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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一中与成都七中:一块直播屏幕改变的命运

发布时间:2021年2月7日责任编辑:林小果来源: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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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了,成都七中这个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和身处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通过一块屏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贫困地区的学生不再受限于师资水平,而是通过在线直播教育找到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途径,并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让很多读者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不过,也有很多人产生疑问:直播教育真的有那么神?网络直播教学并不是太新的概念,一些地方尝试远程教学也有了十几二十年。一些学校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显然并非一朝一夕之力。端稳教育的水平线,则涉及到更多且更复杂的因素。

作者|程盟超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原文:

这近乎是两条教育的平行线。

一条线是: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国外名校录取,70多人考进了清华北大,一本率超九成,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

另一条线是: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师生是周边大城市“挑剩的”,曾有学校考上一本的仅个位数。

直播改变了这两条线。200多所学校,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课、作业、考试。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即使网课在城市早已流行,还是令我惊讶。

过去两年,我采访过广西山区的“零一本”县;我也采访过北大的农村学生;我自己在山东一所县中度过三年,和同学们每天6点起床,23点休息,学到失眠、头疼、腹泻,“TOP5、TOP10”仍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理所当然地怀疑,学校、家庭不同,在十几年间堆积起学生能力、见识、习惯的巨大差异,一根网线就能连接这一切?

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16年来,7.2万名学生——他们称之为“远端”,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那种感觉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丢下绳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会拼命向上爬。

01

为了验证他的说法,11月,我到了直播的两端——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

在车水马龙的成都武侯区,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安静伫立50多年了。它像一所小而美的大学,学生们在音乐课上选修钢琴、尤克里里;教学楼通透的玻璃幕墙里张贴的海报,是清华的竞赛、香港中文大学的入学资讯和一本独立音乐杂志的征稿启事。

炫目的高考成绩只在不太起眼的苗圃边用几行小字展示着。午休时,学生会去露台上的咖啡座,在鸟鸣声中看书,聊会儿天。

相比之下,仍在扩建的禄劝一中更有生机,或者说——闹哄哄的。学生们在课间跑着去室外的厕所;午晚饭时跑着去买面包,要么捧着冒热气的泡面;老师跑着在教学楼里上上下下,但要留心旁边初中刚被兼并的老教学楼。它的门太矮,会撞到头。

禄劝一中把去年直播班里考上清北的两个学生的名字,用加大加粗的黄色字体印在了校门口的巨大红色招牌上。

课堂里是另一副架势。成都七中的学生上课下课,总热衷讨论问题。他们被允许携带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来接收教辅资料。当老师展示重要知识点,学生齐刷刷地用它们拍照。

但在禄劝一中,有的学生会突然站起来,走到教室后面听课。不用问,我也知道他们太困了——有的女生即使站着,也忍不住打哈欠。

也有人趴着睡觉。高一有很多盯着屏幕却不知所措的眼神。屏幕那端,热情洋溢的七中老师提出了问题,七中的学生七嘴八舌地回答。可这一端,只有鸦雀无声的寂静。

禄劝一中的校长刘正德很坦诚:禄劝的中考控制线是385分,比昆明市区最差的学校还低大约100分,“能去昆明的都去了。”

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告诉我:在这个90%是山区、距离昆明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十几年前,“送昆明”成了攀比之风。

“恶性循环的开始。”我想。去年在广西,一个县考不上一个本科生,老师跟我哭诉“花钱都买不到生源”。

“我没想到我这么差。”和禄劝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艺涵聊了两个小时,她把这话重复了6遍。她是镇里中考的第一名,还曾是数学课代表。但这次期中考试,考成都七中的试卷,除了语文,其他科都没及格。

她说现在的英语课,除了课前3分钟的英文歌,其他完全听不懂。她以为某篇课文还没讲,其实老师早讲完了。她花半小时做七中出的阅读题,查很多单词,密密麻麻地填在题目的缝隙里。然后对答案——全错了。

据说高一上学期,不单禄劝,大部分直播班的学生完全跟不上七中进度。七中连续三节英语课让山区的学生一头雾水——一节讲英文报纸,一节是外教授课,一节听TED演讲,都是全英文。

“觉得自己真没用啊。”王艺涵的同班同学刘承燕说。

02

我是周末随班主任家访时见到刘承燕的。从县城到她家,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蜿蜒山路。这还是距离县城较近的镇子——有些镇,要开4小时的车。

她家是那种农村常见但城里人不太容易想象的样子:阳光和风从木头房顶里漏进来;家里到处是化肥袋子,有些积了厚厚的灰;屋旁边是猪圈,招来不少苍蝇。

家里除了她,只有爷爷奶奶。坐在这间屋子里,我不确定询问刘家父母的职业是否礼貌。

班主任先开了腔,“开班3个月,父母一次都没接触到。”

刘承燕告诉我,父母在昆明打零工,把打火机从工厂运到市场,平时一两个月来次电话。

她奶奶在旁边笑,“能考个大学就太好了。”

好几位禄劝的老师跟我抱怨:大多学生父母在外务工,只会说“好好学”。有的孩子出了问题,班主任反复致电,家长就是不来;还有家长在电话里直说,孩子就不是学习的料。

据说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学生,两岁留守,跟爷爷奶奶生活。直到大学快开学,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前来致谢的学生父母——开始还想埋怨父母不够关心孩子,后来一看,当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残疾,伸不直;两口子在福建给人杀鱼,一个月赚5000元。

落差确实存在。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来自优渥的中产家庭,家长要花很多时间为学生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甚至帮他们争取和“诺奖”获得者对话的机会。

一位学生休息时会去练拳击、游泳,保持好的形体。班里女生会自制插花、香皂送给老师,还在老师嗓子不适时机敏地递上润喉糖,“素质和情商都很高。”

“优秀的孩子离不开优秀的家长。”她强调,自己的工作压力在于,“其他学校,师生‘尽力’就可以了,但在七中不行,要高效。”

教师授课如果让学生觉得不满,可能一两个月就被家长投诉,然后遭到撤换。除了成绩,他们还要培养学生的逻辑和兴趣。

我在成都七中随机听了几堂课,几乎都是公开课水准。语文老师讲“规则”主题的议论文,先播放重庆坠江公交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自行讨论、发言。谈及秋天的诗歌,旁征博引,列举了五六种秋天的意象。历史老师搜集大量课本上没有的史料分享给学生;政治课紧追热点,刚建好的港珠澳大桥已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

今年的广西理科状元曾楷徽高中三年就是上直播班的。他说,很多学科都会一次性传来十几张试卷。试卷纯手工拟定,每个题考察很多要点,没有任何题型重复。高考应试时大有裨益。

这在县中可能吗?我曾在北大遇到过一个农村娃,他说老师有时醉醺醺的,总爱让他们自习。在那个“零一本”县,很多学生都听得出,老师讲错了。有老师晚自习布置测试卷,直到高考,卷子没有讲评,连标准答案都不曾发。

王红接刚把直播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才晃进来,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直播。

远端的孩子透过屏幕,感受着这些差距。禄劝的很多学生至今没出过县城,听着七中学生的课堂发言“游览”了英国、美国,围观他们用自己闻所未闻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

一位山区的名列前茅的高三女生说:“没办法,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03

一块屏幕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震荡。禄劝一中的老师说,高一班里总充满哭声——小考完有人哭,大考完更多。有人在教室里抹泪,有人跑到办公室抽泣。不少学生一提考试就发抖。虽然早就预告了七中试题的高难度,但突然把同龄人间的差距撕开看,还是很残忍。

禄劝的王艺涵听说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绩不理想。一问,人家平均“只有”103分;他们班,30分。“数学完全跟不上啊,绝望啦。”

老师帮着重建心态,除了“灌鸡汤”,还安慰学生:只要熬过高一,就会突飞猛进。最近校园里流行的故事是,今年上北大那位,高一也考30多分,跑到办公室里哭。

那学生的班主任告诉我,这是真的。

恐怕在高一,禄劝一中没几个学生敢考虑北大。2020年,刘正德刚到禄劝一中当校长,学校当年计划招6个班,结果只凑齐4个。学校一年有2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要求很简单——平安活着。

我问王艺涵“理想”,她觉得没什么用——初中时立志考昆明,结果惨败。儿时好友大多在昆明市区,不联系了,她很失落。如今班里要写理想大学贴墙上,她就跟风填了浙大,虽然完全不觉得自己能考上。

刘承燕倒是明确地痴迷数学,说自己理想职业是数学老师。这是镇初中的老师告诉的出路,除此之外,她无法想象擅长数学还能做什么。

在成都七中,情况很不一样。七中被直播班的何启田也痴迷数学。他提前修习了高数,为这门艺术的流畅折服,想进一步深造。

这里面有深思熟虑:他的父亲是工程师,何启田幼时总去他的办公室做作业,觉得环境枯燥无聊;母亲则是医生,曾险些遭遇伤医事件。他觉得这些工作“没意思”。

成都和禄劝的老师都说,只知道“好好学习”不够。没有明确志向,为了学习而学习,很容易动力不足。但对于没成年的孩子,“立志”这码事,全依仗环境。

我知道,农村的孩子不是没“志向”,只是更现实,和城里人挂在嘴边高大上的玩意儿不同。

比如禄劝一中那名优秀的高三女孩,她父亲不在了,母亲在镇卫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她哥哥曾是禄劝一中的年级第四,能上一本。但因为没钱,他放弃入学,现在打工供她读书。这是她苦学的一大原因。

今年夏天,有个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走红一时。我奔波了几千公里找他聊了聊,得知他父亲3年前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儿子最后一面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知道那件事后,他“有了学习的动力”。

有人指责农村孩子没有志向,他们恐怕没见识过那种普遍的、近乎荒诞的闭塞。我曾遇到过农村女孩被大学录取,却不知道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要上万元——于是就失学了。

还有一个理科生,农村孩子,为了成为所在高中的首个北大学生,被高中老师鼓励,稀里糊涂填报了一冷门小语种。他大学成绩很不理想,毕竟,“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

我把这些事分享给禄劝的学生,他们听后都很沉默。

王红接希望学生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给他们目标,看到更多可能,更让他们焦虑,击碎他们的惰性。

然后只需做一件事:重建。

04

王红接十几年间去过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师生们总抱怨:努力,但出不了成绩。

“其实效率很低。学生偷着玩,老师也不批改习题,不了解学生。”他发现,很多地方的教学是黑箱——都说要改进,但不知从何抓起。

据他介绍,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促进公平的重要举措,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很下力气。

直播带来压力,也是动力。七中考完试,老师们彻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讲评。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要一周完成,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在必须跟上,整个学校紧凑了起来。

崭新的教学方法冲击着这些老师。

“学生们有对比了。”一位禄劝一中的老师说,“我们也得变,不然学生议论。”

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虽然不用 “亲自讲课”,但为保证跟上进度,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约等于3个普通班。

这些老师琢磨出一些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师事前发送的课件,编制成学案,布置成头一晚作业让学生预习;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记录下疑惑的瞬间,琢磨着课后补足;屏幕那端偶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

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

“每天凌晨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另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真的累。觉得自己这么穷,每天忙啥呢?”有老师嘟囔着,下一秒话头一转,“唯独上课不觉累。看到学生,讲话声就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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