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

百年五四系列文章（三）

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

作者：逍遥的东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大的学生是学生游行最主要的组织者，可以说没有北京大学就没有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然而在三四年前，北大还是一所校风很腐败，管理很混乱的烂大学。学生中除少数死读书之外，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当时北京社会上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偶一发生问题，就写出大字报一样的揭帖贴出来，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花花绿绿，贴满墙壁。这就是当时北大的一般情况，可谓乌烟瘴气，一盘散沙，谁也不会认为这所大学是中国的未来。但是一位校长的到来，改变了北大的一切，他就是蔡元培。没有蔡元培的改革也就没有五四中朝气逢勃的北大。

1916年的冬天，蔡元培来到北大。蔡到校不久，宣布他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自由”，给北大带来许多耳目一新的变化。他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到来以后，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人物：第一是《新青年》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1917年年初，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也聘请了鲁迅、钱玄同、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以及后来的李四光、顾任光等当时所谓“新人”来校任教。还扩建藏书楼为图书馆，聘请了章士钊做图书馆主人。章不久即辞职，推副主任李大钊代替。1917年秋，胡适从美国学成归来，也被聘到北大任教。

中国最优秀的新派学者都被蔡元培汇聚到北大。他们以北大为阵地，以《新青年》杂志为武器，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中国的进步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跃。蔡元培校长到任后，聘请了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来北大教生物学，聘请了吴稚晖当学监。他们在当时都是着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他们在北大的时间不长，但却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带到北大。

第三是“国故”派的人物，例如拖着一条大辫子的辜鸿铭，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文学革命的黄侃。以黄侃、刘师培等人为首的“卫道派”，反对白话文，于1919年1月刊行《国故月刊》 ，与新青年针锋现对，也是热闹非凡。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北大成立了很多社团。像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图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等。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还亲自成立了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入会的称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为丙种会员。蔡元培创立进德会的目的主要为了针对北大学生过去的恶习，希望给北大带来一股追求真理，阳光向上的清正风气，由从前羡慕官僚的心理变为鄙视官僚军阀的心理。

丰富的社团活动培养了学生们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也在在北大营造出了一股关心国家、心系民族的热烈氛围，为五四运动的发起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当巴黎和会谈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大，学生们血脉喷张，群情激愤，国家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必须要做点什么。而恰好他们有一位好校长，对他们即将举行的抗议行动行动不仅不反对，反而表示支持。1919年5月2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蔡的讲话更加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抗争斗争。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会在法科大礼堂举行了1000多人的大会，也有外校学生代表参加，决定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如此爆发。

在五月四日下午，北京13所大学学生、教师及其他群众不下5000人，齐集天安门前，高举“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旗帜，群情激昂。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到西原借款的负责人曹汝霖的住宅时，无法压抑住自己的仇恨，冲破军警防卫，冲进曹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放火烧了曹宅。起火时，大多数学生跑出曹宅，回到学校。在段祺瑞政府警察总监吴炳湘的指挥下，军警逮捕了还没走散的学生32余人，其中有易克嶷、许德衍、杨振声等多名北大学生。

军警逮捕的北大学生

由于游行学生被捕，学生们又展开了罢课斗争。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这个组织在后续的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学生运动，北大站在最前列，北京和全国学校都唯北大马首是瞻，所以有一个口号：“罢不罢，看北大。”

为了解救被捕的学生，蔡元培先生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虽然他做北大校长仅三年，但是却给北大带来诸多深远的变革，迄今为止，他也是被公认的北大最好的校长。可惜北洋政府误判了形势，蔡元培的离去，不仅没让北大恢复平静，反而感到恐慌，为了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6月3日，为了镇压学生，北洋军阀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关押在北大文、理、法三院。然而这不仅没有镇住学生，反而更加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引起了更大规模的罢课。

北京学生示威消息很快传遍中国，天津学生首先响应，接着南京、上海、武汉、浙江、山西、湖南、福建、两广等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响应。6月3日，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援助学生。这样，五四运动就从原来的学生运动扩大到工商各界，形成了全国规模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高潮，犹如烈火燎原，不可遏止。

对于北京的段祺瑞皖系政府而言，可谓内外交困，它不仅面临来自社会上的强大压力，也面临来自吴佩孚、冯玉祥等直系军阀的压力。于是，它不得不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并去电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字。五四运动至此取得伟大的胜利。

1919年5月7日，在各界声援下被捕学生获释，图为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后，受到热烈欢迎。

在笔者看来，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含义在于它是一场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中国老百姓主动发起的爱国主义运动，它是中国老百姓第一次走上街头，依靠相对合法的游行示威来喊出老百姓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最终让官方顺从了民意。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过去中国人总喜欢用武力来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古代叫农民起义，近现代起了个时髦的名字叫革命。不管是农民起义还是革命，往往老百姓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却导致死人如麻，天下大乱。五四运动是中国人第一次老百姓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最终竟然实现了自己的诉求，这是十分难得可贵的。笔者在这里面看到了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看到了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则的家国情怀，看到了中国人参与政治的热情，看到了中国人的理性与克制，这都是一个民治国家十分需要的基础。而这中间北京大学的师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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