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所军官学校---福州船政学堂

马尾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1866年在福州设立。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为求人才沈葆祯主持了求是堂艺局的首次录取考试，亲自为考试制定、批阅试卷，求是堂艺局首次录取考试的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的严复。1867年马尾造船厂建成后搬迁至马尾遂改名为船政学堂。在沈葆祯的苦心孤诣下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的第一批近代海军军官和第一批工程技术人才，由船政毕业的学生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军和近代工业的骨干中坚。

福州船政学堂创办人时任大清国船政大臣的沈葆祯

船政工程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全面动工，求是堂艺局亦于同时开局招生。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1867年2月19日），英桂上总理衙门《陈办理船政事》中提到，“于十一月十七日开局，先行鸠工庀材，派委员绅和洋员督同砌岸筑基，缭垣建屋。习学洋技之求是堂，亦经开设，并选聪颖幼童入堂，先行肆习英语、英文”。可见当时先行开设驾驶专业。第一次招考的考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报名应试。当时他父亲初丧，见此命题文情悲切，为沈葆桢所激赏，“置冠其曹”。严复以第一名被录取。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918年8月严复曾有一段生动的记述：“不佞年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卒业……”1901年严复给沈庆的诗云：“尚忆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

魏瀚（1851—1929），字季渚，福建福州东郊人，中国近代著名造舰专家。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前学堂第一期，学习船舶建造，在学堂中，魏瀚刻苦用功，成绩名列前茅。1871年毕业后分配在船政船厂工作，1875年船政总监日意格回法国采购机器设备，魏瀚等三人随同出国学习，由于学习出色，被李凤苞评价为“果敢精进”。1879年学成归国后任船政工程处总司造船（总工程师）

船政衙门既办厂，又办学；既造船、整理水师，又抓紧育人。在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1867年1月6日）求是堂艺局正式开学。校址暂设在福州城内定光寺（又称白塔寺）、仙塔街。随后双招收造船专业的学生，暂借城外亚伯尔顺洋房开课。这一点足见创办者的战略眼光，从工程刚开始就借地办学，把“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的战略思想付诸实施。

刘步蟾（1852－1895），字子香，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清末海军将领。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5年被送往英国学习枪炮、水雷等技。回国后，由李鸿章推荐，升游击，会办北洋草房，协助制定海军军制、营规。1882年赴德国购领船舰，任北洋水师右翼总兵。1894年中日战起，黄海战役中丁汝昌受伤，他代为督战指挥，鏖战三时许，多次击中敌舰。次年，为威海卫海战中英勇抗敌，以身殉国

至此，中国第一所新式教育的学堂——求是堂艺局诞生了。船政学堂的学风极为严谨，在教学中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前学堂的学生到各船厂实习，而后学堂的学生则上练船实习，船政为此专门制造和购买了数艘练船。1871年船政学生（其中包括刘步蟾、严复、方伯谦、林泰曾等）驾驶练船“建威”完成了北起辽东南至新加坡的远洋训练。1877年船政首此派出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李鸿章曾盛赞马尾船政学堂为“开山之祖”，作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马尾船政学堂将永远彪炳史册。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汉族，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广府人，原籍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广州市海珠区），清末海军杰出爱国将领、民族英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谥壮节公，追封太子少保衔。有《邓世昌传》、《英雄邓世昌》等多部文学、影视、戏曲作品歌颂其丰功伟绩与英雄壮举，有墓冢、纪念馆等多处可供纪念、瞻仰、凭吊

由船政学堂毕业的部分历史名人：前学堂： 魏翰（造船专家、民国时任海军造船总监、福州船政局长）。

后学堂： 刘步蟾；邓世昌；严复；叶富；罗丰禄；林永升；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詹天佑；刘冠雄。

罗丰禄，字稷臣，1850年10月21日（清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七日）生于福建闽县，，为新梅公支系第六世孙。罗丰禄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赴英国留学，之后先后兼任清朝驻英公使馆翻译、驻德国公使馆翻译。1880年2月，学习期满回国，入幕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兼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外交顾问兼翻译。1883年5月，罗丰禄调升水师营务处道员，后协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及林泰曾等起草《北洋海军章程》。1896年清朝廷谕命以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赏四品京卿，出任驻英兼意、比三国公使，罗丰禄恪尽职守为晚清一代外交重臣

学堂开始招生时，设想的生源主要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子弟。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破天荒建立的军事技术学校对士子吸引力不大，因此后来把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报名者必须填写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填写保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保证书。第一次招生考试的试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

林永升（1853－1894）字钟卿，汉族，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参加了中国近代海军学校的第一次远航实习，周历南北洋。后以千总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77年作为中国海军第一批留学生赴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深造，在英国海军装甲战列舰“马那多”号实习。回国后调入北洋升任守备、都司，曾任“镇中”舰管带，1887年赴英国接收“经远”舰，升任游击管带“经远”舰。北洋成军后升任左翼左营副将，后迁至总兵。林永升阵亡后，清政府以其在海战中“争先猛进，死事最烈”，照提督例从优议恤，并追赠太子少保

当时参加报考的，主要是家境贫寒之士。其次是受到外国影响的家庭和商人子弟、外国学堂学生。获得考试第一名的福建侯官人严宗光（后改名严复），身世遭遇就很具有代表性。严宗光父祖两代皆为中医。他自己从小进私塾，再加上父亲的辅导，打下了较好的学业基础。不久，父亲因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而亡，家道急骤中落。听说船政学堂衣食住全由官家供给，每月还有四两纹银的补贴，便决定前去报名。严宗光的叔叔是个举人，母子俩请他作保，举人对此种新学堂绝无好感，当即回绝，后来只能瞒着他私自填写保结，还引来一场争吵。宗光和母亲只得痛哭跪求，才算了事。严宗光在考试时面对试题触景生情，文章自然写得情文并茂，大得沈葆桢的赞赏。

林泰曾，字凯仕，祖父林霈霖，系林则徐胞弟孙子，故林泰曾称福建船政大臣、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为姑丈。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学习船舶驾驶。1871年毕业，上建威号练习船游历各地，1874年任建威号大副。次年随福建船政学堂总教习日意格赴欧游历，入英国海军实习，曾于不同种类军舰上工作。1879年回国，获升任游击。1880年调入北洋水师，先任镇西舰管带。之后赴英国接超勇、扬威舰。1886年改任镇远舰管带。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林泰曾为左翼总兵，加提督衔。1894年黄海海战后，镇远号入港时触礁受损，林泰曾自认失职后自杀

这次招生共录取严宗光、罗丰禄、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珪、邱宝仁、何心川等几十个人，年龄约为12～15岁。另外从香港招来张成、吕翰、邓世昌、叶富、林国祥等，皆已学过英文，基础较好。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此时校舍未成，便假城南定光寺（白塔寺）的空房作教室。在暮鼓晨钟的古刹里，飘出了诵念A、B、C、D的朗朗书声。无可辩驳地宣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叶祖珪（1852-1905年），字桐侯，清末著名海军将领。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第一批留学英国。归国后，历任“镇边”、“靖远”管带，参加1894年之中日甲午海战，所领之“靖远”舰在甲午海战中一度作为旗舰指挥舰队。北洋水师覆灭后被革职。1899年撤销革职处分，加提督衔，授北洋水军统领、浙江温州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1904年奉旨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首次统一清朝南北海军。1905年夏，叶祖珪在巡视沿海炮台及水雷营时，劳累过度又染伤寒，于上海军中病逝，时年53岁。“将吏皆哭失声，有越千里来送葬者”

除了白塔寺外，学校还在仙塔街、亚伯尔顺洋房设置临时校舍。未几，船政局在马尾新盖的学堂落成，旋将三处学生一并迁入。学堂分作两部分，前学堂以法语授课，包括制造专业和设计专业。制造专业是前学堂的主要专业，它的培养方向，主要是船体和蒸汽机的设计制造人员。设计专业是日意格的说法，在中文文献中称作“绘事院”，目标是培养绘图员。后学堂以英语授课，包括驾驶专业和管轮（轮机）专业。它为后来的海军事业培养了大批军官。学堂还附设艺圃，培养技术工人。

萨镇冰（1859年—1952年），字鼎铭，海军上将，出身于著名的福州色目人萨氏家族。1869年(清同治八年)入福建船政学堂，1872年毕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海军将领，先后担任过清朝海军统制（总司令）、民国海军总长等重要军职，还曾代理过国务总理。他在担任清朝北洋海军副统领（副司令）时，创建了烟台海军学校。萨镇冰经历了清末、民国与解放初期的各个历史时期，是中国海军史上一位卓越的人物。同时，他一生扶贫济困，广造福祉，被人民大众称为“活菩萨”。生前享有隆声，死后享有美誉

船政学堂正式办学后，面向全国招生，无论满汉民族皆可报考。但除了闽、粤两省外，仅有其他省籍学生一二人而已。广东及外省人，主要报名学习驾驶。学制造的，全是福建人。即使在驾驶班，福建人也占了多数。这自然是由于学堂设在福建，且福建又地处沿海，得风气之先的缘故。到后来，福建人不仅遍布海军上下，其他海军学堂也由福建人或与船政局有关系的人主持。在旧中国海军中，福建人独多。福建人互相推荐、援引，对于发展海军事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形成小圈子，排斥非闽系人士，就带有强烈的封建地域集团的色彩，以致被人称作“闽党”。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1919年4月24日），汉族，字眷诚，号达朝。英文名：Jeme Tien Yow。祖籍徽州婺源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现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十二甫西街芽菜巷42号），12岁留学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1884年（清光绪十年）2月至10月，任福州船政局后学堂教习，因教导出色，获得清政府五品顶戴奖。他是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被誉为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其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1874秋，英国军舰“田凫”号访问了马尾。海军军官寿尔记载了当时他所看到的船政学堂的情景，大致上能够反映早期船政学堂的状况：

“我访问学校那天，学生大约五十人，第一班在作代数作业、简单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训练出来的教师的指导下，研习欧几里几何学。两班都用英语进行教学。命题是先写黑板上，然后连续指定学生去演算推证各阶段；例题的工作完成后，便抄在一本美好的本子上，以备将来参考。我查阅其中几本，它们的整洁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有的口授的题目是用大写的。当我们想到用毛笔缮写的中国文字和用钢笔横书的拼音语言间的区别时，便更知道这是一件非凡的事。学生每天上学六个小时，但课外许多作业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做的。星期六休假。学生们一部分来自广州和香港，一部分来自福州。这些从南方来的，常是最伶俐的青年，但是他们劳作上不利之处是不懂官话；不懂官话在政府工作便没有升迁的希望。因此他们每天化一些时间同一位合格的本地老师学官话……海军学校招收学生的方法是在福州城所有明显的地点遍贴告示。规定年龄为十六岁以下，但这项并未很严格执行，因为有一些由香港方面的广告招收而来的学生是在二十岁以上。报名学生，给以中国经典知识的考试。直到最近，学校未曾录取过对自己国家的经典与文献没有相当知识的学生。……嘉乐尔先生的职务并不伸展到学生们的私人住宿区去，那是一位官吏管理的。广州和福州的学生分开住，用不同的厨师。嘉乐尔先生称赞这些学生，说他们勤勉与专心工作，也许超过英国的学生。因为他们不管他在场不在场，都坚毅地工作，未曾给他麻烦。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龛里呆着，要比在海上作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

除了近代科学知识外，还要学习传统文化。沈葆桢谈到：“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盖欲习技艺不能不藉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邪。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浇险薄之子，必无持久之功。他日于天文、算法等事，安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谨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讲也。”这是中体西用理论的早期表述，也是洋务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保守顽固派有着相通之处。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洋务派是中国社会对世界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危机了解得最多的一个社会集团，沈葆桢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对于中西文化的看法不过如此，人们又怎能祈求洋务派倡导的“自强”运动取得根本胜利呢？

1871年，船政后学堂的外籍教师嘉乐尔收到一封装饰精美的来信：

“　James Carroll夫子教席：

惟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大人左奏请设船政局，以为强国之一法。皇上命令前江西巡抚沈在福州府的Chung－Tzé兴建所需的宿舍，派日意格先生等尽力协助此事业。沈大人建立一所海军学堂，招收一批学生，聘请英国绅士James

Carroll先生为教师，授航海原理，迄今五载。生等已修完了功课，即将航海，一试本领。为着这个航行，我们已做了广泛的准备。在离去之先，我们－－你的忠实的学生－－对于你的照顾及不倦的训诲，表示感激之忱……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勘察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我们从老师所学习到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帝国政府将以制度为例范，推广至于无穷……我们和你分别，虽觉难过，但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于次要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与赞许。

你忠实的学生（二十三人签字）”

不久，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方伯谦、、林永升、邱宝仁等18人与前学堂的部分学生登上“建威”舰，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海上远航。这次航习，先后到达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历时四个月。扣除各码头停泊时间，实际在洋面75天。海天荡漾，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沙线交错，练习舰经受各种考验。去时由教习躬督驾驶，各学员逐段誊注航海日记，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教师将航海日记仔细勘对。

这一时期，朝野对于海军事业日益重视，本来应是海军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然而随着沈葆桢调离船政局，船政学堂的管理就日益松懈下来。1880年12月17日，江南监察御史李士彬奏称：“闻福建船政初开局时……局中学生督课綦严。勤者奖之，惰者革退。近则专恂情面，滥竽充数，不一而足”。1884年10月23日，船政大臣张佩纶更指出，沈葆桢创校时，详立章程，遴选俊秀，学校十分整肃。近十余年来，考校生徒不无徇滥，而泰西机巧日辟，船政经费日绌，不免因陋就简，狃一得以自封，偷惰宽疲，后学堂尤甚。他饬令洋教习将水师将弁应读之书，应学之技，增购洋书，开足课程，并取天津水师学堂章程，以补闽学疏漏。船政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竟要向开办才三年的天津学堂学习，可见其内部的松弛混乱已十分严重。

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做些横向比较，有时是很有兴味的。就在半月前，10月6日，美国海军部长威廉·钱德勒签署了一道命令，决定在罗德岛新港的一所贫民院里，建立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美国虽然在很早就开始使用蒸汽舰和铁甲舰进行作战，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忽视海军建设。南北战争时，海军舰船曾达700多艘，到了战后，大量军舰退役，或出售给商人改为商船。至1880年时，仅剩下48艘军舰，还都是过时的老家伙。波特海军上将称其为“画在中国人的古代碉堡上的龙，只能起吓唬敌人的作用”。美国海军力量退居世界第12位，排在丹麦、中国、智利之后。1875年4月8日，在卢斯海军准将倡导下，国会批准招募750名16～18岁的少年进入学院学习。先在港内接受预科训练，然后到练习舰上学习火炮、船艺和其他技能。这个做法和船政学堂是十分相似的。接着，美国酝酿已久的海军改革开始出台。卢斯担任第一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他邀请马汉中校开设海军历史课。第一学年结束时，海军军事学院的全部设备，包括1张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图，4张借来的课桌和12把借来的椅子。卢斯将军说：“不仅没有教官，也没有课本”。人们对于海军军事学院能够存在几年抱有很大的怀疑。在当时，即使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也只教技术课程，卢斯却设想“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何将海战从单纯的经验阶段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两年后，马汉出任第二任院长。尽管官方人士仍然横加干预，阻挠学院研究战略问题，只要求安排技术发展方面的课程，但马汉不屈不挠，坚持海军战略研究，将他在学院授课的讲义修订成《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从而确立美国海军发展的基本理论，为美国海军事业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军院校之一。

简单地拿中美之间的海军教育以及海军力量做对比，也许并不合适，因为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建设海军的目的也有很大的差异。但从美国注重海军教育之后极大地推动了本国海军事业的发展，而中国新办的海军学校日益腐败的事实中，可以总结出许多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因时代局限，福州马尾福建船政的辉煌只延续了40多年。但在历史的弹指挥间，却展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科技、高等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砺志进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传统文化神韵，为此，我们将之称为“船政文化”。它是福州人民涵泳百年不懈的历史骄傲，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瑰宝。今天挖掘、整理、研究船政文化，发扬光大船政文化精华，营造再掀闽江开放潮、推动福州大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