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李金声的《遥远的乐河》

style="text-align: center;">引子：昨天的云李金声 著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三线建设”已经走进了历史。什么是“三线”？为什么要建设“三线”？即使是当年参加过“三线建设”的人也未必能说清楚。当年几百万人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山里，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他们就这样被历史遗忘了吗？我是第一代三线人的子弟。目睹了一个三线工厂的兴盛与衰落。这个厂里的第一代三线人、甚至有些第二代，已经离开或者将不久于人世。活着的，有的在今天的歌舞升平里渐渐迷幻了，对曾经走过的道路连哪怕是轻轻一瞥都很吝啬。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渐渐全被历史湮没了。我要写出这段历史，为了他们，也为了自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每一个人的生活合流起来，就是历史。1 要准备打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上空战云密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对苏联曾经实行一边倒的政策，苏联对新中国的初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对国际形势认识的分歧和对社会主义性质认识的不同，中苏两党两国由亲密无间的兄弟，逐渐发展为反目成仇的对手。1963年3月，人民日报受命首次就满清政府与沙皇政府两国边界问题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作出评论，认为那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苏联政府立即引起警觉，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作战争前的准备，对内是战争动员，对外是发动战争的借口，于是很快进行了回应。苏军重新进入蒙古布防，苏联政府进一步与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这反过来也刺激了中国政府，在以后开展的边界谈判中，中国强调苏联必须承认沙皇政府当年以强凌弱，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苏联拒绝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双方谈判越谈越僵，最后不欢而散。1967年下半年，中苏边界开始摩擦。最初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上。按照国际通行的边界划分原则，河流为国界时通常是以主航道划分。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在主航道中国一侧，中国有理由认为这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个荒岛长期并没有军人值守，无论是中国军人还是苏联军人，都极少踏上这块土地。60年代中期中苏开始打口水仗以后，中国军人开始上岛巡逻，苏联军人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挑衅，立即上岛对抗，双方冲突不断。但是这种对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仅限于肢体扭打格斗一类的非武装冲突。苏联人人高马大，一对一对抗，中国军人很难占到便宜。后来，中国在沈阳军区选调了一批散打好手，经过训练派到两个岛上巡逻，再有对抗时苏联人就处于下风了。苏联人不愿意把珍宝岛变成角斗场，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上岛，当场撞死、轧死中国军人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两国间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15日再度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双方甚至动用了重武器，发生了史称的“珍宝岛”事件。档案记载，珍宝岛事件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3月2日8点40分，我边防巡逻队30人分成2个组，前往珍宝岛巡逻。一组刚一出来，苏军侦查哨就发现了，他们立刻从两个方向开来一辆卡车、两辆装甲车、一辆指挥车，总人数70多人，上岛围堵中国这一组边防军。9点17分，围追中国边防巡逻队第一组的苏军置反复警告于不顾首先开枪，中国军人有准备地开始还击。第二巡逻组听到枪声以后，从苏军后面冲过去，给苏军以严重杀伤。半个小时战斗结束，苏军来的70多人仅逃回去不到10人，其余的全部或死或伤。3月15日，中国军队和苏军都做好了充分准备。中国军队夜里上岛，在苏军经过的道路上埋下反坦克地雷，而后，选择有利地形进行埋伏。凌晨3点钟，苏军也准备偷袭早上巡逻的中国边防军，出动6辆装甲车，30多人上岛，准备打中国边防军的埋伏，不曾想自己已经中了中国军队的埋伏。8点钟战斗打响，激战一个多小时，我边防军击毁敌人装甲车2辆，打退了敌人进攻。9点40分，敌人在岸上的炮火掩护下，坦克先行，发动第二次进攻。我边防军沉着应战，击毁装甲车2辆，击伤1辆，又炸毁坦克1辆。下午3点30分，敌人又出动坦克10辆、14辆装甲车和100多步兵向岛上进攻。敌人先用炮火对我岸边阵地一番狂轰乱炸，然后成一路纵队杀上珍宝岛。我边防军队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把敌人放到50米才枪炮齐鸣。同时岸上的火炮向对方哨所和边防站一阵猛轰。战斗结束以后，我边防军大获全胜。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双方政府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是挑衅，中国政府回应更加强烈。3月2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迅速调集兵力准备打仗。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谈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战争的问题。珍宝岛之战也激怒了中国人民。从3月4日至12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举行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示威的军民达4亿人次以上。毛泽东同志在听取珍宝岛作战汇报以后，强调要准备打仗。同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是突出强调战备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思想准备。8月至9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了一系列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作战方案。8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全国人民防空领导机构。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全国随即出现了修建防空设施的高潮。8月28日，中央发布命令，要求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后，各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召开数十万人的动员大会，并开始整顿社会秩序，疏散人口，转移物资。9月，毛泽东在国庆20周年口号送审稿中加写了一个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与苏联接壤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地，因为地理原因，受到战争威胁尤其严重，上上下下高度紧张，备战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战争的气氛格外浓烈。1969年8月，新疆发生铁克列克事件以后，哈尔滨市举行十万人声讨大会，会后举行全市大游行。从耄耋老人，到幼儿园里的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呼喊着整齐划一的口号，队伍像滚滚碾过的车队，在市内主要街道行进。我当时也是其中的一员，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这队小学生足足走了10多公里，一口水没有喝，一粒米没有进，4个多小时把喉咙都喊哑了。大游行之后，一切行业几乎都停产停业停学，全市人几乎都投入到挖防空洞的战斗之中。受当时热映的电影《地道战》的启发，全民上阵，白天在单位挖，夜晚在家中挖。开始挖的是猫耳洞，只能躲藏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后来把猫耳洞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一个地下走廊。最初都是土洞，随着经验的增长，慢慢改为砖砌内壁，水泥浇筑入口，洞内设置照明设备，还建了指挥部、战时医院，甚至有的防空洞不仅能防原子武器，还能防化学武器。防空宣传告诉大家，敌机投弹时，炸碎的玻璃可以形成二次伤害，因此要把玻璃贴上纸条，这样玻璃爆裂时就不会飞的到处都是。单位发下来各种规格的纸条，家家户户按照规定的图案，把所有玻璃全部贴上。更有甚者，有的人把家里的镜子也贴上横七竖八的纸条，照镜子时只能找中间的缝隙。那段时间，晚上躺在床上，我望着狰狞的窗子，经常被噩梦吓醒。最恐惧的是防空演习。演习经常搞突然袭击，可能是深夜，也可能是凌晨，凄厉的警报一响起，大人孩子都必须在5分钟之内进入防空掩体。演习可能几天一次，也可能一天几次。开始事先通知是演习，后来已经真假难辨了。飞机从空中飞过去，大人们还敢看一看，我们孩子只能把脑袋埋在手下，紧张地听自己的心跳。据说，地下划燃一根火柴，1万米高空上飞机上的人就可以据此发现地面情况，因此躲在防空洞内的人是禁止一切有光亮的东西。防空洞内伸手不见五指，互相之间只能用比喘气稍微大一点的声音沟通，磕磕碰碰是小事，经常发生摔伤和砸伤事故，那段时间对所有人都是一场噩梦。最紧张的是十一国庆前后。每年一次的国庆游行被取消了。哈尔滨市内已经开始疏散人口。我们楼里的老人和孩子都到乡下去了，学校无期限停课。谣言满天飞，有的说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乌苏里江，正在向哈尔滨行进。有的说昨天夜里已经看到了苏联的侦察机在我们居住的平房上空经过。孩子们在传播这些谣言时，恐惧紧张中还有几分兴奋，个别胆大的孩子甚至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可以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张嘎子，在新的反侵略战争中建功立业。2 大迁移中国幅员广阔，东部沿海，交通便利，工业基础较好，具有先发优势。西部山高路远，但是便于防御。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为了躲避侵略者的摧残，东部城市的厂矿企业大举向西南迁移。据统计，从1937年8月开始，到1940年结束，东部城市内迁企业638家。其中国民政府协调迁移448家，闽浙两省自行内迁191家，拆迁机器材料总计约12万吨，资本总数在1亿元以上。在这次大迁移中，最被史家称到的就是宜昌抢运，史称“中国的敦刻尔克”。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上水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到了1937年10月底，原本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小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到3万。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载”上船，而人多船少，为等购船票，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从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宜昌就是一个露天大仓库。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艘船运载量只有200至600吨。依当年运力计算，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然而从10月下旬算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同时，由于中国军队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大批难民和伤兵还在不断地涌进宜昌，几十万出川抗战的部队和装备，也急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要在40天时间，完成这样大的运输量，除非出现奇迹。1940年5月，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迅速崩溃，为争取时间，英军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的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这项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行动，使英国最终得以利用各种船只撤出了大量的部队。有史家说，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逆转的重要一步，没有敦刻尔克，就没有英军的最后胜利。中国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征集民船，夜装昼运，科学组织，分段装卸，在40天的时间里抢运各种设备机器和材料9万吨，在日军的炮火下，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航道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历史翻过40多页，中国再次走到了这样的历史关头。1964年5月，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升级以后，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国名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所谓三线，根据当时中央军委的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的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全部或者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位于我国的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部边境线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了较为理想的战略后方。在第一阶段，三线建设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接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成都至昆明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工业基地，贵州的六盘水煤炭基地和航空基地，重庆至万县长江沿岸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酒泉导弹基地和钢铁基地，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厂等，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心。在三线建设的第一阶段，虽然也面临着战争威胁，但是急迫性远不如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为战争作准备和工业布局调整相结合，总体上还是按部就班。1969年中苏武装冲突以后，战争迫在眉睫，三线建设进入快马加鞭阶段，一些企业西迁几乎是只争朝夕。当时三线建设分成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大三线就是上面说的三线；小三线是以省为单位，各自寻找分散、靠山、隐蔽的地方，把重要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企业搬迁或者分迁出去，一旦发生战争，意图靠这些可能的后方，坚持持久战。1969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组长，空军牵头抓航空工业。在“要准备打仗”的急迫形势下，三机部（后来的航空工业部）军管会推翻了1965年制订的“航空工业三五规划”，提出了一个战时的航空工业发展计划，片面强调直升机、运输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两个大搞”即，要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的方针。为了贯彻“两个大搞”的方针，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动员各大军区发动地方办航空，研制直升机、运输机，叫所谓“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对在江西建直升机厂很积极，他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积极向中央建议，利用景德镇下马、迁走的两个陶瓷厂厂房和地处附近的乐平县天然岩洞条件，迁建一个直升机厂。建议说，景德镇可以建直升机组装厂，乐平山洞可以建发动机厂。程世清派人进京，向中央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做专题汇报，积极争取在江西上马这个项目。江西并非是大三线，最初并不在三机部考虑范围之内。但是江西地处丘陵地带，一些山区隐蔽性也较强，特别是河流、湖泊很多，交通条件不好，不利于现代化的战争。江西又是老革命根据地，政治和群众基础较好，符合中央关于建设战略后方的精神。而且，在三线建设的第一阶段，上海等地迁到江西近百家工业企业，其中包括铸造、机械加工、化工、无线电等企业，这些企业与军工生产密切关联，可以为直升机工厂迁建创造了必要条件。特别是江西省委的积极性，在速战速决的要求下，是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和乐平地处江西东北部。西部为鄱阳湖平原，北、东、南部群山延绵，境内山区大型溶洞多，符合靠山、分散、隐蔽的条件。景德镇距乐平80公里，沿途都是山区，有两条道路相连，作为产品的上下游联系起来也不困难。当时主政江西、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程世清，以及当时任空军副司令员、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曹里怀，对这一带都很熟悉。作为军人，出于对常规战争的惯性思维，自然想到这些备战的有利因素，所以在景德镇建直升机组装厂，在乐平建发动机厂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江西省的积极性，让中央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很高兴，立即于8月25日召开会议，简单商议之后就决定在在江西景德镇和乐平新建一个直升飞机生产厂。10月4日，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向中央报出了《关于在江西景德镇新建直升机厂的请示报告》。10月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签署意见，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示同意。10月21日，国防工业军事管制小组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周总理和军委办事组已经批准了《关于在江西景德镇新建直升机厂的请示报告》，希三机部迅速制定建设方案和具体建设计划，多快好省地、高速度地完成这个厂的建设任务”。一个直升飞机制造厂就这样上马了。 让今天的人无法思议的是，一个现代化的航空工厂，从设想到决定建厂，所有决策者和参与者竟没有一个人到过现场，没有进行过任何勘测、考察；交通、通讯、给排水和工人的生活条件等一概没有考虑在内，甚至连一张图纸都没有画出，决策者仅凭经验就决定了，这就为后来两个厂、特别是地处乐平山区的发动机生产厂——乐河厂的悲剧性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为落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和国务院国防工办297号《通知》精神，加速抢建这套直升机厂，力争在1970年基本建成并投产，1969年11月22日，由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召集，中央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建设江西直升机厂专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家建委军管会、国防工办、物资部、江西省军区、江西省国防工办、福建空军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及代表，以及援建厂哈尔滨东安机械厂、南昌航空学校附属厂——赣江机器厂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形成了《筹建江西直升机厂会议纪要》。会议决定：江西直升机厂的建设为一套两厂。发动机厂代号为370，即后来的乐河机械厂，主机厂代号为372，即后来的昌河机械厂。会议就两厂的定点、规模、产品方案、领导班子组建及职工队伍等问题做了原则性决定。其中关于乐河厂的筹建，规定了如下内容：工厂定点乐平。人员、设备由哈尔滨东安机械厂部分工人干部调入和南昌航校附属厂——赣江机器厂全部合并，另有从抗美援越前线退伍的500名退伍军人加入。工厂设计规划主要是涡轴5（即792）发动机和P-5减速器的研制和批量生产；计划为年产涡轴5发动机及备件200——300台份，P-5减速器100台。按照“三结合”的原则，成立了由军队干部、革命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筹备领导小组。筹备领导小组一把手由军队干部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工厂和地方各2人，群众代表2人，筹建领导小组由7至9人组成，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审定。工厂基层建立连队，并初步决定成立17个生产连队，每连配备干部5名，由军队配干部2名：指导员、副连长；工厂配3名（连长、副指导员、副连长）。工厂的具体布局由工厂筹建工作班子、三机部第四规划设计院、第三勘探公司现场调研后提出，在协调会上确定。工厂规模本着小而精的原则，不宜过大。为尽快开展工作，还决定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未到任之前，暂由东安机械厂派往的厂革委会副主任马振功、南昌航校革委会主任张秀峰负责筹建工作。在工厂筹建领导小组领导下，设立业务班子。业务班子由65人组成（其中军队干部14人；哈尔滨东安机械厂29人；南昌赣江机器厂22人），由东安机械厂和赣江机器厂调配的人员要求12月5日前到达江西现场开展工作。业务班子的任务是进行现场调研，提出工厂建设的规模、布局、搬迁、以及生产等“一揽子”方案，由协调会议审查批准。曹里怀主持的会议“还就搬迁和分迁、基本建设中的物资、运输，以及工艺布局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要求搬迁和分迁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待三机部通知后才能行动，未接到搬迁命令之前做好准备工作，并坚持生产，不能因搬迁而减产，赣江机器厂当时生产摩托车，会议要求当年的摩托车生产任务要如数完成。新厂抢建急需的木材由江西省就近协调供应，在今年的计划工作会议上由三机部从订货中划转给江西；水泥由物资部就近调整解决2000吨，指标从水泥订货计划中划转；钢材（包括基建用钢材和制造工装用钢材）2300吨由物资部在年内调整解决，会议决定拨给乐河厂运输车15辆，吊车3辆，吉普车3辆。会议对筹备的时间节点也做出了要求：要求设计和工艺调研工作要争取在11月底完成；勘测设计人员于12月5日达到现场，配合工厂开展现场设计；工艺方案、分迁和搬迁方案、基建和试制计划要在12月15日前提出并报三机部。据后来人回忆，第一批人员于11月29日到达乐河。时值晚秋，农民们正在稻田里收割晚稻。水牛悠闲地在河边喝水，成群的斑鸠在天空上飞来飞去，汽车的喇叭声打破了山野里的寂静。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小伙子说，这里真是世外桃源，建工厂真可惜了。老表们从来没有见过吉普车，以为来的是什么中央首长，想走近又有点害怕。巡查人员在地上拔出一个红薯，在塘边洗了洗就吃，老表们立即在旁边挖出一篮子送过去，又送来几根甘蔗，纯纯的乡情扑面而来。工厂筹备领导小组成员12月15日到达乐河。他们和先期到达的巡查小组成员一起，白天转山沟，钻山洞，察看地形，踏遍乐河附近的山山水水；晚上开会研究设计方案。此前，乐河这块地方已经有了一个小工厂——为民机械厂。为民厂原属八级部下属企业，生产舰艇上的操舟机。工厂规模不大，编制只有400多人，而且当时还没有到齐。为民机械厂在汪家村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建了两栋厂房，在汪家村和下石村村边建了十几栋职工宿舍。乐河机械厂决定搬迁到这里以后，为民厂迁到乐平县城附近的乐河师范学校旧址重建。为民厂留下的厂房和少量的家属房为乐河厂提供了一定的建厂基础，使乐河厂并不是在一片荒野上开荒。工厂筹备组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提出了一个“小集中”的方案：即以为民机械厂厂址及汪家岩山洞为中心，集中布置发动机生产线。主要生产厂房除热处理、电解、吹砂、油封外，一律安排在山洞内，辅助厂房和库房根据靠山、分散、不占良田的原则安排在汪家生产队周边的几条山沟里。筹备组最初建议将厂区内的汪家生产队整体划归工厂管理，“人随地走”，村民组织起来办农场，解决工厂职工蔬菜供应问题。这个考虑主要是担心地被征了以后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失，而且将来农民和工人杂居在一起会产生矛盾。事实上这是有先见之明的，但是当地政府因为无法解决由此带来的一些矛盾最后否决了这个方案。因为没有蔬菜供应基地，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搬迁而来的工人及其家属可是吃够了苦头。筹备领导小组决定，人员调动要本着快的原则，分期分批调动。哈尔滨东安机械厂调来的1000多名技术工人分三批迁入。第一批3月份到岗，一部分先到南昌航空工业学校附属厂报到，利用南航附属厂的设备，把部分生产先搞起来。另一部分直接到乐河，帮助初建厂房，装卸安装机器设备。第二批6月份到达乐河，来了就投入生产。第三批10月份报到，年底前必须出产品。工厂的基建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基建队伍清理山洞，建设厂房，另一部分人盖民房，保证年底前让职工及家属5000人能住进房子。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两个航空工厂的建设。省委书记程世清戎马半生，对军事工业自然比一般工业更加关心。程世清多次接见工厂筹备组有关人员，多次亲自听取汇报。1970年4月，在工厂初建的最紧要关头，他亲自到两厂的基建工地，对乐河厂及当地党政领导发布指示。他说：要坚决贯彻“要准备打仗”和“两个大搞”的方针，要以临战的姿态，赶在战争爆发之前把工厂建成。他多次要求筹建领导班子：“要发挥人的因素”，对工厂的设计、规划、布局、搬迁、生产都提出更为紧迫的要求。他对建在景德镇的直升机总装厂和建在乐平的直升机发动机厂厂名不满意。他说，昌河乐河两个厂名都没有特色，与时代精神不符，也不符合发扬革命传统的要求。他把昌河厂改名为黄洋界厂，乐河厂改名为八面山厂。黄洋界和八面山是井冈山两个山口的名字，程世清此举意在讲政治，当时他正在为打造一个红彤彤的江西而努力。但是这一改名非同小可，工厂建成以后，很多信件都寄到了井冈山的八面山。甚至原材料也都错发到井冈山的一个只有不到百人的同名小厂，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完全不必要的损失。1971年发生了9.13事件，程世清作为林彪死党被逮捕关押，两个厂名也随之被改，重新恢复了最初的昌河厂和乐河厂。不过程世清留下的影响并没有马上消失，很多年以后还有人把乐河厂称之为八面山厂，在这些人看来，并不是八面山比乐河更好听，而是因为八面山的那段历史实在太难忘了。在距离乐河15公里的高家公社梅岩村附近，有一个洞内体积稍微小一些的山洞，称为梅岩山洞。最初计划两个山洞都用来安排发动机核心生产车间。但是勘测人员勘测后提出，两洞之间距离太远，中间的连接还是乡村公路，转运半成品会很困难，效率太低，也不利于保密，最后只好把直升机的减速器生产安排在梅岩山洞，梅岩成了乐河的一个分厂。这个有几分文学色彩的山洞，事实上并没有被开发利用。1971年以后，战争的紧迫性逐渐降低，汪家岩山洞开发以后发现了很多问题，因此梅岩分厂的厂房都是山洞周边建设，再没有进洞。梅岩分厂大约拥有职工800多人，建有单独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可能是总厂的发动机研制和生产迟迟没有达到要求，梅岩的减速器生产也没有真正上马，梅岩分厂一直扮演着总厂的一个帮忙打杂的角色，和最初的设计定位相距甚远。3 我的家庭我的祖籍是河北沧州黄骅。黄骅县原为新海县，地处河北省东南部，1945年为纪念抗日英雄黄骅而改名。我的祖籍是藤庄子乡王继庄村，在华北平原上是一个很普通村庄。藤庄子乡在黄骅与沧州之间，距离沧州不过20多公里。我爷爷在说起老家的时候，大多时间都说自己是沧州人，不仅仅是王继庄距离沧州不远，还因为他原来就是沧县人，因为家庭变故，移民至黄骅藤庄子乡王继庄村。我的曾祖父，在上上个世纪后半叶，在沧县一个小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小染坊和一个小杂货店，规模不大，收入有限。后来自己到天津做小买卖，把两个小店交给了自己的一个伙计、也是自己一个尚未出五福的表弟经管。我的曾祖父在天津打拼，两个孩子留在了乡下——他们就是我的姑奶奶和我爷爷。我的姑奶奶很小的时候就许配给人家做童养媳，10岁以后就在夫家生活，因此只有我爷爷在他表叔的照看下过着一年只能见几次父母的日子。有一年，我的曾祖父的这个表弟，因为赌博，欠了很多债，无论如何过不了年关了。我的曾祖父，按照惯例，腊月回乡收取两个小店的分成，顺便看一看自己的孩子。他的表弟情急之下起了杀机，在和东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下了毒药。可能是良心尚存一息，也可能是长时间带着我爷爷，还有他们之间还几分感情，凶手找了一个理由，把我爷爷支开，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害了。沧州一带，自古就是兵患匪患的重灾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社会秩序混乱，杀人、抢劫成风，政府有名无实。杀害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凶手，在外躲了一阵子以后，回村变卖了我曾祖父母留下的一个染坊和一个杂货店，还了赌债，携带余款远走高飞，自此名无音信。我爷爷当时只有8岁，还不能独立生活，一个住在黄骅县王继庄的远亲闻讯赶来收留了他。而后，我爷爷就跟随着这个远亲，来到了黄骅县藤庄子乡王继庄村。成年以后，我爷爷娶了隔壁九女河村的李家姑娘，也就是我的奶奶，逐渐成为王继庄的一个村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年小，寄养他的亲戚不愿意让他知道自己过多的身世，从来不对他说起这段历史，因此他对自己年小时候的事情也是记忆不多，对自己父母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他晚年的时候，我多次想打听我们家族的历史，他都支支吾吾，说不出更多的事情来。也许那段往事对他的伤害太大，他至死也不愿意回忆，也许他本来就没有记住多少，自然也说不出来什么。很多人一生难以释然的乡愁，在我爷爷那里，只是一抹浮云，一片涟漪。黄骅一带，都是盐碱地，农作物产量很低。正常年景勉强温饱，一有灾荒，就得出外讨饭。我爷爷给地主当长工，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是当地少有的好庄稼汉，但是挣得的工钱也很难养活一家。1940年，华北大旱，一年也没有下一场透亮的雨，很多土地颗粒无收。秋季又爆发大面积蝗灾，蝗虫飞起来遮天蔽日，仅有的一点收成又被蝗虫吞噬。我爷爷对我说，傍晚的时候，村里已经没有几家的烟筒再冒烟了，家家户户都断了炊。我爷爷把仅剩下了几张票子塞在我奶奶手里，怀揣一块玉米面饼子，头都不回地上路了。他在天津打了一段时间短工，挣了一点钱，让同乡带给我奶奶。偶然间听到一个人说，东北满洲国好挣钱，他和几个和他一样急着挣钱的乡下汉子，沿着铁道线向东北走去。我爷爷辗转到了哈尔滨市郊。大约一年以后，我奶奶拿着一封爷爷托人捎过来的信，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沿着我爷爷走过的路，千里投夫。她走过山海关的时候，坐在路边泪流不止。对着两个孩子说，“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还能不能回来呢？”刚到哈尔滨的时候，我爷爷一家人住在一个磨坊里。白天爷爷出外打工，奶奶一边带着两个孩子，一边帮助别人推磨。哈尔滨的冬天，零下30多度，滴水成冰，奶奶烧了一个小火炉子，一家人围着这个有限的温度，席草而眠。后来，日本人投降了，一些军事禁区开放。我爷爷又带着一家人，到了距离哈尔滨不远的五常县周家站，一边开荒种地，一边打零工，与另一家人合租一间屋子，两家人一家住南炕，一家住北炕，之间只用一个破旧的挂帘相隔。1948年，一个军械修理厂在哈尔滨平房区建厂，而后，在苏联的援建下，改为飞机发动机修理厂。1952年秋天，我爸爸前去报名，第一次被退了回来。工厂要求新的学徒工要小学毕业，我爸爸只读过扫盲班，相当于小学二年级，远远达不到标准。他不甘心在家种地，用他一个远房亲戚的小学毕业证，蒙混过关地进了东安机械厂。经过初级训练后，师从国民党时期兵工厂的一个老工人，当上了一个车工学徒工。我妈妈的老家是山东临沂。1943年，她8岁的年纪上，跟着我姥姥、姥爷，随着闯广东的大军，从烟台上船，到大连下船，一路乞讨，来到哈尔滨，最后也是落脚在周家站。我姥爷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对土地充满了感情。1948年，周家站政府要求亦工亦农的家庭要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愿意务工的，帮助安排工作，不愿意务工的，分配土地。我姥爷选择了后者。而后，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我姥爷一家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农民。我爸爸妈妈1952年在周家站结婚。当时，我爸爸在几十里路之外的工厂上班，我妈妈已经进了初级社。她每天干着点种、间苗、种玉米的农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青年农民。她从我爸爸身上看到了农村之外的广阔天地，也想体会一下做工人的滋味。婚后不久，受我爸爸进厂的启发，她拿着她妹妹的初中毕业证，报名进厂当了一名工人。开始，车间领导以为她真的是初中毕业，分配她当车间文书，因为当时有初中学历的人凤毛麟角。但是，车间主任很快发现，我妈妈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完全干不了文书，最后只能让她干一个油封工。1969年的时候，我爸爸已经是5级车工。由于天资不错，刻苦好学，他还获得过东安厂十佳技术工人称号，已经成为一个不错的车工了。他的文化程度与进厂的时候也不可同日而语，不仅看书读报毫无问题，几何、物理、化学也都多少懂得一点。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还曾经帮助我解出过一道平面几何题，当时让我大吃一惊。综合评价，他这个时候的文化水平应该相当于小学毕业。我妈妈的进步稍微差一些，不过写信一类的事情已经没有问题。她干了十年油封工以后，又当上了她一直想干的保管工，负责管理工具和消耗材料。东安机械厂是中国六大航空制造厂之一。五十年代开始，陆陆续续地总有一些人支援外调到别的工厂或者援建新的航空工厂。1967年开始，三线建设快马加鞭，更多一些人分别被调往贵州、陕西和四川。1969年12月，工厂紧急通知，要抽调一批人到江西乐平，新建一个直升机发动机制造厂——乐河机械厂。当年7月，我姐姐初中毕业，正面临着上山下乡的狂风暴雨。她在学校的时候非常进步，学习成绩优秀，小学中学都是班干部，一直是别人学习的榜样。她无法抵抗来自方方面面的劝导和威胁，想和她的同学一起上山下乡。对此，我爸爸完全不同意。我爸爸认为，她只有15岁，适应不了农村的艰苦生活，到了农村以后，结果不可想象。他认为，即使必须下乡，也要等几年以后子再说。这个时候，我爸爸看到了江西新厂调人的文件，其中有一条一下子动了他的心。文件规定：“所调职工的适龄子女，可以安排一个进厂参加工作。”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姐姐的命运，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按照政策，我姥姥、姥爷可以和我们随迁，可以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比我姐姐大不了几岁的我老姨，亦有望解决工作。这些优惠政策让我爸爸妈妈，再不顾念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勇敢地抛弃城市里较为舒适的生活，踏上了风雨交加的南迁之路。1970年3月，我爸爸一个人和他的一批工友先到乐平。半年以后，他回到哈尔滨，办理举家南迁的各种手续，并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由北到南，一步一步，走向那个陌生的有些迷茫的新居地。1940年我爷爷背井离乡，从河北沧州到哈尔滨市郊，由南到北，走了3000里，在周家站落脚为生。1970年，我爸爸拉扯一家老小，再由哈尔滨到江西，由北到南，逆向走了7000里，在一个山沟里重新安家。相隔30年，半个甲子，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族，两次长距离迁徒，行程半个中国。这不是一个家庭简单地搬来搬去，每一次都和国家的命运有关，一定意义上折射了这个民族的苦难。到了江西乐平以后，我在乐河厂的“五七学校”读完了初中和高中，1975年1月，下乡到乐平县临港公社九墩大队，当了一个山里农民。在九墩大队，我在生产队当过社员、在村办小学校当过民办教师，也干过其他一些事情，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离开那里。我姐姐、弟弟先后进了乐河厂，成为第二代乐河人，也是第二代“三线人”。1987年，乐河厂在挣扎了数年之后，搬迁到江苏常州。不过，已经更名为“常州蓝翔机械厂”的乐河厂，早已没有了昔日国营兵工大厂的雄风，几经转制，已经四分五裂，分化出数个和私营企业比肩的小型企业，有的企业沦落到不时需要政府救助的地步。1970年从哈尔滨调往江西的那1000名老工人，在世的越来越少；部队转业的那500名战士，活着的也不过大半；当年南昌航空学校分配来的200多名学生，只有个别的还在工作岗位上。现在撑起局面的是上述人的后代，论辈份的话，都是乐河二代中年纪稍轻的、和乐河三代中的年纪稍大的。从1970年到1987年，乐河厂在山里顽强地生存了18年。建厂初期，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说：“不要考虑太长远，能坚持3年、5年就行，谁知道3、5年之后是个什么样子？”三五一十五，再加三年，乐河的寿命比程世清预计的时间要长，但大体也在他的预料之中。乐河已经走进了历史。那些无数为乐河建设作出巨大牺牲的乐河人都已经老去。翻捡那些发黄的老照片，我不尽心潮起伏，泪水盈眶……4 乐河的兴与衰乐河的出生就是因为战争迫近，战事越紧张，乐河的地位越重要，反之亦然。中苏之战在1969年虚晃了一枪，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一番畅谈之后，中苏两个随时扣动枪机的手指都已经收回去了。1970年，双方虽然都没有放松警惕性，但是彼此都是虚张声势的成分更多一些。硝烟渐渐远去，缓和成了必然。然而这些都是上头的事情，底层哪里知道这些“天机”，乐河是已经射出的箭镞，只能让箭镞在天空上继续飞了。1970年1月，江西省建筑工程团和上饶地区的8、9个县的工程团开到乐河工地，放炮炸山，就地取材，开始了基建大会战。当时，汪家至下石一带，红旗猎猎，马达轰鸣，各种建筑材料从全省各地紧急运送到这里，车流不止，人流不止，省地县三级领导组成的战地指挥部24小时灯火通明。10年后，我在省军区的一栋小楼里，见到当时乐河基建指挥部副总指挥、省军区副司令员杨栋梁。他激情满怀地回忆起乐河初建的往事。他说：“那比打仗还要紧张”。他说，当时程世清书记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否则一律撤职。他作为副军制首长，开始的时候住在乐平县委招待所，每天早饭后赶到乐河，工作一天，晚饭后再回到县里。后来工作紧张了，就住在竹棚子里，一住20多天。我讲起在竹棚里寒风刺骨，他说，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比你经历的还要早呢。后来成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李迎，当时在上饶地委工作，1970年2月，也作为基建工程指挥部成员被派往乐河。他回忆说：“那是江西当时一号工程，省委领导经常过问，地委主要领导亲临一线指挥，乐平县委基本上停止了一切其他工作。在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乐河工地要啥给啥，谁也不能阻挡。”地方党委政府的配合工作极为出色，8月份，汪家岩山洞土建完成，4500平方米的洞内厂房竣工，可以开始安装设备。洞外附属厂房大部分也已经完成土建，厂区内的基建工作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省委要求的八一出产品至少没有因为基建而受阻，职工宿舍已经全面开工，年底前保证能交付一批。建厂初期的临时领导班子，采取三结合的办法组成，一部分为军人，由福州空军派出；一部分业务干部，由东安机械厂、赣江机器厂派出；一部分党务干部，由省委派出。三部分干部都及时到位，军事化管理体制形成。干部和工人按照要求，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乐河，放下行李就开工，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当年搬迁当年设计当年开工的任务。1971年，是工厂建厂以后最好的一年，生产了部分发动机配件，完成了基建续建任务，工厂生产逐步走向正规，一些职工生活配套设施也逐步建成使用。1972年，三机部决定对工厂进行调整补充设计，将厂房面积和设备作了符合实际的调整，并将部分设备调整出洞，但补充设计是在充分利用的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工厂整体布局不合理和周边环境条件恶化的局面无法改变，同时补充设计也因种种原因未能进行下去。1975年，工厂曾向三机部提出放弃乐河，择地重建的建议。三机部考虑当时国家财力有限、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客观情况，决定对工厂“全面调整设计，分步实施，就地改造”，由于种种原因，全面调整设计半途而废，工厂仅对原发动机的工艺布局，按照新发动机零组件的工艺特点进行了改造调整，对设备条件不具备的加工工序采取在部内协作加工的办法解决。每到年初，工厂领导盼着三机部给乐河下达生产计划，因为有计划才有资金。但是由于质量无法保证，三机部也不敢冒然给乐河厂下达生产计划。因此，乐河厂从1970年到1976年，整整7年时间，始终在等待徘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