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味红色爱情之都延安的浪漫与苦痛

一、奔赴延安进入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她们曾经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军事化的革命队伍里，生活供给，精神清洁，她们最初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自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孙泽余，安徽桐城人，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也是她读书时的监护人，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更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抗战爆发后，孙铮从北平第二女子中学回老家奔丧，借读安庆女子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报声明解除被监护关系。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作宣传，在读书会上大胆发言讨论。“在这些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都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风，和煦而有力地荡涤着自己的灵魂。”为此，她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 [7]对于大家族的叛逆，对于革命队伍的向往，这是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在奔向革命队伍的知识女青年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据统计，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其中：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大学程度的10%，中学程度的70%，其他为特别班的程度。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最大部分的年龄在20岁左右。包括不同的21省，以河南、四川、江苏、湖北等省人为最多，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为最少。此外，还有一个台湾人。[8]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共为专门培养妇女干部人才而创办的，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女寻求解放、争取女权的象征。女大只存在两年时间，学员主要是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女生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办的妇女培训班抽调归并，或公开招生而来，在延安革命女青年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20岁左右的年龄，初高中文化程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属性。她们接受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阐述，相信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消灭了私有财产，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翻身解放，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只有在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下，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1]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35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2]温崇信祖籍广东梅州，生于江苏扬州，留学美国，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邵力子、李宗仁交游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女儿到延安后，就与其断绝了父女关系。参见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第109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6月版。[3]黎辛《我说说夏沙》，手稿。[4]阎明诗《总理送我上征程》，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4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8月版。[5]孟于接受朱鸿召电话采访记录，2002年7月12日，北京、上海。[6]孟于《抚育我成长的摇篮——延安》，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289页。[7]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第1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8]《王明同志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妇女》（延安），第1卷第3期（1939年8月）。二 、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年，首先改变的是身体，集体生活炼就了她们青春健美的飒爽英姿。过集体军事化生活，是革命女青年体验革命的新奇与崇高的开始。到达延安的初夜通常都被安排住在城里的招待所或南门外的西北旅社，食宿全部免费。延安以自己的方式，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叛逆者。这些生长在村镇大家庭或城市殷实人家的知识女青年，初进延安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神奇。1938年10月24日，17岁的于蓝随队伍从晋察冀根据地过黄河到延安。这时的延安古城还没有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自1936年底从东北军手中接管过来以后一直保存完整。傍晚时分，这支小分队步行进了延安城，“城内一派和平景象，人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于蓝和与她一起到延安的伙伴赵路到了招待所，放下背包，让队长去办理报到手续，她们自己却轻轻地跑出去玩了。沿着街道，边走边看，她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穿着灰色、蓝色制服的“公家人”，与坐商行贾的老乡们和平买卖交易着。来到十字路口，她们看到很多人涌进一座非常洋派的教堂改制的大礼堂。“我俩怀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拥进去了。只见里边黑糊糊地坐满了人，歌声沸腾着，台上有两盏灯，后来才知道它叫汽灯，要打足了气才能燃着。灯上边挂着一条红布大横幅，横幅上贴有白色美术体的大字：‘干部联欢晚会’。醒目的横幅再加上‘干部’、‘晚会’这两个词语，在我的人生中是第一次看到，好不新奇啊！”[1] 还有队与队之间互相拉歌的场面，话剧演出等节目，更是令她们耳目一新。看过晚会，别人都散场了，她们才想起来自己今晚不但晚饭没有吃，而且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睡呢！赶快按照原路找到招待所，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当天来延安的新人们，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填过表格，她们就被编入抗大8大队第5队。一年后，她们又转入中国女子大学。编入革命的队伍，穿上统一的制服，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到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进出延安的大门基本上是敞开的。中共党内集体领导，生活相对民主，延安给予这些革命女青年的天空和舞台，都格外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情调。在火热的救亡革命气氛里，身穿制服的革命女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各机关都放假了，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的增多了，一些青年的学生们——抗大与公学的学生——生气勃勃的穿过街心，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走在行人密密的街头，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的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上男人呢！”次日早晨，就是1938年的新年元旦。“太阳射出那万丈光芒，风也停止了！一群群的青年男女，带着马，穿上‘老资格’的军服走到旷野里去，它们兴奋的，快乐的跑着马，说着，笑着，简直是一群群天使，他们几乎忘形了！跑得够了，大伙围在一块野餐，他们的食品，不会有什么洋套，而是这里出产的核桃、花生、南瓜子，看他们真吃得顽强起劲，‘欢迎××唱歌’‘欢迎××跳舞’的高亢声音，不时的由他们的圈子中吼出来，静下去，继着就是个人或几人的唱歌跳舞，他们毫不拘泥，他们毫不顾虑。”[2] 曾经叛逆的斗争和长途跋涉的艰难，都兑换成了对于延安革命圣地的热情崇拜和万丈豪情。走在延安的街头上，她们甩甩手，手是自由的；踢踢脚，脚是自由的；扭扭脖子，伸伸腰，感觉到哪里都是自己的了，再也没有了曾经在那个中产阶级旧家庭里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她们尽情享受着叛逆、解放、革命带来的无限畅美的最初体验。所以，当她们群体出现的时候，相互感应，彼此激荡，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夸张身体扭动的幅度，不时地发出夸大其词的惊叹与尖叫。在团结一切力量参加抗战，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来延安的旗帜下，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妇女工作一度得到普遍重视。1938年3月8日，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筹备工作，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师范学校召开，并同时宣告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称“边区妇联”）。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王明担任校长，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毛泽东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3]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在中国女子大学前后享受着两年红色浪漫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生活，并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当时我们的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刚到延安时，偶尔还能吃到大米、白面、猪肉，以后只能吃到小米、高粱米。一度给养供应不上，只能靠粗糙的黑豆过活。……有些南方同学刚到延安时，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还以为是蛋炒饭，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不吃也得吃，硬着头皮慢慢咀嚼，久而久之，就感到粟米之香了。特别是女同志，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身体壮实起来。有人还高兴地写信告诉父母：‘延安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回想我们几个队干部在一起吃饭，常花几分钱买点酱油、香油、辣椒、醋，往小米饭里一拌，嘿，甭提有多香了。二 、激情燃烧的岁月学校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延河成了我们的盥洗室，冬天敲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盛夏时分，几个同学相约到河边沐浴，先洗好下衣，晾到河滩上，人躲进河中泡着；待下衣干透，着好再洗上衣。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物质生活很苦，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4]这段幸福时光的最高潮，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子大学在延河滩上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女大有歌咏队、舞蹈队、京剧队、话剧队、篮球队、排球队，经常组织文娱活动和球类比赛。记得有一天，朱德总司令给我们做完报告，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一起观看篮球比赛，与民同乐，深受感动。令我最难忘的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和松柏彩门，四周布满彩旗和标语，身穿一色列宁服、腰扎皮带、排列整齐的队伍，把延河沙滩打扮得格外壮观。当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健步登上主席台时，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当看到500多名学员穿上我们做的列宁服，表演集体舞，不断变换队形，一会儿三八形，一会儿五角形时，无不感到内心的喜悦。化妆秧歌舞表演很精彩，雄壮有力的《女大大合唱》激励我们奋进。下午进行的排球对抗赛，抗大男子居然败在女大手下，格外增添了我们的欢乐。 [5]这次演出轰动了延安，并传为永远的佳话。在“公家人”穿着统一制服，灰蒙蒙一片模糊了男女性别的延安，女大学员仿照苏联服装式样，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绝无仅有的校服——列宁装。[6]大翻领，双排扣，腰身收束，将女性青春健美的身材特征巧妙地显露出来，再穿上绣缀着两只红绒线球球的布草鞋，实在是别出心裁，标致极了，也时髦极了。这样的装束，配一张饱满红润的面孔，质朴诚恳的颜容，健美结实的身材，就成了后来影响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爽英姿标准形象的最初范本。[7]每到周六傍晚，从女大门口一直延续到延河边上，就拥挤着来迎接女友或妻子回去过周末的男同志们。也有目前还没有固定的对象，但自觉不自觉地跑过来看热闹，幸许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艳遇呢？呵，因为有了如此烁热的簇拥，女大学员们越发显得这般非常的美丽！[1]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第34~3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2]烈群《新年的延安》，《大公报》（汉口），1938年1月25~26日。[3]烈群《新年的延安》，《大公报》（汉口），1938年1月25~26日。[4]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第275~276页。[5]孙画秋《忆延安女大——革命的摇篮》，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173～174页。[6]女大校服列宁装是她们自己缝制的，有些事出偶然。1939年生产运动中，“经过一年的农业生产劳动，有相当一部分女同学例假不准了，第二年就改变了生产方式，搞工业生产”。学校从边区外买来十几台缝纫机，组织缝制的第一批衣服就是1940年“三八”节作为校服发给全体学员们的列宁装。参见徐岚《女大的劳动生活》，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253页。[7] 王朝闻创作的刘胡兰雕塑形象，就是以当时从晋察冀边区“七月剧社”到延安“鲁艺”部队文艺干部训练班（随后改制为“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学习的吕光为生活原型。冯松、吕光接受朱鸿召采访记录，2002年5月14日，北京德胜门外。三、不爱红妆爱武装最初的美好经验持续时间并不长。她们一身戎装，很快就被整合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接受集体军事化生活的磨炼。抗战初期，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所属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救”），在国统区的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和“战时青年训练班”（“安吴青训班”），是西安事变后共产党接受、训练并甄别革命青年的一个早期场所。[1] 教学单位的组织机构为连队，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安排全部军事化。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练、临时安排的夜行军和野外拉练，以及帮厨、修路、运粮、背柴，甚至开挖窑洞等体力劳动，使得这些投奔革命的知识女青年饭量大增，体格逐渐健壮起来，一改从前弱不禁风的小姐模样。据亲身经历者介绍：诚然，有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在刚来的时候，捧起碗筷来看着那单调的青菜豆腐汤，不免发愁，吃不饱饭，夜里还要遭受到“游击队”似的跳蚤之袭击，确有坐卧不安之感。可是过了几天紧张活泼的生活之后，他们也居然吃得下三碗大米饭（这是她们空前未有的饭量），跳蚤的活动，也失去了劫夺她们美梦的作用了。每逢劳动日，女同学像男同学一样踊跃地参加劳作。尽管她们气力不大，但并不气馁，相反的，都拼了命似的要在这些工作里获得她们的成绩。[2]这种军事化生活管理，是当时延安革命队伍和学校的普遍现象。它强壮了投身革命者的体魄，培养了组织纪律性，磨炼了顽强的意志，也改变了革命女青年们的身心面貌。1937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学员在校同样采取军事编制，平时生活要求军事化、战斗化。据时任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后来介绍：军事训练把女学员由娇柔的小姐训练成英武的女战士。女学员开始时不适应夜行军快速集合的要求，深夜紧急号吹响了，女生队乱成一团，这个穿错了鞋，那个摸不着袜子，还没出发，背包带又散了，笑料百出。一回生，二回熟，训练几次之后，几分钟内，女生队就报告“集合完毕”，得到军事教员的夸奖。夜间站岗女生队也同样参加，开始时，听见风吹草动，腿就发软。但是硬着头皮坚持。当我问到她们怕不怕时，她们挺胸立正说：“报告校长，不怕。”中国女子大学也是这样。 据当时的女大学员晚年回忆，“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就要集体出操，自此一天所有的生活和学习都是军事化的。1940年，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延安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冬天寒风刺骨，我们每天洗脚洗脸都在延河。吃的是小米饭，一天两顿，没有菜，有时饿得难以忍受。” [3]也有不能坚持者，便离开了延安，退出了革命行列。延安的物质供给是贫乏的，但军事训练和体力劳动给予了她们肉体的饥饿与精神的富足。早在1936年10月就率先来到陕北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时间后，接受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采访时说：“我喜欢此地简单的生活，我正在长康健长肥起来，虽然我来此之前是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 [4]大量活动，坚持劳累，人就能吃得多，睡得香，长得壮。同样，那位从“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孙铮来到延安鲁艺，参加大生产运动，“一个星期吃一次馒头，她一顿能吃五、六个。平常吃小米，她也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吞”。[5]位于延安城南门外杜甫川的自然科学院，是个男女兼招的战时高等学校。“每周都有一次生活漫谈会，分组进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都本着革命同志间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啥说啥，不讲客套，偶尔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但并不强加于人，争完就过去了，不存什么事。这种直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而使同志间的关系更为融洽。” [6]用军事化的方式来锻炼她们的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斗争就需要讲原则立场，更需要站到前台作面对面的较量。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尤其是在各类学校培训的女同志，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的后备人选。她们必须抛弃传统闺秀和仕女的羞涩感，学会理直气壮、斩钉截铁，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走上前台，发表言论，激起众怒或拥护。红军初进延安城，被派往延安县担任妇女部长的周生荣，是个年方18岁的米脂姑娘。晚年她对来访者爽朗地说起这段经历：18岁的姑娘，正是害羞的年龄。这羞，一方面是生理原因，一方面是感情上的原因。因为中国人对姑娘的审美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那姑娘知不知羞，没有羞态就显示不出其美态。我们米脂就有这么个讲究：要是谁家的姑娘对人讲话干干脆脆，脸不红，声不软，就会遭人说闲话。可是，我是延安县的妇女部长，若是羞羞答答，就没法工作，就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我就不能羞。我到乡下，把成千成百的婆姨子往一块一召集，就站在碾盘子上挥着胳膊大声作动员。 [7]几年后，由习仲勋代表党组织，安排决定了她与李会有同志的婚姻大事那一刻，她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到了羞涩的情感。三、不爱红妆爱武装那一天，她到习仲勋那里去谈工作，正“巧”李会有也进来了。她大大方方地主动与李握手，李却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她心想，这人怎么还这样封建呢？习仲勋笑着把他们俩看了一阵，拳头砸了一下桌子说：“你们两个美得太！”李会有脸红腾腾地也跟着说了一句：“就是美得太！”周生荣懵了，闹不清领导同志说的是啥意思，就问：“甚么美得太？”习仲勋把腰一挺，朗声笑道：“你们两个过日子美得太嘛！”地道的陕北话，醇厚质朴，说道这等新潮时髦的革命婚姻，抑扬顿挫的腔调里，满蕴着的是美轮美奂、醉人心脾的豪情爱意。有习仲勋代表组织这么一说，李会有就两眼瓷瓷地短距离地直盯着周生荣这个爱恋已久的对象。周生荣的感觉是：我只觉得浑身的血“呼”地一下子都涌到脸上来了，脸红得不敢见人；心潮一涌一涌的，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这一下着实把我羞坏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害羞。我体会到：女人真正的害羞，往往只是最幸福的一瞬，而这幸福的一瞬会让你深深地铭记一生。[8]羞涩，是青春的波光闪烁，是少女至真至纯的情窦初开的天然美姿美态。但很多叛逆的女青年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之一，却是部分地或者干脆是完全地丧失了青春和性别的羞涩感。革命在占有了她们的全部作息时间和生活空间后，更进而充斥了她们几乎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领域，将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全副武装起来，锤炼成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1944年夏天，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发现，经历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9] 。 采访中，这些来自外界的记者们注意到，“失却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烦恼，使这些所谓新女性恢复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作，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气听受丈夫的无理谴责了！”“延安新女性给人的印象，是她们能够那样泰然生活的精神，确是配合着男性做了同样的工作。” [10]甚至通过观察比较，深刻的记者们当时已经意识到，在延安革命队伍里，最有典型意义的不是那些出了名的模范共产党员，而是“女同志”们。有一次，这位记者斗胆放肆地问一位C女士：“你们简直不像女人！”得到的回答是富有挑战意味的执拗的反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1]安吴青训班1937年10月1日最初创办时，借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陕西省泾阳斗口村农场的房舍；11月中旬，迁至云阳镇城隍庙；1938年1月，再迁至云阳北边的安吴堡一座地主庭院里。1939年8月，主体部分迁往晋察冀边区并入华北联大，1940年4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青训班全部撤离安吴堡回延安。参见王昙《革命干部的熔炉——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第104～110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2]夏青《青训班的女同学》，见《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第114～115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月版。[3]贾保平《从小学教员转变为革命战士》，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176～177页。[4][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69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5]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第16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6]胡琦、何华生、许明修《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办的经过》，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396～397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12月版。[7]黄富强《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第1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1月版。这是一本对延安时期米脂地区诸多历史人事的采访记录，遗憾的是书名副题如此艳俗。[8]同上，黄富强《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第18页。[9]赵超构《延安一月》，第58～59页。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10]谢克《延安十年》，第67~68页。上海：青年出版社，1946年2月初版。四、当婚姻来临进入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在军事化、供给制集体生活中，磨炼出一副健康的身体，飒爽的英姿后，就面临着革命婚姻的选择与挑战。1941年8月，中国女子大学接受命令，与陕北公学（分部、总校相继迁出后，1939年冬在延安复办的部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组建延安大学。这既是精简机构的需要，也是中共高层内部毛泽东与王明权力斗争的结果。[1]女大突然停办，对于延安妇女运动和革命队伍里女同志的人生影响是明显的，突出表现为革命婚姻和1942年“三八”节前后的激烈纷争。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范文澜亲自率领河南大学和高级中学的部分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到开封、许昌、临汝一带作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先后有大半年时间。他总结成绩的时候说：“在我领导的流动工作团中，从未因男女之间的交往而妨碍过工作。这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但也是很难做得到的一件事。我时常对青年男女说：你们是处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生活是在非常紧张和急骤变化之中，应付自己已感不暇，假如再来个小娃娃那将如何安置呢？所以你们该忍耐一下，等到处境比较安定时，那我并不反对你们进行制造小娃娃的工作。我经常这样向他们解释。” [2]好在范文澜能以身作则，更好在这些热血青年学生都能信奉师长的教诲。来到延安之前，孙铮曾在“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工作两年。流动工作队有30余人，三分之二是大学生，青年男女们整天在一起难免不产生好感和爱恋之情。遇到这种情况，主持工作的几位共产党员就会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开展思想斗争，将这种“小布尔乔亚世界观”批得体无完肤，“那阵势简直就是斗地主，直到两个人痛哭流涕，表示一定‘痛改前非’”。“后来在新四军，一个叫陈亚军的画家与盐城中学一个女学生谈恋爱，也是开大会狠斗了一场。可见在‘革命队伍’里，不经过组织批准谈情说爱，可是最忌讳的事。”王定国是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1937年初，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组织上找到她，希望她同谢觉哉同志一起生活，照顾好谢老的身体。王定国是共产党救出来的苦娃子，只要是党交待的事，没二话。她爽快地答应了，带着“把爱情献给革命”的信念，接受了组织安排。谢老见了开朗活泼、娇小玲珑的王定国，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两人很快结婚。她晚年笑对来访者说，她的婚姻是地地道道“组织分配”的，“革命需要么”。[3]1937年11月底，从苏联经迪化（乌鲁木齐）到延安的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1月，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休养三个月。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受命到陕北公学第五队女生队去挑人。“邓洁来到陕北公学五队，找了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于陆华）。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4] 3月，他们结婚。对此，于若木当时向其远在国外的长兄介绍说：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农历，1937年冬。引者注）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5]王定国、于若木们都很幸运，她们服从组织安排，遇到了有道德感、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中国革命巨人们。由于维系这种革命婚姻关系的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所以，婚姻破裂的现象也很普遍。中国革命队伍里的男同志们，大多数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凭着英勇顽强的斗争和各方面的努力，升至各级领导岗位，有的还曾到苏联学习军事。“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6]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情感与婚姻问题。四、当婚姻来临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由组织安排解决其婚姻问题。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例行公事的那位同志并没有向这位女学员讲明是什么一回事，就自个儿跑了。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儿，并不见校长开口，两个人都尴尬地坐着。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7] 这是当时同在抗大任职的莫文骅晚年回忆的细节，应当不假。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非常规律的近乎本能的生活：吃饭，睡觉，打仗……“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而且，中国的男子该帮助女子，求得解放。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抢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 [8]面对这样的男人和组织，女青年们很难再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和可能。1938年8月，来到延安采访的陈学昭，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当初，她不爱他，他常常来看她。在晚上，他有时半是玩笑半是真地赖在她的床上不肯走：“今夜我睡在这里，不回去了……”这让她手足无措，左右为难。经过组织出面，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不久后的一天，一个特务员（红小鬼，勤务员），背着铺盖，她跟在后面走。“怎么？你搬家了？”“不！”“那你到什么地方去呢？”陈学昭问她。她不好意思地回答：“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搬到……”其实，她就这样地与他结婚了。七个月后，陈学昭又遇见了她。依然是前面一个特务员背着铺盖，后面，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垂头丧气地走着。“你搬家了？”她没有回答……原来他们离婚了。她肚子大大的，怀着已经5个月的身孕。据说，他已经厌倦了她：“妈的……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气的洋包子！”他命令特务员把她的铺盖拿出去，叫她快快跟了特务员滚蛋。她除了从命，没有任何方式方法可以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更不可能奢谈去惩罚他。她只能独自咀嚼着革命婚姻的苦果。如果男女知识青年在革命队伍里相互爱恋了，那么，一定要及时报告组织，取得上级领导的认可，才可以有保障。1938年11月，罗工柳报名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上前线，女友杨贇却留在延安，他感到这样情况不妙，机智地让女友通过在鲁艺任教的李伯钊，找到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就说罗工柳是自己的爱人，她要和爱人一起上前线。这样，得到同意后，一起维持了他们的爱情。[9][1]王明担任女大校长期间，为着学员调配等问题与中央组织部发生过激烈的矛盾。这是为毛泽东所绝对不允许的，女大不能成为王明培植自己政治势力的园地。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198～200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二版。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41年2月部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2]转引自铁夫《范文澜先生》，《中国青年》（延安），第1卷第10期（1939年10月）。[3]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第171、17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4]郭思敬主编《我眼中的陈云》，第284～28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5]于若木致其长兄于道泉信，1939年5月28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第219～220页。[6]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11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7]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第349～35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8]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118～11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这样的事例在当时颇为普遍，另见马加《间隔》，《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15～17日；欧阳山《圣地》（《一代风流》第4卷），第13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9]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11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五、当女革命者身为人母中国现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直接表现为一系列的解放运动，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会，抛弃“三从四德”的旧式道德伦理，是青年知识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开始。这场革命从来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婚姻自由与性自由曾一度蔓延过。大革命时期的湖南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1]这种极端行为很快就被革命组织制止了。中国革命是在极其残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表现在婚姻关系上或极端过激，或因战争环境无暇他顾而失控，或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井冈山上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双方一对歌，中意了，就可以成为夫妻，住在一起。”[2] 苏区最初简单的婚姻条例，是王明从苏联改进引入的，1931年11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固然为解除旧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为革命婚姻关系的解除提供了便捷。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之后该条例在1944年3月和1946年4月两次修订，对其中离婚条件都做了具体的列举规定。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组织纪律来约束。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男女双方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对此，笔者至今没有查找到任何具体的组织决定，估计很有可能只是各地，甚至是各个部门自行拟定的，执行当中也时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比如，当时驻守在米脂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规定的婚姻条件就宽松得多：红军时期入伍的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入伍的团以上职务，年龄在28岁以上，即可就地解决婚姻。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感觉到，随着革命女青年的到来，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为了不影响学习，他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决定，要求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就与女学员结婚了。有人汇报后，毛泽东一纸手令，将该领导撤职，并降一级使用。莫文骅又觉得事情处理得严重了点，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情信。毛泽东叫人把莫文骅喊去，当面责备说：“你这个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怎么搞的嘛？”莫文骅自知理亏，赶紧检讨。[3]后来，抗大发生黄克功事件，大家知道问题严重了。受托随何穆、陈学昭夫妇到延安的夏沙，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抗大总校于1939年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回晋察冀。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她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回到了延安。17岁时，她与文工团一位同事恋爱。不料，另外一个同事在与她接近过程中却使她怀孕了，这时她刚18岁。她相信组织，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交代，并请求处分。张际春给她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处分，但劝她结婚。张际春说，共产党员不结婚生孩子，怎么向群众解释？也不能把你长期“坚壁”在山洞里不让人知道。你们感情不好，生育以后可以离婚嘛。1942年，张际春调任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抗大来了新的副政委，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那么随便，结婚不久就离婚？为保护儿童，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规定严禁打胎， “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私生子与一般婴儿享有同等待遇，“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儿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的婴儿，领取半成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元，不领伙食费者仍发10元。”（这个时期，八路军津贴每月标准是：战士1.5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津贴也是每月5元。 ）五、当女革命者身为人母这样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环境，这样的胎儿保护政策和儿童保育政策，给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面对突如其来的孩子，她们一筹莫展，怀孕后的妊娠反应接踵而至：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4]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5]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十月胎成，接下来的生育，对这些战争环境中的知识女青年来说，有时甚至是生死考验。1945年9月，正是重庆谈判的时候，王丹一在清凉山窑洞宿舍里生产了。艾思奇在另外一间窑洞里写文章，我在窑洞宿舍里，没有灯光，感觉得痛疼难忍，就哼叫了。隔壁××夫人听到了，叫来艾思奇。艾思奇束手无策。这位夫人让勤务员赶快叫来中央印刷厂卫生员，问我预产期是哪一天？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预产期。这样，就在窑洞宿舍里生了。……只有一个勤务员，年纪太小，什么也不懂，第一天帮我们洗了一下，以后就不干了，脏衣服放在窑洞里8天没人碰。[6]1941年3月，曾志住进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妇产科准备生产。最关键的时候，接生的医生们都去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孩子顺产出来时，护士没有接住，“咚”的一声，竟然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个孩子就是陶斯亮。孩子生下来了，但吃饭的医生还没有回来，她就只能在产床上躺了有一个小时，才被抬进病房里。“病房也在窑洞里，这个窑洞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此时我已失去知觉了。” [7] 她是陶铸的夫人，尚且如此，其他人住院生产的护理情况也可想见了。[8]“当时延安条件困难，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儿所。……许多母亲为了给孩子一点营养，十分辛苦，要自己养羊、放羊才能挤出羊奶给孩子吃。为了给孩子做饭，要到大伙房后边拣煤核，才能烧起小炉灶。”[9] 当初奔向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救亡报国，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可以说，她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叛逆了旧家庭和旧社会，来到革命队伍里还要回到窑洞，回到家庭，去带孩子。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她们迈动不开脚步，向学习，向工作，去进取她们自己的希望。为了抚育着革命的新的一代，她们是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的。因此，烦恼与劳累，不能使她们发出一句怨言。只是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10]革命女青年们作为妻子和母亲，在生育中所经受的流血、疼痛与伤心，直接剥落着她们的飒爽英姿；而回到窑洞抚养孩子，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则间接侵蚀着她们的壮志豪情。而最让她们心痛的，则是母性与事业的两难。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于是，就出现了将孩子送给老乡临时抚养或永久抚养的事情。可惜，陕北老乡们家里的条件之简陋，又往往是出乎想象的。1941年3月，韦荧在中央医院生育后，身体非常虚弱。她与艾青商量后，决定把孩子暂时托放在附近的一个老乡家，准备等自己出院后再接回来。一个月后，他们去接孩子时，“推开门，发现主人不在，再看炕上，婴儿身边放着一碗小米汤，碗里还趴着一只苍蝇。……孩子骨瘦如柴，显然是缺少营养的缘故。不几日，这个孩子终于夭折了” [11] 。 这是韦荧与艾青婚姻中的第一个孩子，给他们刺激很大。孩子死后的第三天，他们两人在窑洞里枯坐，半晌都没有话。石澜在抢救运动中生下孩子，但觉得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后又被迫丢弃孩子。“1943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用乳汁哺育了将近一个月，当婴儿第一次向我发出天使般的微笑时，我是多么地陶醉啊！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当我把自己的幼儿，从怀中用双手托起交给一个陌生农妇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这个年仅26岁的小母亲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昏倒在农妇的家门前。”[12]五、当女革命者身为人母[1]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上册，第51～5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2]一凡编著《延安丽人》，第74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版。[3]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第35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4]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第90、9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5]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第17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7月版。[6]王丹一接受朱鸿召采访记录，2002年5月8、12、16日，北京南沙沟。[7]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下册，第32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8]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后改名为《在医院中》），虽然是个案情况，但由此可见当时的医疗环境和质量。见《谷雨》（延安），创刊号，1941年11月。[9]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第9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10]曾克《救救母亲》，《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8日。[11]程光炜《艾青传》，第33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12]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第93～94页。六、“回到家庭的娜拉”1942年“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在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副刊上，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倾诉文章，言辞激烈地指控革命女青年在革命婚姻过程中所遭受的身心损伤与苦痛。尤其是3月9日刊出的丁玲文章《三八节有感》，极其深刻而尖锐地揭示出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在恋爱、婚姻与家庭问题上所遭遇的陷阱和困境。这并非简单的肉体或精神疼痛，而是进退两难，动辄得咎的险恶生存环境。在男女比例曾经30:1、18:1、8:1的延安革命队伍里，一个女同志不想结婚似乎是不可能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地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结婚以后，不要孩子不行；有了孩子，绝大多数母亲只有自己领养，又被讥讽为“回到家庭的娜拉”。离婚，更是她们遭受非议的谈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堕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 “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丁玲凭借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敏于感受，通过对不同社会层次妇女的贴心观察，感觉到“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这就具备了鞭辟入里的艺术力量，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进程中最初不为人们所料想得到的，以后又为人们所讳莫如深的深刻矛盾。紧随而来的整风抢救运动中，这些被揭示出来的问题，不但没有被引起重视，反而被当做知识分子抢台，造成整风运动“偏向”的证据，这终于使得丁玲公开表态，对这篇“我灌注了血泪”、“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与了热切的希望”的文章加以否定：“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文章中虽然“并没有责备男子的语句，但的确有一种‘不要靠男子，自己争气吧’的味道。我想这是不对的”。[1]这样，就得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只有依靠男人才能求得妇女的翻身解放。经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们都像丁玲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一切交给组织，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为了组织。陈学昭用一双会弹钢琴的手学会了摇纺车纺纱线，进而感悟到“工作着是美丽的”。她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组织、相信组织了。“1938年入党后，孙铮就养成了一个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的习惯。尤其是在延安和在华北的战争岁月，哪怕芝麻绿豆也得找组织谈一谈，有什么想法从不闷在心里。” [2]她们不仅极力消除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异，更向组织主动奉献出自己的全部隐私。家庭里的一切大小事体都及时准确地向组织上汇报，以此表示自己无私无畏，聊以安慰曾经受伤而不能坦露的心肠。石澜在与舒同共同生活的40年中，始终坚信“我们婚姻的政治基础是牢不可破的”。“我常常把在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和原则性带到家庭中，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 “对这些矛盾，我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法，向有关的组织写信控告了他。这些信又被转到了舒同手中，舒同震怒了，向法院提出离婚。”等到她晚年还能清醒过来，事情已经不可救药。她在法院给她的离婚判决书上写了八个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3]范元甄曾经是武汉、重庆抗战宣传界的风云人物，颇得王明、周恩来的赏识。1939年，18岁的她与李锐在重庆结婚后同赴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学习或工作。她与江青、孙维世、苏菲并称“延安四大美人”。1943年审干抢救运动中，李锐被当做特务嫌疑送到保安处隔离审查，范元甄受到牵连也被抢救。×××受中央政治研究室组织指派去抢救她，却与她同居了。1944年6月李锐甄别释放，与范元甄离婚，大病一场。组织上出面干涉，将范元甄下放到桥儿沟乡当文书，×××不顾自己已有家室，竟然冒充范元甄丈夫，继续与她同居。组织再次干涉，劝慰安排她与李锐复婚，并将她调到《解放日报》社和李锐一起工作。在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上，受到家庭和社会指责的都是范元甄。那么，作为一个革命女性，她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去工作呢？她心理的委屈还能向谁倾诉呢？只有一切相信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把家庭里的一切大小事体都及时准确地向组织上汇报，以此表示自己无私无畏；再用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把自己装点起来，对外是一张金字招牌，光灿灿的面孔，对内聊以安慰曾经受伤而不能坦露的心肠。人类性别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两性之间从身体到精神心理上有差异是常态；相反，漠视差异的存在，简单追求男女的绝对平等，势必造成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伤害。“给予不同发展需要的人，以同等发展的机会。”这是20世纪中国女性，包括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前赴后继，浴血奋斗，付出惨重代价后能够到达的新见识，也是我们用以考察革命队伍里女同志命运的一个坐标底线。[1]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6月16日。[2]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第26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3]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第25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莫斯科之恋1939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因手臂骨折到苏联治疗，随行的除夫人邓颖超外，还有他的秘书、干女儿孙维世。孙维世是老同盟会员、中共早期党员孙炳文之女，曾在北平读书，并在上海当演员，抗战爆发后投奔延安，被称为“红色公主”。她天生丽质，富有艺术气质，在延安就有众多仰慕者。来莫斯科后，孙维世又吸引了不少男性的目光，其中一位就是正在苏联养病的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彪。林彪一生有过两次婚姻，却有3位妻子。第一位叫汪静宜，比林彪小一天，是林7岁时，由双方家长包办订婚的。但这位“妻子”，林彪从未谋过面。他考入黄埔军校后，加入中共，与家里断了音信，也未回乡正式完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一篇文章记述：多年没有音讯的儿子终于来信了，父母喜欢极了，要把他在家时父母给他包办订婚的汪静宜送来。林彪为了杜绝家里送汪静宜来陕北的念头，急于结婚成家。此时，一个叫刘新民的陕北姑娘进入林彪眼中。刘新民后改名张梅，是陕西米脂人。米脂自古出美人。张梅漂亮、活泼，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作家滕叙兖在《开国元勋的子女们》一书中记述：1937年春，时任红军军政大学校长的林彪应邀参观中央党校，在董必武校长的陪同下走进教室。张梅正在做笔记，没有注意来人是哪位首长。然而，妩媚动人的张梅让林彪惊为天人，走出教室就急问此女同志是谁，回去以后，林彪立即正式请董老做媒，……不久便在红军军政大学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张梅可谓林彪第一位明媒正娶的妻子。两人结婚不久，林彪指挥了平型关大捷，后被阎锡山部误伤，于1938年携妻子赴苏联疗养。1941年5月，林彪和张梅的女儿林晓霖在莫斯科出生了。但张梅没想到，就在她坐月子时，林彪又看上了漂亮而雅致的知识女性孙维世。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当时也在莫斯科留学，与孙是好朋友。她回忆：林彪身体不好，……他就住到共产国际宿舍“留克斯”来。他妻子张梅正在生孩子。林彪经常到我和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来。我不以为奇，把他当做一位领导同志兼长辈。不料这时他却在追求孙维世。当时中国留苏学生常举行聚会。林彪是中共著名战将，又指挥过平型关大捷，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他们在莫斯科聚会时，常邀林彪到场，请他讲述井冈山、长征及平型关大捷的故事。性格孤僻的林彪最初兴趣不大，但自从看上孙维世后，只要孙在，林彪每请必到。人们发现这一秘密后，常打着孙维世的招牌请林彪出席活动。当时莫斯科有许多人追求孙维世，林彪的追求方式却十分特别。林利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追求维世的还有别人，如刘亚楼同志就是一个，他公开表示追维世。我们只把这事当作笑料。至于林彪追维世，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做得很隐蔽。他来邀维世出去玩，让我也参加，一起逛马路、公园。我完全想像不到，一个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竟然会去追求别的女孩子。但林彪的追求未得到响应。1941年，林彪奉命回国，他要孙维世随他一同回国，被婉拒。此时，林彪与妻子张梅的婚姻已出现了裂痕。作家史宗义在文章中记述：林彪性格孤僻、内向、沉默寡言，爱静不爱动，……而张梅活泼好动，喜欢外出参加社交活动，……甚至在星期天也不和林彪在一起，两人越闹越僵了。1941年林彪离开苏联回国时，把张梅与孩子留在了莫斯科。多年后，张梅回忆：那是9月份，临别时他对我说：“你在这里把孩子带好，把我女儿养大。你要学好俄文，将来回国当我的俄文翻译。你回来时，我骑马去接你。”但张梅等到的，却是林彪与叶群在延安结婚的消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叶群原名叶宜静，福建闽侯人，生在北京。在这座经历了“五四”洗礼的古都，叶受新思潮影响，投身学生运动，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就加入共青团，并于1936年在天津师范学院加入中共。1938年，叶群从天津投奔延安，分到中国女子大学。她皮肤白皙、身材苗条；有风度，有学识，在延安女性中堪称美人。林彪与叶群相识，是从苏联回国后。霞飞在《林彪干将叶群浮沉录》中记述：林彪回延安时，个人心情并不好。此时，他已经与他的妻子张梅分手。回延安不久，他的堂兄张浩(林育英)也病逝了，……原本就沉默寡言的他，更加不苟言笑了。林彪回延安后继续任抗大校长。当时延安流行交谊舞会，人们劝林彪去放松心情。但林彪在舞会上只看热闹，从不跳舞。他更多的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书，看累了，就出去散步。抗大离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不远。《林彪干将叶群浮沉录》记述：一天，林彪散步来到中国女子大学，没有见到王明等人，却只见到叶群一个人在那里看书，便问了一下王明、柯庆施去哪里了。叶群回答后，问了一下对方的姓名。林彪淡然答道“我叫林彪”。一听这个名字，叶群的心里为之一震，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平型关大捷的战将林彪!这就是年轻的抗大校长林彪!她当即向林彪表达了敬佩之意。那么，林彪对叶群的感觉又如何呢？洋顾问的陕北姻缘林彪是个喜静不喜动的人。1942年春，他从苏联回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偶遇叶群，被当时的情景打动了。霞飞在《林彪干将叶群浮沉录》中记述：叶群是延安“八大美女”之一，这一点林彪似乎也有耳闻。但林彪更看中的是在别人都去娱乐时，叶群却在看书。林彪后来曾写过六个字形容叶群：“温文，豪放，理智。”但他当时还没发现，这位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女性也有虚荣的一面。两人相交时，叶群常把林彪写的情书拿出来炫耀。这引起另一中共将领贺龙的不平。贺龙正与来自天津的女学生薛明谈恋爱。他让与叶群相熟的薛明劝叶，不要张扬林彪的情书，弄得他没有面子。《林彪干将叶群浮沉录》中描述：贺龙让薛明转告叶群:“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张扬，明确表个态拒绝。……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但贺龙与薛明没想到，林彪与叶群的婚姻竟走在了他们前面。1942年“七一”，林彪与叶群在延安成婚；而贺龙与薛明是在一个月后的“八一”才举办婚礼。那时，叶群的名字还叫叶宜静，听说林彪未过门的包办前妻叫汪静宜，遂把名字改为叶群。但她不知道，此时的林彪，对在莫斯科追求未遂的孙维世仍耿耿于怀。孙维世与林伯渠的女儿林利于1946年从苏联学成回国。与她们结伴同行的，还有中共早期领导李立三的苏联妻子李莎。时抗战已结束，林彪奉命率部进入东北。她们恰从东北入境。林利回忆：到哈尔滨车站时，只见李立三一人来接妻子，……维世和我都奇怪，照理我们回国应由组织上接待，怎么不见代表组织的人来，……李立三对维世说，……在哈尔滨暂住数日，即安排我们去延安。我的目的地本是延安，当然没有异议，但维世不知为何却要立即避走。孙维世和林利后来才清楚了事情的真相。林利回忆：原来情况曲折：在我们回国前，林彪知道维世将要来哈尔滨，情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倾诉心事。……叶群知道后也到处哭哭啼啼。东北局的领导人大概是为了维护东北主要领导者林彪的安宁，只好把孙维世遣走。当年的延安，除林彪、贺龙外，彭德怀与浦安修、邓小平与卓琳、陈云和于若木、王稼祥和朱仲丽等都是在这片黄土地上成就了恋情与家庭。德国人李德的婚姻却与众不同。李德的德国名叫奥托·布劳恩，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曾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3人小组成员之一，也是唯一随红军长征到陕北的外国人。在江西苏区时，李德就因生理需求，常捅娄子。那时他30多岁，还是单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讲述：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是苏区没有妓女。李德于是瞄上别人的妻子。索尔兹伯里记述：洋顾问的陕北姻缘李德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轻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李德的行为，让中共高层很伤脑筋。为防闹出更大的事，他们决定为这名洋顾问讨个老婆。谁能担当这一艰巨角色呢？当时，江西苏区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麾下，有位女性，叫萧月华，来自广东农村，人虽不漂亮，却很淳朴。在中央妇委动员下，萧月华最终答应做李德的妻子。梅剑主编的《延安秘事》中这样记述萧月华与李德的结合：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性格作风差异巨大的洋顾问结了婚。朱鸿召则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这样描述两人婚后的生活：虽然成了夫妻，但从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两人却是极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苏区最高的物质供给，而萧月华依然和大家一样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儿去履行妻子的义务。到延安后，萧月华为李德生了一个很不像他的、皮肤黢黑的男孩儿。毛泽东调侃道：“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后来，中共党员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来延安，毛泽东得知他们的儿子也像中国人，十分兴奋。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这样记述毛泽东的话：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李德与萧月华的婚姻，终因电影女星李丽莲的出现而走到尽头。宗道一在《延安时代“跨国婚姻”不鲜见》中记述：而令李德情有独钟的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更兼天生一副好歌喉。1937年与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起离沪来延安。由于李丽莲不仅能演戏，还能歌善舞，很快担任了延安鲁艺音乐系助教。李丽莲的风采征服了李德。1938年，他同萧月华离婚，又与李丽莲结婚。但一年后一个夏天的清晨，李德在睡梦中被喊醒，并被告知，速去机场，搭乘周恩来去苏联的飞机回莫斯科。多年后，他在《中国纪事》中回忆：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忙向李丽莲告别，她是周末从艺术学院回来的。当时李丽莲也赶到机场，想与李德同行，未被准许。没想到，这竟是两人最后的道别。李丽莲与萧月华后来都重组家庭。李德则于1974年在时民主德国去世。当年李德在延安时，曾见证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的一场争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交谊舞风波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为其充当秘书兼翻译的是位美貌的中国女子，叫吴光伟。吴光伟又名吴莉莉，父亲曾是北平盐务局长。她自幼就读教会学校，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戏剧学校学表演。她思想活跃，会写诗，演过话剧，读书时就参加学潮，后从西北救国联合会投身延安抗大。曾在延安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这样描述吴光伟的风采：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26岁芳龄，……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当年延安只有两个烫发、涂口红的女人，一个是海伦·斯诺，另一个就是吴光伟。史沫特莱到来后，与吴光伟及接待她的女作家丁玲活跃在延安的社交场合。三人都是单身，史沫特莱与丁玲都离过婚；吴光伟与曾留学日本的丈夫张砚田思想不和，两人一个在延安，一个在西安。美国作家简·麦金农与斯·麦金农在《史沫特莱传》中记述：在一个军事营地里，史沫特莱、丁玲、吴光伟成了独一无二的3人小组：3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史沫特莱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性叛逆，她到延安后，与学过表演的吴光伟共同刮起一股跳交谊舞的旋风。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描述：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延安的交谊舞会不但吸引了众多男女，还吸引了毛泽东。毛最初不喜欢跳交谊舞。史沫特莱回忆：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在史沫特莱和吴光伟劝导下，毛最终成为舞会常客。他形容：“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但他没想到，这股交谊舞旋风最后竟演化成一场风波，让他惹火上身。当时，延安的交谊舞会遭到一些老干部夫人们联手抵制。它的发起人史沫特莱与吴光伟也成为众矢之的。史沫特莱回忆：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毛泽东后来也回忆：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贺子珍不但反对毛泽东跳舞，还反对毛与史沫特莱尤其是吴光伟的密切交往。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述：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3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史沫特莱传》中则这样记述了毛泽东与两位反叛女性的交往：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亲密往来，终于引发了夫人贺子珍的强烈反应。一次，毛与史、吴二人在窑洞里亲热交谈时，贺子珍忽然闯进来，并与吴光伟发生了肢体冲突。数年后，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好友曾志回忆了当时发生的事：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打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曾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德国人李德回忆：毛的夫人贺子珍曾是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这件事当年被称作“吴光伟”事件。最终，吴光伟、贺子珍及史沫特莱不得不先后离开延安。吴光伟被从延安“礼送”到西安；贺子珍则负气赴苏联养病；史沫特莱最后一个离开，她临行前向海伦·斯诺借钱，说：“你在这儿能借到钱，我借不到。”恰在这时，年轻的左翼电影女演员蓝苹从上海来到延安。她改名江青，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到鲁艺任教。共产国际的李德回忆：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为了看她演出，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而江青则在1938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贺子珍到苏联后，曾与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等年轻人共同在莫斯科学习。林利回忆：关于她的婚变的情况我们原来都一无所知。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报，其中一段是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大意如此。我们不禁大为震惊。全场，包括贺子珍同志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大家沉默着，贺也不作声。……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流泪，没有悲诉。据载，贺子珍后来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单身。吴光伟离开后曾申请重回延安，未得到答复。她后来随丈夫去了重庆，新中国成立前又迁往台湾，从此被遗忘。黄克功案1937年10月，中国抗战正如火如荼，在延安，一起离奇的凶杀案却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这起凶杀案因逼婚而起，官司打到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决却迟迟不能做出。凶杀案主角叫黄克功，男，26岁，江西南康人，少年时就参加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犯案时任抗大第六队队长；被害人叫刘茜，女，16岁，山西定襄人，曾在太原读书，抗战爆发后放弃优越的家庭环境投奔延安，被害时为陕北公学的学员。据载，刘茜曾在抗大与黄谈过朋友。到陕北公学后，她开始疏远黄克功。黄以为刘另有所爱，遂起了杀人泄愤的动机。边区高等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这样描述了案发的经过：黄克功于10月5日晚饭后，带备勃郎宁手枪，……在公学前适与刘茜相遇，黄即招刘茜走向河边散步，……适天已入黑，……黄即向刘谈判，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予以严厉拒抗。……黄克功失却理智，竟以打敌人的枪弹对准青年革命分子刘茜胁下开枪，刘倒地未死，尚呼救命，黄复对刘头部再加一枪，刘即毙命。黄克功逼婚杀人案震动了中共高层。他虽只有26岁，却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初审时，在抗大政治部胡耀邦等公诉下，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黄克功极刑。舒湮在《战斗中的陕北》中这样记述黄在判决后对法庭的陈词：是我杀了刘茜。我知道我犯了怎样的罪。但是，请你们念着我10年来在红军中奋斗的战绩，给我一条自新的路罢！我并不畏死，可是我却情愿死在战场上。……把这颗结束我的生命的子弹，用来射击我们民族的敌人吧！黄的陈词在法庭内外激起强烈反响。法庭辩论时，不少旁听的老红军干部痛哭流涕，要求免除他死刑，以将功赎过。审判组甚至收到一封署名“特区队”的信，其中言：现在正是抗战，刘茜死，革命已受损失，黄克功若被处死刑，革命更受损失。为求得到将功补过的机会，黄克功在初审判决后上书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毛能亲自出面为自己说话。那么，毛泽东如何回应黄克功的请求呢？实际上，黄克功的案件暴露了延安当时一个人人心里都明白、人人都不愿意直说的问题——男女比例失调。《延安文人》一书中这样写道：1938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30∶1。到1941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18∶1。1944年4月，男女比例为8∶1。男女比例的巨大悬殊，让那些来自全国的青年女性成为延安街头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烈群在《大公报》上这样描述1938年新年时延安街头的景象：各机关都放假了，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地增多了，……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地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上男人呢！由于延安火热的革命氛围，当年延安的女性不论装束还是性格，确有一股像男人般的豪放。时边区婚姻法虽规定男女婚恋年龄为男20岁，女18岁，但很多青年女性不愿因过早婚恋而影响工作和进步。刘茜就是因此而拒绝了黄克功。她原名董秋月，改名刘茜，是因茜草为红色染料，表达了她对革命的向往。她在生前给黄克功的信中言：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曾是新闻记者的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回忆：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但在表面寡欲的背后，一些青年男女也在窑洞里悄悄成就了他们的红色恋情。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这样描述延安青年的恋爱：在公开谈论中是不赞成搞两性关系的，但在漫长冬夜温暖的窑洞里却是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曾在延安评剧院工作的任均与鲁艺同学王一达就在延安恋爱、成家。任均这样回忆她与王一达在延安结婚时的情景：我们分配到了一个小窑洞，……只有我拿来了从家里带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个小柳条箱子，一达却没有。他只有件光板的陕北老羊皮袄和一块破布单子，连被子都没有。……虽然家徒四壁，我还是为结婚而认真地做了一个枕套——没有那么多布做一对枕套。这是我们结婚时，家里唯一的新东西。相比任均、王一达夫妇，很多新婚男女却因条件限制，依旧分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周末才能申请到窑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团聚。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虽一律免费，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团聚却要缴费。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在回忆录中写道：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然而，即使这种露水夫妻，也让延安很多光棍们羡慕不已。特别是那些像黄克功一样，走过长征两万里，屡立战功的老红军、青壮年干部，更把目光盯上了那些来自大城市的文化女性。红色婚姻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队伍中除少数女战士，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由于常年征战，加之陕北当地女性资源紧张，不少老干部、老红军未及成婚。所谓老干部，是指资历，有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却只有二十六七岁。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女性从全国各城市陆续来到延安。这些有文化、颇具文雅气质的知识女性，便成为老干部们“觊觎”的目标。不少老干部在延安组建了家庭。而曾盛行延安的交谊舞，也帮了他们很多忙。梅剑主编的《延安秘事》中记述：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然而，对很多知识女性来说，老干部只习惯于吃饭、睡觉、打仗，谈恋爱却很无趣。当年延安曾流行这样一个段子：有个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谈恋爱，晚上散步，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好看什么？铜洗脸盆子！”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这样描述某些老干部的婚恋观：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抢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对此，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不嫁老干部。但是，在现实面前，很多知识女性却在找知识分子还是找老干部之间，面临两难抉择。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这样描述延安女性的尴尬：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诗人何满子就是因此而失去了女友。1938年，他与志同道合的女学生郭维琼经武汉到延安。何在陕北公学学习，郭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两人保持着亲密联系。约半年后，何忽然接到郭的来信，言组织上安排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晋察冀前线。何满子在名为《跋涉者》的自传中回忆：“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曾在抗大、中央研究院学习的石澜，却因与老干部结婚而受到质疑。她于1942年同被称为“红军书法家”的舒同结婚。她在《我与舒同四十年》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婚姻：红色婚姻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国难当头而投奔延安寻求真理，承蒙错爱。但在后来延安整风的审干运动中，石澜却被审干人员质问：你是怎样选择和舒同结婚的？延安有那么多年轻男子追求你，你都没有看上，偏偏找个比你大十多岁的老红军，是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当年的延安，许多老干部与知识女性成就了红色婚姻。但因双方巨大差异，也酿成了一些悲剧。女博士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这样写道：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黄克功逼婚杀人案，就是当年老干部追求知识女性未遂而引发的惨剧。当时黄在抗大任队长，被害人刘茜曾是他下属的学员。黄克功逼年仅16岁的刘茜与他成婚。被刘茜拒绝。当年审讯黄克功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问：你知道她今年有多大年纪吗？答：知道，16岁。问：既知道她多大年纪，为什么还要求与她结婚呢？答：她的身体已发育完全了，不像是16岁的人……因为她公开或不公开地破坏我的名誉，故我恨她才打死她。黄克功案惊动了中共领袖毛泽东。黄在井冈山时期就参加红军，出生入死，他在法庭上曾亮出了身上的伤痕。他本指望上书毛泽东能获得将功补过的机会，没想到，毛泽东在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复信中，坚决支持对他判处极刑，并要求当庭向群众宣读这封信。《徐懋庸回忆录》中这样记述毛泽东后来对这一案件的评判：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对于延安时代隐藏在单调、枯燥生活背后的诱惑和恋情，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这样表达她的感受：边区将来也许会成为中国有名的结婚与离婚的城市，像美国闻名的“结婚城”一样。陈学昭自己的婚姻也在延安画上了句号。她与丈夫、留法医学博士何穆在法国结婚。没承想何穆来延安后另有新欢。1942年8月，两人最终在边区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与此同时，一些来自异国的洋人，却在延安展开了他们的跨国恋情。跨国之恋这是当年美国医生马海德与鲁艺女学员周苏菲在延安的留影。1940年初，漂亮的鲁艺女学员周苏菲正为是否接受马海德的求爱而举棋不定。马海德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本名乔治·海德姆，曾获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博士，1933年来到中国。1936年，他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伴来陕北。斯诺结束采访离开后，他留下筹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医院，并按当地回族的大姓，改姓马，名马海德。马海德与周苏菲相交，始自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当时苏菲是鲁艺学员，马海德是校医。多年后，苏菲这样回忆两人相交的过程：我到了陕北以后很不争气，气候不服、水土不服，重感冒，发高烧，鼻子不通，就找到马大夫。……他给我开了药，……不知道从哪找到一个信纸，歪歪扭扭写了几个中国字，希望你赶快恢复健康，这个药是怎样用，而且信纸我记得最清楚了，有格子的，底下还有两个蝴蝶，这在延安，天呀，从哪儿找到这样的信纸。当时苏菲不知道，马海德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就看上了她，并频频向她发出邀请。但两人的交往，却遭苏菲其他几位女友反对。苏菲回忆：虽然延安是革命根据地，但是意识里头残留的对异国婚姻总还是有一些偏见的。我有4个朋友，还有一个表姐在延安，她们坚决反对，说怎么能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呢？……因为我们那时候结婚都是要报告组织批准，组织也要进行调查，差不多延安的青年人都有一份历史档案，组织上已经是掌握的，……外国人上哪调查去，所以特别反对。马海德与苏菲的交往出现转机，是在鲁艺的一次交谊舞会上。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记述：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巧合的是，晚会当夜，与苏菲同窑洞的一位女同事临产了，人们要苏菲出面去请马大夫。但马海德是性病及麻风病专家，对接生并不在行。朱鸿召在书中记述：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这次散步，促成了马海德与苏菲的跨国恋情，却引来鲁艺男学员们的集体抗议。苏菲记得，那时每到周末，老干部们都要派警卫员去接自己的爱人，一般都是两匹马，警卫员骑一匹，后面牵一匹给老干部的爱人坐。但马海德每到周末，只骑一匹马，亲自到鲁艺门口去接苏菲。苏菲回忆：我们鲁艺很多男同志特别的生气，一般鲁艺的女孩子都是在鲁艺内找对象。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来接他的夫人，都特别的生气，后来有一次作家袁文津见到我就说，那时候恨不得要揍他一顿。朱鸿召则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这样描述：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马海德与周苏菲举办婚礼时，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亲自到贺。但苏菲的几个女友因不看好他们的婚姻，拒绝参加。而结婚当天晚上，苏菲也对自己的这段跨国姻缘产生了怀疑。她回忆：结婚那天晚上，不知道怎么突然冷静下来了。冷静下来以后，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已经上床了，还在考虑这个，就哭了，反悔也不行了，已经在一个窑洞里了，你说怎么办呢？苏菲这样回忆当时马海德对她的安慰：亲爱的，你现在还自由呢，我没有碰你，我也没有把你怎么的。你如果后悔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分开。但你一定不要哭，千万求你不要哭了。尽管如此，两人的婚姻仍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进北京后，马海德仍按陕北的叫法，管苏菲叫“妹子”，直到1988年，马海德于北京辞世。也许是因交谊舞结缘，晚年的马海德夫妇仍时常现身舞会。这也成了他们相守到最后的真实写照。马海德在延安时，与作曲家郑律成相交深厚。他因发不好“郑律成”三字的声音，干脆称其为“啊，延安”。这源于郑律成创作的《延安颂》。郑律成是朝鲜人，投奔延安后创作了大量歌曲。其中《延安颂》，以及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八路军进行曲》等，被广为传唱。郑律成在延安与四川姑娘丁雪松相恋。两人的恋情，始自一本书。当时丁雪松任延安抗大八大队女生队长，郑律成则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作家杨闻宇在文章中这样记述两人的交往：一天，丁雪松回到自己的窑洞，眼睛忽然一亮，惊讶地看到全屋收拾一新，窗台上放着一瓶盛开的马兰花，桌上放着一本包着皮儿的书。翻开书的扉页，是《安娜·卡列尼娜》。送书人署名：郑律成。郑律成与丁雪松于1942年在延安成婚。抗战胜利后，夫妻俩曾共赴朝鲜。新中国成立后，郑律成加入中国国籍；夫人丁雪松后来出任中国驻荷兰、丹麦大使，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早期延安最靓丽的女性1937年延安舞台上最光彩动人的形象，是独幕话剧《母亲》中吴光伟扮演的母亲；1937年延安生活中最靓丽的女性，是担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1937年6月20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由基督教堂改制的大礼堂举行集会，纪念被尊奉为“世界革命文学导师”的高尔基逝世周年。当天晚上，演出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她扮演的母亲，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的母爱。在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多以反抗暴动和标语口号来表现革命的戏剧演出中，吴光伟的表演显得更加专业、艺术。据当时现场观看过演出的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记载:“吴广惠女士(译音，即吴光伟)扮演的母亲，她不忍心看小孩饿死而把他杀了，演得那么凄恻动人，观众中许多人都不禁暗暗流泪。”整个延安时期(1937—1947)的文艺演出活动都非常活跃。吴光伟于1937年2月从西安到延安，大约同年9月离开延安，在延安期间还在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此次演出《母亲》，是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十二队、十三队学员为主，其他剧团演员参与演出，当时在第十三队学习的陈明为召集人。留在陈明记忆中的吴光伟，身材苗条，性情温婉，品貌端庄，思想进步。出色的翻译兼秘书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吴光伟在西安事变后就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中国社会出版社《吴光伟自述》)国共合作后，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但进入延安仍然需要组织介绍。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知识青年进入延安，首先需要经过党的外围组织或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后向各相关接待处报到。吴光伟此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演出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在抗大学习的同时，就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1937年3月底，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据史沫特莱记载:“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即吴光伟)，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此间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是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莱和朱德的首肯。1937年5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她为吴光伟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专门请吴光伟作访谈。多年后，她记忆中的吴光伟形象依然光彩鲜亮。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26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30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