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首发|武汉大学西迁往事

2020-03-25张在军历史百人会成员 张在军今年11月29日，武汉大学以121周年校庆活动的名义，举行了首届校友珞珈论坛，颇吸引媒体关注。媒体关注的焦点，我想绝非武大校庆本身，而是论坛的几位嘉宾校友，甚至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位——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用我去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武大书中的一句话说：庆典总是热闹的，而历史却是落寞的。我们的高校一方面热衷拉长自己的历史，一方面不太愿意正视自己的历史。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武汉大学的历史总感觉被湮没一样。当岳南的《南渡北归》再次把北大、清华、南开、同济等大学南渡西迁的往事炒得火热发烫时，当国内老中青学人、新闻出版界热衷炒作民国教育时，武汉大学的辉煌历史，尤其是西迁史更显落寞冷清。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应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字雪艇）之邀赴珞珈山讲学。事后他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雪艇诸人在几年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胡适日记全编》）胡适后来他还对一位来华访问的美国外交官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数年之后，郭沫若从1938年4月底到8月底，在这儿住了整整四个月。他在《洪波曲》一书中以诗人的笔调、诚挚的感情赞美武汉大学：“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而临湖又还有浴场的设备。离城也不远，坐汽车只消二十分钟左右。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武汉成为了抗战司令台之后，武汉大学疏散到四川我的家乡乐山县城（旧时嘉定府城）去了。”武汉大学为何疏散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已经升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于8月19日签发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的密令。密令规定，各省市教育厅局如其主管区域辖有战区，应斟酌情况采用以下措置：1、于其辖境内或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尽量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授课之用，不得延误。2、受外敌轻微袭击时仍应力持镇定，维持课务，必要时得为短期休课。3、于战时发生或迫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或暂时附设于他校。4、暂时停闭。1937年11月8日，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专题演讲，“自全面抗战以来，多数大学，因为在战区以内，都受了敌人的直接或间接的摧残，虽有临时联合大学之组织，然而因为种种不便，都不能履行经常教学的规范。武汉大学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图书仪器，都可以照常使用，我们更应当利用这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多求一些专门学识，以备国家之征用。”（《抗战与教育》）然而一个多月后的12月18日，王星拱发函致武汉警备司令部：“本校现已租定江兴、永平两轮，搬运图书仪器，前往宜昌、长沙等处，拟请贵部派兵四名随轮保护，特托本校事务部主任熊国藻、农学院教员萧洁两名，趋前晋谒，敬祈惠予接洽为荷。”此前，武大曾拟函致宜昌行政专署，称：“日来倭寇侵略未已，武汉方面，人口增加甚速，敝校一切自应照旧进行，惟一部分人员及物品仪器，实有疏散之必要，拟于日内装运来宜安置。”1938年初，就在武汉市民在空袭警报声中饱受惊恐之际，武大委派法学院院长杨端六和工学院院长邵逸周两位先期前往四川考察迁校地址。却说当时高校搬迁的方向主要有三个，一是四川，二是云南，三是广西。这些地区都是当时中国的大后方，有利于学校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从后来战争的进程来看，各地有所不同，广西在豫湘桂战役中部分沦陷，云南在日军占领缅甸后也是饱受战争的压力，相对而言四川安全一些。四川之大，选在何处最适宜呢？杨端六和邵逸周两位认为最好是在江边，如果从长江坐船可以通达，这样搬迁最为方便。由于武大到了1938年才考虑搬迁，是大学里面搬迁较晚的，选址十分困难，沿江的重镇如重庆、泸州、宜宾等地已没法落脚。他们两位只得从岷江北上走得更远，最后选定岷江边的小县城乐山作为校址。不过，在经济学者刘涤源的回忆里是这么说的：“他们溯江西上到达重庆，然后兵分两路：一走水路，继续沿长江西行，再由泸州、叙府向北行，到达乐山，沿途对每一较大城镇都实地考察。另一走陆路，由重庆乘汽车到成都，又向南行，乘汽车到乐山也是沿途实地考察，两路胜利会师。他们经过对沿途城镇认真对比分析，最后选定乐山为迁建校址。”（《欣忆乐嘉年华》）选址乐山的理由，王星拱在呈报教育部的一份文件中归纳了六点：（―）该处尚无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立。（二）地处成都之南，叙府之西偏北。水陆交通，均称便利。（三）生物矿物，产蓄丰富，可资研究，以备开发。（四）民情风俗，颇为朴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五）公私建筑物颇多，其破旧者加以修理，即能通用。（六）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之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后来苏雪林在一篇文章里赞誉乐山，“以商业隆盛，交通便利著称，而风景之优美，尤其脍炙人口。宋范石湖尝言‘天下山水窟二：曰嘉定，曰桂林。’这话也许有点溢美；但这个三角形的小城，两面临江，一面倚山，出门一步，则如画的江光，青苍的岭色，轮囷的老树，缥缈的云烟，到处与你心目相招挑，步履相追逐，城市山林之美，合而为一，在国内一切郡县中确也少见。试问南方炮火喧天，我们还能在这样环境里自自在在的读书求学，难道不是幸福？”（《浮生九四）武大外文系毕业的学生杨静远在回忆中说，乐山“城虽小，却得天独厚，像被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条玉带系着，乌尤山、凌云山两只翡翠镶嵌着的一颗明珠，景色绝佳。城的形状呈锐三角，又长又尖的尾端沿着岷江向北伸出，江边一条公路通向峨眉和成都，水路则直下重庆、三峡、武汉，交通还算方便。城内市容整齐，商业区绿荫夹道，相当繁荣，物价低廉。……1939年夏以前，当重庆、成都等大城市都被敌机骚扰得永无宁日时，这里从未有敌机光顾，是仅有的好读书的清静福地。”（《让庐旧事》）1938年3月10日，武大第一批办理迁校工作的教职员10余人，从武汉启程前往乐山。经宜昌、巴东、万县、重庆、宜宾，全程水路两千多公里，交通工具紧张，分汉—宜、宜—渝、渝—叙、叙—嘉四段进行，汉宜段大部分由武大租拖轮驳船起运，其余由民生公司轮船包运，宜渝段大部分由民生公司轮运，小部分由武大租木船运输。大水期间，渝嘉段由华懋公司及四川旅行社轮运，枯水季节，在宜宾换成木船再行续运，直至乐山。这一趟行程大概有十几二十来天。客观地说，武大西迁路线的里程时间和艰难困苦，相对浙大西迁、联大西迁，似乎要好一些。1938年1月上旬，“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即后来的西南联大）开始西迁云南。在68天里，300多名师生，穿越湘黔滇三省，行程1600多公里，徒步688公里，终于抵达“彩云之南”的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迁徙，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浙江大学也是在抗战爆发后被迫西迁，760多名师生先后分别在浙江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青岩等地辗转迁徙，流亡办学。历时2年半，横穿6个省，行程2600多公里，被称之为堪与红军长征相提并论的“文军长征”（彭真语）。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从一开始就注意捜集资料，专人记录日记，沿途采风问俗，拍摄各种照片，顺便做社会调査及文化考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读到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等等。这也是联大故事广为传播、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反，武大的西迁故事为何长期湮没无闻？我至今没发现哪位武大师生写有旅途日记，或者入蜀记一类的文章记述西迁路，只见过一些零星的诗词或回忆片段，又怎么比得上西南联大师生的连篇累牍、声情并茂？土木系的学生黄宗干回忆：“我是1938年初乘民生公司轮船从武汉出发，经宜昌过三峡，经万县、丰都等地先到重庆。再由重庆西上。因江宽水浅改乘小型轮船经泸州、宜宾、犍为、五通桥直抵乐山。那时川江水流湍急，又多暗礁，轮船入川后都是昼行夜止。每当夜晚停靠一个码头时，我们都上岸观光。当时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战争初期敌机尚未入川骚扰，因而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我们途径各地虽都是些小县城，但夜市十分热闹，尤其是各种川味小吃摊点特多。四川各地物产丰富，物价也很低。”（《难忘的往事》）时任武大中文系教授的苏雪林晚年在台湾回忆：“二十七年四月间学校人员器材分作十余批，乘小轮前往。我们在途十余日，渐近三峡。那三峡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以瞿塘最险，西陵最长，连绵七百里。三峡形势之雄奇壮丽，笔难描绘，两壁之岩石，刀斩斧劈，有如人工所为。”“记得有一夜，同舟某职员的小孩忽然坠水，只是听见做母亲的人号哭而已，谁也不理。听说四川水道之所以危险，因水下都是巑岏错杂的大乱石，水皆绕乱石而转。有时会涌出水面丈许高，东起西灭不定。船碎人死旋入江底，再也不会浮上来。江水是这样的可怕，小孩坠水，当然不能停船援救了。”（《浮生九四》）这一入川行程是何等的曲折艰辛！他们从武汉乘轮船出发，何曾想到在叙嘉段浅水期间还要换乘木船。汉宜段购买船票较易，船体宽大，师生染病者不多；宜渝段，船少客多，购买船票委实不易，甚至有些师生在宜昌等候轮船达两月之久，加上船小行客拥挤，染病者较多。难怪苏雪林说“一路上经过了唐三藏上西天取经的苦难与波折”，才到达“理想中避难的圣地”——乐山。刘涤源回忆说：“我4月16日抵乐山时，文庙划作教室用的左厢、右厢，尚在安装板壁、门窗和粉刷墙壁，不到几天就成了焕然一新的系列大小教室，室内课桌，坐凳安排得井然有序，作好了上课的物质准备工作。”（《欣忆乐嘉年华》）效率之高，实属罕见。原来定于5月1日开学，但实际上在4月29日，先头到达乐山的师生，在那些破陋的校舍里，恢复了弦歌之声。文庙大成殿背后有一处建筑叫崇圣祠。这里就是武大校长、教务长等“长官”们办公的地方。王星拱、周鲠生、曾昭安、朱光潜、杨端六等人都曾在此工作。不过在此时间最长的当数校长王星拱，长达七八年。毕业后曾在教务长室做代理秘书的殷正慈回忆，“那时所谓‘校长办公室’，只是文庙最后进的一排平房。总共三间小室，右首为校长室，左端为教务长室，中间隔着一间厅堂，美其名曰‘会议室’。客人出进，都必须先经过中堂，再揭帘而入左右小室。堂后是一系列更形狭暗的厨、厕、工友室及储藏室等。以如此规模简陋、凑合而成的办公厅，与珞珈山当年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建筑物，自不能相提并论。”虽是陋室，但“往来均为硕学，议论全属鸿儒”。（殷正慈《我所知道的王抚五先生》）王星拱是国立武汉大学创始人之一，是武大西迁到抗战胜利时期的流亡校长。王星拱，字抚五。安徽省怀宁人。190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安徽省第一批官费留英名额，被选送伦敦理工大学研习化学。1916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安徽大学任教。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筹设国立武汉大学。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王星拱为国立武大筹委会委员；8月，又指派他为武大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与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并任化学系教授、理学院院长；1929年3月，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校长，在其到任前由王星拱代理；5月，王世杰校长到任，6月，校务会议聘王星拱任副校长；1933年6月，王世杰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王星拱为代理校长；一年后王星拱正式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从1934年5月到1945年7月，王星拱正式担任武大校长11年有余，其任职时间之长，在武大的历史上仅次于后来的李达校长（近14年）；如果算上此前实际主持校务的几年时间，那么王星拱在武大工作并主政前后长达17年之久，堪称空前绝后。早在担任代校长和副校长之初，王星拱便已提出了“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抱持不管政治的态度”、“努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让武昌变成文昌”的希冀；在教务长任上，他更提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在长期的教学与教育管理工作中，王星拱逐渐形成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办学主张，其中主要包括：办教育要有深远的眼光，学校教育要适应健全社会的需要；学校要养成“研究实学”的风纪，在教学与科研中摆正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学校要注重基础课的教学，传授给学生探求知识的方法等。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武大有了更进一步的长足发展。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进程被打断。此时，王星拱高瞻远瞩，及时而稳妥地做好了迁校的准备工作并有力地贯彻执行。1938年初，通过先期派人前往四川考察校址，最后选定岷江边的小县城乐山。学校将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先送去，四年级学生留校毕业。当时是在民生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武大办学物品基本完整到达乐山，成为大后方仪器设备最好的大学之一（武大当时拥有一台先进的示波器，这是大后方高校中惟一的一台)，能正常开出实验实习课程。王星拱将师生全部送走后，才与工学院院长邵逸周两人乘一辆福特1936型小轿车及一辆装载汽油的卡车离开珞珈山。他们一路颠簸，经湖南、贵州奔赴四川。这条路线山高水险，经常出车祸，还有土匪出没。当时王夫人和子女们在重庆等候他们，心情十分焦急，因为前不久王星拱的秘书先行赴川，不幸在湘西翻车身亡。后来王星拱他们总算平安到达乐山。当时很多武大学生都认为，“在民族危亡的极端苦难中，能在四川乐山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读大学极为难得。一所著名大学在一个几万人的县城，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文庙作为校本部及文学院、法学院的教学地址，利用城郊一片建筑作为理学院、工学院的教学地址，利用教会的一些设施作为女生宿舍，利用龙神祠等作为男生宿舍，还修建了一些简易的教室和宿舍。教师们则分散租用民房，共度战争岁月。对比小说《围城》描述的抗战时期某大学学生及教授们逃难的狼狈情景，武大的师生就太幸运了。”（万典武《缅怀恩师杨端六教授》）苏雪林觉得，“虽不如珞珈山原来校舍之壮丽，也颇有气派。”叶圣陶当初来到武大任教也赞叹文庙的教学设施，“以视重庆之中大与复旦，宽舒多矣。”（《嘉沪通信》第一号）1941年夏天，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和教授罗常培、郑毅生游历蜀地，路过乐山。7月10日上午九点，他们到文庙看望了王星拱、朱光潜等人。当时，王星拱“穿着一件灰色罗衫，头发全白了，脸下还有好些黑痣。”罗常培不由感叹，“回想二十年前，我在北平汉花园的红楼里听他讲科学方法论的时候，他正在革履西装，精神饱满，那是何等少壮英俊!几年没见就变成这样，可见在学校里管行政事务也会让人老的快。”（《蜀道难》）北大校长蒋梦麟目睹长沙临大窘境后，说过一句大实话：“在苦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武大在西迁乐山之后，经济条件落后，物质匮乏，经费极度困难，但王星拱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使武大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不顾疾病折磨，四处奔波，广揽学者名流，充实教学力量，不问出身、派别，一律兼容并包，从而延聘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教授。为此，他跑遍了大后方的大中城市，而且往往是亲自登门相邀。他继承了蔡元培“自由讲学”、“学术无禁区”的办学思想，礼聘各类知名教授。如外文系既有教英诗的朱光潜，也有教俄语的缪朗山；哲学系既有弘扬儒家中庸之道的胡稼胎，也有讲康德、黑格尔的张颐；中文系既有主讲新文学的苏雪林、叶圣陶，也有传授古典文学的刘永济、刘赜；化学系有留英的徐贤恭、留美的邬保良、留法的黄叔寅、留德的锺兴厚等等，可谓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就连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曾秉钧也不由感叹道：就教师质量而言，清华不如武大。武大继三十年代跻身“民国五大名校”之后，再次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誉为“四大名校”，还赢得了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高度赞赏。上世纪四十年代，武汉大学就以培养的学生质量高而受到世界一流大学的青睐。1944年底，经济系毕业的陈文蔚与同榜高中的班友谭崇台作伴出国，飞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他晚年回忆说，“同榜考中并同时入哈佛之武大经济系各期毕业校友，另有刘涤源、陈余年、陈启运、顾谦祥，连同我二人，再加上母校1934届毕业老学长张培刚兄，总共7位校友均同时在哈佛经济系研读，可称‘稀有的盛事’（周鲠生校长）于1945年来哈佛访问时当面说的）。据此一端，即可见证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武汉大学在国际上校誉之隆（牛津和剑桥大学亦同样接受武大毕业生平均成绩在80分者为正式研究生，不需另经入学考试）！”（《毕业母校六十周年有感》）还有这么个流传较广的说法：经济系毕业的陈文蔚1944年进入哈佛大学深造，1946年由哈佛大学转入芝加哥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在其申请就读芝加哥大学的过程中，他的武大“背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美国有关部门曾对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进行过一次评估，芝加哥有关人员据此问他：“你毕业于武汉大学，你知道你们学校在中国是什么地位吗？”陈未即作答。当对方告诉他武大在中国国内处于第二的位置时，陈笑称：“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不是第一？！”当对方告知第一名乃“SouthwestAssociated University”（即西南联合大学）之后，陈文蔚于是释然。这段轶闻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武大的国际声誉。武大的校友在若干年后的表现充分证明，乐山时期的毕业生虽然不过两千多人，但成才率相当高，仅仅是日后成为院士（学部委员）者就有十数人，比如化学家彭少逸、生理学家张致一、化学家钱保功、金属物理学家张兴钤、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计算机专家张效祥、化学家陈荣悌、物理海洋学家文圣常、理论电工和电子工程专家俞大光、核反应堆及核电工程专家欧阳予、自动控制专家张嗣瀛、金属材料专家崔崑，以及历史学家严耕望（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航天科学家黄孝宗（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各个高校培养的院士数量中，武汉大学排在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之后，居第五位。应该说，这个名次是很了不起了。2020年，在武大纪念西迁乐山70周年大会上，武大校长顾海良说：“近几十年来，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到中国海洋学的奠基；从大型亿次计算机的问世，到秦山核电站的落成；从祖国宝岛台湾的经济腾飞，到人类首次登月壮举的圆满成功，等等，这些轰轰烈烈的壮举，无不浸含着武汉大学乐山时期众多杰出校友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切实地反映了武汉大学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进步所尽到的历史责任。”武大乐山时期的辉煌，王星拱当居首功。2020年12月14日，广州延伸阅读：《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张在军著，台湾秀威，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