有进攻企图，前线虽接触频仍，但没有大战斗。从一九三二年八月迄一九三三年春是相安无事。我们对蒋介石的对策只有谎报敌情与虚报战果来应付。南昌行营当时派督战官蔡---ぷぴ谧懿考嗍印Ｕ庑┨匚穸咳丛黾渿不少麻烦。约在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南昌行营一再来电要十九路军派兵八个团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之线，限期到达具报。我无法阳奉阴违，于是命令七十八师区寿年部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并以长汀的保安团马鸿兴部拨归该师指挥。我并指示该师取守势，万不可孤军深入，将兵力分散无法驰援。不料该师抵连城不久，即遇红军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主力东进。七月间，我在福州鼓山接到该师长区寿年急电：“红军主力向连城进攻，外围部队均被包围，请援救”等语，我复电着其死守，苦战不足三天，该师即弃城东撤，损失达两团部队，行营来电申斥，我乃令六十师沈光汉由龙岩进至永安。连城失守，永安频于危险，当时将乐、归化又失，刘和鼎的五十六师火急求援，我乃又令六十一师毛维寿部主力由泉州经大田向沙县集中。我亲率补充师进至水口、尤溪口西岸地区。当时红军有进攻延平模样，我六十一师的郑为楫团在延平、青州附近又被击败。我认为红军有决心消灭十乿路军企图，蒋介石留在江西的部队几十师，而福建方面兵力如此薄弱，如此分散，军事失败，一味追究责任，却无援兵调来，我所指挥的杂牌部队也无法调动。我感到积极反共固然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面对当前的严重情势，保持卿九路军这点本钱很不容易，蒋介石想假手红军来消灭我们，可以肯定无疑了。当时陈铭枢回国初来福州，我质问他：“你口口声声说已和共产党拉拢有几个月了，如今红军全力东向，想歼灭我军，这是合作吗？”他说：“没有合作成功，当然不会停止敌对行为呀！”在红军进攻下，在蒋介石申斥下，我自己站在十字路口非常苦恼。这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下旬的情况。二、“闽变”前的种种酝酿与措施１．派兵援热河与反对塘沽协定一九三二年春，日寇侵淞沪后不到一年，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本步步屈服，导致日寇于一九三三年春，又出兵攻占热河，并猛攻我华北长城各口，当时在河北地区国民党部队第二师，二十五师，八十三师与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及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均奋起抵抗。当时我在福州和蒋光鼐研究，我军是“一·二八”抗日部队，为打乱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应向“中央”请缨北上援救热河，继续抗日，苟使“中央”不肯以我军全部北调，也应以一部先遣策应，以资鼓励前方士气。一 再请示，始允许我军由各师抽调志愿官兵编成十九路军援热先遣队两个纵队北上。我回漳州召集各师长会议取得一致同意，推定以补充旅旅长谭启秀为第一纵队司令，以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为第二纵队司令，共抽出步兵六个团，粤、桂两省各编成一个师援热。当时广州西南执行部并推我为援热联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对我此举不满意，但碍于形势，允予北上。当我先遣纵队出发由闽西进入粤境时，却受到地方阻碍，于是我乃回粤和陈济棠商量，准十九路军援热先遣队迂回至广东老隆出源潭乘火车北上，当前锋抵湖南之耒阳时，热河及各关口相继失陷。蒋介石不敢坚持抵抗，在五月间，日寇逼近北平、天津，何应钦正在负责军委会北平分会，他公然和日寇签订塘沽协定，事实上就是承认日寇占领东北，又把冀东、察北、绥东划为非武装区。从这个协定看出，南京政府在淞沪协定以后一贯的忍让辱国，真正的目的乃是为对内加紧“围剿”。塘沽协定后的几天，蒋介石来电给我，令援热军火速回闽，此次忍痛回师，白白化去军费二十万元。蒋光鼐命秘书长孙希文草拟一个反对塘沽协定出卖华北主权的反动措施的通电，蒋和我签字之后即发出，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至于六月间，我为了安置援热部队要求扩充两个师番号，蒋介石被迫同意将援热第一纵队改编为补充师，由谭启秀任师长，将援热第二纵队与四十九师合并，将原来的师长张贞撤职，改由张炎升充。这样情况下，我才把这个闽南土著的蒋系军队加以彻底解决，使闽西南无异己部队。这算是援热先遣军归来的一点收获，也算是为“闽变”铺平一条小小的道路。２．对付蓝衣社的颠复与蒋介石的收乿。十九路军自“一·二八”战役后成分日趋复杂，中上级军官已有趾高气扬享受腐化倾向，久战之后，一旦有了一个地盘就想安逸，过去长期流动，一旦停止下来，成立家室的风气很普通。下级官兵认为打过日寇之后，不想再打自己同胞的观念很重。当时南京有蓝衣社（复兴社）组织，我为防止部队分化，想树立一个核心，特接受秘书长徐名鸿建议，秘密成立一个改造社，我兼总社长，徐名鸿任书记，各师成立一个分社，由各师长兼分社长，分社之下设支部，社员以选拔优秀的中下级军官，特别是在本军服役时间较长者，有一 定知识的为对象。口号是对外主张团结抗日，对内防止腐化，发扬十九路军光荣历史。实质上，在一九三三年春成立该社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该社社员秘密防范蒋介石派人暗中渗入我军策动叛变，并防范蓝衣社渗入军队内部分化，作为上级将领的忠实耳目的一种小组织。是年夏，改造社在厦门市查获由南京用化名汇来一笔款，侦察结果是汇交本军去年送入南京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受训毕业回部人员的津贴费用，遂逮捕收款人黄汉光、周邵，毕业学员已多数加入蓝衣社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拥护领袖，复兴中华民族”、“奉行要抗日必先剿共政策”、“谁敢违抗领袖，反对政府就要制裁”（杀害）等情。我得悉这个严重情况，下令各师改造社以黄埔军校及中央各军校毕业的军官，均作为嫌疑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当时黄埔生在军中任团长以上的有范汉杰、张君嵩、吴康南、汤毅生、云昌材、廖子明、刘世炎、梁为焯等人，团长以下的军官二百余人，其中由军校训练班毕业回军后发展为蓝衣社组织的达百余人，我下令一律逮捕，将其中情节较重的数十人，加以秘密处决，以免后患。自把这次蓝衣社恐怖运动清洗后，军中的团结，军官的反蒋心理日益高涨，骄满腐败风气得到一 定程度的纠正。是年秋，全军改造社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想迅即瓦解十九路军的阴谋诡计得到进一步证实。这一案的破获加强了我的反蒋决心。至于改造社的上层分子对蒋介石的态度，绥署参谋长邓世增，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这两个人，都是陈铭枢的老参谋长，对反蒋一向不大积极，生活很腐化。师长之中，沈光汉、区寿年、谭启秀三人思想保守，但都是我罗定同县人。蒋介石对此三人未曾直接搞收买工作。只在后来听说宋子文曾对谭启秀很拉拢。其中毛维寿是江西人，事前我曾据报此人和蒋介石拉上关系。远在一九三○年夏秋间，毛任六十一师第八旅长时，途经归德附近，蒋介石直接召见，送过他一笔钱。一九三一年十月间毛升六十一师师长不久，蒋介石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江西人熊式辉策动毛脱离十九路军建制，并送特支费一笔。何应钦并派云南人赵锦雯为六十一师参谋长，作为策划毛维寿亲蒋的拉线人。我发觉此事后，在“一·亿八”战役前特令该师归建，蒋之阴谋未逞。来闽之后，我认为六十一师和我关系较浅，非粤籍军官颇多，但毛是戴戟、蒋光鼐一手提拔起来的，总不至叛变团体，倒戈相向。因此我未做人事调整，只暗中防范。结果在反蒋时，毛在退兵集中泉州时迫我离开部队，公然投敌。另一个师长是张炎，此人在“一·二八”抗日战役中作战勇敢，据报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曾想以其长女杨璇熙嫁他，杨和张炎都是广东高州人，所以张、杨之间拉上关系，为蒋介石所收买。一九三三年夏，我升张炎充四十九师师长时，曾想过，张炎之兄张世德和我患难相随，一九三○年充任旅长阵亡之后，我蓄意把张炎提拔起来，他不知感恩图报，也不会叛变我，所以未加处理。结果在“闽变”时，张随毛维寿一道降敌了。毛、张两人为蒋介石所收买，颠复我军阴谋得逞，除了说明蒋介石手段毒辣外，也说明了我组织的改造社，还不足以对抗蒋介石的颠复。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闽变”开始后，我们脱离了国民党，陈铭枢另行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分子组织生产党时，我即解散改造社，所有成员大都转入生产党，十九路军失败之后生产党即无形解体。３．领导层的内部矛盾上面谈过十九路军的内部复杂情况，现在再谈谈酝酿“闽变”中我和陈铭枢的一些矛盾。陈铭枢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等压迫下因无法立足而出国的，约在苏联及欧洲各地考察了半年，在七月间由巴黎来电准备回 国，我去电赞成。他一九二○年在粤军充任营长时，我就在该营当排长，十三、四年来他是我的直接上级，彼此相依，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我主督战。连年转战，才把卿九路军这支部队发展壮大。但陈长时期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看作私人资本，领袖欲强，野心勃勃地不体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作孤注一掷，这些是非、成败、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彼此也有隔阂，不如我和蒋光鼐做到鱼水相依，甘苦共尝。在“闽变”酝酿过程中，如不是蒋从中调解就搞不起来。记得陈囿到香港，我不避外界闲言亲往迎接，以示敬意，我和他联袂到闽，他即以太上自居，办事专断，不按手续，不择手段，不顾我的威信，今日在某团体演讲，明日又到某军某师讲话，大有不谈革命，不谈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气。陈表示应迅速组织政府倒蒋，最好是联广东、广西一道合作，如广东不合作，即和广西合作，否则两广都不合作，也要单独干。我和蒋光鼐则主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有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连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有了充分准备再干。八月间，蒋光鼐应约赴粤，和陈济棠商量合作反蒋事，得不到要领回来，他却接受陈铭枢与各党各派联合组织民主政府，推李济深出来主持反蒋抗日大计，劝我答应这个主张，不计成败。我看到蒋光鼐既如此，我明知军事、财政毫无办法，搞起来只有失败，也不坚持反对的意见随即回到漳州召各师师长开军事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均无政治头脑，心里纵有不满，也不敢吐露半点，也不表示任何意见。我看到这种情景，深感处境甚苦，很想挂印逃官，但念我一旦离军，各师师长论资格论战功，互相伯仲，无人可以统帅，有些师长表示“你不干我也不干”，经过长时间考虑乃打消此意。陈经过此次来闽活动勉强取得一致意见后，即匆匆回香港，随又派陈公培来闽研究和红军如何联系问题。当时红军主力尚在延平外围，仍有进攻延平企图。这证实陈铭枢所谓半年来和共产党拉了关系之事，仍不能落实。因此为了部队生存我和蒋光鼐商妥，两人联名派人和红军直接联络，表明十九路军及福建省政府的政治度。此时我和陈铭枢的矛盾虽有蒋光鼐的调和，有些问题得到解态决，有些问题直至“闽变”失败前仍保持下来。４．与中共中央签订军事和边界协定在未述签订边界和军事协定前，先叙述一下十九路军和红军三军团联系的点滴情况，因为派员进瑞金联系是在和红军直接联系好之后进行的。我记得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旬的前方战况，延平城区归五十六师刘和鼎主力守备，补充师谭启秀部在水口、延平之间闽江南岸与红军对峙，在延平、尤溪之间，新二师卢兴邦部也加入战斗受到损失。在八月下旬红军一度进攻延平，并佯攻水口，刘、谭两部均有一些损失。六十一师梁世骥旅郑为楫团，在延平以南地区也一度被袭，兿十师沈光汉部控制在永安、沙县间，全部取守势。七十八师新败之余，除留云应霖旅在沙县外，余部撤回莆田整补。十 九路军当时除新改编的四十九师张炎部留在闽西南守备外，几乎全部动员来对付红军这次东征。整个福建蒋军主力七、八 万人都动员，始将战线稳定下来。但防广兵单，捉襟见肘。在此情况下，我和蒋光鼐密商，采用秘密方式，请陈公培亲到延平前线与红军初步联络，当时我对陈公培的历史不明白，只知北伐时代在第四军工作过，和共产党有过来往，认为陈铭枢介绍来，一定靠得祝此时十九路军又派不出适当的人来，在军情紧急下商得陈公培同意，用绸子写了一封给红军的联络信，化装农民，将绸子信装进衣内，另搞好一份密码本交陈公培带在身边，我亲带陈到达水口，并打了一张放行条，告诉陈从延平西南进入苏区，令补充师第一旅旅长司徒非派人护送。九月中旬，陈公培果然和红军在延平西南六十里之王台联络上，带回彭德怀的回信。我在尤溪口指挥所接到之后，内心很喜欢，彭的回信内容记不清，其中大意：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一月宣言和红军合作，表示欢迎，惟其中对十九路军有不少教育责备之措词。约在中秋节前几天，陈铭枢接蒋光鼐电报，知道我和彭德怀在前线联络上，前方已入休战状态，请我继续派人至瑞金和中共中央取联络，于是我选派秘书长徐名鸿前往，陈铭枢又匆匆由香港二次来闽，说他半年来派梅龚彬等人联络中共得不到要领，却由我在前线打成交道。他又布置仍要陈公培陪同徐名鸿一道去瑞金。此次陈铭枢来闽住了几天，又匆匆回香港分别策划去了，关于联共之事，便由我和蒋光鼐全权进行。徐名鸿等人约在十月初到达瑞金后，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据徐名鸿说曾见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但没有见到当时当权的王明、博古。中共中央派代表具体和徐商谈，主要谈判闽西苏维埃区与闽西善后处（即闽西善后委员会）双方划界而治的问题。我希望徐名鸿谈判十九路军和红军共同抗日反蒋大计，能与红军取得一致意见。惟中共代表人对我们的意图不够了解，却很少谈到这些问题（和红军没有达到攻守同盟，是“闽变”迅速失败原因之一）。于是在十月间草草地订立一个临时划界协定，我即调徐等回闽，另请中共派代表来福州商谈，约在十一月上旬中共代表即应约到达福州。十一月下旬，中共军事委员会加派张云逸为驻十九路军军事代表。未到福建前，中共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基于徐名鸿在瑞金所协商的基本精神，和我们签订一项重要协定，全文记忆不清，主要是双方划界地点在闽西的永定、上杭地区。中共派张云逸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我和蒋光鼐派陈小航代表福建省政府及驻闽绥靖公署闽西善后处在龙岩签订协定。双方根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协定，规定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将闽西上杭四、五两区划归闽方，长乐、当风坳、司前等地应归苏方，另将上杭华家亭（北三区）划为中立区，双方均不驻兵。中村、邹坑、黄土畲，华家亭、大竹坪、小和康、苏塘、丘坊各地政权属于闽方，坪上、葛坊、碗窑、高地、矶头等地政权属于苏方。永定河西，除虎冈、龙冈依协定由十九路军驻兵保护交通安全。协定签订后，福建省府及驻闽绥署，十九路军均无后顾之忧。我方解除依南昌行营一九三三年春规定的经济封锁，向苏区供应盐、布、西药、器材等特需品，中共代表来闽后曾具体谈判物资交换问题。５．扩编基本部队收编杂牌土著扩编十九路军。一九三三年九月间，十九路军和红军停止敌对行动后，我即令各部悉数将损失缺额迅速补足，加急训练，十月间，我分别调整团长以上人事。十一月上旬召集各师长在福州开会，计划将全路军所辖五个师十个旅扩为五 个军十个师的番号。在师的番号中，仍保留历史较深的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及后来改编的四十九等四个师的番号，取消补充师名义，其余改名一、二、三、四、五、六等师。当时这样做取得蒋光鼐、陈铭枢的一致意见，我们的目的想借以壮大声势，鼓励高级将领的情绪。惟限于军费筹措不易，在兵力上没有得到适当增加。只在装备上，我曾计划加强，以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慰劳金项下向捷克自购一部分武器加以补充（后来这批武器未运到即失败）。这个扩军腹案策定后，“闽变”即开始付诸实施。兹将当时序列记要如下（作者注：个别人员或有错误）：（１）以六十师扩充为第一军（“闽变”时全衔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以下各军同），原任该师师长沈光汉升军长，原副师长李盛宗升副军长，原师参谋长陈心荢熒文背ぃ原一二○旅旅长邓志才升第一师师长，以原一一九旅旅长刘占雄升第六十师师长。原六十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一至六团的番号，以黄茂权、陈生、梁佐勋、谭忠、汤毅生、华兆东等人按序分任各团团长（营长以下略，以下各军同）。（２）以六十一师扩充为第二军，原任该师师长毛维寿升军长，原副师长张励升副军长，原师参谋长赵锦雯升军参谋长，以原一二一旅旅长梁世骥升第六十一师师长，以原第一 二二旅旅长庞成升第二师师长，原六十一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七至十二团的番号，以邱昌朝（朱炎晖）、郑为楫、吴康南、石抱奇、廖起荣、黄镇等人按序分任各团团长。（３）以七十八师扩充为第三军，原任该师师长区寿年升任军长，原副师长黄固升副军长，原师参谋长李扩升军参谋长，以原一五五旅旅长应云霖升七十八师师长，以原一五六 旅旅长张君嵩升第三师师长，原七十八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十三至十八团的番号，以丁荣光、云昌材、黄瑞能（林卓火斤）、邹融、钟经瑞……（４）以四十九师扩充为第四军，以原该师师长张炎升任军长（原副师长缺），以原任师参谋长余仲麒升军参谋长，以原九十七旅旅长阮宝洪升四十九师师长，以原九十八旅旅长谢琼生升第四师师长，原四十九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十九至二十四团番号，以谢鼎新、杨昌璜、周力行（士第）、谭光球、杨富强、梁美南等人分任各团团长。（５）以补充师扩充为第五军，以原该师师长谭启秀升任军长（原副师长缺），以原任师参谋长沈重熙升军参谋长，以原第一旅旅长赵一肩升第五师师长，以原第二旅旅长司徒非升第六师师长，原补充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二十五 至三十团番号，以孙兰泉、郑星槎、萧组、蒋静庵、廖木云、曾涤平等人按序分任各团团长。（６）为加强全路军的政治教育，除漳州派余华沐开办军官补习班训练军事、政治干部外，并拟将各师的政治训练处一律改为各军的政治部，以魏育怀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陶若存为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林一元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郑丰为第四军政治部主任，谭冬菁为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各军政治部直隶十九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以徐名鸿兼主任。并拨补了一批第三党干部加入政工系统工作。（７）向广东空军司令张惠长调用空军人员刘植炎、邓粤铭等数十个航空人员，以接收原四十九师航空队为基础，另由华侨捐献飞机几架及向法国购买飞机六架，合编为十九路军航空第一、二两队，由刘植炎、邓粤铭分任队长。（“闽变”行将开始时，才发现这些飞机只能供侦察运输，不能参加战斗，据报承购人员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系留法学生，与法商与串通作弊之事。）拉拢杂牌土著军队。福建的杂牌土著军队约四万多人，表面上归我指挥，但关于人事、经理过问不了，就是指挥部署也多阳奉阴违。我们计划反蒋抗日时，也先后和刘和鼎、卢兴邦、兴荣兄弟、周志群、陈齐王宣等师旅长联系过，他们也派代表或驻福州办事处人员和我们周旋。当时曾计划在扩编十 九路军的同时，拟以刘的五十六师扩为十四军，卢的新二师扩为十五军，周的独立旅扩为独立第一师，陈的独立旅扩为独二师，争取他们中立，不以我们为敌。但这个争取计划失败了。（“闽变”时刘和鼎不接受番号，向蒋介石告密，被蒋介石升为三十九军军长，作为进攻延平的先遣军；周不接收番号，被蒋介石升为新十一师师长，掩护蒋军由邵武进入闽北；陈虽接受番号，随又被蒋收买升为新十师师长，该师进至浙、闽边之寿宁即行倒戈；卢虽接受十五军军长职，但按兵不动，只交换一此蒋军情报，敌军攻占延平时，也倒戈接受蒋的命令，虽没有升官，但也得到个正式五十二师番号，响应卫立煌所部敌军截击我军。）整顿闽西地方武装。自与红军订协定后，我即令闽西善后处负责人傅柏翠、徐名鸿等人，将连城保安团华瑞延，龙岩保安团谢兆麒、罗凤岐，上杭保安团钟绍葵，长汀保安团马鸿兴等部加以整顿加强装备与政治训练，作为闽西善后处的武装部队，使十九路军无后顾之忧，切实监视粤军在闽、粤边的活动及清剿在边区的特务散匪。其中以马鸿兴战斗力较强，特改编为十九路军独立团。“闽变”后，上述这些地方部队曾英勇地抵抗反击蒋军，保卫闽西政权。（马鸿兴部提高觉悟后，在掩护十九路军总退却时，在闽南洛阳桥抵抗蒋军卫立煌部卓著战功。）收编所谓“民军”。福建有一类地方武装叫做“民军”，但非人民武装，又非纯粹的土匪，它一面抗拒当地政府，一面又向防区农民横征暴敛以养活这些武装，对外设卡抽税，对内却不掳人勒赎。当时在闽南大田、永泰、永春、泉州地区约有七、八千人。我为扩充实力，是年夏，原任十九路军丿十八师旅长翁照垣后调往张学良所辖东北军任一○七师师长被撤职回闽，我特发表他为兴泉警备司令，收编该辖区洪文德、余承尧两部“民军”，编为两个支队，计划改造后扩建正式部队，编为第六军，以翁为军长，以巩固闽南治安。后来因“闽变”发动过急，未能集中，即告失败。组织农民自卫军。闽西南龙、漳地区十余县，在十九路军的秘书长兼闽西善后委员会秘书长徐名鸿与第三党杜冰波、陈卓凡、段炳炎等人及六十师政工负责人魏育怀、田竺僧等组训之下，农民组织已具规模，尤以闽西漳平、龙岩、永定、上杭四县较好。我电徐名鸿编组农民自卫军，每县编成一个支队（或一个大队），计划将闽西南编一个农民师。（“闽变”后，龙漳省编有一个约千余人的农民师，归徐名鸿指挥，和土顽特务部队作过战。）此外我在闽东闽中与沿海各县曾委派一批农民自卫军指挥。全部人事记不起，只知闽、浙边委范铁民、范振等，闽中地区委黄铸、余伯良等，闽海地区委高诚学、方清湘等，闽、粤边区委余伯群等为农民自卫军指挥。惟这些武装缺乏训练，武器不足，只有其中苑铁民部二、三千人在闽变后于泰顺、庆元各地对蒋军曾抵抗月余，对叛将陈齐王宣起牵制作用。６．“闽变”序幕前鼓山会议的最后决策鼓山是福州东郊三、四十里外一座名山，十九路军将领和“闽变”几个策划人在这里开过一次决定性的秘密会议。这是“闽变”前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其中经过乃是十九路军内部最尖锐的一次斗争。约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旬，蒋光鼐由香港回抵福州，传达陈铭枢、李济深等所召开的香港会议的情况，决定十一月间即成立人民政府，所有参加政变人士迅即来闽集中。这是一件成败存亡的大事，这样草草决定，我心中有所疑惑，我反复考虑，将如何担负这个责任。十一月十五日以前，李济深的旧班底主要幕僚徐景唐、张文、舒宗鎏、张酉录村、尹时中等人；陈铭枢多年罗致的搞政治、文化的一批人梅龚彬、何公敢、胡秋原、王礼锡、刘叔模、陈碧笙、程希孟、林崇墉、林植夫等（其中以具有社会民主党色彩的神州国光社同人为骨干）；第三党人黄琪翔、彭泽湘、彭芳草、章伯钧、麦朝枢、郭冠杰、刘伯垂、王亚樵等；“八·一”起义将领叶挺也应蒋光鼐之约来到福州帮助策划。在十一月十七、十八日李济深、徐谦、陈友仁及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等也相继到来。在这情况下，我即火速分电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等五个师长及马江要塞司令云应霖，绥署参谋长邓世增，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秘书长徐名鸿等来福州开军事会议。首先由我宣示十九路军要革命，决心反蒋抗日，不反蒋抗日，九路军就会被南京反动政府所消灭。宣布十九路军扩军计划，改称为人民革命军。提出要各师长表示政治态度，报告部队情况。征求有利于反蒋的一切意见，作好战争的准备。另外由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对当前国内形势作了详细报告，但各级将领还是同今年九月间在龙岩开会的情况一样死气沉沉，沈光汉、区寿年、谭启秀三人只表示回去传达作准备，军人对命令当然要服从，而毛维寿、黄强、张炎、邓世增等人面带笑容不开口，对同红军和平相处，对反对南京政府之事一无表示。这样重大的事，他们如此轻忽，我目击时艰，非常不满，平日我带兵，力讲“命令之下不讲理，规定之下不通融”，用在打仗的绝对服从是好的，如今讲政治，而部下如此反映，等于没有灵魂一样，将何以对敌？因此使我发生犹豫，认为非整顿将领，不足以反蒋。但积重难返，又非假以时日，则难以奏效在开这次会议前，十九路军掌握财务后勤负责人员邓瑞人、曾蹇等也由上海赶来，他们不直接对我表示，据间接传闻，他们在政治上不同意即行反蒋，也不同意与红军合作，似有破坏起义的企图。此外尚有已离开十九路军的老将领戴戟，最后来闽，也不同意此时发难，他对六十一师毛维寿等人尚有一定影响作用福建形势如箭在弦的时候，蒋介石仍寄我以幻想。先是在十月间，陈铭枢来闽活动时，来电一再查询陈铭枢来福建的具体活动，派飞机来福州接我到庐山会晤，我托病不能前往，婉言将飞机打发走了。几天之后，蒋介石又由庐山来电特别说明，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表来晤，于是我为了解蒋介石对待十九路军及对待陈铭枢的企图，当时福建的前方人员选不出来，乃电令十九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广东梅县人，是我在护国军讲武堂时代的老同学，相随多年，为我办后勤的得力助手）同陆文澜、宋子文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蒋在庐山召见黄和春之后，即着宋子文送我十万元交黄和春带回。我得悉此情之后，知蒋介石的手段毒辣，认为我兵权在手，我不同意起义，陈铭枢即无所作为，故寄我以幻想。我随即电黄和春将款及南京全部物资全部运闽（这笔款也是蒋送十九路军的最后的一笔）。迨十一月上旬蒋介石通过陆文澜要黄再上庐山会晤，黄请示我后拒绝前往十一月中旬（约十六、十七日），蒋和我几次通长途电话之后，并亲笔专函，又派徐康良驾飞机来福州接我前往南昌此函大意是说十九路军东征北伐以来，十余年中建树雄伟，勋绩彪炳，实党国忠勤奋斗有光荣历史的军队，岂能为一、二人之私产。值此颠危震撼之际，当必能本爱国保民之精神，而矫然有以自立，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乱国之牺牲。尤不应因一、二人反复而盲从附和，举已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勋绩光荣随之毁灭等语。企图挑拨离间，动摇我的信念自忖我与陈铭枢作法上有矛盾，但抗日、反蒋、联共三点基本上一致，我更不能出卖团体自荣；也自忖我是福建军事领导人，福建的一切变革，容许陈铭枢在闽活动及十九路军与红军妥协之事，我应负全责。我往南昌自投虎口，无补团体于万一，大家相劝之下，我即将飞机扣留，飞行员令空军队长刘植炎看管。蒋介石这一阴谋便宣告破产十八日陈铭枢提议在鼓山开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徐谦、陈友仁、李章达、蒋光鼐及各军军长、总参谋长和我十余人。终日开会，都是讨论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有关修正政纲政策问题，同时讨论有关废弃青天白日党国旗与有关军事、财政等问题。在会议上主要讨论发难时间花费时间很长。陈铭枢和我的意见不一致当时陈看到蒋介石先后两次派飞机来福州接我，怕我变卦，强调组织政府的人员已集中，各方代表已将到齐，时间迫切刻不容缓。他一面分析发难后蒋介石在江西的“围剿”部队抽不出来，义旗挂出，西南、西北、华东、华北必然有人响应因蒋介石七、八年来的政治已弄得天怒人怨。一面又过高地分析十九路军力量，假使敌人以十个师的兵力来犯，我军一个师可以击败敌人两个师，加上红军的沿途阻击，也有战胜希望。即使失败了，我们是抗日反蒋的，失败也是光荣等语我不主张在十一月间发难，力主再拖一、二个月看看情况，迨明年一九三四年一月间再动。主要理由从蒋介石迭次函电的语气，认为蒋介石一定要用武力解决，两广半独立形势不可能出现，因为我们联络了红军的关系，既无和处希望，当前部队未调整，防务未布署，财政未筹措，后方防御工事未构筑，杂牌部队未就范，内部敌人未肃清等等，引起会上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辩论不休。最后陈铭枢耍政客威吓手段，表示要革命就不怕牺牲，“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粤语拼命之意），如再拖下去，不同意立刻通电的话，只好把我们送南京立功去等语。我当时压制情感，不予争辩，认为事已至此，为顾全团体，明知败亡，只可同意提前发难。最后继续讨论了一系列难以兑现的政纲（这些宣言、政纲早由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彭芳草等拟好），我认为成败在于军事，我不重视这些冗长的条文。深夜散会，九日下山匆匆准备，十一月二十日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发出通电。“闽变”就是在这样筹备未周和特别是蒋介石派飞机来接我，竟将飞机扣留的情况下，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地发动了三十九路军在闽反蒋战败经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即日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黄琪翔、方振武（方未到改选戴戟）、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萨镇冰等十二人为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二十二日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元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使用公历。政府委员会之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军事委员会由李济深兼主席。经济委员会由于冯玉祥未到任，改由冯的代表余心清代理主席文化委员会由陈铭枢兼主席。财政部由蒋光鼐兼部长。外交部由陈友仁兼部长。最高法院由徐谦兼院长。政治保卫局由李章达兼局长。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参谋团，由黄琪翔兼主任。将福建绥靖公署撤消，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保存十九路军番号，将该路军扩为一、二、三、四、五等五个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将福建改建为四个省；以何公敢兼闽海省长，戴戟兼兴泉省长（戴未就由陈公培代），另聘华侨人士许友超为龙漳省长（许不就，由徐名鸿代），海军著名宿将萨镇冰为延建省长（因战事未就）。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派来的代表张云逸等也来到福州，住在人民政府内办公。人民政府成立只有两个多月就在强敌进攻下失败了兹将我亲身经历的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十九路军）在“闽变”中作战失败被消灭经过纪要如下：１．“闽变”揭幕后的不利形势闽变开始，我电告各师扩为军的番号命令下达，同时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国旗。平时没有说服宣传工作，一旦说出反对南京政府之事，当时据报官兵颇为惶惑。事变后仅三日，在闽北沙县一、二两军的部队原修建的野战据点工事遭到蒋机轰炸，造成不安情绪。原归我指挥的杂牌土著军队，除卢兴邦、兴荣及陈齐王宣尚保持电台联络外，其余各部电台呼应不灵，据报部队已撤离原防，后来得悉他们受到蒋介石的升官之后，对我们已采取敌对态度。两广原是与我们有盟约的，我们一再去电争取合作，但他们看到我们联共放弃党国旗之后也起来反对，特别是陈济棠受蒋介石的收买获得一百万元的补助金，实行封锁闽、粤边各陆地交通，封闭十九路军驻粤各机关，当时我曾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语责备陈济棠的背信弃义。关于陈铭枢和各省（包括湘、黔、滇、川、康、鲁、陕）原来是有友好联系的，由于形势不对头，也没有一省通电支持。原来方鼎英准备在湘西起义的也策动不起来。我记得在国民党中，除李烈钧在上海来电声援及陈博生来闽表示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外，几乎别无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