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暑期班】我与人类学的相遇过程
我与人类学的相遇过程
唐显均：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田野点：德宏陇川县陇把镇龙安村
时间：2020年7月29日 晴有多云
我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但对人类学有着梦一般的情愫，这种情愫植根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魅力和对人性本身的观看和照顾，或许就是这份情感，我报了“云南大学民社院第九届人类学暑期班”，并有幸被选中。我知道，这次田野将使我的学术思维能够多元化，尽管其中将会面临学科之间的隔阂所造成的个体冲突。但不论学习过程和结果怎么样，我将这次田野视我人生，兴许也是我与人类学相遇和相知的一个开始。
人类学的田野有着一套成体系的方法，她不是盲目地不做任何准备的田野之行。在田野实践之前，我们将对田野点做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做一些理论和问题准备。似乎恰是这些准备，让我对人类学有了更深地体验。
7月14日晚上，各个田野点的带队老师对自己的田野“点”进行简略的介绍，随后，每位学生就自己感兴趣的点填报志愿。我选择了来到德宏龙安小组，我们组员总共为15人，都是来自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男的7个，女为8个，这样的搭配是十分和谐的，阴阳和搭，甚具刚柔之气。小组成员确定之后，小组带队老师将本组成员集合在一起连续展开三四次左右的讨论。
7月15日晚上7点半，“各位，请你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由来自五湖四海的15名学子和1名老师构成的“德宏陇川龙安村”小组顿时活跃起来。第一次讨论会后，小组的“头人”---刘彦老师要求我们回去确定自己的研究主题。理所当然，在讨论人类学研究论题之前，我们是要查阅大量文献和梳理相关理论，这样既可以让研究问题明晰化，又可以在田野点之前做些适当的“研究预设”。当时我打算研究和了解的主题是边境村落的治理问题。在我看来，这个主题与我的组织社会学有着内在的关联，且于人类社会而言，治理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研究一向是人文社科关注的核心问题。于是在小组第二次讨论之前，我读了一些乡村治理的文献，比如梁漱溟、王铭铭、苏力、张乐天等研究者的成果。而其他同学也忙碌地展开田野点文献的搜索。
7月16日晚上7点半，刘老师带着刘雪婷--“淡豹”老师组织了第二次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由于淡豹老师的参与显得尤为特别，小组部分成员在陈述自己研究主题的同时，时不时朝着笑容甜美的淡豹老师望去，企图从她那会笑的眼神中获得认可和交流。
经过一些文献的梳理，我关注景颇族中基督教的信仰，想通过对当地牧师的研究来讨论有关乡村治理的论题，对这样的问题，刘老师思考片刻之后说：“显均，你从宗教信仰的核心人物关注中去探索国家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术’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据我了解，在龙安村没有牧师，那边是几个村共用一个牧师，这是一个研究的局限，不过你可以关注同样具有‘卡里斯玛’式权威的人物，比如村寨的‘头人’从中也可以管窥出乡村治理的一些机制......”紧接着，李海东同学提出要关注劳工话题，他的话题由新疆的女性劳工话题引出，他提出疑问：“为什么在新疆的浙江工厂招收维吾尔族的女性比例大？”由此他想研究少数民族女性工人的现代性气质塑造过程，陈日帅同学建议他可以关注近代两广“支梳工”的相关研究，淡豹老师提醒海东，新疆的浙江工厂是否是江浙工厂模式的简单复制，工厂招收女工是否只是考虑到女性细心、心灵手巧、乐于服从等气质，以及便于管理的特点，这样的建议启发了海东。其后，各位同学相继提出自己要研究的话题，由于时间关系，其余的研究话题留到第二天展开讨论。
7月17日晚上7点半，袁溶侦老师也加入了我们小组的讨论。于我们而言，美女老师的到来往往能够给我们的讨论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男性需要女性的目光方显风采，女性需要女性的对照才不负自我。这次讨论主要聚焦于教育、国家优惠政策、边疆治理等话题。教育问题首先由邹君和蒲荔塬两位同学负责研究。她们关注传统教育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以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交叉和冲突、分裂，在讨论中，刘老师从教育的社会化功能视角出发，对她们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比如她认为教育的内容分为德育和智育，提出用社会支持的理论分析教育，也提及到云南省的“三生”教育——生存、生活、生命教育与地方性知识对死亡的相关教育的联系，袁溶侦老师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与农村的自杀问题息息相关，并让我们去阅读吴非老师的文章，比如《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成杰同学研究“民族优惠政策”，刘老师说：“如今现代人的生活大多有国家的参与，是一种国家生活，是政治文化社会，研究中应该仔细对‘民族优惠政策’概念进行定义、明确其与‘民族特殊政策’的联系、把握它是在何种话语体系下产生的以及该话语背景的变迁，同时建议阅读郝时远、胡鞍钢和马戎老师所著的相关文献”。
经过大量的文献查阅和讨论之后，我们小组成员都对自己的研究论题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但同许多学者对“预设先行”的质疑一样，我们小组的研究预设可能会对田野调查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第一，抽象概念和理论是研究者主观选择和设定的，它只代表研究者所偏好的理论或研究范式，具有极强的主观性，这就会使研究者仅局限在他所特定角度或眼界中去进行田野调查；第二，事先的预设会排除许多可能有影响的因素，这就不仅使观察带有框框，而且会忽略许多未预想到的经验事实。然而，正如我们小组讨论的初衷一样，研究预设让我们对即将进行的田野调查有一些准确的把握，主要因为一方面研究预设建立在以往的经验和理论之上的，有一定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我们的讨论方向也是从实际生活中筛选出来的，没有田野的检验和实际的调查，理论在我们的研究中将难以呈现它的价值，因为有价值的理论需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才彰显它内在的生命力。
我本来打算对基督教中权威人物做个人生命史，以此来折射宗教权威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但是经过讨论之后，我才得知田野点的宗教体系不是十分完善，所以只能调整我的研究方式——试图去做村落中关键人物的生命史。到龙安村做田野之前，我搜集了一些关于这个地方的资料，心里期许村子里面有“卡里斯玛”式魅力的人物，这样就可以对他或她——对村子的建立、发展历史有亲身体验的人做个案研究，以小见大，以这个人见证村庄治理历史。
7月21日上午我们来到了田野点。我迫不及待地游荡在村子的角角落落，试图寻找我心中的“卡里斯玛”。到了一户景颇族人家，看到一位神态怡然的大爹坐在堂屋抽着水烟，我心中一喜，肯定有戏，赶忙递了一枝“紫云”过去，大爹笑笑，指着手中旱烟说：“不抽你那个，只抽这个”。我慢慢缩回我的双手，把烟放在我的嘴中。聊了一会天得知，他是景颇族小组大姓——孔家的年长者，目瑙纵歌的传承人之一，举行祭祀仪式的重要人物。当我问到龙安村的发展问题时，他说：“...相比当年开荒的时候，现在我们村子里的人生活得已经很好了，现在搞些旅游开发，有好有坏...不过那些都是‘当官的’的事”。
在龙安村小教堂举行的“礼拜”活动中，我遇到了景颇基督教传教人孔大爹，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跟我们打招呼：“欢迎你们”，当我们说找一个翻译时，他阻止道：“我要用自己的话跟你们说，我亲口跟你们说”。这位在缅甸的一个基督教学校学习两年之后的传教人努力地跟我们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开始主持礼拜，用景颇语跟兄弟姐妹们讲道。虽然我听不懂他具体在说什么，但是我能听得清楚“zhongguogongchandang”几个字的发音在他的话语中重复出现。
在我看来，如今的龙安村——作为一个边境村，也没有免遭被模式化的权力安排。本来我在进入龙安村的研究预设是想找寻社会世界中“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对乡村社会秩序建设起着什么作用？或者换句话说他们这些人与乡村治理有什么联系？通过两天的调查，我发现威权流淌在村庄的每一处。然而，调查并不是那么让人失望，既然田野调查并不能逃脱权力的监控，那么我也试图在其中找寻些研究线索，在和大家的讨论中汲其一些灵感。我发现，不论是在亲属制度、历史记忆研究中，还是在教育、边疆治理、汉族人发展研究中，村落的土地开荒、土地流转都是在采访中或明或暗的讨论话题。同时，我查阅了关于农村土地的制度性要求，以及学术界对农村地权的研究，比如费孝通对农村土地的讨论、贺雪峰对农村的研究。最终，我确定的研究线索就是去看看村民对土地的反应，记录他们土地开荒的记忆、“包产到户”的经历、土地流转的过程以及土地对婚姻的影响、对亲属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影响，从中觉察土地制度的微观走向，进而做关于土地权力的研究。
我们可以知道，在深入田野点之后，田野地点会给研究者抛出各种各样的意外，而这些意外往往来自于当地的外部环境条件、社会规范等复杂性因素。但是作为研究者，自身有一定主体性，并会保持“随机应变”的行事方式，使调查之前的“预设”与实际田野触碰到的现实所产生的误差减少到最小。田野过程中研究者会根据调查地点的情况适当地调整田野之前的心理预期和理论预设，建立新的研究论题。我认为，当我们接触田野时，理论预设并没有被抛弃，而是适时地被融入到田野之中，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观看田野的话语，所以，理论预设与田野经验是互相接洽的，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忽视。
于我而言，我与人类学的相遇过程让我对社会学与人类学所关注的问题、理论与经验研究有了深层次地感悟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