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从进攻延安到撤离延安】
发布时间：2021年2月7日责任编辑：周小树来源：网易新闻
1.蒋介石急令胡宗南攻取延安1947年2月28日晨，在西安的胡宗南正在关注着所部进攻陇东的战事发展时，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急电，要他当天就乘飞机赶到南京。胡宗南立即遵令动身。他携带第一战区参谋长盛文，于当日中午飞抵南京。当日下午4时蒋介石就在官邸传见胡宗南。原来，蒋介石突然紧急召见胡宗南，是要胡宗南立即向陕北延安采取军事行动，限定在3月10日发起进攻。蒋介石对胡宗南说，已获确实情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在会上必然要讨论中国内战问题，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都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为了给四大国外长会议一个强烈印象，表明中共已被国民政府彻底击败，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他当机立断，命胡立即进攻陕甘宁边区，直捣中共老巢延安。发起进攻的日期就选定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至于由此引起的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去办。蒋介石还告诉胡宗南，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定在3月于南京召开。会上必然要对国共内战发生近一年来的形势进行总结与检讨。蒋介石、胡宗南都清楚，这近一年来，国民政府军在各个战场都打得越来越不好。自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军开始仗着军事力量强大，向中共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然而到1947年2月，八个月中，虽占领解放区大小城镇105座，却损失兵力70多万人。而且，随着国民政府军占领区的扩大，战线拉长，其能够投入的机动军力大为减少。加上国统区经济恶化，人心浮动。因此，蒋介石决定，从1947年3月起，停止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与陕北解放区。照蒋介石看来，山东解放区是中共的军事中心，陕北解放区是中共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希望胡宗南部在3月中旬攻占延安，打击中共的政治中枢，削弱其在中国与世界上的影响，扭转全国战局，提高国民政府军的士气，提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使蒋介石可以理直气壮地参加六届三中全会。因此陕北战役意义重大。蒋介石给胡宗南规定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并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蒋介石问胡宗南：“陕北作战有把握否？”胡宗南虽对攻略延安早有准备与计划，但现在突然要立即组织实施，还有不少困难。首先，当时胡宗南部两个机动兵团的大部分兵力均调派在外省作战：董钊的整一军在陕只留有一个整编旅，其余均在山西；刘戡的整二十九军主力部队正在陇东作战。蒋介石规定在3月10日发起进攻，那么从现在开始只有九天时间，让各参战部队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并做好进攻的各项准备，其紧张与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上述困难经过努力尚可克服；以两个整编军用优势兵力钳形夹击陕北、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也不难完成；最难的是，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围歼”的任务就不是短期的事了，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但胡宗南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又是个善于体察蒋介石心意、绝对服从蒋介石命令的部属。他立即向蒋表示：陕北作战完全有把握。蒋介石要胡宗南立即与国防部商订出一份具体的《攻略延安方案》，交给他审核。蒋介石并对胡宗南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当日晚8时，蒋介石特地设宴招待胡宗南与盛文。席间，蒋介石不放心地再次问胡宗南：“陕北作战有把握么？”胡仍答：“有把握。”胡只是要求蒋介石多派空军支援。胡宗南接受了蒋介石亲自下达给他的紧急任务，哪敢半点怠慢。他与盛文协商研究，拿出在1946年5月就已制订的那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于3月1日上午，一起来到国防部，同作战部门商讨修改，重新制订出一份《攻略延安方案》。胡宗南于当日就将这份方案送呈蒋介石审核。蒋也以极快的速度审阅，于当日晚核准。《攻略延安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胡宗南部军队分左、右两兵团向延安进攻。右兵团指挥官整一军军长董钊，率整一师三个整编旅，整二十七师两个整编旅，整九十师两个整编旅，工兵两个营，于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左兵团指挥官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三十六师三个整编旅，整十七师两个整编旅，工兵一营，于洛川北面段仙子至旧县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总预备队整七十六师三个整编旅，配属战车一营，驻洛川待命。以上共十五个整编旅，总兵力14万余。另由整三十六师副师长指挥一个整编旅及陕、甘保安团约一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发起进攻时间为3月10日拂晓。发起进攻前一日起，调集上海、徐州飞机九十四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发起进攻时，陇东兵团向保安方向佯攻，眩惑敌人；右兵团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团占领鄜县（今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向延安攻击前进；右兵团依左兵团协力，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会同左兵团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转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1947年3月1日晚，胡宗南在蒋介石核准《攻略延安方案》后，立即电令西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薛敏泉，让其先按方案从晋南与陇东等地，急调各部队到宜川、洛川一线指定位置集结，限在3月9日前集结完毕。至于作战命令，要等各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以防失密。胡宗南在2月28日晚与盛文协商研究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时，就在思考着如何在对延安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进行一场政治宣传战。胡宗南认为第一战区政治部的王超凡等人，只会骂娘，不懂革命，干这种事只能适得其反。要起草对陕北共区军民的宣传材料等事，必须要有既懂军事，又懂政治、还要有文化修养的人来干才行。胡宗南想到了他的机要秘书熊汇荃，认为只有此人能承担此事。当然直到此时，胡仍丝毫没有觉察此人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当时，熊汇荃在哪里呢？原来，自1945年年底胡宗南选送保荐一些陕西青年去美国留学，熊汇荃也在其中。熊因准备大学毕业文凭、办理留美手续，直至1946年11月才正式离开西安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行前，胡宗南还特地为他饯行。熊汇荃到南京后，在1947年1月举行盛大婚礼，以胡宗南的关系，居然请到蒋经国作他的证婚人。婚后，熊汇荃本准备在1月底离华，但因1、2月份船票早已售完，只订到3月上旬的舱位。于是，熊汇荃与他的新婚妻子谌筱华于2月22日去杭州，计划游览两星期，再到上海乘船赴美。熊汇荃离南京前，特地去向胡宗南长官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熊汇荃的代表徐先麟辞行，请徐代向胡宗南问候。胡宗南从徐先麟那里得知熊汇荃正在杭州，就通过保密局毛人凤的关系，在3月1日晨密电保密局杭州站负责人，让他们设法迅速找到了熊汇荃，于当日晚将熊汇荃送上火车。3月2日晨，熊汇荃就来到胡宗南身边。胡宗南当即在南京住地的临时办公室召见熊汇荃，要熊推迟三个月出国。胡宗南对熊汇荃说：“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胡宗南要参谋长盛文将进攻延安的敌我形势与军事计划告诉熊汇荃。然后，胡宗南对熊汇荃说：对陕北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要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国民党在陕北的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要革命。胡还将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刚刚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交给熊汇荃，要熊汇荃根据这两份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让他在下午蒋介石传见时，供蒋参阅。这天上午，胡宗南与盛文去国防部开会。熊汇荃则留在房间里画那张陕北军事草图。同时，熊汇荃将《攻略延安方案》等两份绝密文件悄悄抄存下来。当晚熊汇荃在自己房间内将这两份文件细阅后记在脑中，再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绝密计划，未及实施，就落到了中共情报人员手中。胡宗南对熊汇荃画的陕北军事草图表示满意。接着，他就要熊汇荃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陕北施政纲领。胡宗南指示施政纲领的名称为《国军解放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其主旨是“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熊汇荃根据胡宗南的指示，写成施政纲领草稿，其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做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熊汇荃又写成各种传单等宣传品，其内容除有“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等口号外，还有“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等收买人心的口号。熊汇荃将草稿送胡审查。胡简单看了看，就要熊汇荃据此定稿，不需再送他审阅，直接交刘大军秘密印就，待进攻延安开始时广为散发。胡宗南又指示熊汇荃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配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中共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个人随同行动，专事全文抄收中共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熊汇荃随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随侍在他身边。胡宗南得意地对熊汇荃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在此期间，翻翻小说，闲情逸致，才显出大将风度。1947年3月3日上午，胡宗南带着盛文与熊汇荃，乘专机从南京飞回西安。2.胡宗南的“攻延方案”被秘密送往延安胡宗南回到西安，立即投入紧张的进攻延安的准备工作中。他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等人先行前往洛川，筹组“前进指挥所”，作为他这次进攻延安的前线指挥机关。胡宗南根本没有想到，就在他3月3日回到西安的当晚，他的机要秘书熊汇荃就秘密前往中共西安情报组织负责人王石坚家里，将胡宗南部的《攻略延安方案》等绝密军事文件以及胡宗南部近期各方面情况，包括胡宗南将密切注意新华社与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消息和评论，等等，统统作了详细报告。王石坚立即将这些极端重要的机密情报，通过秘密电台，火速报给延安中共中央。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还未下达到部队，他的军、师、旅长都尚毫不知情，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更远没有开始实施，他的一切军事机密就都被延安中共中央掌握了。——胡宗南部未来在陕北的命运也已是可想而知了。胡宗南回到西安的第二天，即1947年3月4日，他得到报告：参加陇东战役的整四十八旅何奇部在奉命开往洛川集结的途中，在西华池被共军包围。胡急令整二十四旅张新部就近增援。整四十八旅虽被救出，但损失惨重，少将旅长何奇在3月5日阵亡；接着，胡宗南又得到整一军的报告，该军在从山西开往宜川集结的途中，整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在山西河津翻车折断右腿。尚未出师先损两员将领。胡宗南的内心蒙上一层阴影。胡宗南令康庄接任整四十八旅旅长，令陈武代理整九十师师长。1947年3月7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打来的密电，要他将原定发起进攻延安的日期3月10日，往后推迟三天。原因是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蒋仍要胡在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与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熊汇荃以胡宗南机要秘书的身份，及时得悉蒋介石指示推迟三天发起进攻的密电，当日晚立即报告王石坚转报延安中共中央。王石坚告诉熊汇荃，延安来电说，已将熊呈报的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方案呈送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认为情报很及时、很有用。熊汇荃报告王石坚，他明日将随胡宗南到洛川，无法继续提供情报了。王石坚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去查。因为中共在西安的情报组织，除熊汇荃外，还有许多别的情报人员，分布在各条战线上。胡宗南部的动静多能及时为中共方面掌握。1947年3月8日晚，胡宗南指定参谋长盛文留在西安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日常工作，他自己携带随行人员，秘密离开西安，乘火车到达铜官（今铜川）。在那里胡宗南与熊汇荃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3月9日晨光熹微时，转乘吉普车去洛川，在近午时到达。胡宗南到达洛川前线后，就急于了解延安中共方面的消息。他让熊汇荃按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延安电台的新闻广播。这次胡宗南听到的广播内容是，3月8日下午延安中共召开的“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报道。工作人员又给胡宗南送来关于这次大会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电讯稿的抄录油印件，其中有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在大会上的讲话全文。胡宗南认真地研读了这些讲话，开始兴致很高，对秘书发议论说：从周恩来、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更谈不上长期作战。这次他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胡宗南想了想，突然发现了问题：这次延安动员大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怎么没有讲话？他又想到，中共方面称周恩来为将军，称朱德为总司令，是将军大还是总司令大？周恩来在共产党里资历比朱德深，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暴动是周恩来领的头……现在中共方面称周恩来为将军，其中大有文章，一定是让周恩来指挥作战。胡宗南熟悉周恩来的经历，了解周恩来的文才武略，不由对此有点担心。他说：“周恩来这个人很难对付。”胡宗南兴头突减。（参阅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2页。）胡宗南不了解，中共方面在陕北的作战，是由毛泽东亲自谋划与部署。毛泽东决定与周恩来、任弼时坚持留在陕北，一方面指挥全国中共军队的作战，一方面吸引与拖住胡宗南军事集团，直接指导彭德怀率领的西北中共军队与胡宗南部作战。胡宗南面对的对手将是中共的几位最高领导人。到1947年3月10日，胡部进攻延安的军队如期到达宜川、洛川一线集结完毕。集结在宜川一线的，为整一军董钊指挥的三个整编师七个整编旅，附重迫击炮营等。下辖：整一师，师长罗列。辖整一旅，旅长吴俊；整七十八旅，旅长沈策；整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辖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整四十七旅，旅长李达。整九十师，代师长陈武。辖整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整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集结在洛川一线的，为整二十九军刘戡指挥的三个整编师七个整编旅，附战车、重炮部队。下辖：整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辖整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整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缺整二十八旅徐保部，该整编旅被胡宗南派往榆林任防守）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辖整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整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整十七师，师长何文鼎。辖整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整四十八旅，旅长康庄；整八十四旅，旅长张淇。另以整七十六师的整一四四旅，旅长赖汝雄，在后方铜官集结待命，兼负保卫西安至洛川通道。以上共六个整编师十五个整编旅，以每旅9000人计算，十五个整编旅共约13.5万人。另每个军、师的直辖部队及临时配属的特种部队，共约2万人。这样，胡宗南用于进攻延安的正规部队共约15万人。胡部主力几乎全部集中投入此战役。1947年3月10日晚10时，胡宗南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参战部队旅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会议一开始，先举行“布达式”，由胡宗南宣布任命这次进攻延安的指挥机构——“前进指挥所”组成人员：裴昌会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薛敏泉为参谋长，王超凡为政治部主任，汪承钊为参谋处长，熊汇荃为机要秘书……布达毕，胡宗南正式传达与指授《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命令。其要点是：（一）攻击目标：以整一军组成右兵团，整二十九军组成左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占领延安。攻击重点置于右兵团。（二）兵力部署与攻击路线：1右兵团——整一军军长董钊指挥整一师、整二十七师、整九十师共七个整编旅，由宜川出发，占领临真镇、南泥湾、金盆湾等地，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最后占领延安及其东北地区，在拐峁停止待命。2左兵团——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整三十六师之整一二三旅、整一六五旅、整七十六师之整一三五旅、整十七师之整十二旅，共四个整编旅，由洛川一线出发，攻占鄜县、茶坊、牛武、甘泉，沿咸榆公路，向延安攻击前进，占领延安西南地区，在枣园停止待命。3作战地境分界线：两个整编军作战地境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之道路线。线上属左兵团。4总预备队——整七十六师之整二十四旅、整一四四旅，共两个旅，集结于洛川至同官（今铜川）一线，于进攻开始后，随右兵团后尾前进，策应两兵团作战；整十七师之整四十八旅、整八十四旅共两个旅，担负保卫同官（今铜川）到洛川及洛川以北的公路交通线，并修筑洛川到甘泉间的公路，保证前方粮弹补给。（三）进攻开始时间及完成期限：各部于3月13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布置妥当，14日拂晓发起攻击。要求在3月17日占领延安。战役完成时间约四天。胡宗南告诉大家，在胡军各部发起进攻时。空军将先行对延安地区轰炸，宁夏的马鸿逵部与榆林的邓宝珊部将从西面与北面向边区发起攻击，与南面的胡部大军响应配合。接着，前进指挥所的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就部队行军、作战注意事项作了具体布置，其中有些是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有些是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部新研究出来的战术，主要是“方阵式”与“蛇脱皮”的进军方式及“钻隙战术”等。其主要内容是：因陕北地形复杂，多高山大川，为防共军伏击与夜袭，规定各部队这次向延安进军，全部轻装，携带七天干粮。每天拂晓出发，薄暮露营。每次进军时，先派前卫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首尾相顾，左右相联，布成横直三四十里的方阵，走山不走川，只走山顶，不走大路。若遇小股敌人即行消灭，遇大股敌人可先绕道而行，以求迅速快捷，最后吸引敌军于延安附近“围歼”之。薛、汪还对通讯联络、后勤保障及便于空军识别的标志等，作了规定。会议最后，胡宗南对众将领说：领袖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胡宗南信心十足地说：三日之内占延安。只要占了延安，共军就得过黄河。会后，胡宗南对军队的粮饷供应仍不放心。当时联勤总部只拨给胡部17万人份半个月的口粮。胡命薛敏泉分别向南京联勤总部与陕西省政府催索，务求解决攻击部队供粮难、运粮难的问题。胡宗南对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去向也分外注意。当时，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从南京专程来到洛川。他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给胡宗南。连日侦测共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转移到兴县。但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胡宗南多次约见魏大铭，要求该分队积极工作，力求侦知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起来。可是胡宗南又一次没有想到，他召开洛川会议的最新军事机密又一次在他的眼皮底下，由他的机要秘书熊汇荃迅速而及时地报给了中共中央。熊汇荃参加了洛川军事会议，听到了薛敏泉、汪承钊就行军、作战提出的新战术，这是他事先所不知的。后来，熊又了解到魏大铭带来了无线电侦测分队。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关系到中共中央安危与中共军队作战的最新机密情报。他必须迅速报告中共西安情报组织。可是他身在洛川，无法去西安。于是他冒险违反中共的秘密工作常例，将这些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他又写另一信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的经理潘裕然，将给王石坚的信附在给潘的信中，并请潘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熊汇荃将这封信交给胡宗南总部来往于西安洛川间的机要交通员送交，并要机要交通员索取回条。熊汇荃的装有情报材料的信件，顺利交到了潘裕然手里。潘裕然是北京大学名教授潘家洵的儿子，又与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是熊汇荃在“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旧友，在抗战期间曾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在西安三青团等政治机关工作过，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现在他应聘在王石坚开办的研究书店任经理，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因此很快将熊汇荃的信转交给王石坚。胡宗南在洛川军事会议上的一切最新机密，包括胡部进攻延安的日期、路线、军事计划、兵力部署以及最新战术等，又迅速被中共中央所掌握。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其中包括为防备胡部的无线电侦测电台，对中共各级各单位使用无线电台作出了新的严格规定。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时，曾下令中央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用无线电联络，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避免暴露各级指挥所位置与作战机密。这些措施以后给胡军的无线电侦测造成了很大的困难。3.攻占延安——“华而不实的胜利”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向参战各军正式下达了对延安的攻击令。3月14日清晨，按照胡宗南的攻略方案，从西安与太原起飞的国民政府空军的轰炸机群轮番对延安进行了空袭。与此同时，胡部大军开始发起全线攻击。右兵团整一军是攻击延安的重点。所辖三个整编师：整二十七师在宜川以北地区向临真镇进攻；整九十师在英旺以北地区向金盆湾进攻；整一师从瓦子街以北地区向南泥湾东侧攻击前进。左兵团整二十九军则从洛川一线出发，向甘泉一线攻击前进，牵制解放军，掩护右兵团顺利攻占延安。当时陕北的中共部队，主要有来自晋察冀的教导旅罗元发部、从太行调来的新四旅张贤约部以及晋绥的第一纵队张宗逊部（辖三五八旅与独一旅）、第二纵队王震部（辖三五九旅、独四旅），共六个旅，约26万多人，为胡宗南进攻延安军队的约1／6。如果再加上中共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警备第一旅与第三旅，也只有3万多人，与胡部军队之比约为1∶5。若再将北面的邓宝珊部与西面的马鸿逵部计算在内，则陕北解放军与国民政府军之比为1∶8。而且陕北解放军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面对胡宗南部绝对优势兵力的大规模进攻，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确定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胡军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消灭，牵制胡宗南集团的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中共军在其他战场打击与消灭国民政府军。当胡宗南军向陕北发起进攻时，中共中央为掩护延安撤退，令教导旅罗元发部在延安以南临真镇、金盆湾、南泥湾一线，依托工事进行防御；令刚参加陇东西华池战役的第一纵队张宗逊部与新四旅张贤约部隐蔽东进，在道佐镇、甘泉、大小崂山一线组织防御；同时令第二纵队王震部从山西火速渡过黄河西进增援。（参阅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00页。）3月14日晨战斗打响后，胡宗南部右兵团整二十七师王应尊部在空军掩护下，轻装穿过梢林，涌向临真镇，首先与解放军教导旅侦察分队接火，接着与教导旅二团和警卫营展开激战。在这同时，整一师罗列部与整九十师陈武部采取集团进攻与迂回包抄的方式，向南泥湾东侧与金盆湾的教导旅一团扑去。战斗最激烈的是金盆湾，就是陈武指挥的整九十师这一路。陈武以该师的整五十三旅与整六十一旅分为左右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师部随整六十一旅跟进。开始仅遭到解放军轻微抵抗。但当进抵金盆湾阵地时，就遭到解放军的猛烈阻击，前进较缓。夜晚，陈武令所部停止进攻，在山头上露营。后来，陈武观察战场形势，改变战术，调集重兵向教导旅第一团与第二团结合部这个薄弱环节进攻，突破解放军防线。解放军依预定计划，节节阻击，机动后撤到金盆湾北部山地上防守。整九十师占领了金盆湾一线阵地，又被解放军预埋的各种地雷炸死炸伤不少。在这同时，整一师推进占领了金盆湾以西高地；整二十七师占领临真镇。这已经是3月16日。胡宗南见三天以内未能占领延安，十分恼火与发急。他从洛川的前进指挥所里连连用电话催促前方的董钊与刘戡加强攻击，尽快前进。左兵团整二十九军沿咸榆公路攻击前进，目标是占领甘泉以北的崂山制高点，牵制解放军。老谋深算的刘戡不敢孤军深入，派出搜索部队侦察又处处受阻击。他不了解敌情，又不熟悉地形，就采用“蛇脱皮”的办法，缓慢而又谨慎地前进。该部进至崂山地区遇到解放军有力抵抗。刘戡一面指挥作战，一面等候右兵团的消息。右兵团整一军董钊在所部于16日占领金盆湾一线阵地后，于17日断然调整部署：以整九十师改为右纵队，沿金盆湾至延安的公路以北地区攻击前进；以整一师改为左纵队，在公路以南攻击前进；以整二十七师为预备队，同军部一起沿公路前进，随时策应左右两纵队作战。当日右兵团各部与解放军逐山争夺，战斗甚为激烈。到3月18日，整九十师更竭尽全力攻击。整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亲自上前线督战。这天该师进展较快，占狗梢岭，当晚在杨家畔宿营。这里离延安已近在咫尺了。在整九十师左翼的整一师这时才进到杨家畔左后方的某村，比整九十师落后了约十五华里。这时，整六十一旅参谋长向陈武报告：该旅窃听到延安解放军总部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的命令，要他们迅速撤离战场，到延安待命。——这就是说，解放军将主动后撤，不再作什么抵抗了。陈武听了兴高采烈，说：“这下子我师可得占领延安首功！”因整九十师在进攻中一直冲杀在最前面。这时又传来胡宗南的命令：“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可得赏金法币1000万元。”陈武与整九十师官兵以为定可名利双收。但是在当日夜半，陈武又接到董钊传来的一道命令，要求整九十师在3月19日午前9时由现在的位置开始攻击，攻击目标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之线及其以东地区。这道命令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不让整九十师首先攻入延安，而让落在后边的整一师赶到整九十师前面；第二，是不让整九十师进入延安城内，而去占领延安郊区的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延安城区由整一师占领。陈武听到这道命令，十分恼怒，气愤地说：“为将帅者要取信于人，最宝贵的是待下公平，其次是赏罚严明。如果存私心，图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结果。我们整九十师从17日起连续两天担任强攻，牺牲很大，而第一师未遇激烈战斗，并且行动迟缓，落后15里。现在眼看延安唾手可得，却来限制九十师的行动，偏袒第一师，要他去立功。真他妈岂有此理。”任子勋（时任整九十师少将副师长）：（《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初期的失败》，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但陈武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令整九十师让开进入延安的大路。3月19日上午8时许，从后面赶上来的整一师一下子插到整九十师的前面，向延安城区前进。陈武则指挥整九十师于午后2时占领宝塔山。陈武登上宝塔山，用望远镜观察延安四周形势，看到在延安老城的西山顶上、城西南高地上及延水以北的清凉山上，只有解放军少数掩护部队，在宝塔山的西南角下，有断断续续的机枪声。陈武叹道：“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只是个作连长的材料，今天我看董钊的才能只配当一个排长，不配作军长，更不配作兵团司令。今天如果敌方有一支强大部队进行反击，我看在延安城下非闹出大笑话不可。”（任子勋：《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初期的失败》，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陈武看出了胡宗南与董钊在指挥上的严重缺陷与攻击部队部署的混乱，幸解放军兵力少，才未酿成严重后果。陈武令所部徒涉过延水，占领清凉山。在整九十师被阻不得进延安城的同时，整二十九军刘戡各部也被阻于延安南二十里铺东西之线，限制其先进延安。所有这一切，都是胡宗南在洛川前进指挥所精心安排与下达命令的。胡宗南的目的只有一个：要让整一师首先进入延安城，获得攻延第一功。而在整一师的三个整编旅中，胡宗南又要让整一旅先于整七十八旅、整一六七旅进入延安。当时按照整一师的部署，沈策担任旅长的整七十八旅是主攻旅，担任正面进攻，应首先进入延安城。但在胡宗南的严令下，整七十八旅又让开道路，让整一旅赶到前面。3月19日下午3时许，整一旅吴俊部才在飞机掩护下，突进延安城。但进延安一看，发现竟是一座空城，几乎空无一人。解放军在撤离延安前已对居民作了彻底的疏散。入城部队发现城西凤凰山顶有解放军活动，遂派两营部队追击。到傍晚，山上解放军扫了一阵轻机枪后，就沿着山头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撤退。这是解放军向胡军故示撤退方向。胡宗南军终于占领了延安。在3月19日这天，胡宗南在洛川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前线的消息。这天中午前后，胡先后接到裴昌会的电话报告：整一师的一六七旅李昆岗部进至延安城郊，整九十师陈武部攻占宝塔山等。裴昌会请示胡宗南，是否即向南京报捷。胡宗南却回答：“不！”胡的参谋、副官们都感到奇怪。直到午后3时，前线报告：整一旅吴俊部进入延安城。胡宗南闻讯大乐，亲自拟电发给南京蒋介石报捷，其电文如下：“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3页。）这里面有许多明显的捏造与不实之词。首先在进攻延安的七天中，只打了一两场硬仗，其余都因解放军有计划后撤，胡军进展顺利。胡军七天中送回后方的伤兵都很少。其次，当时解放军在陕北的全部兵力只有约3万人，岂能被胡军俘虏5万余呢？解放军武器弹药奇缺，又岂能被缴获无数呢？胡宗南的电报发出后，机要秘书熊汇荃问他，为何要等到整一旅占领延安的消息才向南京报捷？胡宗南哈哈大笑，说这是为整一旅恢复名誉。原来胡宗南自去年9月整一旅在晋南被歼后，认为是奇耻大辱，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他精心设计让重建的整一旅夺得攻占延安头一功，算是为他的起家部队洗刷耻辱，重树声威。但胡宗南如此矫揉造作，偏袒嫡系，有失大将风范，且引起军内矛盾与不满。接着，胡宗南召集前进指挥所主管成员连续开会，研讨怎样向新闻界发布胡军攻占延安的消息。进攻延安战果平平，如照实讲，无法交代；但如谎报吹嘘，一旦陕北共军主力再度出现，胡也无法交代。胡宗南反复推敲，延至下午，才通知西安的盛文，告中央社发布下列两则电讯：1（中央社西安19日下午4时急电）陕北共军自企图南犯以来，国军即予猛烈反击，昨（18日）下午进抵距延安10公里处，经一度激烈战事后，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同时占领该县东南郊之宝塔山，战果正调查中。2（中央社西安19日下午5时急电）共军为配合莫斯科会议向西安所发动之大规模攻势，今已为国军完全摧毁。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10时为国家收复。……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10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辑流亡中。中央社将这两则电讯迅速发往海内外。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各报刊纷纷抢出号外，以报道这特大新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3月20日头版头条刊载上述电讯时，却冠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的标题，还配发了《国军解放延安》的社论，内中充满了浮夸不实之词。胡宗南一时成了中外瞩目的风云人物。更使胡宗南哈哈大笑的是，他在3月20日接到了蒋介石“手启寅马府机电”，内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十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转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稍后，胡又接到了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发来的祝贺长电。胡宗南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兴冲冲地送给裴昌会、薛敏泉等人看，说：“你们看，我军攻占延安，蒋先生是多么高兴啊！”（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4页。）在胡宗南的指示下，西安城更因“收复延安”而热闹起来。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令全城商店与居民一律悬挂国民政府的国旗，燃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陕西广播电台还特地请来一些名演员来电台播音献唱。但就在轰轰烈烈欢庆“胜利”的热闹时刻，南京国民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就对胡宗南的“捷报”中一些浮夸捏造不实之词产生了疑问。甚至在西安专任蒋介石与胡宗南之间联络的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也多次电询在洛川的胡宗南与裴昌会，要求核实战果实情，但都被胡、裴含糊敷衍过去。（范汉杰：《蒋介石改变战略，胡宗南部重点进攻延安》，刊《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对历史不诚实的人必将得到历史的惩罚与嘲弄，这在战争中尤其是如此。历史很快证明，胡宗南以数十万大军侵入陕北贫瘠之地，占领一座主要以窑洞构成的延安空城，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是得不偿失。后来国民政府宣传部门负责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指出：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在声威上一大胜利，使南京在这个逆运的时期顿感兴奋，可是所付的代价也特高。共党配合刘伯诚（承）所部在河南的行动，突然占据陇海路的西段。此举使蒋总统调往参加延安战役的最精锐部队四十万人……无异被冻结，于是政府不得不另准备一支军队以对抗刘伯诚（承）。”（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出版，第484页。）美国政府在1949年发表的《白皮书》中则说得更为直白：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伟大的胜利，实则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58页。）就在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的第二天，中共新华社发出电讯《我主动撤出延安空城，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指挥全国爱国自卫战争》，主要内容如下：［新华社延安二十日电］……十九日我人民解放军以任务已达，撤出延安。此次作战，……蒋介石胡宗南的竭尽全力的窜犯，除得到一个空城外毫无所获。……在地面上，蒋介石使用于第一线的部队达九个整编师，十三个整编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来，企图以突然袭击占领延安，歼灭我人民解放军，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延安保卫战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的已经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新华社延安1947年3月20日电：（《我主动撤出延安空城》，刊（华北）《人民日报》1947年3月22日。）（四）踏上延安土地遭到的当头一击1947年3月20日，即胡军占领延安的第二天，胡宗南在洛川的前进指挥所里，接到延安董钊等来电，报告部队经连日行军作战，十分疲劳，而解放军退出延安后，去向不明，请示今后行动机宜。胡宗南当即向前进指挥所裴昌会等人下令，对前线部队的部署与行动作指示。他说：“去电告诉他们：由整编第一军之整二十七师担任延安城防，并以一部进驻拐峁镇构筑工事，同时远出进行威力搜索后，相机推进至青化砭固守，使主力尔后向北进出容易；整编第一军主力即在延安以北与西北地区集结待命；整编第二十九军在延安、鄜县（今富县）沿公路线构筑据点工事，确保补给线的安全。”（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4页。）胡宗南在洛川等了五天，到3月23日，前方仍侦察不到解放军主力的动向，而进驻陕北的两个整编军10多万军队的粮食、弹药补给却越来越困难。胡宗南急于寻求解放军主力决战，“肃清延水以北共军”《西安绥署瓦窑堡会战经过概要》，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史料（战）22：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又错误判断解放军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乃下达作战命令：1947年，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在杨家岭升旗。一、令董钊率整一军之整一师、整九十师共五个旅，于24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就由安塞以北地区向东回旋，协同刘戡的整二十九军捕捉解放军主力于蟠龙以西，延安以北地区而歼灭之；二、令刘戡率整二十九军之整三十六师和整七十六师共四个旅，向延安东北、蟠龙以西地区扫荡，协同董钊整一军在蟠龙以西地区歼灭解放军主力；三、令整二十七师继续戍守延安地区，建立秩序，并以一部在拐峁镇远出进行威力侦察，掩护董、刘两部主力的侧后安全。（任子勋：《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初期的失败》，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这时延安地区的军事形势已趋稳定，胡宗南判断拐峁镇以北地区无敌情，遂决定亲率前进指挥所从洛川进驻延安。1947年3月24日。这是胡军占领延安的第六天。这天凌晨，胡宗南乘坐吉普车，离开洛川，前往延安。这是胡宗南生平第一次到延安。他自驻军西北后，还从未到陕北去过。抗战期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驻地后，在1942年，中共方面曾邀胡宗南到延安访问，胡宗南很想去看看，但为蒋介石所阻未能成行。这次，胡宗南以一个战胜者与征服者的姿态与心情，威风凛凛、得意洋洋地于近午时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先期到达的前进指挥所为胡宗南安排的住处是延安最好的房子——原中共的边区交际处。胡宗南去看了看，认为此处虽住房条件好，但目标大，不隐蔽。胡宗南自己选定原中共的边区银行窑洞居住与办公。胡宗南在这里直住到1947年12月中旬，历时近八个月。胡宗南到达延安的当天，前进指挥所参谋长薛敏泉向他报告，自3月19日国军占领延安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敌情不明和补给困难。胡宗南命他转令各部队加强搜索，节约粮食，抓紧向陕西省政府催粮。为了查明中共首脑机关与军队主力撤离延安后所去的方向与地点，胡宗南又向随军行动负责侦测无线电台的保密局小分队了解侦测情况。那位分队长报告他，自攻占延安后，未再发现陕北有固定大型电台信号，有时捕捉到小电台的征象，但迅即消失，飘忽不定，难以判定共军指挥部所在。胡宗南命他继续努力，尽快找到目标，找到后重赏。接着，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向胡宗南报告接待中外记者的准备工作情况。胡宗南听了王超凡报告后，指示说：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计争取中共的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由他们作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胡宗南得知已以他的名义向延安等地发表《告陕北民众书》，颁布“施政纲领”，就命王超凡转令各部队政工人员维护革命军队声誉，严格检查军风纪，对违纪的要处罚，严重的要枪毙。胡宗南这时主观上还要保持与恢复其部队的革命精神与北伐光荣传统，希望得到陕北民众的拥护。但世易时移，天时地利都不一样了，国民党的军队及其与民众的关系也大大变化了。尤其是在陕北这块经中共多年统治与宣传教育的地方，胡宗南的愿望只能落空。胡宗南就接待中外记者一事向王超凡指示说，接待记者工作要做好。他不赞成弄虚作假，但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凡事要有重点，作假也要有重点。他要王超凡选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选一个人装成旅长，要装得像，这是重点，先做好准备。他将亲自查问。1947年3月25日晨，胡宗南要机要秘书熊汇荃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去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胡宗南看得很仔细。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看后哈哈大笑。这是胡宗南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这张纸条显然点到了胡的要害，道出了他当时的心病。胡宗南占领杨家岭原中共中央住地全景图果然，就在胡宗南笑声刚断，他接到了紧急报告：整二十七军的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旅部及所辖第九十二团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处境危急。原来，当胡宗南命令董钊、刘戡两主力兵团从延安地区分路出发，北向安塞、蟠龙等地追击扫荡时，胡宗南为保障这两兵团的侧翼安全，于3月21日直接电令驻守在临真镇的整二十七师所辖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令李率该旅旅部及所辖第九十二团谢养民部共约3000人（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经川口，渡延水，进至延安东北约五十里的交通要道青化砭地区，筑工事据守，建立据点，并限整三十一旅于24日到达目的地。（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胡宗南既不明敌情，又十分轻敌，仅派一个旅部率一个团，孤军突出，防守这样一个要地。这正好给西北解放军提供了“围歼”之机。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时，预计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必然非常骄横，指示彭德怀率领的西北解放军野战兵团要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以一部兵力同胡军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主力隐蔽延安东北方向待机。3月21日晚，彭德怀部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当日发给整三十一旅的电报，得知该旅将在3月24日孤军进至青化砭地区。彭德怀在报请中共中央后，立即调派所部全部主力共五个旅，在3月22日晚与23日拂晓前隐蔽集结于青化砭附近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看好地形，并封锁消息，静候整三十一旅进入伏击圈。同上书，第306～307页。青化砭位于一条四十多里长南北走向的蟠龙川中，咸榆公路沿大川而上，穿过青化砭，公路两侧为连绵起伏的山地，其地形似口袋，极便于设伏。果然，整三十一旅在旅长李纪云率领下，根据胡宗南命令，由临真镇沿咸榆公路北上，于3月23日进至延安以东的李家渠地区。3月24日，该旅所辖的第九十一团进驻拐峁镇以东的安塞，而旅部率第九十二团则进驻拐峁、川口一带，因需补给粮食，暂住一宿，未能于当日按规定进至青化砭。李纪云在率部进驻拐峁、川口的当日，得到侦察报告，说在青化砭地区发现有不少解放军。李纪云当即将侦察报告与自己的敌情顾虑直接报告给胡宗南。胡宗南这时刚刚到达延安，几天来一直被占领延安的兴奋与解放军佯作向安塞以北撤退所迷惑。他判断拐峁以北无敌情，因此整三十一旅必须迅速进占青化砭以掩护北进主力侧背。胡宗南当即回电李纪云，斥责李“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周贵昌（时任整三十一旅少将副旅长）：《青化砭整编三十一旅被歼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5页。）骄傲轻敌而又不明敌情的胡宗南轻率地做出了决定，也轻率地将整三十一旅送进了解放军的伏击圈。1947年3月25日晨6时左右，李纪云率部约三千人，胆怯而又谨慎地从拐峁镇向青化砭前进。这时，从西安飞来的两架野马式侦察机先行对青化砭地区侦察扫射一阵。接着，李纪云又派出一个连和另一个排分别沿延榆公路左右两侧山地搜索前进。设伏的解放军已在这里等了两天两夜，由于隐蔽得好，未曾暴露。国民党军的空中与地上侦察，都未发现目标。李纪云放心了，他亲自带着所部大队人马，沿着延榆公路前进，在这天中午11时左右，进入青化砭地区，并有一部占领东南高地上的大寨子，本队进入石绵羊沟，后卫亦通过房家桥与惠家砭，完全进入解放军的伏击圈。只听一声枪响，解放军以超过李部多倍的兵力，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紧紧包围了李部，并立即向李部发动猛烈的攻击，冲杀切割。整三十一旅自踏上陕北土地后，还没有遇到过如此突如其来又异常猛烈的打击，指挥官全懵了，士兵也一下子乱了阵脚，全部被压迫在沟内，由于队形无法展开，因而不能形成有力的抵抗。解放军占领惠家砭，堵住整三十一旅退路；接着石绵羊沟东西山梁全部被解放军占领。李纪云在这进退不得的危急时刻，指挥部队抢占石绵羊沟西侧山梁，但仅上得半山就被解放军打了下来。解放军沿石绵羊沟和石家圪崂一线山梁，向整三十一旅猛烈冲杀，双方短兵相接，激烈肉搏。很快，解放军就夺占了整三十一旅的最后抵抗阵地。整三十一旅迅速崩溃，全线瓦解。只经过约一个半小时，青化砭战斗结束。整三十一旅旅部及所辖第九十二团全部共约三千人被全歼。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及第九十二团团长谢养民等被俘。该部的全部枪支、弹药、装备、给养物资等，都为解放军缴获。这对当时枪弹奇缺的解放军极为宝贵。而中共参战各部队，据中共方面的资料称，共伤亡仅256人。当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围歼”时，在延安的胡宗南得报焦急异常。他急令刚回到延安的整一军军长董钊迅速从安塞调回整一师、整九十师前往增援解围。但当董钊亲率援军赶去时，解放军早就带着缴获、押着俘虏离开了青化砭。董钊的援军在战场上只收容了几十名伤兵。董钊报告，解放军在战后迅速撤退，现在又不知去向。董向胡请示军队以后如何行动，盼复。这是胡宗南进犯陕北后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是他踏上延安土地后遭到的当头一棒。胡宗南闻报后恼乱而又懊丧，一度不知所措，显示出他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无能与慌乱。当时在他身边的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后来回忆道：“狂妄而又愚蠢的胡宗南一向的做法是，顺利的时候就随兴之所至，无所谓计划，轻举妄动，部队东调西调，乱指挥一气；遭遇到大的失败，就一筹莫展，把军队畏缩在一起不敢动了。”（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5页。）这确实指出了胡宗南在军事指挥上的根本要害。好大喜功的胡宗南下令所部知情者对整三十一旅的被歼要严格保密，不外传，不上报。但中共的陕北广播电台（由原“延安广播电台”改名）很快在新闻广播中报道了青化砭战斗的消息。其文如下：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七十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旅部及其一个整团，共四千余人。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敌我伤亡是二十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晋察冀日报》1947年3月28日。）胡宗南听到中共陕北广播电台播发的青化砭全歼整三十一旅的新闻广播，地点、番号、人数基本正确。事已至此，胡宗南知无法再将这次失败隐瞒了，就授权延安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与参谋长薛敏泉，对青化砭之败报不报，怎么报，报给谁，由他们酌定，他不过问。好大喜功而又文过饰非、推过于人，这是胡宗南性格的两个方面。4.导演接待中外记者的闹剧胡宗南到延安后，虽为整三十一旅的被歼伤神难过了一阵，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他认为青化砭之战胡军实际只损失了一个团与一个旅部，总共不及三千人，只能算是因疏忽而招致的小挫。他强大的两个整编军仍在，他攻占延安的“光辉战绩”更是可以掩盖一切。因此他一面令迅速整补恢复整三十一旅建制与部队，一面依所得情报，令董钊、刘戡率两个整编军主力，向延安东北的延川、青涧一线扫荡，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在这时，胡宗南接到南京来电，中外记者团五十五人，代表国内外报馆通讯社三十九家，由沈昌焕带队，定于4月初到延安参观访问，报导胡宗南部攻占延安的“陕北大捷”。接到南京来电后，胡宗南对接待中外记者工作更加注重。他专门召集了前进指挥所有关处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研究，并指定由王超凡与情报处长刘庆曾具体负责。根据胡宗南的指示精神，王超凡与刘庆曾紧张、忙碌地布置起“战绩陈列室”。他们二人与部下们绞尽脑汁，想出如下一些办法：（参阅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为了展示攻延激战与共军被歼之众，他们抽调一部分人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起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蒋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人员的坟墓。为了展示共军被俘人员之众，他们在延安20华里内设立了十处“战俘管理处”，把主要在陕北各地乡村抓来的青壮年所编成的青训队500多人，和在延安城防部队整二十七师中挑选来的比较伶俐的士兵1500人，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作为“共军俘虏”，加以训练，教给他们一套事先编造好的“对答”，准备将来应付中外记者。还规定这些装扮假俘虏的人每天每人津贴一元，以示奖励。但到底由于假俘虏人数与战报所公布数目相差悬殊，就决定在中外记者参观时，由各“战俘管理处”互抽人员充数。1947年4月，延安街市上的小吃摊。为了展示在“共军俘虏”中，有共军的高级指挥员，王超凡根据胡宗南“选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选一个人装成旅长，要装得像，这是重点”的指示，费尽心机，特地挑选出一个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会演戏的湖南人扮演被俘的共军旅长，并教给他怎样回答中外记者的询问。为了展示缴获大量的“共军武器”，刘庆曾与王超凡指示，步枪抽调驻甘泉的整十七师的三八式和汉阳造两种来抵充，不足部分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城防部队整二十七师中分别抽调，采取白天将枪支送到“战绩陈列室”，黑夜送还部队的办法来顶充，所有武器都贴上标签，注明缴获的时间、地点。此外，刘庆曾与王超凡还抽调部队的一些参谋人员与政工人员，加以训练，担任“战绩陈列室”的介绍与讲解工作。不消说，这些解说词，多是编造的不实之词。胡宗南又指示由他刚刚任命的肤施县（延安原名）县长协助王超凡等，对接待中外记者的工作做了不少手脚。到3月底4月初，从南京、上海等地来的中外记者团一行五十五人到了西安。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按照胡宗南的指示热情接待，同时请示胡宗南何时送记者团到延安。胡宗南因延安的接待准备工作还未完成，指示盛文借口延安方面气候不宜飞行，以阻滞其行程；同时，胡加紧督促王超凡与刘庆曾做好“战绩陈列室”的伪装工作。胡并亲自偕同机要秘书熊汇荃对接待工作进行重点检查。胡宗南跑去查问那位假装冒充的“被俘共军旅长”。尽管此人以前受过训，演过戏，又经王超凡连日指教，但仍未得要领。当胡宗南来到他面前时，他向胡立正、敬礼、弯腰。胡问其姓名职务，他按王超凡的编造一一回答。胡对其表演十分不满意，问了几句就不耐烦了。胡把王超凡带到自己的住地，批评王不懂革命，说王选的这人像绵羊，满口国民党腔调，一问就露出马脚，根本不像共产党，更不像共产党的旅长，共产党的旅长态度应该强硬，讲话要骂娘。王超凡很委屈，说胡先生早有指示，不要骂娘。胡宗南说：不是要他骂他们，是要他骂我们，骂的越凶才越像，越往上骂才越像。胡宗南说王超凡不在行，要机要秘书熊汇荃去导演。熊汇荃明了胡宗南的意思。他将王超凡领到另一间窑洞，对他说，胡先生指示的关键是，越往上骂才越像，他不好说透，意思就是骂国民党，骂总裁。王超凡同意后，他们二人就一道找到那位扮“共军旅长”的人，告诉他，胡先生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你在西安一定听过胡先生的精神讲话，“被俘不屈”，“宁死不投降”。你演过戏，要合乎共军旅长的身份，态度要强硬，姓名职务不要自己讲，胡宗南部高级军官与记者团主要成员在飞机前合影不要有问必答，要用共产党的语气，把总裁叫做蒋介石，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那人说，他不敢。王超凡让他听话，现在就按旅长标准开伙食，做得好，升他的官，但若说出是谁布置的，就砍他的头。熊汇荃又交代让此人装上胡子，并要王超凡安排他在一间较暗的屋子里见记者。（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2页。）4月4日，中外记者团由盛文陪同从西安乘飞机来到延安。盛文带来了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颁给攻占延安有功将领的勋章，其中胡宗南获二等大缓云麾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有功师、旅、团长分获三、四等云麾勋章或一、二、三等干城勋章。为了接待中外记者团，胡宗南命盛文主持，在延安机场举行了阅兵典礼，在原中共边区政府礼堂举行报告会，介绍攻占延安作战经过，并答记者问。胡宗南本人一向不大接见记者，这次他只接见了中央社记者沈昌焕与《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两人。接着，就安排中外记者参观“战绩陈列室”，与被俘的中共官兵接触交谈。其中，一些记者见到了那位由王超凡等精心化装指导的“被俘共军副旅长”。《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在报道中写道：“被俘共军副旅长”面对中外记者屋子里住的是中共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二十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消灭国民党军”、“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西安”。当记者向他透露瓦窑堡已被国军克服的消息时，仍是摇头喷鼻，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龚选舞报道：《陕北行》，刊（南京）《中央日报》1947年4月13日。）看来，那位冒充“中共被俘旅长”的演员表演有所进步。他迷惑了一些人。但许多头脑稍清醒的中外记者却很快看到了胡宗南精心炮制的这“战绩陈列室”的许多破绽：在参观“被缴获的共军武器”时，一些记者问，这些新式轻重机枪、中正式步枪，共产党军队由哪里得来？作解说的参谋、政工人员瞠目不知所答，只好支支吾吾。记者团参观延安中共中央大礼堂在参观各战俘管理处时，一些记者发现有的假俘虏在几个战俘管理处重复出现，就问他们：“我不是昨天在某一战俘管理处见过你吗？怎么你又到这里来了？”被问的人因事前没有教导他们答复这样的问题，故只好挺起胸脯，规规矩矩的立正，不作回答，以至当场出丑。这样哭笑不得的窘境在中外记者参观中时时出现。这甚至在《中央日报》记者的报道中也透露出来：当肤施县政府命令一大群孩子给记者们表演秧歌舞时，“反动派”、“卖国贼”、“封建”，依然在孩子们的口里震天地响着，“他们可知道他们在唱些什么”？记者不由得掉出了一颗同情的泪水。（龚选舞报道：《陕北行》，刊（南京）《中央日报》1947年4月17日。）不久，西北地区党、政、军、团各系统分别组成的慰问团也纷纷来到延安，向胡宗南及其部队进行各种形式的慰问，以及对陕北民众进行“安抚”与“赈济”。其中有以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蒋坚忍率领的陕西省视察慰问团，有以中央社西安分社社长王文德率领的西安新闻记者慰问团，以甘肃三青团支团干事部干事长寇永吉率领的甘肃慰劳团，以陕西省参议员营尔斌率领的陕北同乡慰劳团。四路人马齐至延安，煞是热闹。因为这都是陕甘地方着名人士，胡宗南亲自参加欢迎。各路慰问人员竞相向胡宗南及其攻占延安的“丰功伟绩”歌功颂德。陕北瓦窑堡籍的营尔斌竟提议：“把延安改为宗南县，以表彰胡长官克复延安的伟勋。”于是有人将这份提议正式报送到南京国民政府。胡宗南尽情地享受着这些虚幻的荣耀。他没有阻止人们要求将延安改为宗南县的报告。因为胡宗南熟知在10多年前，蒋介石为嘉奖刘峙，在河南搞了个经扶县；为嘉奖卫立煌，在安徽搞了个立煌县。现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功绩超过任何其他将领，为何不能建立一个宗南县呢？好大喜功的胡宗南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5.陷入毛泽东的“蘑菇战”中1947年4月14日，中外记者团在延安闹腾了十日，尚未离开，延安城“庆祝解放”的热闹气氛还未散去，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后所遭到的第二次打击就到来了——这天，胡部整七十六师的整一三五旅在羊马河被歼，代旅长麦宗禹被解放军俘虏，兵力损失近5000人，是青化砭整三十一旅损失人数的近一倍。原来，自3月25日整三十一旅李纪云部在青化砭被歼后，胡宗南总结其教训是：一因兵力单薄，二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用川道，遇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是为前车之鉴。胡宗南再次通令全军在行进中要采取“方形战术”，实行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西安绥署瓦窑堡会战经过概要》，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史料（战）22，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同时，他根据解放军为诱敌深入指示的情报，错误地判断西北解放军主力退向延安东北地区，乃于3月25日下令，整一军与整二十九军共十一个整编旅，由安塞、延安、临真镇一线出发，兵分三路，经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再来一次大扫荡。胡在命令中说：“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同上。3月27日，董钊、刘戡指挥两个整编军的十一个整编旅约10万人，以“方形战术”与“滚筒式”，浩浩荡荡而又谨慎缓慢地向延川、清涧扑去，走了三四天，占领延川、清涧，才发觉是扑空。这时，胡宗南根据无线电侦测小分队报告，判断解放军集结于瓦窑堡西南方向，于是又电令董、刘两军折向西，向瓦窑堡、永坪一带再来一次大扫荡。然而，当两军经过几日跋涉，于4月3日到达目的地后，发现瓦窑堡又是一座空城。胡宗南又判断解放军主力北逃，令董、刘两军留下整七十六师廖昂部守备延川、清涧，以该师的整一三五旅麦宗禹部留守瓦窑堡，主力北上绥德；后因晋南告急，董、刘两军又严重缺粮，胡只得改令两军主力于4月5日先行南下蟠龙补给。1947年4月，胡宗南占领的延安。就这样，在这十多天的时间里，在胡宗南的遥控指挥下，董钊、刘戡两军约10万人，忽而由西向东，忽而由东向西，忽而由南而北，忽而由北向南，浩浩荡荡，缓慢而又艰难地举行“武装大游行”，在千山万壑间爬上爬下，几度回旋，却处处扑空，一直没有找到解放军主力所在。而且由于中共发动当地民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争，致使胡军只能睡草地，啃干粮，筋疲力尽，胆战心惊，士气沮丧，病员与逃兵日多，兵民关系更是紧张。当时胡部官兵悄悄流行一首顺口溜以讽刺胡宗南在军事指挥上的盲目与无能：胡长官一张嘴，下面跑断腿；胡长官放个屁，下面跑断气。由于在4月6日刘戡部南撤时，在永坪附近遭到解放军伏击，损失600多人，胡宗南据此判断，西北解放军主力已转移到牡丹川（延安）与李家川（今子长县）之间地区，故令董钊、刘戡两军在补充后，集中八个整编旅，分别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进击扫荡；同时令驻瓦窑堡的整一三五旅麦宗禹部将该城交给由清涧调来的整二十四旅七十二团接防，然后南下策应北上大军。胡宗南企图“逐次扫荡牡丹川以北各山沟并向右回旋，会同瓦窑堡南下之一部包围匪军而歼灭之”。（《西安绥署牡丹川会战经过概要》，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史料（战）22，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宗南的如此部署给解放军提供了全歼整一三五旅的战机。彭德怀在延安保卫战前作动员1947年4月11日，胡宗南调清涧第七十二团去瓦窑堡接防的机密情报就被中共西安秘密情报组织报告给中共中央军委。彭德怀接到中共中央军委转来的这项情报后，根据战场形势，判断整一三五旅可能要离瓦窑堡南下，向整二十九军主力靠拢，必经瓦窑堡至蟠龙的大道行军，乃紧急调动兵力，以一部将南面胡宗南主力吸引到蟠龙西北，而以主力埋伏于瓦窑堡以南之羊马河地区，张网以待，“围歼”整一三五旅。（参阅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313页。）胡宗南果然很快钻进了彭德怀的圈套。1947年4月13日到14日，胡军北上的董钊、刘戡两军主力八个旅，遭到佯装解放军主力的第一纵队两个旅的顽强抗击，被节节诱向蟠龙以西地区。胡宗南得报，断定与共军主力决战时机已到，乃一面令董、刘两军向西猛追，一面令整一三五旅火速从瓦窑堡南下，协同主力“围歼”共军。4月14日上午8时，整一三五旅离瓦窑堡，沿瓦窑堡——蟠龙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跃进。这是胡部为防遭伏击而实施的新式行军法。上午10时许，该旅同解放军担任诱敌之小部队接上了火。代旅长麦宗禹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全部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被预伏在这里的西北解放军主力第二纵队与教导旅、新四旅所包围。整一三五旅猝不及防，仓猝应战，“发生空前激战，肉搏十余次”。（《西安绥署牡丹川会战经过概要》，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史料（战）22，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但解放军形成了以四个旅“围歼”一个旅的绝对优势。整一三五旅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急电胡宗南速派援兵解围。胡宗南得报急令刘戡援救。刘戡命令右翼整三十六师钟松援救，钟松又命令与整一三五旅只隔两个山头的整一六五旅李日基部援救。李日基旅拼命夺下一个山头，却无论如何攻不下另一个山头，虽迭受申斥严令，却始终不能对麦宗禹相援，虽然，这时他们之间只相距不过10华里左右。在羊马河的整一三五旅处境越来越危急。援兵无望。虽有几架飞机赶来助战，但因双方呈胶着状态，炸弹不敢投，机关枪不敢扫，仍无济于事。到这日黄昏时分，解放军发动一次冲锋，整一三五旅立即队伍大乱，狼奔豕突，全旅瓦解。结果全旅近5000人被歼，代旅长麦宗禹被俘。当刘戡部主力终于打到这里时，解放军早已押着俘虏不知去向。据中共方面资料称，麦宗禹被俘后，中共西北解放军主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与政委王恩茂招待他晚餐，亲自为他夹菜；夜间同睡一床。中共对胡宗南部官兵的思想瓦解工作是无孔不入。这是胡宗南部在陕北被歼的第二个整编旅，被活捉的第二个整编旅旅长。经此战后，全军士气低落，官兵们对胡宗南的军事指挥越来越失去信心。相反，中共方面在撤出延安后一个月内，以劣势兵力与胡军周旋，取得了两次歼灭性的重大胜利，更充满了取胜的信心，并总结了战胜胡军的经验——“蘑菇战术”。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指示西北解放军在与胡军作战中继续采用这套行之有效的“蘑菇”战术，“使敌人达到十分疲劳与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毛泽东：《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6页。）胡宗南下令向中外记者团封锁羊马河败讯。直到中外记者团兴冲冲离开延安后，在4月17日，胡宗南收到了中共新华社发出的报道羊马河之战的电讯。他对这则他已知道的消息没有多看，却十分重视同一天新华社播发的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社论揭示了胡宗南进攻陕北各种新战术的破产和目前处境的困难，指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可以预计，4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敌人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人民的胜利。”（新华社评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刊《晋察冀日报》1947年4月17日。）经过两次失败后，胡宗南并未吸取“盲目乱动”的教训。他从空军的侦察报告得知，陕北共军主力在向北撤退，就错误判断中共中央机关与西北解放军主力拟东渡黄河。于是，他再次命令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除留下整编第一师的整一六七旅李昆岗部（欠第五○○团）约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协同陕西自卫军第三总队，守卫陕北胡军的后勤补给基地蟠龙外，其余九个半整编旅，于4月26日自蟠龙、永坪分两路北上，携带七天干粮，向绥德急进；同时他令榆林的第二十二军等部南下，南北呼应，双方夹击，将陕北共军主力会歼于咸榆公路以东、黄河以西葭县（今佳县）、吴堡间狭小地区，或将其赶过黄河。胡宗南没有想到，他又一次中了解放军诱敌深入之计。西北解放军针对胡宗南好大喜功、急于决战、情况不明、盲目指挥的弱点，又一次布下疑阵，将主力隐蔽集结于永坪东北地区，而以一部兵力伪装成主力，对北进之董钊、刘戡两个军主力节节抵抗，逐步后撤，沿途有意丢弃臂章、符号、军装、担架等，作出仓皇败退之样，诱敌北上。胡宗南不知是计，驱赶董、刘九个半旅的大军，匆匆向北直追，到5月1日终于到达绥德，进城一看，竟又是一座空城，几乎连百姓也难以找到。但董钊仍打电报向胡宗南报功：“第一军于5月1日占领绥德，毙敌甚多，残敌向东北方向狼狈逃窜……”这种浮报夸功的手法，在当时的胡宗南各军中是公开的，谁也不以为怪。（任子勋：《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初期的失败》，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胡宗南部吹嘘为“绥德大捷”。董钊、刘戡两个军主力近10万人马挤集在绥德一狭小地区，很快就感到补给困难，严重缺粮，敌情不明，对下一步行动产生分歧。他们请示胡宗南。在延安的胡宗南也是情况不明，决心难下。他与盛文及前进指挥所的主管人员商讨下一部作战方针。盛文鉴于两次部队遭伏损失惨重，陕北又地瘠民贫，军事价值不大，建议放弃延安。平心而论，盛文的这一建议不失为明智之见。但胡宗南却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而且蒋介石也不会同意。经反复商讨，胡宗南策划了一个新方案：借口陕北地形复杂，部队不易展开，又不能就地取粮，后方补给艰难，而共军时聚时散，不知其主力所在，难以导其“围歼”，为此，胡宗南军准备仿效李鸿章“剿捻”办法，以主力守延安，不再分兵出击；同时要蒋介石令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的兵力推进至陇东，北面则依靠邓宝珊在榆林的据点，东面则以黄河为障，迫共军就范。胡宗南准备在5月亲飞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胡宗南准备向蒋介石提出的这一陕北作战新方案，很快就被其机要秘书熊汇荃密报给中共方面。（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但是，胡宗南尚未去南京，胡宗南部主力董钊、刘戡两个军在绥德徘徊观望时，5月2日晚，胡宗南突然得到报告：共军主力出现在蟠龙一带，在该日向蟠龙守军一六七旅李昆岗部发起猛烈进攻。李昆岗连连求救。胡宗南得报大吃一惊。蟠龙，位于延安正北约近百里处，北距绥德则有约250里之遥。胡宗南因这里地处交通要道，便将它作为在陕北各军的后勤补给基地，从西安等地运来的军粮、武器、弹药、军服等，都存放在这里。这次胡宗南令董钊、刘戡两军主力北上绥德后，仅留下整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率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及陕西自卫军第三总队，共约6700多人，在这里守卫。胡宗南当时判断：共军主力在北部，正准备渡黄河东去，蟠龙一带没有大股共军。而且以前在青化砭、羊马河，共军都是以伏击战取胜，要打蟠龙，是一场攻坚战，谅陕北共军没有这种胆量与力量。然而，就在胡宗南想不到的地方——蟠龙，共军主力出现了；就是胡宗南认为不可能的事——共军对蟠龙的攻坚战，开始了。蟠龙太重要了。李昆岗守得住吗？李昆岗是胡宗南手下着名的战将，胡部“四大金刚”之一，被胡视为精明强干，腹有雄才大略，曾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胡宗南长官部的副参谋长，一向为胡宗南所赏识与宠爱。李率领的整一六七旅，是胡部王牌三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一师的精锐部队。但是该旅实际留驻蟠龙的部队只有一个团多一点，兵力太少了。为了紧急援救蟠龙，胡宗南下达了一系列紧急命令：电令在绥德的董钊、刘戡大军火速回师援救蟠龙；电令西安空军立即起飞到蟠龙轰击解放军，阻止解放军攻势；电令驻守青化砭的二五一团以坦克开路，赴蟠龙救援；同时电令李昆岗死守蟠龙待援。但是，胡宗南发出的命令很快都一一失败了。从青化砭北上的整八十四旅第二五一团遭到解放军教导旅的强有力阻击，坦克几乎被俘，狼狈逃回。从绥德南下的董钊、刘戡大军，因路途遥远，又害怕中伏，绕道小理河西行，然后折经老君殿、南沟岔、瓦窑堡，于5月8日才赶到蟠龙。蟠龙战役中解放军突破敌集玉峁阵地而蟠龙守军，自5月2日晚开始遭到西北解放军主力四个旅优势兵力的猛烈攻击。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距蟠龙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亲自协助彭德怀指挥这场战斗。李昆岗部一团步兵及一营炮兵的兵力显得十分单薄，顽强坚持到5月4日，终于全军覆没，蟠龙失守。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健及四九九团团长肖伯廉以下官兵6700多人，除伤亡300多人外，全部被俘。蟠龙基地的全部军用物资与粮食成了正感物资奇缺的解放军的战利品，其中仅军服就有两万多套。当董钊、刘戡两军在蟠龙失守后四天赶到这里时，解放军又早已撤之一空，不知去向。胡宗南又一次遭到了失败。这是他进占延安后遭到的第三次打击，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因为整一六七旅是胡部王牌三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一师的精锐部队。旅长李昆岗是胡部着名的战将“四大金刚”之一，曾任过胡总部副参谋长。这次战役，不仅蟠龙基地丢失，而且王牌部队竟几乎被全歼，旅长被俘。而这些都是胡宗南本人的指挥不当造成的。胡宗南在延安住所，坐卧不宁，几天不见客，也不理公事。后来，他经痛苦思索，专门写了一篇《论蟠龙之失》的总结检讨文章，认为失败原因主要归结于情况不明，失于主动，将不用命，士气不振。（涂健：《整编一六七旅蟠龙战役被歼纪实》，刊《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胡宗南总结出来的这些教训，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是胡军乃至整个国民政府军始终存在而又无法克服的弊病。1947年5月8日，胡宗南在延安前进指挥所中听到了中共广播电台播发的新华社评论：《评蟠龙胡军被歼》。评论很长，历数胡宗南部进攻陕北以来的败绩，揭示胡军屡败的原因。文中还引用了一段顺口溜：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下蟠龙去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当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新华社评论：《评蟠龙胡军被歼》，刊《晋察冀日报》1947年5月8日。）惟妙惟肖，生动形象，尖锐而深刻地揭露与嘲笑了胡宗南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与作战中的惨败，而且句句都符合事实。5月12日，胡宗南又听到了新华社一篇专门评论他的评论，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这篇评论写道：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王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老虎背。……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亡的象征。（新华社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刊《晋察冀日报》1947年5月12日。）胡宗南当时并不知道这篇新华社评论是经周恩来亲笔修改的。胡宗南只是觉得这篇社论尖锐而深刻，处处刺中了他的要害，使他丢脸，使他恼火而又无可奈何。1947年5月14日晚，胡的情报处处长刘庆曾派人给他送来一份特急件。这是一份最新情报，说是当日下午，周恩来、彭德怀等在延安以北数十公里的安塞县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了有近万人参加的“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全体军民共同奋斗。周说，蒋介石、胡宗南梦想将中共中央赶出陕北、消灭西北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随后不久，中共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播发了这一消息，将胡宗南的三战三败公之于世。胡宗南不再神气活现了。他好几天不大说话，老是一个人把手揣在裤袋里，在窑洞住地前的小院子里踱来踱去，不再向人提问题，也不愿谈自己的看法，甚至也不再听陕北中共电台的广播，不再看新华社电讯稿。就在这种苦恼的心境下，胡宗南于5月20日令机要秘书熊汇荃照原计划赴美留学。在这时胡仍然不知熊汇荃的真实身份。6.52岁的新郎自1947年5月初蟠龙战役后，胡宗南发现中共中央机关与西北解放军主力并未东渡黄河，而是坚持在陕北，与胡军周旋。胡宗南军队在陕北陷入中共的人民战争与巧妙的蘑菇战术中，进退不成，左右两难，疲累，闭塞，危险。正如后来国民党的战史所承认的那样：“战斗遂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队间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呢？“始终凭借其严密之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戡乱简史》，台北出版，第132页。）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为防止其部再遭到解放军的突然的打击与歼灭，令董钊、刘戡两个兵团主力集结于延安以北的蟠龙、青化砭一线地区休整补充，主力缩成一团，使解放军无机可乘。同时利用飞机，地面与无线电的侦察，寻求中共中央机关潜伏的地点，准备重点打击。1947年5月25日晨，胡宗南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召，乃于当日乘飞机从延安直飞南京。胡刚下飞机不久，蒋介石就在当日下午3时，急不可耐地在官邸召见了胡宗南。蒋介石急于了解胡宗南部攻占延安后的陕北形势，企图在所谓“陕北大捷”后将胡宗南集团这支战略总预备队调往其他战场。因为这时国民政府军在各战场连遭失败，形势吃紧，特别是在5月16日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山区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没；4、5月间晋南地区几乎全部被解放军陈赓部队攻占，所剩临汾、运城危急，阎锡山连连呼救……蒋介石一见胡宗南，开门见山就问：“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胡宗南在刚占领延安时的得意心情这时已没有了。他向蒋介石报告了陕北的国共两方面的军事情况，说：“毛泽东现在绥德以西周家釜附近，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震、贺龙亦皆在陕，企图再与我决战。故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胡宗南说对了大部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震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但他不知道，朱德这时已与刘少奇东去河北平山县，而贺龙一直在黄河以东的晋绥地区。蒋介石接受了胡宗南的意见，胡部兵力暂时不能他调。他对胡宗南指示：毛泽东尚在陕北，陕北兵力暂不南调。对胡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蒋要胡去与参谋次长刘斐协商研究。但蒋要求胡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内肃清陕北。（《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96页。）胡宗南以在陕北近三个月的作战经验认识到，蒋介石的要求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胡部主力需留在陕北不能他调。这正是中共与毛泽东所追求的战略目的。蒋介石与胡宗南首先在战略上失败了。第二天，5月26日，参谋总长陈诚约胡宗南晚餐，席间商谈陕北战事，进一步确立了胡宗南军在陕北地区的作战方针与计划，决定胡部主力继续留在陕北，要千方百计侦察寻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隐蔽的地点，加以全歼。而胡宗南内心里越来越沉重地认识到，与中共的军事斗争将是艰难的、长期的，甚至是危险的与前途难卜的。在这种心境下，胡宗南决定立即结婚。5月27日，胡宗南准备从南京飞回西安。就在他向蒋介石辞行时，突然向蒋报告，他将在回西安后立即举行婚礼，请求蒋介石批准。蒋介石听了颇为吃惊，因为胡宗南提出这事实属突然。当然，他立即欣然照准，因为胡宗南的婚事已拖延多年，在国民党军政上层成为一个难解之谜。而这年，胡宗南已是虚龄52岁了。如前所述，胡宗南在投军之前，曾在家乡浙江孝丰由家人主办娶过一房妻室。但那位夫人不久就病逝了。此后，胡宗南戎马倥偬，一直未娶，过着独居生活达二十年之久，成为全国有名的“不娶将军”。当然，胡宗南不可能终身不娶。国民党的许多党政要人，从蒋介石到陈立夫，也都对他们这位手握重兵的将领的婚事分外关心。据说，陈立夫在抗战发生前后曾将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介绍给胡。孔祥熙也有意召这位颇有声望的青年将领作婿，但胡宗南通过戴笠等友人了解到孔二小姐生活浪漫，言行奇特，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且有损自己的良将形象，乃借故推辞。他在给陈立夫的信中写了一段着名的话：“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场之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32～133页。）后来这段话被好事者传得很远，为胡宗南的形象增光不少。胡宗南后来还多次公开向人宣布，抗战不胜利，他将不结婚，等到抗战胜利之后，他将到光复的北京城里太和殿举行婚礼。同上。从此，胡宗南就成为一位着名而又神秘的“不娶将军”。胡宗南的“不娶”为他赢得一些声誉，但也引起了不少传言，有说胡有“隐疾”，身体先天有缺点；（黄公伟：《胡宗南与叶霞翟的结合》，（台湾）《中国近代人物逸话》第1种。）还有的说胡因医治牙疾，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一位漂亮的女医生有关系。（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32～133页。）但这都是道听途说，难以考证。其实，在1937年抗战发生前不久，胡宗南的密友戴笠为胡介绍了一位令胡十分满意的女友，这就是叶霞翟。此人是浙江松阳人，是胡宗南的浙江同乡，比胡宗南年轻十多岁，年轻漂亮，体态丰盈，性格贤淑，极其能干，先后毕业于浙江警官学校、上海光华大学，后入戴笠领导的军委会特务处工作。胡宗南与叶霞翟结识后，交往多时，感情日深，在1937年初双方即有嫁娶之约。但胡宗南对这事一直秘而不宣。后因抗战爆发，胡、叶婚事耽搁下来。叶霞翟于1939年由戴笠资送赴美留学，1944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回国，应邀到当时迁往成都的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任政治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她随学校回到南京。岁月匆匆，到1947年，她已三十多岁了。胡宗南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当日，他就携带着叶霞翟，同乘专机从南京飞回西安。当时西安方面谁也不知道胡宗南婚事在即。胡也加意对外保密，不事张扬。胡宗南知道这时结婚只能如此，才能给上下左右留下他“尽忠国事，严于律己”的良将形象，而且有利于稳定军心。胡宗南在回到西安的第二天，即1947年5月28日，就与叶霞翟在西安南郊王曲兴隆岭别墅举行了婚礼。这里原是张学良的住地，陈设华丽舒适，但胡的婚礼却极简单。他只邀请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陕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石敬亭、高桂滋，参谋长盛文，政治部主任顾希平以及陕西地方着名人士张钫与刘楚材，共八人。其中王宗山、石敬亭、张钫、高桂滋、刘楚材、祝绍周为证婚人，顾希平与盛文为介绍人。胡宗南虽是新婚燕尔，但他一直挂念着陕北前线的军事；同时，他不愿给蒋介石与同僚、部下留下沉湎女色，因私忘公的印象，因此，他在婚后第3天，就告别妻子叶霞翟，离开西安，飞回延安。叶霞翟随之也回南京。胡宗南于1947年6月初回到延安。这时中共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部自5月底，自安塞地区西进陇东，与进犯陕甘宁边区西部的宁夏马鸿逵部、青海马步芳部激战，先后进行了陇东战役与环县战役，后又挥师恢复三边。胡宗南合围陕北解放军的计划破产了。战况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见陕北解放军主力在陇东，立即指示宁夏马鸿逵部加强警备，防止解放军北上；指示兰州的西北行辕加强固原地区防务，防止解放军袭击陇南；同时指示胡宗南将整二十九军南调至宜君以西地区，防止解放军南下关中——国民政府军自3月以来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迅速改呈守势。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调整二十九军的整三十六师钟松部自延安地区南下旬邑、彬县、长武布防，保卫关中后方基地；同时，通过天上、地下，还有无线电的侦察，终于捕捉到毛泽东、周恩来所率领的中共中央前委机关的信息，摸清了毛泽东所隐匿的地点——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村一带。胡宗南在请示蒋介石后，立即命令董钊部由安塞北上，刘戡部沿咸榆公路前进，向王家湾合围中共中央。同时，胡向西安空军发出命令，让其紧密配合地面作战。但是，董钊、刘戡部共七个整编旅的人马，在陕北地区来回奔波扫荡经月，却总是未见中共中央机关与毛泽东的踪影，处处扑空。胡军各部连日爬山越岭，被搞得筋疲力尽，却一无所获。整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说：在陕北作战，补给困难，情报不灵，地形不利，“我们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总是摸不到敌情。老打青光瞎子仗，致常坐失战机，并且为共军所乘”。整一师师长罗列在致胡宗南电中报告所部损兵折将、人困马乏、士气低落的情景，说：“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宿，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转引自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胡宗南见所部情形，十分担忧。1947年6月5日，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南京国防部的命令，改称“西安绥靖公署”。自胡宗南以下，主官多未变动，绥署主任胡宗南，副主任为裴昌会、高桂滋等，总参议龚浩，参谋长盛文，副参谋长薛敏泉，秘书长赵龙文，政治部主任顾希平。各处处长也多未更动。但胡宗南感到战争旷日持久，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而他这时能用于机动作战的只有整一军与整二十九军的八个多整编旅，越来越不能应付陕北、晋南与豫西的战局，乃于6月14日致电蒋介石，要求准他另编新军，扩充兵力。胡的电文如下：窃思两年来国内形势日益恶劣，国军于整编之余，力量锐减，而“匪”军则到处裹胁丁壮，又受俄方支援，兵力日增，致当前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裁军固在休养国力，但“匪”患不除，无以建设，民生疾苦，终无已时，且将陷于绝境。为安定国本，清除“匪”患，拟请于万分困难中，另编新军以应此艰巨任务，而免“匪”势再予蔓延。（《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98～199页。）这是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一年，在1947年6月，胡宗南已敏感地看到并现实地承认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但他提出的扩编新军的方法能改变国民政府的不利处境吗？7.沙家店之败——陕北战场形势的逆转1947年6、7月间，正当胡宗南指挥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的主力，在陕北来回奔波，搜寻中共中央机关与毛泽东的隐蔽地点而无所得时，全国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陕北战场的形势随之也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