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区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1943年7月5日，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10 本词条 正文缺少必要目录或最新动态, 欢迎各位编辑词条，额外获取10个积分。人物关系 夫妻朱仲丽基本信息个人概况姓名：王稼祥别名：原名嘉祥，又名稼啬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出生日期：1906年8月15日逝世日期：1974年1月25日个人背景革命家其他信息政党：中国共产党妻子：朱仲丽 目录1人物简介2生平经历3家庭生活4大事年表5人物轶事1人物简介2生平经历2.1抗战期间2.21949年后3家庭生活4大事年表5人物轶事5.1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5.2和毛泽东互拉选票见真情　+1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百度贴吧人人豆瓣人物简介编辑本段王稼祥（1906年-1974年），王稼祥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区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9年10月下放河南信阳。1970年冬回北京治病。中共6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7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8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10届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1]生平经历编辑本段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七岁进入村中的柳溪小学读书。1919年毕业后又读了一段时间私塾。1922年，王稼祥进入圣公会开办的南陵县乐育学校读书。1924年成绩优秀的王稼祥直接升入芜湖的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就读。课余期间他受到宣传社会革命书刊的影响，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25年4月-6月，王稼祥组织了圣雅各中学的学生反对强制学习圣经和祈祷，被学校开除。1925年9月，王稼祥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赴苏，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英语基础好，他和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编入英文班，直接听外语讲课。和。1928年王稼祥由团转党，计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在中山大学开设《中国问题》课程。王稼祥认为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榜样，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王稼祥回国后，王稼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他曾批评过李立三立即组织全国暴动的观点，被向忠发指责，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往香港担任记者。12月份，中央政治局撤销了他的处分，王稼祥重新被调回上海。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工作，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12月，他和刘伯坚、左权负责指导宁都起义。1932年上半年，王稼祥参加了红军进攻赣州不克、攻克漳州和北上进攻的军事行动。1932年10月，在宁都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战略被指责，王稼祥在会议上表示支持毛泽东。1933年4月28日，王稼祥正和周恩来等人开会时，被敌机投弹炸伤，弹片一直留在体内，留下了终身痛苦的后遗症。1933年9月，第五次围剿开始，还在养伤的王稼祥仍参加军委会议，支持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主张。以后还担任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1934年1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和张闻天反对以李德为首的三人团的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1934年12月在通道会议上，在王稼祥、周恩来和张闻天的支持下，毛泽东的红军改向贵州进军的意见被接纳，红军得以占领黎平。王稼祥和张闻天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夺取军事领导权起到重要的作用。1935年8月，王稼祥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让张国焘暂时同意了北上的主张。抗战期间1936年10月，党中央决定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疗。由于各种耽搁，1937年7月王稼祥才到达苏联。在路上辗转到达苏联治疗伤病。11月起他代替王明（陈绍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积极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介绍中国革命和抗战的情况，介绍中共中央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的路线和方针，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1938年3月，任弼时到达苏联后，王稼祥又与任弼时一起做了许多工作，促使共产国际通过了肯定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决议。1938年7月，王稼祥回国，王稼祥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进一步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路线。会后，王稼祥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等重任。他协助毛泽东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延安整风初期，王稼祥担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参与领导了整风运动。他参加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被列为整风运动学习文件之一。1943年7月，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阐述。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在进行健康检查时发现之前治疗时受到X射线烧伤，已经发生溃烂，他只得再次赴苏联治病。1947年5月，他回到哈尔滨，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主持了对哈尔滨的恢复和建设。1948年6月王稼祥曾起草了《城市工作大纲草案》，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这遭到了高岗和林彪的反对，草案未能通过。1948年王稼祥改任并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肯定了王稼祥在东北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王稼祥也递补为中央委员。 1949年同年6月至8月，王稼祥随刘少奇赴苏联，通报中国革命进程、商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发展中苏两国关系等重要问题。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后1949年后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他参与完成了安排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的重要任务，参加了中苏会谈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1950年夏，王稼祥身体不佳，到疗养院治疗和疗养，秋后回国，不再担任驻苏大使。1951年初，王稼祥根据中央决定，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出任部长，同时仍兼任外交部副部长至1959年。他强调机构设置少而精，提高了工作效率。4月，王稼祥前往苏联，同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会谈，斯大林提出了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构想，王稼祥表示了不同意。1953年至1958年，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9月，王稼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年王稼祥及时停止了中联部内部的反右派斗争，没有扩大化。1958年11月他认为人民公社办的过早了。1959年整顿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还特意要求将文件给王稼祥过目。1954年、1959年、1965年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问题暴露。王稼祥和刘宁一、伍修权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建议中共中央对外援助“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被称作“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王稼祥被撤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遭到政治审查，他每日只是在家读书。1966年3月，周恩来要王稼祥带几个人进行国际问题研究，并担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王稼祥同意了，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惨遭迫害。1967年康生称批判“三和一少”还不够，要批判“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王稼祥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下病危，在周恩来保护下才得以活了下来。1969年王稼祥被下放到信阳，周恩来指示信阳地委，要让王稼祥安心休养。1970年冬，王稼祥患肺炎生命垂危，信阳地委给毛泽东发电报，毛泽东批准王稼祥回京治疗。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王稼祥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4日，肖劲光来看望王稼祥，告诉他江青已经到海军发动“批林批孔”的活动。王稼祥对于矛头指向周恩来的这次运动十分忧心，次日凌晨因心脏病猝发逝世，终年68岁。1979年3月，王稼祥被平反。家庭生活编辑本段王稼祥一生结婚三次，1925年，王稼祥第一次结婚，妻子是他小学英语老师查文梅之女查瑞香，两人育有1子王命先，查瑞香在孩子不满一个月的时候去世；1928年，王稼祥正在苏联留学，他和一名在莫斯科的乌克兰姑娘结婚，一年之后离婚；1929年，王稼祥和朱仲丽在延安结婚，两人没有子女。1906年，王稼祥与妻子朱仲丽王稼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祖父王惟檀，父亲王承祖，母亲查端，父亲王承祖是一名徽商，在南陵县经营当铺和油坊，母亲查端是一名农民，在泾县守着房子和30亩田地，王稼祥还要2个姐姐，大姐王招德，二姐王珍玉。大姐王招德嫁给吴之松，两人育有2女1子，女儿吴佩兰、吴佩芬、儿子吴报华，王招德在抗日战争之前因病去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王稼祥把吴报华调入北京市北戴河管理处工作，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要求吴报华揭发王稼祥的罪行，吴报华遭受政治迫害，被迫跳海自尽，吴报华的妻子董亚男和两个儿子吴志刚、吴志力回到老家劳动为生。红卫兵对王命先进行批斗，王命先不堪受辱投湖自尽。王稼祥的二姐王珍玉嫁给翟绍元，在农场养育王稼祥的儿子王命先、王招德的2个女儿1个儿子和自己的两个女儿翟新华、翟新民，191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王稼祥接王珍玉夫妇到北京市居住和养病，女儿在北京市读大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王珍玉夫妇被赶出北京市，因为年迈，不得不一路乞讨回到安徽省老家，不久之后病逝，女儿翟新华在文革中担任北京阜外医院党支部书记、护士长，受到王稼祥的牵连，被红卫兵拉出来批斗，被逼得精神失常、服用安眠药自杀。大事年表编辑本段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1922年到安徽南陵县乐育学校求学。1924年春就读于安徽芜湖圣雅阁中学。1925年5月领导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8月进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1931年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参加长征。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7年6月，由于伤情恶化，去莫斯科治伤。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9年1月，兼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1941年任中央研究组副组长。1942年6月，同陈云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直属系统的整风。1943年7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1944年伤病复发，脱离工作。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再次去苏联治病。1947年5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在对外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看法。1956年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8至9月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第三、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7年1月参加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1958年11月至12月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3月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会见外宾。同月作为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华沙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会委员。7至8月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1962年2月和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后被指责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直至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得到平反。3月主持撰写和审定《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事实求是，量力而行》提纲。9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后休养。1965年1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委会委员。1966年3月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1970年年底回到北京治病。1972年5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工作。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终年68岁。人物轶事编辑本段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1933年4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王稼祥和妻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这“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1937年夏，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1947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解放以后，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因毛泽东一再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和毛泽东互拉选票见真情自从王稼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遵义会议上他投了毛主席关键的一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又主动为王稼祥拉选票，这绝非简单世俗的政治交易或庸俗的知恩报恩，而是革命家之间深情厚谊的见证。王稼祥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1年的龙冈地区。这里是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并且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的著名地点。那时年仅25岁的王稼祥刚留苏近五年回国不久，他十分渴望把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系统学习和掌握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四中全会的经过，而毛泽东则向他详细地叙述了红军中争论的历史以及当时的争论问题，并拿了一些文件给他看。这次会面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同毛泽东见了几次面以后，就给了我这样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王稼祥和毛泽东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和有说服力。而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对他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交谈中，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挥笔写下一幅苏区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送给王稼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王稼祥欣喜地接过对联，方知苏区军民就是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打赢敌人又发展自己的。他感到自己选择回国参加第一线革命斗争是对的。王稼祥和毛泽东在龙冈地区的会见，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从此以后，这对革命家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建立了终生的友谊。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讲过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总是片面强调失败的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强大，我们“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毛泽东是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发言人，他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以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会议上一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失误。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驳斥了“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辞，使正确意见一开始就以三比一的绝对优势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也体现了王稼祥所倡议的两项内容：一是撤销李德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取消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把李德“轰”下来。二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党委。党委们进行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王稼祥和周恩来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战略转移。中央主力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指挥下，变被动为主动，进行四渡赤水战役，取得长征以后第一次重大胜利。尔后全军巧渡金沙江，甩掉几十万国民党军主力的围追堵截。强渡大渡河，飞越泸定桥，爬过大雪山。一系列转危为安的实践，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统帅才能。党的七大会议上，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一个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竟以204票未过半数而突然落选，连中央委员也没选上。毛泽东意识和察觉到这一反常现象，忙亲自出来做补救工作。在大会闭幕前夕，毛泽东特地向代表们说了王稼祥应该当选中央委员的问题。他说：“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接着他详细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一系列重大贡献，第一是四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到中央苏区，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压制时，他却赞助并信任了毛泽东、朱德等同志，支持他们的正确主张。第二是早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最先从“左”倾教条小宗派中杀出来的，在遵义会议这一关键时刻，更起了关键作用，不然“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又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六中全会时，是他及时带回并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旗帜鲜明地参与解决了党内的若干严重问题。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好事”，为党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毛泽东让大会把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中写给他的信印发给大家，认为这些信的确“是他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的讲话中最后又说：“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经过毛泽东等同志的工作，大会终于将王稼祥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和陈云等同志都赶来看望王稼祥，一来探视病情，二来为大会出现的这一反常现象向王稼祥致以抚慰之意。然而王稼祥除了感谢同志们的好意，不仅没有一句怨言，连一点不愉快的情绪都没有流露。他对个人在党内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