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南北朝05秦汉至南北朝的人口分布

正如本卷《导论》的论述，人口分布是人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应该包括人口的各种指标，不仅是指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还应该 涉及人口结构的各个方面。但研究人口分布的基本条件是分区域 的各项人口数据，而这恰恰是人口史研究、特别是早期人口史研究 面临的最大困难。在原始数据极其缺乏，或极不可信的情况下，本 卷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两汉时期，并且集中于人口的数量分布，对 其他时期和其他方面只能根据数据或史料的可能作一些力所能及 的论述或分析。第一节人口的数量分布要讨论人口的数量分布，两个前提是不可或缺的，一是分区域 的人口统计数，一是这些区域的具体范围和面积。但是在这一阶 段能够大致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年份，只有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 年)和东汉永和五年（140年）。而西晋太康初年(3世纪80年代）、 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和东魏武定年间(543—550年)的分政区 户口数，不是本身难以代表实际人口，就是有大量政区无法复原出 范围并计算出面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而缺乏用之于人口分布 研究的意义。一、对夏、商、周时期的推测这一阶段完全没有具体人口数字可考，我们只能借助已有的 考古成果，根据原始社会的遗址分布来推测当时的人口分布。一 般来说，在几千年以前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在一起生活，这个地 方才有可能留下文化遗址，所以我们可以将有文化遗址发现的地 方当作当时人口相对稠密的区域。当然，文化遗址被发现的多少， 除了决定于它们自身的存在之外，还受到保存条件和发掘规模的 影响，在具体分析时应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作必要的修正。另一 方面，这类遗址是在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中，所以它们的分布也会随 之而改变。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的《原始社会遗址分布图》①, 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人口以黄河中下游地区最为稠 密，其中又以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北部和东部、关中平原、 太行山东麓密度最高。其次是长江三角洲和今山东中、西部。今 内蒙古沿边界一带遗址也很集中，但类型较为单一，而且这一带保 存条件较好，所以虽然也应是人口稠密地区，却不宜与其他地区作 简单的类比。除此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口密度要低得多，但人口也 相对集中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点。例如，青藏高原上古人类活动 的中心地区就在藏东南的林芝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和藏东三江谷地 的昌都地区②。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部分改变了这一格局，但在 总体上并没有大的变化。这一分布形势与当时人类很低的生产力 和对自然条件的严重依赖是一致的，他们只有选择自然条件较适 宜的地方才能生存和繁衍。这一格局也为商、周时期所继承。商、周的发祥地虽然不同， 但直到东周以前，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舞台都在黄河中下游。 根据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当时的人口稠密区是在今陕西中部、山西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第3?4页。参见王垣杰《西藏林芝地区的古人类骨骸和墓葬》，《西藏研究》1983年第2期；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南部、河北西南、山东西部和河南大部。在此范围之外，虽然东北 有肃慎，北方有鬼方，西北有弟，今四川有巴、蜀，江南有越、濮，淮 河流域有夷等部族，但它们的人口数量和密度都远不如这一区域。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人口密度也大大提高，出现了一些10万人以上的城市，如齐国的都城临淄(遗址 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区)估计有30多万人口。还出现了一些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如有的贵族的封邑多达10万户。这些人口当然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城市，但作为一个封邑，必定不会太过分 散，至少是一片人口相当稠密的区域，才能达到如此大的人口数 量。长江流域的一些城市人口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特别是诸侯国 的都城大都成了人口集中的繁华城市，如楚国的郢(今湖北荆州市 江陵西北）、寿春(今安徽寿县），吴国的吴(今苏州市)等。在它们 的周围也形成了一些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但由于江南和南方还 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多数地方甚至还是无人区，所以在总人口中 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春秋时期，即使在黄河流域，也还有不少 被称为“隙地”的无人区，各诸侯国中离国都稍远的地方就会有未 加幵垦的“草莱”。如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年）出兵偷袭郑国， 军队经过周王城(今河南洛阳）后到达滑(今河南偃师东南），对此 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居然一无所知，只是被路过那里的郑国 商人弦高偶然发现?，可见这一带还人烟稀少。晋惠公时（前 650—前637年），晋国的“南鄙之田”还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要经过姜戎氏与诸戎“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才得到开发利 用②。但是到战国时情况已大为改观:赵惠文王三十年（前269 年），赵奢与田单讨论用兵数量时提到：“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 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据《春秋经传集解》卷7,第406页。《左传·襄公十四年》，据《春秋经传集解》卷15,第902页。王育民《中国人口史》 系此事于该年，即周灵王十三年(前559年），实误。据原文,这是戎子驹支在当年 对往事的追述昔秦人负恃其众……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赐我南鄙之 田。”显然是发生在晋惠公在位期间。也。”①公元前4世纪末，苏秦称当时魏国境内“庐田庑舍，曾无所 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 军之众”②，此话虽出于辩士之口，但与其他文献所载情况基本一 致，足以说明当时中原的中心地区的人口确已相当稠密。但直到西汉时，在中原以外的地区还存在大片人口极其稀少 的区域或无人区，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战国后期的人口分布是很不 均衡的，在中原大多数地区人口趋于稠密的同时，此外的大部分地 方人口分布还是相当稀疏的。二、秦汉时期的人口分布对秦朝和西汉末年之前的人口分布也无法作任何量化分析， 只能在西汉末年的人口分布状况确定后，作一些追溯性的推论。1.西汉末的人口分布《汉书》卷28《地理志》所载各郡国户口数反映了西汉末年人 口高峰的状况，把元始二年(公元2年)作为这项数字统一的标准 年代对研究的结果影响不大，原因已见前述。谭其骧主编《中国历 史地图集》第二册中，西汉的分幅图是以《汉书》卷28《地理志》为 基础编绘的，也是以元始二年作为标准年代的。由于两者的标准 年代一致，所以根据《汉书》卷28《地理志》各郡国的户口数和《中 国历史地图集》分幅图测得的各郡国面积，就可以计算出各地的人 口密度，并进而绘出人口分布图、密度图。但这仅仅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地说，无论是《汉书》卷28《地理 志》中的户口数，还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各郡国界线的画法，都 有一些需要纠正或改动的地方。尽管这些问题对于研究总的状况 或一般状况的关系不大，但对显示某一地区的具体状况时却不能 允许有这样的缺陷，因为人口密度和人口分布正需要对各个地区 尽可能作详尽的逐一分析。《战国策》卷20《赵策三·赵惠文王三十年》，第678页。同上书卷22《魏策一 ·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第7S7页。《史记》卷69《苏秦列 传》作苏秦说魏襄王，但时间相差不多。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简称《图集》)和《汉书》卷28《地理志》 (简称《汉志》)几项主要缺陷、遗漏的补救办法如下。第一，北方、西北边区的计算范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的内部本?曾经把西汉的北方和西 北边界画得很远，北部自朔方至辽西郡全都画在汉长城以北数十 至百余公里处。河西四郡的范围也画得过大，远远超出了当时的 居民点和军事据点的范围。1982年公开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 集》第二册已经作了修改，将北方的边界基本都画在汉长城一线， 但西北大都还画在长城之外。本卷在计算缘边汉郡的面积时都限 于长城以内，在没有长城的地方则参照居民点的分布，以不超过长 城的连接线为限。实际上，西汉前期尽管汉匈间战争不断，双方都曾侵入对方境 内，但以当时的长城为界还是经常性的形势。在正常情况下，长城 是一条得到双方承认的边界。如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致单于 书明确指出：“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 之室朕亦制之。”同时制诏御史:“匈奴无人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 杀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②匈奴多次侵扰入寇，都是短期 的骚扰劫掠，很快就退出长城，汉军的反击亦以将匈奴追逐出塞、 固守长城为目的。武帝时对匈奴曾多次用兵，元朔二年(前127年），“汉遂取河 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汉匈北界 的西段又恢复到秦全盛时的状态。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是后匈奴 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 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④。汉的势力在秦长城 以北有所扩展，太初四年(前101年)春，“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 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⑤。这是武帝筑的外长城， 也是汉朝极盛时的北界。但是由于外长城已经远离原有的军事据点和居民点，维持和①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内部本），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 ②③④⑤《汉书》卷94《匈奴传上》。补给困难，一旦军事上不再需要，就必然会弃守。宣帝时，“匈奴不 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①。甘露三年（前51年），呼 韩邪单于称臣入朝，“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 城”。单于返回时，汉朝“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说明鸡鹿塞之 外，包括原来由汉军建造的光禄塞、受降城，都是匈奴活动的地方。 正如以后匈奴乌珠留单于所说:“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 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这一规定得到了双方 的承认和遵守。哀帝时，汉使夏侯藩出面向单于求地，单于上书控 告，朝廷不得不承认“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法当死”，将夏侯藩撤 职了事。至于汉朝在长城以北修筑的几座城，则都是军事据点，并非居 民点，而且汉人占有的时间都不长。具体情形如下。受降城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令公孙敖所筑。但次年汉将赵破奴 军被匈奴消灭后，单于“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人边而去。 明年，单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可见，由于受降城对匈奴 构成军事威胁，单于必欲拔除。而从单于攻不下受降城却照样可 以侵边这一点看，受降城显然只是一个孤立的据点，而不是成片的 军事防线的前缘。据《汉书》卷54《李陵传》，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批示李陵 的行军线路时提到“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 闻”，则此时受降城还在汉军控制之下，至少未被匈奴所占。但以 后李陵战败，“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而边塞汉军对李陵军毫无举 动，则很可能受降城并无汉军据守。昭帝元凤二年(前79年)，匈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 则最晚至该年，受降城已归匈奴，且这一带已成为匈奴的防区。因 此，受降城作为汉军的军事据点存在的时间至多不过25年。范夫人城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率师出塞,“汉军乘胜追北，至范①《汉书》卷94《匈奴传》。本段以下同，不再注明。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据应劭注本汉将筑此城。将亡， 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但在李广利出兵前，已为匈奴所 占，成为其后方。而由于不久李广利失利降匈奴，该城自然又落入 匈奴手中。所以范夫人城归汉军所有的时间只能在汉军战胜匈奴 的元朔二年(前121年)之后，至征和三年之前，至多不超过31年。徐自为在太初三年(前102年)所筑五原塞外诸亭障《汉书》卷28《地理志》五原郡稠阳县下注:“北出石门障得光 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庠河城，又西得 宿虏城。”应即是从光禄城开始向西北沿外长城的一系列亭障。但 就在徐自为筑亭障这一年秋天，“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 方……行坏光禄所筑亭障”。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三千余骑 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 去”。显然，塞外亭障是汉军前沿据点，经常受到匈奴侵扰，而汉军 的主力还是驻在塞内，遇匈奴势盛则固守塞内。元帝时侯应提到 “前以罢外城，省亭燧”，说明在宣帝时，这些沿外长城的军事据点 已逐渐废弃了。奚侯城《汉书》卷54《李陵传》:“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奚侯 城，其地无考。按《地理志》，北地郡富平县有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 障，上郡有匈归都尉治塞外匈归障，西河郡有南部都尉治塞外翁 龙、埤是。这些城障，包括奚侯城在内，当也是汉军的前沿军事据 点。由于存废不一，特别是在边境恢复和平后，大都已经废弃，所 以在《地理志》中只保存了部分城障名称。而所谓“塞外”之“塞”， 显然是指“故塞”，即原秦长城，而不是汉武帝所筑的外长城。总之，在汉长城外面，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资料还是考古发掘， 都还没有发现建有汉朝的县级单位或居民点。在汉、匈之间没有长城分隔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实际 人口稀少，加上匈奴是游牧民族，所以当时并不存在一条明确的界线， 但是汉朝的实际控制区也不能离开已知的居民点或军事据点过远。 因此本卷在计算这些地区的面积时也作了适当的紧缩。这样做不仅 符合历史事实，而且能更确切地反映出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第二，行政区划变动的处理。《汉志》的行政区划和户籍数并不是取同一标准年代，前者大 致以成帝绥和、元延年间为准，而后者则大致以平帝元始二年为 准。由于绥和、元延年间至元始二年之间行政区划又有部分变动， 而《图集》以《汉志》为准，没有反映出这些变化，所以以《汉志》户口 数和《图集》面积计算就不能正确反映这些区划变动地区的实际情 况。这样的郡国如下列。广平国据《汉志》，广平国有16县，27984户。《图集》从《汉志》，则广 平国每县平均仅1749户，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70人，都大大 低于周围郡国。实际情况是，在哀帝建平三年(前4年)之前，广平 为郡①，辖有8个侯国?。而在改郡为国之后，这8个侯国应别属 汉郡。因此到元始二年时广平国最多只有8县(广平、南和、列人、 斥章、任、广年、曲周、朝平)，而《汉志》所载区划还是成帝元延末的 情况，那时广平仍为郡，自然包括了这些侯国。然而尽管我们知道了《汉志》与《图集》这一错误，却还无法加 以纠正，因为这8个侯国中有几个故址已无考，即便知道故址的， 也无法断定它们划归何郡。考虑到广平国本身面积不大，与周围 的钜鹿、清河、魏郡三郡自然条件相似，而原属广平郡的侯国划入 邻郡时，这三郡是可能的接受者(广平国还与赵国接界，但赵国也 是诸侯国，所以不可能接受划出的侯国），因此采用广平国与三郡 合并计算的方法必定更接近事实。信都国信都国的情况与广平国相似，哀帝建平二年复置信都国③时， 在《汉志》所载17县中至少有6个王子侯国应当划归旁郡④，因此 到元始二年，信都国至多只有11县。这6个侯国当归于钜鹿、清据《汉书》卷11《哀帝纪》。见于《汉书》卷28《地理志下》者有曲梁、阳台，另见于卷15《王子侯表下》者有南 曲、张、广乡、平乡、成乡（即城乡）、平利，《汉志》失注。《汉书》卷80《宣元六王传·定陶恭王》、卷15《诸侯王表》Q见于《汉志》者有乐乡、平堤、西梁、昌成、东昌，另见于《王子侯表》者有桃，《汉志跌注。河、涿三郡(毗邻的河间国不可能接收），但具体何县归何郡同样难 以断定，也只能采取合并计算的办法。考虑到涿郡与信都及其南 诸郡国各方面差异较大，不宜列人同一单位。如此，则钜鹿、信都、清河、广平、魏郡5个郡国作为一个计算 单位。这种做法的优点已见前述，缺点是魏郡的西部已跨太行山 区，县少人稀，合并计算后的结果必定比实际偏高。但这即使在魏 郡单独计算时也在所难免。梁国据《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元朔中……乃削梁八城…… 梁余尚有十城。”而《汉书》卷47《梁孝王传》作:“削梁王五县…… 梁余尚有八城。”《汉书》改八作五，改十为八，当有所据，也可能将 以后的情况记述于前，因为据同传，成帝鸿嘉年间（前20—前17 年），“(梁王立)坐削或千户或五百户，如是者数焉”。在实际户口 减少的情况下，有的县可能已经并撤。而元延年间（前12—前9 年)又“削(梁王)立五县”，则至元始二年时梁国仅余3县。但《汉 志》、《图集》还是作8县，显然也是反映了元延削地前的情况，因此 就出现了梁国平均每县仅4800多户（周围郡分别是11000、17000 和7500多户）、人口密度仅每平方公里20人(周围郡都在70人以 上)的奇怪现象。梁国所削5县可能的接纳者是山阳、沛、陈留三 郡，但梁国8县中靠近陈留一侧是国都睢阳，而国都被削的可能性 几乎不存在，除非特别见于记载，所以假定此5县都划入了山阳、 沛二郡，将梁国与此二郡作为一个计算单位。会稽郡该郡包括今福建省全境、浙江省绝大部分和江苏省南部地区。 但其南部，即今福建全省和浙江省南部十几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仅设立2个县，人口极少，故将会稽分为南北两部分，将其人口密 度总数大致分开分别计算，以便较正确地显示各自的人口①会稽郡每县平均39677人，南部冶、回浦两县估计低于平均数，两县合计以50000 人计。北部则以98加04人计。南部两县辖境极大，实际人口自不止50000。但如 前所述，大量人口散居山区，游离于户籍管辖之外。在以《汉志》户口数为基础的 计算过程中，这些因素只能不予考虑。密度。但就各郡国内部而言，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情况。有的郡 国跨越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人口分布很不均衡。然而要用数字 正确表达出来是很困难的，因此一般只能以郡国为计算单位，而在分析时作具体说明。 儋耳、珠厓二郡海南岛一度设置郡县，但在元始二年前已撤销。据《汉书》卷 64《贾捐之传》:“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前110年)立儋耳、珠厓 郡……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至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从 贾捐之等议，罢珠崖郡，并下诏:“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 勿强”，并未实行强制移民。按上述记载，海南岛在元封元年设置 二郡时已有2. 3万余户，以交趾各郡的平均数每户6 口计，有近 14万人。此后至初元元年之间经过至少9次“反叛”和镇压?，人 口必定有相当大的损失，罢郡时也可能撤出一些人口。但从初元 元年至元始二年这50年间，海南岛又脱离了汉朝的统治，由当地 少数民族维持其较为原始的状态，因此当地人口应有缓慢的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海南岛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内地汉人移居者极 少，这从该岛的情况以后长期未见于记载，直到南朝末年才重新由 中原政权设置州县可以证明。所以作这样的估计:海南岛原有人 口经过战乱，至初元元年降至10万，以后以每年4%。的增长率递 增(与原吴国地区的低增长率相同），至元始二年约有12. 2万人， 人口的机械增长可以忽略不计。《图集》是以元始二年为标准年代的，不列已罢废的儋耳、珠厓 二郡，当然是正确的。但该岛的面积与人口数都可以估计，本卷将 此二郡也列入统计范围，以便更完整地反映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第三，几项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汉志》的户口数尽管总的说来比较可靠，但某些郡国的①《汉书》卷W《贾捐之传》·/‘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 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县复反……甘露元年，九县反……元帝初元元年，珠厓 又反。”数字明显有误。如以每户平均口数而言，全国平均为4. 67,最高 的交趾郡有8. 07,其次的淮阳国有7. 24,广平国有7. 10,而最低 的梁国仅2. 76。交趾地处边境，统治者控制较弱，加上少数民族 聚居，当时婚嫁还较随便，而且整个交趾刺史部七郡的平均口数都 比较高，因此这种现象还能得到解释。淮阳、广平、梁地处中土，并 无这些特殊情况，而且其自然、经济、社会、风俗等状况与周围郡国 无异，这样的数字实在无法解释。其中广平国与梁国可能是前述 资料来源年代不一致造成的错误(户、口数之一项或两项均错），采 取与邻区合并计算的办法可以减少这项数据错误的影响。淮阳国 则既无法找到其错误的原因，也没有修正的办法，只得姑仍其旧。二是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没有或很少设置郡县，他 们的人口当时未列人统计，目前更找不到可以据以推断的资料。 如会稽郡南部散居的东越、闽越人，浙西、皖南山区的越人(东汉末 山越的先民），西南的羌人、氐人、赉人，西北的部分羌人，南方的越 人、蛮族、俚人等等，都有类似情况，他们的人P数量和居住范围无 法估计，因此只能保持空白。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都很 少，居住区域又相当辽阔，人口密度极低，因此对总的人口分布的 显示影响不大。三是西域都护府所属城郭诸国虽然已归属汉朝并接受西域都 护的监护，但与内地郡国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汉朝也没有把西域 作为正式的行政区域加以治理。《汉书》卷96《西域传》所载各国 户口的资料显然是很不完整的。西域都护府辖境极大，包括今新 疆及境外共200余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但其中大多数是无人居住 的高山、荒漠，诸国大都是互相隔绝的绿洲。尽管各国的位置基本 可考，但由于气候和水文等条件的变化，这些绿洲当时的范围和面 积在目前条件下已无法查考。因此，仅仅根据《西域传》的资料，即 使要想很粗略地显示该地区的人口分布也是相当困难的，这一部 分也只得暂付阙如。在此基础上，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测定西汉元始二年 (公元2年)各郡国的面积，以《汉书》卷28《地理志》所载口数为人 口数，求得各郡国的人口密度如表9 - 1。表9-1西汉元始二年各郡国人口密度续表续表关东地区——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关 东。具体说，北边自渤海湾沿燕山山脉，西边以太行山、中条山为 界，南边自豫西山区循淮水，东抵海滨，在这一范围内，除了鲁中南 山区(泰山、鲁山、沂山、蒙山）、胶东丘陵地区和渤海西岸人口较为 稀疏外，其余部分人口密度都接近每平方公里100人或超过100 人，平均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77. 6人。这一区域的面积占西汉全 国(不包括西域都护府辖区、海南岛，以下同）面积的11. 4%，但人 口却占全国的60.6%。在关东，人口又集中在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部分地区的三 个区域。一是伊洛平原及其以东的黄河(当时河道)南岸、泰山山脉西 南地区，包括河南、颍川、陈留、东郡和济阴五郡和东平、鲁两国，其 中济阴郡的人口密度，以郡国为单位计算是全国最高的。二是鲁西南平原和胶莱平原的西部，包括高密、留川两国和北 海、齐郡和千乘三郡。三是太行山东至黄河北岸之间平原，包括真定、广平、信都、河 间四国和钜鹿、清河二郡，以及河内郡、魏郡、中山国、赵国的大部分、常山郡的一部分。其中河内以下郡国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都在80人以上。但这些郡国都包括太行山区，山区很少有甚或没 有县治，人口极少，所以这些郡国在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地区的人口 密度估计也在每平方公里100人以上。关东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有：（1)华北大平原的北端，燕山山 脉以南地区，即广阳国、勃海郡的北端和渔阳郡的南端;⑵泰山、 沂蒙山区和山东半岛东部，包括泰山郡、琅邪郡西北部、东莱郡和 胶东国部分地区;（3)淮水下游至海口，包括沛郡南部，临淮郡北 部、泗水国和东海郡南部。在关东之外，再没有这样大面积的成片人口稠密区，但是就较 小的范围来说，还存在着一些人口稠密地区，有的甚至比关东更稠 密，只是由于郡国的划分并不与此一致，因此在以郡国为单位的人 口密度表中反映不出来，必须适当加以说明。关中平原——尽管关中平原只占京兆尹的绝大部分和左冯 翊、右扶风的一部分，但三辅属县的治所大多数在关中平原，左冯 翊、右扶风二郡北部高原上的县城不多,而且都是小县，人口很少。 如粟邑(治今陕西白水县西北)已被称为“县小，辟在山中”①，而云 阳县西北(治今陕西淳化)直到武帝时还可以安置关东移民②，说 明本地人口还较少。宣帝为纪念其生父史皇孙所设悼园于元康元 年(前仍年)益满1600户，立为奉明县③。据此可以推断当时三 辅最小的县不过1600户，所以奉明一满此数即可升格。三辅的人 口集中在关中平原上，在泾、渭交会处一带，也即京兆尹、左冯翊、 右扶风三个政区毗邻地，包括首都长安和8个陵县。其中的长安、 茂陵、长陵三县的人口就有70万，加上其他县，总人口有1〇〇多 万。在地图上，这一地区的面积不过1000余平方公里，因此其人 口密度已高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为全国之冠。南阳盆地——南阳郡人口近200万，有36县，但由于该郡辖《汉书》卷83《薛宣传》。同上书卷6《武帝纪》:太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云陵系云阳之 误，见颜师古注。同上书卷63《武五子传*戾太子))。境还包括南阳盆地周围不少山区，所以平均人口密度仅每平方公 里40人。实际上南阳郡的大多数县集中在白河(相当于当时的涫 水)两岸郡治宛县附近，仅宛县就有47000户，约25万人，加上周 围县城的人口数量就更大。因此南阳盆地白河两岸平原的人口密 度也接近每平方公里1〇〇人。成都平原——巴蜀地域广阔，内部人口也很不均衡，而且各县 差异悬殊。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是县城密集的地区， 有蜀郡的成都、广都、繁县、郫县、江原，广汉郡的新都、什方、绵竹、 雒县和犍为郡的武阳。其中成都有76000户，估计人口约35万。 其余各郡以各郡每县平均数计算(实际上由于地理环境优越，这些 县的人口必然超过各郡每县平均数），合计至少有85万。所以成 都平原也属于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0人以上地区。临汾、运城河谷盆地——河东郡的县大多数沿汾河、涑水河分布 在临汾和运城河谷盆地上。在此范围之外是吕梁山、中条山区，县少 且小。这一河谷盆地地区的人口密度估计在每平方公里50?80人。豫西山区的涧水（当时的谷水)河谷及其以西的黄河南岸一 线——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交通线，即新、旧函谷关之间的通道，包 括弘农郡的弘农、陕县、黾池、新安4县。弘农全境处于豫西山区， 平均人口密度很低。但县城集中在交通线上，人口也相应集中。 这4县中的黾池，景帝时已有万户至元始年间估计有2万多 户，10余万人。如4县以20余万人计，则此地区的人口密度估计 在每平方公里50人左右。上述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关东人口稠密地区不相上下，但范围 都不大，且互相隔绝，与周围的人口密度也相差悬殊。在此之外，人口相对稠密(密度在每平方公里20人以上)的地 区还有：（1)江淮之间平原，包括广陵国、九江郡、六安国和临淮郡 的大部分，不包括庐江郡；（2)河套平原，包括五原、云中、定襄三 郡的大部分，即阴山南麓、黄河沿岸的后套平原东部和土默川平 原;（3)太原河谷，在汾水两岸聚集着太原郡21个县中包括郡治①《汉书》卷28《地理志》弘农郡黾池县:“景帝中二年初城，徙万家为县。”晋阳在内的大多数县，故该地区人口密度也远高于全郡平均数 (15. 63人/平方公里）。在全国的其余地区，人口密度平均都低于每平方公里15人。 但人口分布同样是不均衡的，其中如山西的长治平原(上党郡的一 部分）、皖中平原(庐江郡）、江汉平原西部(南郡江陵县一带）、杭州 湾南岸钱塘江口及宁绍平原(会稽郡一部分)、渭水上游(天水、陇 西郡一部分)以及今越南红河下游(交趾郡一部分)、马江和朱江下 游(九真郡北部)人口都比较集中，人口密度高于平均水平。而今浙江省南部和福建省(会稽郡南部）、两广(交趾刺史部)、 贵州(胖柯郡)和甘肃省大部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人口 密度最低，可以说其中大部分地区还基本无人居住(见表9 - 2)。表9-2西汉人口密度居后(低)的郡国资料来源：《汉书》卷28《地理志》。2·东汉中期的人口分布尽管东汉的户口数字未必能正确反映实际人口数，但舍此以 外再也没有可以进行分政区统计分析的数据，所以本卷还是只能以《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年)的分郡国户口数作为 计算人口密度的人口数据，对明显的错误尽量作一些修正。《中国 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的东汉总图和分幅图都是以永和五年为标准 年代的，与《续汉书·郡国志》的户口数年代一致。表9-3中各郡 国的面积，即据《图集》第二册的分幅图测量计算。表9-3东汉永和五年各郡国人口密度续表对《续汉书·郡国志》中一些异常数字，根据有关史料和笔者 的判断作了如下一些调整。《郡国志》载沛国21城，户200495, 口 251393,每户平均仅 1.25口，每县平均仅11971 口，大大低于同州所属的其他郡国。但 如按户数计算，则与其他郡国大体相符。沛是汉高祖的故乡，东汉 时沛国是主要王国，其自然、经济条件与毗邻郡国并无二致，人口 数量及家庭结构不可能有显著差异，因此可以肯定沛国的户数不 误，口数则有脱讹。据户数分析，最大可能是脱一“百”字，实际应 为1251393 口。如此，则平均每户6.24 口，虽略高，但尚属正常范 围，因此表中取1251393 口，并用*号标明。《郡国志》载永昌郡8城，户231897, 口 1897344,明显不实，详见本卷第七章第二节之二。在无其他途径加以纠正的情况下，只 能取相邻郡的每县平均数为该郡的县均口数，得出约数，在表中列 为“永昌2”（以原数字为“永昌1”），并在数字后标明*号。《郡国志》中酒泉郡有户无口，按邻郡大都每户平均不足4人， 又该郡有9县，以每县5000 口计，共45000人，户均3. 54 口，与邻郡大致相同，此数亦标明*号。张掖属国与张掖居延属国的辖境难以区分，在计算人口密度时只能将它们合并计算，结果也以*号标明。东汉的户口数一般低于实际人口数，但根据永和五年 年)的户口分布还是可以看出，与西汉相比，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并没有改变。东汉人口的主要分布地区依然是在关东，而户口统 计数显得不如西汉末年多的原因，显然是隐漏的结果。而且越是 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地主豪强的势力越是强大，户口隐漏 的比例也越高。实际上当时关于关东人口相当稠密的议论并不 少，例如崔宴的《政论》提到青、徐、兖、冀四州人稠土狭。崔氏约卒 于建宁三年(170年），《政论》所述时间与永和五年较为接近。东汉人口分布的基本情况与西汉不同的有以下方面。关中平原和西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但是西北地区 的实际人口密度比按户口数计算出来的数字要高，因为内迁的匈 奴人、羌人、鲜卑人、乌桓人等都没有编入户籍，而这些人口的数量 是相当大的。例如迁人今内蒙古南部和陕西、山西北部的南匈奴 估计有20来万人口，羌人总数在数十万至百万之间，进人郡县地 区的不下一半。长江以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幅度以至数倍地增长，有的郡增 加了 5倍之多，这是人口的南迁和开发扩展的结果。由于永和五 年以后南方继续维持了 40多年基本安定的局面，人口还会有较大 幅度的增长。例如，永兴二年（154年）巴郡太守但望上疏称该郡 有“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①； 而《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数还只有310691户，1086049 口。短短 的14年间口数增加了 72. 7%。如果仅仅出于本地人口的自然增 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南方人口密度的绝对数字还很低，以 户口数字计算出来的人口密度至多不超过20人/平方公里，低的 不足2人/平方公里。巴郡在永兴二年的密度也不过14. 92人/平 方公里，与北方人口稠密地区根本无法相比。考虑到新开发地区 的户口登记不可能完整，永和五年以后人口还在继续增长,所以南 方人口密度的峰值应比表中的数字高，但与关东地区相比还相差①常據《华阳国志》卷1《巴志》，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0页。很远。总之，这一阶段的基本状况还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集中并 且达到了相当高的密度，局部地区已经相对饱和，而南方、西南、西 北除了较小的局部地区外，人口依然相当稀少。3.秦代和西汉前期人口分布的推测秦代和西汉前期没有留下分地区的户口统计数字，因此当时 的人口分布状况只能根据西汉末的户口分布数来推测。影响人口分布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一 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即人口的迁移或流动。由于不同自然地理及 人文地理因素的影响，各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可能不同，因而会改 变原来的人口分布。但一般来说，除非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在同 样的生产方式下，地区间人口增长率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异，因此不 会在短期间改变人口分布的格局。由于秦朝的存在时间很短，这 一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小。人口迁移却能在短期间改变人口的分 布，特别是由官方强制实行的人口迁移，而秦朝与西汉前期由官方 实施的移民规模很大，所以对人口分布的改变起着很大的作用。 要追溯不同时期的人口分布，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因素。秦朝和西汉前期各主要农业区的开发、各重要城市和人口稠 密区的形成，大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或者更早。三、影响秦汉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影响秦汉人口分布的因素很多，主要有自然、经济、政治、社会 和人口迁移等各方面。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范围内，同样的因素 会起不同的作用。1·自然条件两汉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都是在海拔200米以下的华北大平 原上以及海拔不超过五六百米的关中、成都、南阳、临汾、运城等盆 地平原上，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中仅河套平原海拔有1000米。 这些地区多数分布在我国东部最低平的第一阶梯，少数分布在第 二阶梯，而西部地势最高的第三阶梯还极少有人居住。这些地区 的北界不超过北纬41°，南界不低于北纬30°，只是到东汉后期才有南移的趋势，稍稍突破了南界。在生产力虽有一定发展但毕竟比较低下的汉代，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繁衍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很多方面甚至是决定 性的。因此，当时人口稠密地区分布在这样的空间范围内绝不 是偶然的。20世纪末的一项研究成果?证明，战国至西汉初气候转向寒 冷，如黄河下游地区的小麦收获时间已经推迟到夏至(公历6月 24日）左右，与春秋时期小麦在夏四月的收获期相比有了明显的 推迟。又如今郑州、西安两地达到初春的标志温度（日平均温度稳 定>3°C)的平均日期是2月11日，而当时平均为2月23日，比现 代晚了 10多天。当时二十四节气中霜降应在公历10月24日， 而现代郑州、西安两地初霜的平均日期在10月30日，晚了 6天左 右。由此造成自然带的南迁，如“橘逾淮而枳”见于《考工记》，但到 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淮南子》时，已改为“橘树之江北，则 化为枳”，这一界线由淮河南移到了长江。西汉中叶后气候又开始转暖，如据氾胜之所记，那时在立春以 后今西安一带的土壤就开始解冻，农田开始耕作，在冬至后110天 (相当于公历4月10日）就可以开始播种水稻，比现代还早5天左 右。当时成书的《逸周书·时训解》所记载的七十二候的物候记录 中，将有确定意义的物候与现代相应的物候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 春秋两个季节中，当时的物候出现的日期都有明显的提前和推迟， 反映气候要比现代更温暖些。司马迁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中描写了当时的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如“蜀、汉、江陵千树橘…… 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r渭川千亩竹”，这些农作物当时的分 布都比现代的位置要更偏北一些。东汉以后气候略为转冷，但大体上与现代的情况相差不大。所以上述地区中除河套平原位置偏北、地势高寒外，其佘地区 一般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而①张丕远主编《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第七 章《夏商以来中国东部气候的冷暖变化》，第288?289页。且除了华北大平原、江淮平原之外，其余地区都处于盆地或河谷之 中，加上当时周围髙原、山区的原始植被一般都未遭受破坏，因而 都有较好的生态环境和局部气候条件。上述这些地区也都是河流的冲积平原。华北大平原是黄河、 淮河、滦河及河北诸水冲积而成，伊洛平原是伊河和洛河冲积而 成，关中平原是渭河及其支流泾、北洛等河冲积而成，成都平原是 岷、沱二江七个冲积扇的山麓冲积平原，南阳盆地中部是汉江支流 唐河、白河侵蚀并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后套平原和前套平原(土 默川平原)分别是黄河以及乌加河、大黑河冲积而成。这些冲积平 原土壤疏松、土质肥沃，便于开垦，适宜耕种或放牧。在这些平原、盆地中，由于都有河流流经，不少地方还有较大 的湖泊，调节了降水量。又由于降水量充沛，地表径流较大，地下 水也比较丰富，保证了当地的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也便于减少水 旱灾害的影响。这些河流还成了平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 的通道，为经济开发、物资交流、人员来往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 平原、盆地内部，由于地势平坦，交通也很方便。当然，在洪水泛滥 时，沿河都会受到影响，但河谷、盆地的周围一般都有高地，便于选 择安全的住地或临时趋避。而且这些平原、盆地多数处于河流的 中游，受洪水的影响较小。华北大平原虽系下游冲积平原，地势低 平，黄河下游易决善徙，但自从战国时期开始在修筑堤防以后 这一影响已有减小。这些平原内部，自然条件当然存在差别，这必然会反映在人口 的分布上。就地形而言，即使是丘陵和低山区，人口也比平原上稀 得多。如处于泰山、沂蒙山区的泰山郡和琅邪郡，处于山东半岛的 东莱郡和胶东国(东汉的北海国），都有类似的情况。就土壤条件 而言，像黄海沿岸和渤海湾的西岸，由于成陆时间还不长，土壤盐 碱贫瘠，耕种不易，人口就比较稀少。地势的差异也是如此，如河 套平原(包括银川平原、后套平原、前套平原），尽管流经当地的黄①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文推断黄河堤防之作起于战国中叶（约公元前4世纪40年代），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贡。河水量丰富，含沙量少，而且不像下游那样多灾，以及西汉后期与 匈奴和好，边境安宁，但由于地势高寒，农业开发必然受到影响，所 以即便是已经接纳了大量移民，其人口密度还是不能与关东的平 原地区同日而语。西汉中期后的气候变暖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 这也是河套平原能在西汉末进人人口较稠密地区的重要原因。但 新莽时开始的战乱和东汉期间匈奴等游牧民族的迁入改变了当地 的生产方式，使这一优势主要作用于牧业生产。黄河在西汉期间灾害频繁，见于记载的就有10次决溢，5次 改道。每次决徙都会给当时的人口分布带来很大影响，但由于种 种原因(详见下述），在灾害过后，当地的居民一般都会返回故乡。 在简单的农业生产和简陋的生活条件下，恢复生产、生活都比较容 易。元始二年上距最近的一次黄河决溢的鸿嘉四年(前17年)又 有18年了①，当年受灾的勃海、清河、信都三郡国也已大体恢复正 常。勃海郡人口相对稀少与不利的自然条件包括河患有关。东汉 期间黄河安流②，下游不再受到河水决溢的威胁，沿河各郡国与周 围地区的人口密度已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与上述地区相比，其他地区的自然条件要差得多。在北纬 41°以北，西汉和东汉直接统治的地方还不多，由于气候寒冷，那里 开发比较困难。而北纬41°至30°之间的平原基本都已得到开发， 只有江汉平原、江淮平原和太湖流域幵发程度较差，这除了自然原 因，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到了东汉中后期，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上 述地区开发明显加快，特别是在长江中游，人口密度有较大幅度的 增加，使潜在的优势得到发挥。除此之外，秦汉剩下的都是山区、 高原、沙漠，远离水源或降水量过少的干旱地区。在生产力低下而 人口尚未相对饱和的情况下，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当然不为 人们所选择。北讳30°以南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河流众多，自然条件并不 差,但在气温偏高、茂密的原始植被尚未清除、大多数地方被森林《汉书》卷29《沟洫志》。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覆盖的情况下，加上铁制工具尚未普及，开垦和耕种都不如北方容 易，在山区则更加困难。即使在平原地区，由于湿热多雨，湖沼遍 布，地势低平，疾病容易流行，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这对人类的生 存、增殖都是很大的威胁。因此，当时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 说法?，虽是就长江中游的“江南”而言，实际是泛指南方。森林茂 密、地形崎岖又造成了交通闭塞，这一不利条件推迟了经济开发的 进行，限制了人口的迁入。任何自然条件都是相对的，人类的选择也是相对的。当自然 条件最好的地方人满为患时，人们就会不得已而求其次，在此范围 以外选择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东汉中后期农业开发区向南 方和西南扩展，以及在战乱条件下一些人口迁人北部和东北的山 区，就是这样一种相对选择的过程。2·经济条件秦汉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人民基本纯以谷物、蔬菜维持 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谷物的大量储存和运输都比较困难，所以 人口稱密区与人口的分布一般离粮食产地不会太远，人口稠密区和主要农业区的分布是完全一致的。关东始终是当时最大、最主要的农业区，这一地位在秦代已经 确立。秦始皇经营西北所用粮食，即有取之于黄(今山东龙口市）、 睡(今山东烟台市）、璃邪(今山东临沂市大部和潍坊市南部)者②。 而荥阳(今河南荥阳市内）附近的敖仓，更是积聚了大量关东生产 的粮食?，由此可溯河西运，因而在楚汉之战中成为双方争夺的焦 点④。西汉后期，由于耕地有限、人口增加，关东的粮食供应也趋 于紧张，但终于东汉，关东作为主要产粮区的地位并未丧失，所以 两汉时期人口主要集中在关东是毫无疑义的。《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64《主父偃传》。師道元《水经注》卷7《济水注》：“济水又东迳敖山北……秦置仓于其中，故亦曰敖 仓城也。”据陈桥驿《水经注校释》，第122页。《史记》卷7《项羽本纪》：汉二年，“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汉之三 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又，汉四年，汉王“军广武，就敷 仓食，，。在关东，也有几个农业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汉书》卷28《地理志下》称赵、中山“地薄人众”。“地薄”说明 这一带农业不可能十分发达，“人众”则还有其他原因，详见下述。《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提到“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 地薄”。而《汉书》卷28《地理志下》叙及宋地风俗时也说：“沛楚 之失，急疾颛己，地薄民贫。”淮水以北，汝南、沛郡南部、临淮郡北 部和泗水国人口较稀，显然是由于地薄因而农业不太发达所致。 西汉时汝南郡人口的绝对数量高达259. 6万，为全国之冠，但人口 密度只有82. 77人/平方公里，尚未进入100人/平方公里的稠密 指标。沛、临淮、泗水的人口密度更低。这种情况到东汉中期也没 有明显的改变。直到西汉宣帝时，勃海郡的百姓依然“好末技，不田作”;牛耕 也不普及，经太守龚遂厉行倡导后，农业才有所发展①。这似乎是 当地习俗，实质上正是由于勃海郡地处包括黄河在内的众多河道 的入海口，沿海成陆时间不长，土质较差，自然条件不利，才形成了 这种习俗。到东汉中期，勃海郡的人口密度比之于周围郡国已没 有什么差别，说明这种习俗已逐渐成为过去。关中作为一个农业区，始终存在着盆地面积不大、发展余地有 限、对水利设施依赖性较大等不足。在秦朝和西汉期间，由于首都 所在的政治地位，关中的农业得到格外重视。而一旦失去这一基 础，先天不足就无法克服。巴蜀农业区则主要是依靠自身的优势，而且由于直到东汉末 年，该区域所负担的人口总量还不是很大，依然有进一步开发的余 地。只是运输条件的困难，使当地所产粮食主要用于就地消费，以 至缺乏扩大生产的动力。在关东、关中和巴蜀农业区之外，“河东土地平易”②，因此临 汾、运城盆地的农业也有一定的规模。江淮平原的自然条件与华 北平原差别不大，与关东主要农业区之间又没有什么天然的障碍，《汉书》卷89《循吏传·龚遂》。同上书卷28《地理志下》。所以农业开发比较接近于关东的水平。在上述范围之外，南方基本上也是以农业为主，但由于种种原 因，大都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个别比较发达的地区面积也不 大，粮食产量有限。同样，这些农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正是人口相 对稠密的地区，如今越南境内红河流域的交趾、九真。北部和西部主要是牧区或半牧区。由于单位面积的载畜量有 限，加上流动性大、生活条件艰苦，牧区和半牧区的人口密度必然 比农业区低得多。而且牧民每户家庭的人口一般不可能比农民 多，人口增长率也较低。所以在西汉末年时北部边区尽管被称为 “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但与主要农业区的 人口密度相比，还是相当低的，东汉期间这一地区牧业比重增加， 情况更是如此。西汉中期以后，西北还有屯田，远达今新疆境内，“轮台、渠犁 皆有田卒数百人” ?。这些屯田区都是当地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 (尽管和主要农业区相比并不优越），而且戍卒大都来自内地农业 先进地区，耕作技术水准高，又有军事化强化管理，因此粮食单位 产量并不低。但是屯田的规模毕竟有限，屯田区的人口都是戍卒、 刑徒及其家属，不得自由迁徙，所产粮食供军用和外交活动之需， 如轮台、渠犁的屯田“以给使外国者”③，所以对于改变人口分布的 作用极小。东汉在西域与西北地区的活动全面收缩，行政区域多 次内撤，屯田所起作用更是有限。必须指出，农业开发与人口分布是互为因果的。在那些自然 条件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如江南，之所以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 原因之一正是人口太少，从而缺乏开发的需要与可能，而粮食的匮 乏又限制了外来人口的迁入。但外来人口之能否迁人主要还受到 其他因素的制约，这在下面政治和社会条件中还要论及。与农业相比，工商业的发达程度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要小得多。 这是由于当时农业所能提供的粮食有限，不可能维持过多的从事①《汉书》卷94《匈奴传下》。 ②③同上书卷96《西域传上》。工商业的人口，工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还不大。 但是对某一局部地区而言，工商业的繁荣也会集中大量人口，从而 大大提高该地的人口密度。秦汉时的工商业主要有盐铁业、手工业、商业。武帝时收盐铁之利入官，分置盐官、铁官于产盐铁的郡县。 《汉书》卷28《地理志》载有盐官35个、铁官48个，虽然不能说那 是当时全部盐铁产地，但大致反映了盐铁业的分布则是无疑的。 从它们的分布看，盐官集中在渤海和黄海北部沿岸，其余地区都比 较分散;而铁官则集中在人口稠密区，长江以南只有一处铁官、四 处盐官。盐业与铁业的发展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差别。一般 说来，盐的采制，无论是海盐、池盐、岩盐(泉盐），都不需要太多的 劳动力。而且当时盐几乎完全用于食用，需要量是稳定而有限的， 运输量也不太大。所以盐业的开发不可能使当地人口有明显的 增加。而铁业(包括铜等冶矿业)的开发，从采矿、伐木烧炭、冶炼铸 造到运输销售，占用的劳动力相当多。元帝时，贡禹曾指出：“今 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 上。而且当时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铁器的使用也远远没有普 及，在不发达地区更是视为珍宝，所以发展的潜力很大。因此铁业 的分布一般都在经济比较发达、人口密度大、交通便利的地区。而 铁业的发展又吸收了相当数量的人口，提高了该地区的人口密度。 当时的关东、河东和蜀就是铁业集中的地区。其中太行山东麓，自 北至南设有四处铁官。这一带“地薄”②，粮食产量不会很高，但从《汉书》卷72《贡禹传h同上书卷28《地理志下》。统计数字看，人口密度已相当高，冶铁业的发达是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武帝时，“赵国以冶铸为业，（赵)王数讼铁官事”?，足见铁业 的兴废对赵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手工业以织造与器具制作为主，其用途，一是供民众日常生活 的需要，一是满足统治者的享用。前者需要量大，但需要范围广、 要求低，因此一般都是私人分散经营，多数还是家庭副业。后者要 求高，规格特殊，供应范围窄，因此都是官营集中生产，往往在某一 地点设置工官，集中大量劳动力，对该地区的人口分布影响较大。 《汉书》卷28《地理志》载有工官七处：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 南）、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南阳宛县 (今河南南阳市）、济南东平陵(今山东章丘县西）、泰山奉高（今山 东泰安市东）、广汉雒县(今四川广汉市北）、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 市），应是官营手工业的中心。官营手工业必然吸收很多劳动力， 有助于人口的集中。如齐郡(治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的三服官，在 元帝初年时各有数千工人，三处合计可能有2万余人，加上他们的 家属，人口相当可观。齐地织造业非常发达，“织作冰纨绮绣纯丽 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②。武帝时，临淄已有10万户，超过首 都长安而称第一?。至西汉末，齐郡还置于人口最密的郡国的前 列，人口如此集中显然得益于手工业的繁盛。东汉时，尽管不再全 面实行盐铁官营，官营的手工业也有所减少，但冶金铸造业、纺织 业、造纸和漆器制造业、制盐业、酿酒业等都较西汉有很大进步，生 产规模也有扩大④，所以手工业的兴盛仍然是人口稠密区形成和 扩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时一般农民生活水准很低，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对外来商品的依赖极小。因此，总的说来商业是不发达的，对人口 分布影响不大。但在有较多剩余劳动力和交通便利、腹地广阔的 物资集散地，商业活动还是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城市人口对商业活《汉书》卷59《张汤传》。同上书卷28《地理志下》。同上书卷38《高五王传·齐悼惠王刘肥》主父偃语。参见林剑鸣《秦汉史》下册，第十六章第二节《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髙》。动的依赖也比较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和《汉书》卷28《地理志》记载，西 汉时期的商业发达地区如下。三河，即河南、河内和河东三郡，被称为“天下之中”。其中河 东的杨县(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西贾 秦(关中平原）、翟(晋西北与陕北），北贾种、代(晋冀间太行山南 北)”①，承担着与关中、晋西北、陕北及晋冀间太行山两侧地区的 贸易。河内的温(今河南温县西）、轵(今河南济源市东南），“西贾 上党，北贾赵、中山”，联系着华北平原北部和长治盆地，而河内向 南必然与河南洛阳(今洛阳）沟通，通过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 楚”，进而连接全国各地。雒阳实际上是真正的“天下之中”，河南 处于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无怪乎当地人(周人)“喜为商贾，不好 仕宦”。部、鲁(今山东曲阜市、邹县周围)一带由于“地小人众”，当地 人“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南阳的宛县(今河南南阳市），“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 淮”，处于重要的交通枢纽上，所以也“业多贾”。陈(今河南淮阳）由于“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这些地区除河东人口密度略低外，其余都比较高，但这显然不 是商业活动的结果。这些地区之所以商业发达、从事商业人口较 多，是由于具备了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和人口中有剩余劳动力这些 条件，而相比之下，前两项条件比后一项更重要，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当然，商业的发展也会使一些人口集中到城市和交通线上来， 但其作用与农业的作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些城市在东汉一般都继续保持繁荣，但又有此消彼长的现 象。如长安与洛阳之间，长安因失去了首都地位而衰落，洛阳则提 升为全国第一大都会。西南的成都在地区幵发进展和丝织业发达 的双重推动下继续繁荣。处于河西走廊的姑臧(今甘肃武威市)本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种、代，石北也。”据徐广注，石即石邑（今河北石家庄 市西南）。盖以石邑以北常山郡北部为种，种北为代，即代郡也。来不过是西北边陲的一个郡治，却因中原战乱而获得意外的机遇， 成为地区性的中心。东汉初，“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 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 这虽是一时的特殊现象，却显示了姑臧潜在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 心地位。实际上，在姑臧此后长期保持了河西中心的地位，至西晋 末年重新成为地区割据中心，绝非偶然。西汉时经济重心和大多数人口在关东，但作为政治中心的首 都在关中，因此连接关中与关东的交通线就成为最重要的路线。 关东由于大部分是平原，河流、运河不少，所以内部的水陆交通都 比较方便。与关中相连的交通线主要有如下四条。从华北大平原北端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越黄河后循洛水至洛 阳。这条路线可以联系关东北部多数郡国，还由于紧靠太行山脉， 又处于诸水的上、中游，地势高亢，不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比处于下 游平原上的道路安全可靠。从洛阳循谷水向西，经函谷关(原在弘农，即今河南灵宝县 内），循黄河、渭水至长安。这条道路不仅是前一线的继续，而且又 汇集了东部的水陆交通线，因此也是重要的一条。从南阳盆地的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向西循丹水，经武关、蛲关 进人关中。而南阳盆地南向，联系着江汉平原、江淮平原，以至岭 南、交趾。从晋北沿汾水而下，渡黄河，由临晋关进入关中。但考察这几条交通线沿线的人口分布可以发现，人口并没有 明显的线状分布，而是与沿线的城市分布一致并作点状分布。其 中第一线所处地势平坦，城市分布比较均匀，人口分布也比较均衡 而稠密。而第二线则除南阳盆地宛县周围人口密度较高以外，沿 线其他地方县城少且小，人口很少。究其原因，一则由于当时不存 在自由迁徙，二则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所能养活的非农业人口有限， 且这些非农业人口不可能生活在离产地太远的地区，除非像首都、①《后汉书》卷31《孔奋传》。边疆军事据点等用行政命令保证供应的特殊情况。因此交通条件 能发挥的作用也就有限了。东汉时的全国性交通网自然会改以首都洛阳为中心，以上的 四条路线继续存在，但其中第三条路线已由从宛县通向洛阳的道 路所取代，尽管通往长安的道路依然是重要的路线。另外，由于东 汉建初八年(83年)翻越南岭的山路的开通①，这条道路往南的延 长线也成为全国交通网中的干线。不过，与西汉时的状况相同，这 些交通线沿线的人口分布并没有显著的变化。秦汉时由于农民的子女十来岁就可以参加劳动，老人也不得 坐享其成，所以农村中非生产人口比例不高。但城市中的情况就 不同，因为城市一般都是县级以上行政机构的驻地，设有官署、监 狱、仓库等一整套机构，居住着官吏及其家属、官私奴婢、士兵、囚 徒等人。为了保证这些人的生活和满足官僚地主享乐的需要，必 须有商人和手工匠等人，因此城市一般也是经济中心。汉高祖开 始在全国普遍筑城墙?，城内虽也可能会保留少量耕地，但在城内 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显然是很少的。西汉时有一些县的人口很多，大大超过周围地区的平均数，如 武帝时临淄县有10万户，《汉书》卷28《地理志》载元始二年(公元 2年)长安有8万户，成都有7万户，茂陵、洛阳、鲁、长陵、鄢陵、 宛、阳翟、彭城都在4万户以上。这些数字当然包括居住在这些县 县城之外的农村中的人口，但这些城市周围都是县城密集，所以它 们的辖境不可能很大，农村所能容纳的人口也不可能高出周围地 区的平均数过大，因而这些统计数字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县城内的人口。一般说来，当时城市人口中官僚地主及依附于他们的奴婢等 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要比在农村中高得多，城市人口的生活 条件比农村优越，生活水平比农村高，所以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有 更高的增长率。在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后汉书》卷33《郑弘传》。《汉书》卷1《髙帝纪下》：“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会以高于平均增长率的速度递增，因此城市的人口密度也逐渐增 大。这一特点明显表现在首都长安附近（以下称为长安一陵 县区）。单个的城市也是如此。以赵国为例，赵国仅辖4县，辖境的西 部是山区，4县的治所都集中在东部，由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的 人口必定很多，所以赵国的人口密度依然达到每平方公里83. 6 人。又如南郡，人口密度大大高于周围自然、社会条件相似的郡 国，显然也是由于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陵)是个不小的城市, 集中了大量人口的结果。但是，城市吸收人口一般也不可能大大超出周围地区所能负 担的程度。像长安一陵县区这样依赖外来粮食补充的情况是极个 别特殊现象，其余的大城市基本都分布在关东、蜀等农业发达地 区。此外，虽然也有一些地区性的都会，如珠江流域的番禺（今广 州市）、江淮平原的寿春(今安徽寿县）、合肥(今安徽合肥）、华北平 原北端的蓟(今北京市区西南)等，但限于周围地区的经济条件，人 口就不可能很多。综上所述，在各种经济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农业，除长安 一陵县区这种特殊情况外，就整体而言，人口的分布与农业的开发 程度和粮食产量是基本一致的。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言，手工业、商 业和城市可以吸收相当数量的人口，提高当地人口密度，而交通的 作用相对较小。3·政治条件政治上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及行政性的强制迁移上， 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因素对各地的开发和发展方面的影响。关于由 政治因素引起的人口迁移，包括以行政或军事手段实行的强制性 迁移，将在下一节详细论述。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就实行户籍登记制度?，到秦始皇时户籍 制度已相当完备。汉承秦制，在原来基础上更加严密。西汉时人 皆著籍，登记的项目至少包括年龄、性别、籍贯、身份、身高、肤色或①《史记》卷68《商君列传》。相貌特征等①。而且每年要由县令集中核查②，每年的户籍由县、郡逐级上报朝廷，本卷第五章已有论述。秦汉的法律都不容许人民脱离户籍，也不允许人民自由迁徙， 户籍制度限制隐匿逃户有罪。不仅如此，在职的地方官员不得随意离开任所③，诸侯王、列侯也不得随便离开自己的封地④。可以说，从贵族高官 到普通百姓，都没有迁徙的自由。景帝年间，针对各地人口疏密悬殊，已影响百姓生产生存的情 况，曾诏令“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但这项政策并未得到 实施。而且即使根据这项政策，也并不意味着百姓可以自由迁徙，充其量只是根据官方的安置迁往指定的地点。秦时就有《游士律》，规定外出的人必须持有官府批准的文 书——符，否则就是非法行为，要受刑法处罚。汉代时，要合法离 开原籍的人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但这样的对象只是行医、经商、求学等少数人，这样的迁移对总的人口分布几乎是毫无影响的。而且这些迁移对象的户籍还是保存在原籍，除非他在其他地区取 得合法的居留权，如在首都任高官后迁居陵县，或在某地入籍，否 则日后还得回到原籍。较小范围的迁移还是存在的，如宣帝的外祖母王媪，“家本涿 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更得死，嫁为广望王迺始 迫” ?。蠡吾与广望不同县，但同属涿郡。至于这种迁移是否要办 什么手续，史籍失载，估计也是需要的。又如武帝时王翁孺，本居《居延汉简》中此类记载甚多，如“魏郡繁阳高忘里大夫谢牧，年册，长七尺二寸，黑色。”“当阳里唐并,年十九，长七尺三寸，黄黑色，八月辛酉出。”见《居延汉简释文 合校》15, 14、62. 34,第 24 页、110 页。《后汉书》卷沾《江革传》：“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輓 车。”这是西汉末情况，当为西汉一代制度D《汉书》卷79《冯奉世传附子野王》：“为琅邪太守……满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 就医药。大将军凤风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归家，奉诏不敬。”列侯因擅离封邑治罪者，如《汉书》卷15《王子侯表上》所载杨丘共侯安，“孝景四 年，坐出国界，耐为司寇”。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载终陵齐侯华禄，“孝景四 年，坐出界，耐为司寇" 诸侯王进京都必须得到特许，出境更无先例。《汉书》卷5《景帝纪》。同上书卷97《外戚传上·史皇孙王夫人》。东平陵，“而与东平陵终氏为怨，乃徙魏郡元城委粟里东平陵 属济南，王翁孺迁至魏郡已进人其他郡国，但王氏原为绣衣御史， 曾在魏郡执行使命，他能迁居魏郡显然是依仗了昔日的权势或利 用了原来的人事关系。再如扬雄的祖父扬季，官至庐江太守，元鼎 间避仇溯江至蜀郡郫县②。王景的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景帝 时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慎祸及”，乃渡海避往乐浪③。 这些都是属于特殊情况，严格说来，都是非法的。当然，这种法律并不一定都能得到严格执行，特别是在社会发 生动荡，朝廷控制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如汉初便有诸侯招诱逃亡， 与朝廷争夺民户的情况。武帝中期，关东出现大批流民，豪强趁机 将破产农民据为奴婢或徒附。但这种人口流动一般仅在关东本地 区内，或就在本地进行。除了汉初流民回归故里及诸侯与朝廷争夺民户造成一些范围 较大的人口迁移外，关中与关东间的迁移、边郡与内地之间的迁移 是严格禁止的，少量的人口迁移也限于较小的地区范围之内，这些 在本卷第五章已作论述。总之，户籍制度和相关的人口控制政策一般起着限制人口迁 移的作用，从而使已有的人口分布固定化。唯有官方实施的强制 性移民、战乱时期的逃亡和百姓出于生存目的的自发性移民才能 大幅度、大范围地改变原有的人口分布格局。政治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还表现在政治、军事斗争形成的 特殊社会环境及其对于各地开发和发展的影响方面。如北部边境，在武帝以前，由于经常受到匈奴杀掠，汉军也不 断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人口的增殖和迁入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而 和平安定的环在匈奴臣服后，就形成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惊，黎庶亡干戈之役” ?的和平环境。河套平原的有利条件得以利用， 人口增长比较迅速，成为西北边区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汉书》卷98《元后传》。同上书卷87《扬雄传上》。((后汉书》卷76《循吏传·王景传》。 《汉书》卷94《匈奴传》赞。相反，东汉期间，由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内迁和内侵，羌人的 不断反抗和汉朝的残酷镇压，广大西北地区经常陷于战乱之中。 朝廷强制缘边郡县的居民内迁至三辅一带，但“百姓恋土，不乐去 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以至“流离分散，随 道死亡”①，给当地人口造成巨大的损失，使人口密度急剧下降。西汉初，关东大部分是同姓诸侯与列侯的封地，诸侯王与朝廷 争夺民户，尽量吸引人口迁入，甚至不顾法律，招诱逃亡。有的诸 侯利用自然资源，以减免赋税来吸引移民而朝廷直属郡的民 户也因为划归诸侯国后可以就近服役，不必远赴三辅，而乐于当诸 侯国的臣民③。朝廷虽以“强干弱支”为总方针，但在力量不足的 情况下，也不得不加以容忍。因此，关东人口增长迅速，在总人口 中所占比例很高。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武帝又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削弱诸侯势力，从关东向外移民也达到高潮，仅向边区的移民 即在百万以上。西汉中期以后，关东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这也是原 因之一。到西汉末，关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有所下降。经过西汉末年的连年战乱，长安及关中已经残破不堪。光武 帝定都洛阳以后,关中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不仅不能再吸引新 的移民，连原来由此外流的人口也不一定再返回。关中本来就存 在着耕地面积有限的弱点，西汉时依靠行政手段从关东调入粮食， 一旦失去这种特殊待遇，当地的粮食供应就满足不了外来人口的 需要。西汉末的三辅人口中几乎有一半是关东移民或移民后裔， 到了东汉，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可能已返回关东或迁人了新的政治 中心。东汉初一度有过还都长安或恢复长安都城地位的舆论，但 一直没有引起朝廷的兴趣。关中的残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皇帝 的政治基础和依靠对象更接近于洛阳却是更重要的因素。某一局部地区的兴衰也是如此。如汉初的梁国，由于梁孝王 深得窦太后的宠爱，“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后汉书》卷87《西羌传》Q 《汉书》卷35《吴王刘濞传同上书卷化《贾谊传》：谊上疏曰：“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 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孝王“广睢阳城七十里”①，规 模不可谓不大。但到中后期，梁国一次次被削，不仅辖境越来越 小，国内也日益衰败，宣帝时，出现了“梁国大都，吏民凋敝”②的局 面。即使用本书采取的与邻国合并计算人口密度的办法，西汉末 梁国的人口密度还是偏低的。社会条件在农业生产中，人们形成了对土地、特别是对自己所耕种的土 地的依赖性，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安土重迁的观念在秦 汉时就已根深蒂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即使遇到天灾人祸被迫流亡在外，一旦可 能，大都还要返回故乡。西汉初和东汉初大批流民的回归和多次 灾害后流民的返回都证明了这一点。总的说来，汉代前后的人口 分布变化不大，这也是一个原因。直到东汉末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都在北方，人口中的 大多数长期在北方生活和繁衍，他们习惯于北方的自然环境，尤其 “江南卑湿，丈是比较干燥的气候，而不习惯于南方比较湿热的气候。“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几乎是北方人一致的看法。加上南方当时还很少 开发，有利的自然条件还无法利用，因而北方人对南方存在着一种 沙竟忧虑无善恐惧感和鄙视心理。北方人不愿意去南方，即使到了南方也要千 终。u 方百计返回北方。如文帝时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便视为极大的不幸，心情忧郁，虑无善终?。景帝子刘发以“无宠”封于长 沙，但直到100多年后，刘发的后代舂陵侯刘仁还自愿减户北迁南 阳白水乡，理由就是舂陵“地热下湿，山林毒气，。另一方面，西汉初年、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战乱后北方南迁人 口的回归，尽管也包括官方的强制性措施，但更多的还是当时人自 愿、自觉的行动，特别是对上层人物、官员、士人而言，他们总是要 选择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作为自己的归宿，并且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汉书》卷47《梁孝王传》。同上书卷76《张敞传》张武语。同上书卷48《贾谊传》。同上书卷53《长沙定王传》;《后汉书》卷14《城阳恭王传》。待北方与南方，区别中央与地方，划分华夏与蛮夷。人口的迁移关于秦汉期间的人口迁移，我在《中国移民史》第二卷中已有 详细论述，此处仅据该书的内容作一概述秦朝的人口迁移尽管秦朝存在时间甚短，但其移民政策是战国后期秦国移民 政策的继续。秦国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将本国人口迁人新占领地 区，以巩固其军事和政策上的胜利。与此同时，又不断将被占领地 区或被灭国的国君、大臣和大族迁入秦国旧地，或安置到其他便于 控制地点或边远地方定居。如被灭的西周公、东周君的后人、卫国 的卫元君、韩哀侯的后裔等。又如赵国被灭后，一部分赵人被迁于 蜀，分别被安置于葭萌(今四川广元市西南）、临邛(今四川邛崃)等 地。赵王迁则被流放于崇山峻岭中的房陵(今湖北房县），名将赵 奢的后人被迁至咸阳。再如，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的部分人口 被迁至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外黄(今河南民权县西 北）、湖阳(今河南唐河县西南)等地，魏人还被迁至南阳郡治宛县。 楚国宗族和贵族被迁至严道(今四川荥经县）、上郵(今甘肃天水 市)等地。齐王建被迁至共(今甘肃泾川县北一带)。如果说这类迁移主要是针对被灭国的上层，涉及人口的数量 未必很大，因而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还有限的话，那么秦始皇灭六国 后的几次大规模移民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口分布的格局。秦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②。以 每户5 口计，共有60万人。豪富主要集中在关东，所以关东是移 民的主要来源。这样大规模的移民使咸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百万人口级的大城市。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又“徙三万家 丽邑，五万家云阳”③，作为扩大首都计划的一部分。云阳在今陕 西淳化县西北，但有新建的驰道与咸阳相连。丽邑(今陕西临潼县 东北)是秦始皇的陵墓所在。这8万户基本上是迁人咸阳的“天下详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第三至第八章，具体史料出处不一一列举^ ②③《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豪富”的一部分，将他们重新安置在咸阳之外，是为了满足秦始皇 在咸阳新建大宫殿的需要。到公元前202年楚汉之战结束时，咸阳已成一片废墟，关中人 口稀少，至多只有二三十万人，关东移民基本消失。豪富们迁入咸 阳本是被迫，秦亡后政治压力消失，离家不过十多年的移民自然会 迁回故乡。项羽东归前焚烧宫室，咸阳残破，人口外迁。项羽分封 诸侯后，六国基本恢复，被迁出的公族旧臣更要投向故国。在楚汉 之争中，关中作为刘邦的基地提供了全部人力，连未成年人和老弱 者都被征发。加上“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 汉”①，即使还有劫余的移民，也大都迁往蜀汉了。总之，秦朝对关 中的移民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结果。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率军30万进攻匈奴，略 取河南地，即黄河上游今宁夏以下、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的部分。 第二年，蒙恬驱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 (一作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 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②蒙恬此后留驻上郡，继 续负责长城的修筑。移民的主要来源是“谪”或“谪戍”，实际上是 秦始皇根据强制移民的需要而随意决定的对象：先征发犯了罪过 的官吏，然后再找赘婿（因家贫而到女方成家的男子）、商人;人数 不足再征发曾经登记过商人户籍的人，或者大父母(祖父母）、父母 曾经登记过商人户籍的;进一步征发时就轮到住在“闾左”的穷人 了③。但蒙恬率领的30万军人中也应有一部分转为屯垦,并负有 对迁人的罪犯的监督管理之责。要充实40多个县，人数必定不能太少。以每县平均500户计 算，应有2万户，近10万人;如每县以千户计，则应有4万余户，近 20万人。但移民区范围大，移民数量依然不足，因此到三十六年， 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④。这次的迁人区是河套平《汉书》卷1《高帝纪》。②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③《汉书》卷49《愿错传》。原，显然是出于开垦的便利和巩固北部边疆的双重目的。迁人的 对象已是平民，所以才有拜爵的奖励。这批移民的来源也不详，但 上一年已经筑成的关中经云阳至九原的直道，可能是移民迁入的 路线。两次移民的结果，至少有近30万人迁入河套地区，从事开 垦和农耕，是中原农民第一次大规模推进到如此远的北方，使阴 山南麓成为中国农业区新的北界。但三十七年秦始皇死后，蒙 恬即被秦二世赐死，“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 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移民大部分逃亡回内地，但由于匈奴随即卷土重来，并且一直占 领该地到汉武帝时期，必定有少数未能逃离的移民流人匈奴。由于蒙恬开拓的疆土已完全丧失，对这一地区的移民成果也荡 然无存。战国时楚国的疆域还没有超过南岭，秦灭楚后才进一步向南 扩张。秦始皇征南越的行动可能开始于二十八年(前219年），最 迟不晚于三十年。在遭受巨大损失后，又派出增援人员，并开凿了 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直到三十三年才基本结束军事行动，设置 了新的郡县。三十三年后留在南越的移民有两部分：一是南征的 士兵和增援人员，一是三十三年征发去的“尝逋亡人（曾经逃亡过 的人)、赘婿、贾人”②以及以后派去的戍卒。南征的军队虽号称 五十万，但分了五路，只有一路到了番禺之都(今广州市)?，其余 四支不可能调入并留驻岭南。而进驻番禺的一路虽然是主力，但 在越人的打击下损失惨重，留下的大概不足10万人。正因为如 此，尉佗向秦始皇要求“为士卒衣补”的妇女只是3万，而得到批准 的数字又减少了一半④。从西汉时的记载看，中原与岭南的交通 还非常困难，加上秦朝已覆灭，此后再迁人的人数不会太多。从各方面情况看，移民在南越并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中原移民《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同上书卷6《秦始皇本纪)>。刘安《淮南子·人间训》，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卷18,第1289页。 《史记》卷118《淮南王列传》。虽居于统治地位，却不得不接受越人的习俗。据《汉书》卷28《地 理志下》，元始二年(公元2年)相当于秦时三郡的南海、郁林、苍梧 和合浦四郡合计才39万人，则秦末移民数应在10万?15万之 间。秦朝三郡的辖境大致相当今广东和广西两省，但移民主要定 居于珠江三角洲，东江、北江和桂江沿岸的河谷平原和连接中原的 交通线上，西部还是土著的聚居地，这从可考的秦县和以后西汉县 的分布可以得到证实①。移民的来源以黄河中下游即关东地区为 主，如南越王赵佗本人就是来自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战国后期，楚国逐渐吞并了越国的大部分土地，但越国依然存在，越人还聚居于以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为中心的浙东平原，并散 布在今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中部和福建这一广阔的区域 内。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将王翦“定荆(楚)江南地，降 越君，置会稽郡”?。接着又在今福建境内设置了闽中郡。这些地 区基本都由越人聚居，中原移民非常稀少，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 便，秦朝只能将移民的重点放在越人的中心区。据《越绝书·记吴 地传》云：“乌程、余杭、黝、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 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同书《记地传》又云：“是时，徙大越民置 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 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 ?《太平寰宇记》引《越绝外传》: “秦始皇至会稽，徙于越之人于乌程《十三州志》在於替(潜)县 下也引《吴越春秋》：“秦徙大越鸟语之人置。”⑤这些地点绝大部分有今地可考：余杭在今浙江余杭市西南， 乌程在今湖州市南，故鄣在今安吉县北，石城在今安徽当涂县东北，无湖在今芜湖市东，黝县在今黟县城东北，歙县即今县，於潜县*在今浙江临安市西於潜，仅伊攻故址无考。这一区域即今浙江西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淮汉以南诸郡图和西汉交趾刺史部图。《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袁康等《越绝书》，据乐祖谋点校本之卷2、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 页、65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4,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本6阚驷《十三州志》(辑本）,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6页。北和安徽东南的丘陵山区。越人被从已经过长期开发的浙东平原 迁人基本上尚未开垦的山区，自然会使他们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 平大大倒退，人口的增长也会受到抑制。但越人付出的巨大代价 客观上促进了这一山区的开发，为400年后孙吴政权设置新的政 区准备了条件。主要来自中原的移民定居在以山阴为中心的浙东平原，并向 东、向南扩展。这一带设于秦朝的县，除山阴外还有上虞(今市）、 余姚(今市）、句章(今余姚市东南）、鄞(今奉化市东南）、郯(今宁波 市东)和诸曁(今市)六县。这七县的平原或县治周围的人口估计 多数已为外来移民，但山区的居民还是以越人为主，证据是直到东 汉末年，剡县(今嵊州市)境内还有大批山越人①，其他县的情况应 基本相同。由于移民来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定居于自然条件优 越、开发已久的平原地区，又得到官方行政和军事力量的支持，所 以得到了稳定而迅速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华夏文化从此取得主 导地区，并逐步取代了当地的越文化。从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年)第一次向巴蜀大规模移民 开始，秦国一直将巴蜀作为流放罪犯和安置移民的地方。在大量 迁人本国各类罪犯、政敌和六国旧人的同时，秦始皇也曾将本国民 众迁往蜀地。移民的增加和繁衍使秦朝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土著 居民则因受到压迫而迁出了原来的居住地。此外，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曾东巡至山东半岛，“南登 琅邪(今胶南市西南），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 下，复十二岁”?。这10多万被迁至琅邪台一带的移民获得了 12 年免除赋役的优待，此后9年间秦始皇又到过两次，说明他对琅邪 的偏爱和对人海求仙的重视。战国后期，燕国曾在朝鲜半岛北部的真番、朝鲜设置过行政机构， 并建有军事防御工程D秦灭燕后，朝鲜半岛北部属于“辽东外徼”③，见《三国志》卷60《吴志·贺齐传》：“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 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X同上书卷115《朝鲜列传》。但同样作为疆域的一部分，所以秦始皇二十六年时郡级政区确定 的范围是“地东至海暨朝鲜”①。移民从辽东半岛进人朝鲜已相当 普遍，从山东半岛航海前往朝鲜半岛也没有什么困难。《后汉书》 卷85《东夷传》称：“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 韩割东界地与之。”辰韩地处朝鲜半岛东南部，这些亡人主要应通 过海路来自山东半岛。在秦朝内部，因种种原因而逃亡的人也很多。如项羽叔父项 梁从下相(今江苏宿迁市西南)人，“避仇于吴中(今苏州市)”，还拥 有不少“宾客及子弟”?。以后成为刘邦岳父的单父(今山东单县) 人吕公也因“避仇”而定居于沛(今江苏沛县)③。张良的先人五世 相韩，故张良应是新郑(今河南新郑市)人，因策划刺杀秦始皇失 败，“乃更名姓，亡匿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④。张耳、陈馀本 是魏国名士，受秦始皇通缉后迁至陈(今河南淮阳县）。刘邦以亭 长身份由沛县押送刑徒赴丽山服役，刚至丰县(今江苏丰县)西就 已有大批逃亡，他索性将他们全部释放，自己也“隐于芒(今河南永 城县东北）、砀(今夏邑县东南）山泽岩石之间”⑤。黥(英)布是六 县(今安徽六安市东北)人，因犯罪服刑于鲡山，后与一伙人“亡之 江中为群盗” ?。秦朝征发的刑徒、闾左、黔首、戍卒动辄数十百 万，逃亡的人必定很多。这类人中一部分会返回故乡，特别是在秦 亡以后。但当时很多地方还地广人稀，或者尚未开发，逃亡者要生 存下去并不困难，集体逃亡者更是如此，所以会有一部分人就此在 他乡落户，成为移民D从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灭韩至二十六年灭齐，十年间秦 朝的疆域扩大了几倍。为了巩固和维持对六国旧地的统治，秦朝 不可能完全依靠当地人员，必定要派遣大量军队驻防各地，大批人 员担任行政官员，其中的高中级人员主要来自关中和秦国旧地。《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同上书卷7《项羽本纪》。 ③⑤同上书卷8《高祖本纪》。 ④同上书卷55《留侯世家》。 ⑥同上书卷91《黯布列传》。到秦亡时，这些人员已在驻地或治所居留了一二十年，加上战乱情 况下未必能返回故乡，肯定会在各地留下一批秦人移民。《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三十五年、三十七年，卷 28《封禅书》，卷118《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说吴王以三国志》卷47 《吴书·吴主传》黄龙二年，《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有关会稽海 外，《汉书》卷28《地理志上》勃海郡千童县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图 志》卷18沧州饶安县等，都有关于徐福的记载。由此可见，徐福其 人及其率众人海应确有其事。徐福入海是打着为秦始皇求仙及取 神药的旗号，得到秦始皇的全力支持，所以不仅可以带走童男女和 百工，还能携带充足的物资，完全有可能在海外从事开拓。至于徐 福定居的具体地点目前尚无法肯定，中国和日本的考古研究和航 海史研究都认为，在公元前二三世纪之交时从中国沿海航行到日 本列岛已不存在什么困难，在这一时代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文化 的确曾在日本传播，所以秦朝时应当已有数量不少的中国人移民 日本，迁出地也不限于山东半岛一地。两汉时期的人口迁移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六月迁都长安，这本身就是一次规模 不小的移民。不久，刘(娄)敬就向刘邦建议：“徙齐诸田，楚昭、屈 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 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①刘邦对此完全接受， 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和经济实力，防范和削弱关东地方势力 和诸侯王国成为西汉一以贯之的政策，而从关东移民人关就是实 行这项政策的主要措施。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 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②。同时迁入的还有燕、赵、韩、魏 之后和豪杰名家，总数有10余万口③。这是西汉的第一次大规模 的移民，也是人数最多的移民之一，对关中的恢复和发展影响也最 大。到西汉末年，这批移民的后裔已达40万，占当时三辅人口总《汉书》卷43《娄敬传》。同上书卷1《髙帝纪下》。《史记》卷99《刘敬列传》，《汉书》卷43《娄敬传))。数的六分之一。西汉初另一次移民是高祖七年(前200年)为太上皇在丽邑建 新丰。这是刘邦为了取悦于他父亲，完全按故乡丰县的样子改建 丽邑，“立城社，树扮榆，令街庭若一”?。又将丰县的人口，特别是 “旧社屠儿酤酒煮饼”统统迁来。由于布局与建筑与丰县一样，据 说，迁来的商人将鸡豚羊犬放在大街上竟能找到主人的家。文帝二年一度令在长安的列侯就国，即回到关东的封邑去居 住，在朝廷担任现职的人也得派太子回国。文帝十二年还取消了 关禁，允许百姓自由出入关内外因此在文帝期间与景帝初年， 除了迁人陵县的人口，基本上没有移民进人关中。相反，由于诸侯 招诱逃亡，还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