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晋察冀：晋察冀第九团征战历程（罗版）03

宋时轮在大撤退前后8月下旬，中共冀热边特委、第四纵队和起义武装的领导人在遵化县铁厂镇召开联席会议。会上，邓华对形势作了分析，认为起义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今后的任务是统一领导、统一行动、整顿组织。为坚持冀东斗争，会议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经报请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批准，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副司令员，李钟奇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下设5个军分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王稼祥联名电示第四纵队、河北省委，要求宋邓部队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与起义部队合编，使冀东游击队逐步正规化，各军分区正副司令员由八路军干部和地方干部担任，并着手建立各县区政权。宋时轮没有参加铁厂会议，9月初来到铁厂镇，邓华请他主持军区工作，详细介绍了铁厂会议的情况和作出的决定。宋时轮认为：会议已经有了建立根据地用以巩固起义胜利成果的基本思路，确定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需要集中兵力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热宁边界地区的都山是大山区，九一八事变后，抗日义勇军曾在那里坚持过，建议部队向都山开进，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先解决立住脚的问题。第四纵队决定，以山区为依托创建抗日根据地。宋时轮提出：每个根据地要有一个基地，就是哪里地方党的力量强，就把哪里作为基点，第十一支队要以都山为依托创建根据地，第十二支队要以兴隆山为依托创建根据地。但是都山村落稀少、基础不好，又是伪满边境，日军修了环山公路，戒备很严。进军都山，正值连绵阴雨、山洪暴发，很难立足。纵队的决定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结果以山区为依托的目的，两个支队都没能实现。从都山撤回，第四纵队在迁安莲花院召开了五天会议，对冀东起义后的形势以及纵队面临的现实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会议一致认为，暴动胜利带动了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是创建抗日根据地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但是，据可靠情报，第四纵队和暴动武装的大动作，使日军惶恐不安，惊呼“延安触角伸进热河”，遂调集10个县的民团和日军一部，布防于通州、密云、蓟县、平谷、兴隆一带，企图造成大的包围态势，消灭第四纵队。暴动成功不等于抗日根据地建立成功，当前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起义部队成分复杂，难以应付日军的攻击，亟待进行整训。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一旦经过训练之后，在冀东的土地上敌我力量对比完全会是另外一种局面。在哪里整训，是冀东还是平西？平坝子上青纱帐倒了之后一望无边，部队很难立足。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第四纵队主力撤回平西整补、训练，来年再回冀东。邓华主张主力分散活动，依靠山地坚持，不回平西。宋时轮开始也是支持邓华意见的。“后来大家的意见还是回平西，把这些统一战线部队带到平西整训，估计可带走五万，我们约一万，留在冀东三万——三万五千新部队加上我们留下的一部分骨干坚持……最后大家同意了这个方案。”邓华综合会议的意见，写出请示，上报八路军总部，等待批复。姚依林曾撰文指出：冀东是日伪军势所必争的地方，是日伪军的腹心地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任何一方面来说，日伪军是不会放松这个地区的。第四纵队和暴动武装活动区域的周围，日伪军开始配置了封锁线，准备着秋季青纱帐倒后的大进攻。在这个时候，用我们现有的力量，在冀东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条件都不充分，主客观因素结合构成了我们不能在冀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铁厂会议之后，中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巩固我们既得的胜利，保存力量，就地进行起义武装的训练；另一方面是有秩序有组织的转移到平西根据地，依托着晋察冀边区，进行对新组织的游击部队的整训，有计划留置必要部队在冀东分散进行游击战争。“当时是采取了后者”。中共中央对在冀热察地区开创抗日根据地寄予殷切希望，多次电示晋察冀军区和第四纵队，肯定“宋邓纵队主力在现地区平谷、蓟县、密云一带加紧工作，站稳脚跟，再逐步向东南发展的方针是好的”，要求纵队领导必须“克服困难创建冀热察根据地”。强调“在冀热边区创造抗日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要有“坚持冀热察边长期的艰苦奋斗，创造根据地”的思想准备。在等待上级批示的过程中，“宋时轮于会后即率领四纵主力四个大队中的三个大队和骑兵大队，往西撤至蓟（县）平（谷）密（云）地区，而且接着拉过潮白河以西。”9月26日，中共中央复电指出：“我们认为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的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10月8日，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电报指示第四纵队：“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方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省委主要干部如老马、胖子（指姚依林）等应随主力西进”。9日，河北省委、第四纵队、冀热边特委和抗日联军的主要负责人于丰润县九间房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第四纵队主力和抗日联军部队全部西进平西整训。留陈群（第三十三大队副大队长）、包森（第三十三大队总支书记）、单德贵（第三十四大队营长）组成3个精干的游击支队，分别活动于腰带山、洪山口、鱼子山等地区，坚持冀东游击战争。西撤行动实施过程中，日军和伪满军不断向西移部队进攻，每支部队在连续战斗中均受挫，士气低落，自行离队十分严重。组织不健全，队伍无法掌握，打又打不赢，走又被阻击，人心涣散严重。到达平西时，第四纵队主力和部分起义武装仅剩4000余人。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5日致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军区的电报中指出：“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的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在冀东活动和坚持有困难，把部队转移到平西整训，“这一点宋时轮、邓华两人基本上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是宋时轮未等中央指示就带部队转移了，邓华想走而没有走，在等中央指示。”“特别是在尚未得到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批准的情况下，即已实行，这在组织原则上也是错误的。”战史称：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并转宋时轮、邓华，肯定了“四纵”挺进冀东的成绩：“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同时对西撤提出了批评，并进一步指出冀东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宋时轮作为四纵的军事领导，其主要失误是非常明显的。他在晋察冀被批判，陈伯钧日记就记载了他当时骂骂咧咧，十分火暴的情形，1940年，宋时轮到达延安，他领了个十分严重的处分。先后入马列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然后被派到军政大学当教员。这是宋时轮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但也是这一阶段，奠定了他在军事上深厚的理论功底。宋时轮女儿回忆：由于长年征战，居无定所，食无规律，父亲患有胃病，痛起来难以忍受，身体状况每日愈下。1940年，组织安排父亲回延安治病和学习。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身心舒畅，生活稳定，身体逐渐好起来。父亲来到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一班学习，政治理沦修养有了很大提高。年底调到第四班学习，编班都是新老同志搭配，红军干部和白区地下党的秘密党员搭配，父亲和母亲刚好在同班同组。母亲名叫郑继斯，l916年11月16日出生在广东海丰县汕尾镇。哥哥郑俊民黄埔军校毕业，曾任东江特委委员，当时彭湃为书记，也是海陆丰苏维埃负责人之一。她从小受哥哥影响，积极投人革命洪流，1936年入党，由广州南委地下党派来延安学习的，已在抗大学习过。她高高的个儿，约1.7米左右，清秀的脸上长着温顺典雅的眼睛，戴着无镜框圈的眼镜，经常面带笑容，再加上她身着军装，腰系皮带，腿打绷带，更显得英姿飒爽。她在班上任党支部委员，经常找大家谈心，与父亲接触较多，增进了了解，天长日久产生恋爱之情。假日里，父亲带郑继斯和于戈（继斯的朋友）去安塞学骑马，说：“以后要到敌后工作，打日本鬼子，不会骑马怎么行呢？”1941年宋时轮从马列学院调到军事政治学院任军事教员，这时父亲向组织提出了结婚申请，经当时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批示：“同意并贺”之后，父亲与郑继斯结婚，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见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伯伯，廖汉生曾跟我说：他来延安，正赶上我父亲新婚，于是还特意去看望我母亲，送了一块银元以示庆贺新禧。廖汉生还说：“当时你父亲是教员，我是学员。你父母的感情很好，继斯会跳交际舞，时轮不会，但每次时轮都坐在舞场边，等继斯跳完后一起回家。”1942年，父亲进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从1943年冬起，中央决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问题，明辨路线是非，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延安整风运动宣告胜利结束。1944年父母在延安大砭沟窑洞居住，他们生一女儿，这就是我，取名叫宋崇实，说这是延安整风，提倡实事求是作风的收获。宋时轮离开平西去延安1938年至1939年,在挺进冀东和回到平西的一年多时间里,宋时轮的身体一直不好,胃病相当严重。这时,冀热察挺进军政治部同意他回延安休养学习。就在宋时轮离开平西去延安的当天,发生了一件让他终生难以忘却的事。1939年3月间,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召集军政委员会和区党委联席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全会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当时,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能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可是在传达学习中,仍然有人认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对的。在联席会议上,宋时轮对坚持“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的观点提出质疑。这便引起了一些同志的极大不满。关于宋时轮受处分，战史称：1940年，宋时轮抵达延安，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对他的错误，8月17日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决定：给宋时轮同志以严重的最后的警告处分。1941年，宋时轮任军事政治学院教员。1942年，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宋时轮的革命生涯里多次受到处分。1934年春到红军大学学习期间，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以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在全校大会展开斗争后，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三个月”的处分。被开除党籍之后一个月，宋时轮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把他由上级参谋科提升到高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在高级指挥科的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将他从高级指挥科调出来，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毕竟他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1945年7月，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恢复宋时轮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务委员会依据上述证明和理由，决定取消对宋被捕问题的怀疑、AB团的怀疑以及一九三四年红大所给予的处分，并恢复其一九二七年四月被捕到一九三零年初重新入党，及一九三四年春被开除党籍到一九三五年冬再重新入党期间的两段党龄。即宋同志的党籍从一九二七年起计算。”宋时轮1946年曾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因泗县战役失利，被司令员陈毅当成替罪羊，遭撤职处分。中央还准备将其调离华东战区。在粟裕等人的力保下，才得以留在华东，并担任第十纵队司令员。1947年8月十纵被迫北渡黄河。8月17日，陈粟致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指出“十纵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击，损失较大。”8月19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致陈粟、刘邓的电报指出：“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北渡黄河损失1500余名官兵，4000多名随军民工500余匹骡马。"由于损失重大，责任问题引起野战军首长陈毅、粟裕的高度关注。10月10日，陈粟致宋时轮并报中央军委“北渡责任待后再谈”的电报。到1948年，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集中全部力量发起济南战役。宋时轮带着严重的“思想问题”前来参加野战军在曲阜召开的攻济作战会议。攻城计划有以第三、十纵队及鲁中南纵队一部组成攻城西集团的设想。宋时轮在会上提出第十纵队兵员和枪支弹药的补充问题，并说“如无补充不能再打”。野战军首长的解释，宋时轮不满意，中途离开会场，并向前委写出报“请求去东北休息”。宋时轮的目的是想通过“闹情绪”的方式，解决他的“思想问题”。但是，这个弯子拐得太大，野战军首长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我们现正与其谈话，尽量说服其参加攻济战役。”军委首长当时做出两个方面的判断：一是作战会议擅自退场是极其错误的，二是有仗不打不是宋时轮的性格，应激他一下再说。为此，中央军委回电指出：宋时轮行为极不当，应予撤职。9月5日，野战军首长接到军委“应予撤职”回电的前几个小时，按照“结果如何最后再报”的要求，致电中央军委宋时轮经9月4 日晚三度谈话，思想已通，仍回第十纵队工作，指挥攻济西集团第三、十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作战。在与野战军首长的交谈中!宋时轮如实说出“思想问题”的原由，野战军向中央军委建议“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撤职时，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看到华野的电报，军委首长仍然本着“先激他一下再说”’的精神，回电强调“准予保留撤职处分，以观后效”要求将前电和本电一并交宋时轮本人阅看。济南解放后第22天，宋时轮主动向华东野战军前委并转中央军委，上呈“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 的申请报告。10月17 日，华东野战军领导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指出“宋时轮在此次济南战役中积极努力，作用不小，因此，我们主张可以不必给予处分，仍留十纵原职”电报发出后，军委未有回复。(四)、冀热察挺进军1938年9月中旬，贺龙、关向应、肖克到达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关头召开的。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除听取贺龙、关向应、肖克有关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急需解决的若干方针政策问题的汇报外，又同他们讨论了一二○师怎样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问题。之前的八路军四纵，面对一把好牌，捣鼓成一锅浆糊，整个冀东丢失，再次沦为敌占区，宋时轮邓华在实践中检验出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这个时候，毛主席点将，让一二0师的副师长肖克出马，收拾残局。肖克此时三十一岁，在几年前就是红六军团军团长，无论资历，还是战绩，都是邓华宋时轮所不能比拟的。鉴于日军逐渐从正面战场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将重点置于华北，并且制定了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主要是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以便在相持阶段中战胜敌人的残酷进攻，坚持己有的根据地。据此，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地区和山东，协同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会议期间，在毛泽东听取贺、关对于“巩固华北”的意见之后，有一天，王稼祥、彭德怀来到贺龙、关向应、肖克的住处，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彭德怀说：一二○师贯彻中央“巩固华北”的方针是向东去，到冀中平原去。冀中那里没有八路军的主力。冀中的部队人数不少，但部队新，战斗力还不强，在敌人回师的时候，将会遇到很大困难，需要主力部队去帮助他们。一二○师到那里去，自己也才能得到发展，那里人多呀！彭德怀还说：冀东斗争失败了。冀热察地方很大，可以很好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就用宋时轮、邓华的力量来搞。中央决定由肖克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组织冀热察挺进军，到那里创立新的根据地。带哪些部队去冀中，哪些人去冀热察，由你们讨论决定。1938年11月25日，中央电聂荣臻转宋时轮，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肖克前往工作。1939年2月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成立，肖克任司令，由肖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组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六中全会闭幕以后，贺龙、关向应、肖克在延安开了两天会，专门讨论挺进冀中和组织冀热察挺进军的工作部署。11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肖克同志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工作”。中央还决定，从延安拨出一部分干部给挺进军，“由贺、关、肖负责成立之。”1939年1月2日，贺龙到达晋察冀边区的峪口村，稍事休息，即同关向应、肖克等去阜平会见八路军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贺、关去阜平是与彭真、聂荣臻会商一二○师主力去冀中的具体事宜的。肖克则要听取彭、聂对于贯彻中共中央《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的意见，以便作出具体安排。彭、聂、贺、关、肖一起讨论了一二○师东进、北上中的一些问题。贺龙在晋察冀军区住了几天，7日，与周士第、甘泗淇返回一二○师驻地灵寿县陈庄，准备越过平汉路。关向应因为要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会议，留在晋察冀边区。司令员陈漫远和政委王平的晋察冀三分区第十大队长黄光明等人跟随肖克到平西，因为黄光明也是红二十八军出来的，他也想回老部队。萧克从晋西北来到平西，几乎是单枪匹马，没带什么部队，却把晋察冀的邓华支队、一二0师的宋时轮支队（实际是刘志丹的陕北红28军），以及冀东暴动的游杂武装三支部队有机地整合成一块了。而这三支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他的嫡系三五九旅（红六军团）他没带一个连队过来。萧克能在冀热察站稳脚跟，并且逐步扩大地盘，壮大部队，和他制定正确的发展策略是分不开的。年轻的红军猛将萧克萧将军，跃马扬鞭，旌指平西，一股红色的旋风席卷了永定河谷的村村寨寨。1939年1月初，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的决定。他还就冀热察挺进军及地方党和政府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贺龙、肖克、彭真、关向应、马辉之等。1939年新年刚过，萧克及马辉之率领一批干部和小型的直属机关部队，匆匆向北行进。越过紫荆关，走过南城司、营安等地，进入平西。再经板城、赵各庄、蓬头、野三坡、罗鼓台等地进入宛平县，于1月中旬到达斋堂川的上、下清水村。1月26日，萧克打电报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汇报了宋邓部队情况及平西斋堂一带部署计划。接着，即召开了党的干部会议。1939年1月下旬，萧克和程世才到达平西。肖克创建挺进军之后，原八路军四纵编制被撤销，宋时轮、邓华从此成为肖克的手下。宋、邓的部队成为平西挺进军的基本部队。1939年2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在平西组成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挺进军成立后，依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开展华北敌后抗日斗争的总体要求，明确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三位一体”战略任务，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日寇对我实行“三光政策”和“蚕食”封锁战术，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在残酷的斗争中，挺进军依靠广大群众的掩护，采取小股分散隐蔽的方式，活跃在长城内外，飞闪在“青纱帐”里，出没于据点之间，直逼北平城下，袭击警察局、火车站，爆破敌人铁路，展开广泛的游击战。到1941年上半年，建成了以冀察热边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2月开始，晋察冀军区遵照八路军前方总部整军训令的要求，对全区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整编。到年底，全区共编成31个战斗团。其中北岳区编有第1、2、3、4、5、19、20、25、26团和教导团、骑兵团、特务团及游击军；冀热察挺进军（亦称冀察热辽挺进军）编有第6、7、9、10、12团；冀中军区编有第16、17、18、21、22、23、24、27、29、30、32、33团及警备第1、2团。全区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共计9.5万余人。1939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八路军第四纵队基础上与冀东起义部队合编而成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组成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挺进军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抗日联军。第四纵队番号即行撤销。冀热察挺进军2月7日以第四纵队为主成立，11月改编为4个团，司令员肖克、参谋长程世才、政治部主任伍晋南。邓华调任新成立的晋察冀第五分区司令员，宋时轮回延安学习。1939年2月月底，挺进军组建六个团：第31团团长季光顺 政治委员 马 龙 参谋长陈开禄 政治处主任夏侯斌第33团团长肖思明 政治委员 丁 盛 副团长刘开绪 参谋长彭寿生 政治处主任洪 涛第34团团长黄光明 政治委员 王季龙 副团长赵文进 参谋长唐家礼 政治处主任蒲运兴第35团团长白乙化 政治委员 潘 峰 参谋长王 亢 政治处主任吴 涛第37团团长陈 群 政治委员 刘诚光 参谋长欧阳波萍 政治处主任曾 辉第38团团长包 森 政治处主任洪涛 党总支书记娄平 一营长王正军,教导员张树先，二营长王化一,教导员王文，三营长耿玉辉。第六团（11月由三十一、三十、三十三和房涞游击支队改编）团长季光顺、政委马龙；第七团（11月由三十一、三十、三十三和房涞游击支队改编）团长肖思明、政委丁盛；第九团（11月由三十四、三十六及骑兵支队改编）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季龙；第十团（11月由平西游击队改编）团长白乙化兼政委；第十二团（12月由第十三支队部分改编）团长陈群 、政委苏梅（兼）；冀东八路军军政委员会（9月改为第十三支队）书记苏梅 、第一支队支队长陈群、 政委苏梅（兼）；第二支队支队长包森、政委 姜林；第三支队支队长单德贵、政委赵立业；第十三支队（9月由冀东八路军三个支队与中共冀热边特委的冀东抗日联军合编仍为三个支队）司令李运昌、政委李楚离、副司令包森、参谋长曾克林、政治部主任刘诚光。1940年7月底，撤销原挺进军第13支队番号，成立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辖第12团和由包森支队编成的第13团。1940年秋，晋察冀军区决定成立平北军分区，程世才任司令员，辖第10团及骑兵大队。1942年1月开始，晋察冀军区实行了精兵简政，缩编主力，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将冀热察挺进军机构撤销，萧克改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原平西军分区改为第11军分区，平北军分区改为第12军分区，冀东军分区改为第13军分区，均归军区直接指挥。平西军分区第七团团长陈仿仁、副团长曹志学、参谋长彭寿生、政治处主任李水清；第九团团长黄光明、政治委员王季龙、副团长赵文进、参谋长唐家礼、政治处主任张汉民；平北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段苏权；1940年7月，军分区司令部在平西成立，由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程世才担任司令员。6—7月间，段苏权、程世才先后率部进入平北，军分区司令部驻地设在海陀山东侧的南、北碾沟。一个多月后，程世才调回晋察冀军区，平北的十团、游击支队由段苏权统一指挥。1941年春，覃国翰调任平北军分区副司令员，1942年出任司令员。第十团团长白乙化、政治委员潘峰、参谋长才山、政治处主任吴涛；挺进支队支队长刘开锡、政治委员钟辉琨；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治委员李楚离、副司令员包森、参谋长曾克林、政治部主任刘诚光；第十二团团长群、政治委员刘诚光、参谋长欧阳波萍、政治处主任曾辉；第十三团团长包森、政治委员包 森（兼）副团长单德贵。肖克坐镇三坡1939年2月7日，冀热察挺进军在三坡地区正式宣布成立，一股红色的旋风立即席卷了平西、席卷了平北、席卷了冀东、席卷了整个冀热察抗日根据地。1939年8月、9月间，肖克在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辟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这个战略决策，得到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批准和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热烈响应。报告在当时《挺进报》上发表，使这一决策更加深入人心。平西是冀热察地区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冀热察整个地区的战略后方。它担负着指导平西、平北、冀东贯彻落实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中央分局、晋察冀军区的决定、指示和对敌斗争，以及为三个地区轮训部队，培养干部的重任。因此，挺进军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平西”。但是，平西的巩固，如果在它的周围特别是东北方面没有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发展，没有平北、冀东的密切配合，仅仅依靠平西内线的巩固是困难的。所以，开辟平北，坚持冀东，对平西的巩固有重大意义。同样，开辟平北也需要平西的巩固与冀东的坚持。因为只有平西巩固了，才能直接派干部和武装到平北；只有冀东的坚持，才能减轻平北的压力，策应平北的开辟。平北是平西同冀东的交通枢纽和接合部，是八路军在热察的前沿阵地，地域广大。开辟平北，就能沟通平西和冀东间的联系，成为坚持冀东的依托点和战略回旋区。也同样，坚持冀东也必与开辟平北、巩固平西相配合。平西是冀东游击战争的后方和直接支援者。平西的巩固，使冀东在干部方面得到调济，军事上、政治上得到直接援助，精神上得到鼓励。平西的主力常派去支援冀东的游击战争，冀东地方的干部和部队也经常来平西整训。“三位一体”的任务确立后，挺进军进行了整编，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挺进军取消了支队的建制，把十一支队及房、涞、涿游击支队改编为第六、第七两个团，把十二支队及平西游击队一部合编为第九团。抗日联军及平西游击队另一部合编为第十团。冀东过来的 800余人编为第十二团，冀东包森支队编为第十三团。整训后，六团去雁北，十二、十三团去冀东，第七、九两个主力团留在平西。不久，十团去平北。平西地区坚持了党的领导，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部队一边战斗，一边进行了三四个月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普遍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建立了各种制度，从而提高了军事、政治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在部队整训的同时，在群众中掀起了“参加子弟兵”的热潮，进一步充实了部队。这时期，平西全部兵力共达到12000多人，在老部队中，党员比例在30%以上。游击队也普遍建立了党组织。平西党组织还抓了地方武装建设，扩大、巩固了县、区游击队。在工作有基础的村庄，建立游击小组。各县、区、村都建立了民兵组织。这些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及其积极活动，在巩固平西根据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伍晋南在平西1939年2月，老资格的红军领导干部肖克到了晋察冀，又到了平西，成立了挺进军。邓华在肖克手下，不会忘了蔡铁根。经肖克出面，向一分区要来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蔡铁根。蔡铁根到平西，39年在肖克、特别是邓华的关照下重新入党，然后先后任邓华11支队的宣传科长、宛平县长、挺进军九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初期，蔡铁根与郑旭煜同在二纵的六旅、七旅任旅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开会时两人一见，谈起往事，轻轻一笑，就此过去。后来郭天民听说，虎着脸对蔡铁根说：“想不到老蔡，你还有这两下子呢？换个脾气暴的领导，说你临阵脱逃，动摇军心，当场就把你给枪毙了。”伍晋南率部撤回平西以后，193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在平西组成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挺进军成立后，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三位一体”战略任务，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挺进军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腹部位，直接威胁着日伪在华北、热河的统治。伍晋南在挺进军长期担任政治部主任，十分注意继承和发扬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认真抓好战时的政治工作。为配合战时对内鼓动、对外宣传的需要，挺进军政治部十分重视戏剧和民间歌曲对军队的教育作用，为此专门成立了一支优秀的文艺团体——挺进剧社。这支队伍成立于红军时代，随宋时轮支队从山西吕梁山北一路挺进冀东的宣传队，有30多位能歌善舞、一专多能的宣传骨干。1939年春天的一天，伍晋南找到宣传队长陈靖谈话，传达一二〇师挺进冀中之前，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指示，将宣传队改编为剧社，要他带着全体人员到挺进军军部报到。队员们听到后非常高兴，接下来，剧社什么时候正式成立、定什么名，成了大家关心的热门话题。5月1日，在挺进军政治部的一次会议上，伍晋南主任宣布剧社成立并最后定名为挺进剧社，他要求剧社继续发扬“人人当宣传队员”的好传统和好作风。当时战斗极为频繁，在伍晋南的领导和关怀下，挺进剧社白天行军，晚上编排节目，剧社社员组成宣传小分队，在村头，在路旁，在各种大小场所，在炮火纷飞的战斗间隙，宣传政治形势，鼓舞战斗士气。他们表演的艺术形式有歌曲、舞蹈、歌剧、活报剧、哑剧、京剧等等，用文艺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激发群众爱国主义热情和抗日的积极性，参军参战支援抗日前线，成为战时很好的“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 “挺进！挺进！左面是长城燕山。挺进！挺进！右面是渤海平原！敌人要把这块土地当作战略后方，毛主席命令我们在这里坚持抗战。”这首寄托了伍晋南和挺进剧社心声的《挺进剧社进行曲》，传遍了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鼓舞着挺进军的战士们，随时为了保卫华北，打败日本侵略者努力。半个世纪后，1996年冬，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组委会”向广州地区老同志、老将军赠送《长征大事典》的仪式上，从北京来的萧克将军认出了伍晋南，老将军挥着手高兴地说：“你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嘛！”李运昌在冀东1939年5月，肖克司令员以冀热察区党委、挺进军发出了坚持冀东，扩大游击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并决定将中共冀东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冀热察委员会冀东分委，李楚离任书记。9月，将冀东抗联武装和包森支队统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冀东党、政、军实现了统一领导。1940年初，冀东区党分委召开阁老湾会议，由李运昌（1939年冬初由平西返回冀东）主持，讨论并决定了创建游击根据地的有关工作方针和具体任务。肖克司令员指示，将冀东部队编为挺进军十二、十三两个主力团和一些游击队，陈群任十二团团长，刘诚光兼政委，包森兼十三团团长和政委。当时留在冀东的游击队暂编为8个总队。决定李运昌在遵化中心区主持全面工作。刘诚光、陈群回丰滦迁，包森到盘山，分别开辟游击根据地。由于游击区和武装力量的扩大，并经受了敌人大“扫荡”的严峻考验，为了适应冀东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五日，冀东的抗日武装，奉命撤销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番号，成立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仍归平西挺进军指挥，李运昌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整编了活动在冀东的游击队，把九个游击总队，一部分充实了以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为骨干、早在一九三九年底就在平西根据地成立的第十二团，陈群任团长；其余大部分改编为第十三团，团长、政治委员由包森兼任，洪涛任政治处主任，下辖三个整营，一营长王正军，教导员张树先；二营长王化一，教导员王文；三营长耿玉辉，暂兼教导员。同时组建了特务连，贾紫华担任连长，谭仲玉任指导员。另外还成立了盘山八路军办事处，由王少奇任主任，娄平任党总支书记。单德贵支队的建制不变，由单德贵任支队长；因赵立业赴平西根据地进修，政治委员由刘德彪担任。八路军留在冀东的三个游击支队，两个改编成团，只有三支队维持原建制；并且，包森还由支队长晋升为副司令员。程世才在平北1939年11月，肖克在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联席会上，在阐述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了开辟平北的重要性和平北所处的战略地位，并详细分析了开辟平北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指出应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分局关于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采取以小部队渗透的办法，开辟平北地区。先以小股分散隐蔽的活动方式，开辟小块根据地，随着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巩固，进而逐步连成大块根据地。从开展平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不利条件看，平北地区是伪满、华北和蒙疆3个伪政权的接合部。其中部分地区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即沦入敌手，敌人早已建立了一套殖民地的统治秩序。特别是军事上，敌人驻有较强的兵力。平承铁路和平张铁路沿线，分别驻有日本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所属3个大队、伪满洲国第五军区所属步兵第五、第八旅及混成第五旅、日本驻北平华北派遣军所属第十五独立混成旅团、日本蒙疆驻屯军所属第二混成旅团、伪蒙疆骑兵师等，以及伪蒙疆察南政厅所属各县的警备队。此外，这里地瘠民贫，社会情况复杂，又缺乏革命传统。从有利条件看，由于敌人的残酷掠夺和奴役，已经激起了广大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和抗日要求，不当亡国奴的呼声日益高涨；三个伪政权之间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勾心斗角的诸方面的矛盾；另外，平北有险峻的山地和物质条件较好的平川。更重要的是，有平西和冀东人民的斗争为依托。早在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时，攻克了昌平、黄花城、八道河、琉璃庙、大庄科、汤河口等据点，留下第三十六大队在白河以西，长城内外，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昌（平）、延（庆）、怀（柔）、密（云）等地区，成立了昌滦怀联合县政府，并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军等群众组织，粉碎过敌人两次围攻，打了10余次较大的胜仗，坚持了3个月的游击战争。后因为满洲军集中6个团的兵力围剿，敌我力量悬殊，我主力突围后随第四纵队撤回平西，已开辟的地区便丢失。1939年春青纱帐季节，肖克司令员命令挺进军第三十四大队挺进平北，进入十三陵地区继续开辟根据地工作。由于对当地土匪政策上有偏差，没有站住脚，加之地方工作薄弱，只坚持了一个月又返回平西。1940 年1月，为开辟平北地区，肖克司令员从冀热察区和挺进军抽调20多名党政干部组成平北工作委员会，书记由王伍担任。同时由钟辉琨、刘汉才率领第九团八连和在沙塘沟发展的30多名游击队员成立平北游击大队，大队长钟辉琨，政委刘汉才。在昌平、延庆之间的后七村（明十三陵北）一带，建立了包括五个区的昌（平）延（庆）县政府，县长胡玉英（胡光），县委书记徐智甫。挺进军以后七村为依托，继续向怀柔、延庆川、赤城、龙关之间的广大地区发展。部队所到之处，都坚持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瓦解敌军。对于社会上和乡村伪政权中的上层分子，尽量争取，予以控制。一切拥护抗日的人，都将受到保护。这些方针政策的执行，得到平北人民的拥护。经过4个月的艰苦斗争，肖克领导的挺进军不但在平北地区站住了脚，而且证明在平北发展游击战争大有前途。为了加强对平北的领导，在肖克领导下，平北先后建立了平北工委和中共平北地委，苏梅任书记；平北军分区，程世才任司令员，不久由覃国翰接任，段苏权任政治部主任（后任政治委员）；张致祥任平北办事处主任。平北根据地建立后，以海坨山为中心区开展游击战争。海坨山位于北平的西北角，海拔2000多米，它仅低于东灵山，是北平地区的第二高峰，坐落在延庆县与怀来县和赤城县的交界处。为开辟平北根据地，肖克司令员决定从平西抽调十团进入平北地区。这是一支不寻常的队伍，是一支以北平大中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为骨干组成的队伍，当时被晋察冀军区称之为“知识分子团” 。其领导骨干80%都是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战斗洗礼的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肖克曾深情地称之为：这是一支已经革命化了的知识分子队伍。该团团长白乙化原是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和学生会主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绥西垦区的学生们已无法按捺住自己抗日救国的激情，更加唤起了白乙化组建抗日武装驰骋疆场的强烈愿望。经中共北方局批准，白乙化领导垦区暴动，夺下垦区的全部枪支，组建起抗日民族先锋总队，180余名大中学生集合于“抗日民族先锋总队”这面抗日大旗之下，白乙化被大家推举为大队长。白乙化率领这支队伍，东渡黄河，横穿库布齐沙漠，克服重重困难，一次次摆脱国民党政府的利诱和要挟，东进抗日，于1938年1月找到了八路军一二0师，8月到了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王震看出这是一支很有前途，很了不起的队伍，不仅亲切接见了他们，还举行了文艺欢迎晚会，把这支队伍全部送到旅教导大队学习，让他们在三五九旅见习建军、建党、建政和发动群众、指挥打仗等各种活动。经过5个多月的训练，这支学生队伍已基本具备八路军的素质和作风。三五九旅不但给这支队伍配发了武器装备，还帮助补充了一部分兵员。1939年3月，抗日民族先锋总队奉命到平西。与王仲华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胜利会师。上级将这两支队伍组建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王仲华任司令员，白乙化任副司令员，王亢任参谋长，朱其文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王仲华病逝，白乙化一人兼起了这支队伍的领导工作。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开进平西后，屡建战功。1940年春，华北人民抗日联军正式被编为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白乙化任团长。这次十团调往平北时，肖克司令员亲自向白乙化交待了任务，并到十团做动员工作。为了不过早地引起敌人注意，白乙化制定了“梯次进兵”的行动方案。命令三营及团直一部分作为先遣队，由团参谋长才山和政治处主任吴涛率领，自宛平县珠窝地区出发，过八达岭，越平绥路，在敌人据点的空隙间夜行晓宿，经延庆、昌平、滦平等县境辗转来到密云北部的石塘路至白马关一线，以水川作为中心区。水川地处长城线上，山多势险，星星点点的村落散布其间，隐蔽机动范围大，进可攻，退可守，便于八路军以山地为依托开展工作。加之这里连年兵接祸连，日伪军和土匪横行无忌，各种反动势力敲骨吸髓地剥削，使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老百姓的反抗情绪极大，便于发动。又由于共产党、八路军以前多次从这里进出时，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政治影响，便于八路军与人民群众建立感情。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八路军很快在那里站稳了脚跟。5月27日，白乙化率主力由永定河以北的百宝岭出发，向平北隐蔽挺进。经南口与沙河中间地带，过平绥路，突破了敌人一道道的封锁线，沿途多次打退敌人的围追堵截。激战沙塘沟，初战告捷，歼灭伪满军三十五团营长以下60余人；南天门又传捷报，将向四海行进的一排伪军全歼；在挥师挺进水川地区途中，夜袭琉璃庙据点，仅用10多分钟，拔掉了敌伪据点，毙俘伪警察50余人。6月3日，十团两个梯队在水川地区胜利会合。从此，活跃于白河两岸。白乙化经过周密的考察，还作出了以密云西部云蒙山为中心，开辟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云蒙山地跨长城内外，山高林密，便于隐蔽，临近平原，俯瞰平古铁路，进退回旋余地大，而且群众基础好，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区域。白乙化还制定了“以一部于内线发动群众，集中主力于外线打击敌人，掩护内线开辟”的具体行动计划。为此，他亲率一营北出长城，深入伪满境内的丰宁、滦平等地进行游击作战，掩护内线的开辟。他指挥作战，不仅敢打敢拼，而且战术灵活多变。此次他转到外线作战，故意大张旗鼓地白天行军，敌人不知虚实，十分惊慌，急忙派出300多名日寇紧追不舍，白乙化牵着日军的牛鼻子在密云、滦平交界处转悠了好几天，当把敌人引得晕头转向时，突然在一天夜里把敌人甩掉，矛头西指，攻克五道营据点，紧接着东进聚歼小白旗敌军，南下捣毁司营子窝点，北上智取虎什哈敌营。待尾追的敌军好容易赶到虎什哈时，白乙化的部队已无影无踪。两天后，白乙化又突然在丰宁境内出现，又组织了对大草坪日伪军据点的进攻，全歼敌军一个营。白乙化成功地实现了开辟外线战场，调动丰滦密地区敌人，为内线地区开辟创造有利环境的作战计划。任务完成，白乙化率一营返回长城以内的密云山区。经过广泛宣传和组织群众，在短短的时间里，4个区政府相继建立，其活动范围和影响所及已达200里远近。在此基础上，丰滦密联合县遂告成立，白乙化兼任县委书记，随十团前往的地方干部王森任县长。这样一个真正体现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抗日政权，在日伪的“模范统治区”，在这块饱经忧患的贫瘠山区诞生了。敌人对于十团开进平北，开始以为只不过是过路的“小股土八路”，但多次“围剿”都吃了败仗，继则又以为这些“土八路”是到此“游击”，青纱帐一落，冬天一到，就会不打自撤了。可是秋天过后，十团非但没走，反而在东西白莲峪沟口和冯家峪等地连续整个分队、整个中队地歼灭日本鬼子，鬼子们于是惊呼：八路的厉害，延安触角伸进了满洲国。从此，敌人调兵遣将，一次又一次地对丰滦密地区和十团活动区进行轮番“扫荡”、“清剿”。为加快平北的发展，配合十团作战，肖克司令员命令段苏权和七团参谋长彭寿生率七团二营进入平北，由段苏权统一指挥平北的部队，使平北的抗日力量越战越强，根据地在战斗中成长。到1940年 7月前后，先后创建了以后七村为中心的昌（平）延（庆）地区，以红旗店为中心的白河两岸地区，以青龙口为中心的延庆北部地区，还有黑河以西、长城以东地区，四海、永宁以北地区和赤城以北地区，共6个小块游击根据地。并把原先建立和新建立的县加以调整，划为昌（平）延（庆）怀（柔）、龙（关）崇（礼）赤（城）、昌（平）怀（柔）密（云）、龙（关）延（庆）怀（柔） 4个联合县，成立了4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几块根据地已经可以连成一片，开辟平北的工作局面基本上打开了。根据冀热察区党委的指示，成立了平北地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设在大海坨之南北碾沟。十团归平北军分区领导，仍留在丰滦密地区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为使平北开创更大的局面，并使平北成为挺进军活动的中心，肖克司令员决定增派第七团分批进入平北。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及七团团长陈坊仁、政治处主任李水清率团直属队及一、三营进入滦平县五道营子，与七团二营和白乙化率领的十团一营会合。七团二营和十团一营与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及伪满军进行多次战斗，重创敌伪军。敌继以重兵猛扑，挺进军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由于敌伪重兵压境，我军不适应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使用大部队容易过早地引起敌人注意，再加上物资供应发生了困难，因而七团先后退回平西。1940年9月至11月，敌人以4000重兵对丰滦密白河两岸中心区进行了78天的“扫荡”。吴涛、才山率十团一部坚持内线反“扫荡”，白乙化抓住敌人后方兵力空虚的弱点，率主力一营跳出包围圈插入敌后，到外线抗击敌人。这次反“扫荡”，八路军共作战37次，毙伤浮日伪军700多人，新开辟了白河以西和白河以东的古北口、石匣周围的大片地区，丰滦密随之扩大为8个区。12月初，敌人又集中1500多兵力向延庆、怀来以北的游击根据地“扫荡”。企图一举摧毁年轻的平北根据地。平北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给“扫荡”之敌以沉重打击。白乙化所率一营设伏，一举歼灭号称“常胜部队”的日军铃木大队哲田中队90余人。仅几天时间，就将敌人全部逼退。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平北根据地随即进入了发展巩固的时期。1940年底至1941年初为平北根据地发展的黄金时代。邓华离开挺进军1940年初，宋时轮回延安，而邓华带领六团去建立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邓华、参谋长易耀彩、政治部主任王紫峰。第六团团长季光顺、政治委员马龙、参谋长陈开禄、政治处主任孔瑞之。游击军司令员王溥、政治委员赵国泰、政治处主任康健生。王溥于1940年11月16日于河北省曲阳县牺牲。1940年11月1日，日伪军调集3万余人，对北岳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游击军损失很大。他当机立断，自己亲率一部兵力阻击敌人，命令大部队突围。在阻击战中，他中弹负重伤。后把手枪里仅有的3发子弹，两颗射向敌人，一发自戕壮烈牺牲。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王紫峰、易耀彩在《缅怀邓华同志》回忆：1939年2月，在平西地区成立以肖克同志为司令员的冀热察挺进军，邓华同志任挺进军十一支队司令员。我俩先后调任十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我们第一次和邓华同志在一起工作。我十一支队下辖三个团，在邓华司令员率领下，在平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部队和筹集长期斗争的经费，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支援冀东的抗日斗争。为完成挺进军“巩固平西、开辟平北、坚持冀东”的三大任务而奋斗。1940年春，晋察冀军区成立第五军分区，任命邓华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我俩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我五分区下辖三个团和一个支队，一方面开辟雁北根据地；另一方面开展政治整军，提高军政素质，进行生产自救，减轻人民负担。1941年，日本侵略者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我敌后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因根据地面积相对缩小，撤销五分区。我们和邓华同志先后调到第四军分区工作，邓华同志任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任政委，我俩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我们第三次和邓华同志在一起工作。九团组建前后冀热察挺进军（1939年2月以第四纵队为主成立，1939年11月改编为四个团，12月又增两个团），司令员肖克、参谋长程世才、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第六团（11月由邓华十一支队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大队和房(山)、涞〔 水)、琢〔县)游击队改编）团长季光顺、政委马龙。第七团（11月由邓华十一支队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大队和房(山)、涞〔 水)、琢〔县)游击队改编）团长肖思明、政委丁盛（以后：团长陈仿仁，政委李水清。先后驻涞水紫石口村、木井村）。第九团（11月由宋时轮事儿支队三十四 、三十六大队及平西游击队一部分、骑兵支队改编）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季龙。第十团（11月原合编的抗日先锋队和冀东抗日联军及平西游击队之一部改编）团长白乙化兼政委。第十二团（12月由冀东临时来平西整训的800 多人改编）团长陈群、政委苏梅（兼）。第十三团（仍在冀东的十一连扩建的包森支队）。挺进军总计一万两千人（肖克）。其中，9月六团去雁北，十团去平北，十二团、十三团一直在冀东，平西只有七团、九团。1939年11月整军，邓华的十一支队及房涞涿游击队整编为第六团、第七团；宋时轮支队及平西游击支队一部编为第九团；抗日联军及平西游击支队一部编为第十团；冀东过来的800余人编成第十二团；冀东包森支队编为第十三团。黄光明就是第九团的第一任团长，政治委员是王季龙，政治处主任是蒲云照。1939年11月7日，第九团由三十四大队、三十六大队及骑兵支队改编，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季龙、政治处主任蒲云照，后来是兼昌宛支队政治委员的孔瑞云（原六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处副主任蔡铁根。全团3600人，三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四挺机枪，每排一挺），另有新兵连、机枪连（有十挺机枪）。成立时主要的领导：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季龙、副团长赵文进、参谋长唐家礼、政治处主任蒲云照、政治处副主任蔡铁根。第一营营长任瑞昌、教导员王 湜；第二营营长詹大南、教导员曾 威；第三营营长李 河、教导员戴成举；1939年12月初，九团打了改编后的第一仗：攻打南北窖高线公司战斗。南北窖离房山城40余公里，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是房山、良乡重要的产煤区。日军利用这里的“高线”(一种空中索道)源源不断地将煤运到山外。这一仗，虽然没能全歼南北窖的守敌，但由于炸毁了高线公司北窖锅炉房，造成敌人运输线路瘫痪，也使敌人明白了九团的厉害，房山地区居民也受到很大鼓舞。1941年8月初，日军集中七万多兵力，进攻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和平西区。8月底，平西根据地全部城镇均为敌占领，接着，日军对平西全区进行全面封锁。日军自北平经大台、青白口、军响、清水至涿鹿、蔚县，修筑了一条公路，沿路村镇建立了据点，将我根据地分割为南北两块。在东面，由北向南，沿山边挖掘一条宽5 至6 米、深3 至5 米的封锁沟，沿沟各山口要道也修建了据点，妄图割断我山区与房、涞、涿平原地仄各县的联系，断绝我粮食供给的主要来源。1942 年，平西进人了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粮食极度缺乏，部队常常几天见不到一粒粮食，只得以野菜、树皮充饥。平西人民看着子弟兵忍饥作战，心疼不忍，宁可自己不吃，也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子弟兵。一天，紫石口村的一位60 多岁的老大娘，抱着一罐黑豆，送到连队.干部战士婉言谢绝，老大娘说:“你们收下吧!我已是快入土的人啦，活着也打不了鬼子，你们还年轻，不吃点粮食，怎么打仗啊?”感动得干部战士无不泪下。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克服严重困难，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我平西部队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1942 年初，部队实行了“精兵简政”，撤销了挺进军和区党委领导机关，肖克同志调晋察冀军区任副司令员，平西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黄寿发任司令员，肖文玖任政治委员，熊奎任参谋长，潘峰任政治部主任。肖思明的六团和白乙化的第十团已先后调出，主力团只有七团和九团。团取消了营的编制，直辖六个连。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战斗在平西地区南部的九团在1942年秋天，在涞水县单翅岭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9月，日伪军2000余人，长驱直人，奔袭我军分区所在地富山口村；扑空后，就火烧房子，走一村烧一村，后到蓬头村住了下来。军分区决定:在日伪军撤走时，必然要经过单翅岭，命令九团在单翅岭东到般房一线设伏。九团王振川团长亲白带领各连连长看地形，把全团就个连全部摆在从单翅岭到般房近5 公里的北山上，同时命令特务连派出一个加强班占领单翅岭制高点。早晨8 点，蓬头村火光四起，浓烟滚滚。敌人烧房啦!干部战士都清楚:敌人一烧房就是拔寨起营撤退的信号.敌人在我们视线内出现了，没有骡马辎重和重武器，一色的轻武器。受山区道路的限制，敌人是一路队形行进。我加强班的战士们看着敌人一个个地从眼前通过，实在是手痒难耐了。过了一阵子，敌人已基本上进人我军伏击圈。团部命令加强班立即封锁岭头路口。团领导的意图，就是关起门来打狗。加强班用旗语报告已封锁路口后，5 公里的大山沟顿时沸腾了。这一仗打得十分别致，全团几十挺轻重机枪打的都是点射，步枪也不象炒豆似的密集，既不打炮，也没有甩手榴弹。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军在这里出现。待他们惊魂稍定，调整队形，集中兵力向东夺路时，我们的枪声密集了，小炮声和手榴弹声出现了。这一仗从上午10点一直打到下午2点，敌人遗尸200余具。九团分遣队：平北军分区八团挺进军时期没有八团，八团是1942年5月中旬由晋察冀军区老九团三营和团直侦察连组成，团长詹大南、代政委曾威，属平北军分区。1943年2月与钟辉琨的四十团合并，仍叫四十团，全团6个连建制，团长詹大南，政委钟辉琨。1942年2月23日，四十团建团大会在龙赤联合县四区前孤山村召开，平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宣布了晋察冀军区建团命令，并授“晋察冀军区步兵四十团”军旗，军分区司令员覃国翰讲了话。四十团由平北游击支队和骑兵大队改编，辖三个大队八个连队。其中两个步兵大队六个步兵连，一个骑兵大队两个骑兵连。团长钟辉琨，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启刚，参谋长邓典龙，副参谋长高昆山，政治部副主任刘汉才。从此，平北地区就有了十团、四十团两支主力部队。十团主要在平北的南部地区作战，四十团主要活动区域在平北的北部地区。1942年4月，晋察冀八团进入平北。1943年2月，八团建制撤销，并入四十团，詹大南任团长，钟辉琨改任政委。八团一连改编为军分区特务连，后又调归四十团。6月，詹大南调任平北军分区参谋长，钟辉琨再任团长，闫子庆任政委。1945年初，钟辉琨调任平北军分区副司令，赖富任团长，王启刚复任政委。5月，平北军分区骑兵大队脱离四十团，升编为察北骑兵支队，赖富任支队长。杨森任团长，刘国辅任政委。八团政委曾威回忆：激战古长城1942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困难的一年，整个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为适应斗争形势，摆脱困难，中共中央适时提出“精兵简政”。三月，中共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撤销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机关，并把原平西的步兵第九团的三营和团直属侦察连编为步兵第八团，划归平北军分区建制，加强平北的斗争力量。八团团长詹大南，代政委曾威，参谋长贾振刚（后投敌），总支书记刘英先，副书记刘国辅，供给处主任常裕宽。下属三个连，一连连长刘义荣，政指陈怀初（后投敌），这个连掩护平北分区政委段苏权和分区政治部主任杨岛（杨春甫）先期过平北；二连连长刘占彪，政指李东山；三连连长霍汉儒，政指白开河。八团组建后，本欲即开赴平北，与兄弟团队十团、四十团并肩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但是，敌人发现了我部的行动意图，便沿平缓铁路南口至张家口之间各据点增加兵力，堵截我部。为迷惑敌人，我部来了个声东击西，由北进转为南下，转移到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易县境内四眼井附近，驻防训练，解决粮食补给，待机北上。四月底，我部在怀来县境内狼山、土木之间越过平缓铁路，进入平北地区。到姜庄子小休息，从长安岭出犯之敌，与我稍接触，我即转移，敌人的堵截阴谋没有得逞。五月中旬，我进到龙（关）赤（城）联合县的向阳村，准备休整待命。敌人这时便组织长安岭、雕鹗、龙关、赤城等据点，以及从宣化、张家口调来的日伪军共1000余兵力，分多路向我围攻“扫荡”。当时，平北分区司政领导机关住在前孤山（雕鹗东），相距敌据点约有10公里，敌我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为摆脱被动，打破敌人的围攻，军分区政委段苏权亲自带领我团二、三两个连，趁夜晚向龙关县的北沟方向转移，沿途经过小雕鹗、上虎村、下虎村，在将要横穿三岔口至雕鹗的公路时，由三岔口方向开来10多辆汽车奔雕鹗而去。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就在公路旁隐蔽，当夜，我们通过了三岔口至赤城的公路，于拂晓到达小张家口村。原打算在小张家口休息一会再前进，去砖楼宿营。侦察员摸到村边发现敌人，很显然敌人是有计划的行动，是堵截我军的。敌人没有发现我军，但情况紧急，虽然部队一夜行军很疲劳，却不能休息，要脱开敌人。部队立即向前进方向左转，跨过河滩和一道小山梁，绕过小张家口，通过金家庄，直奔砖楼宿营，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砖楼住了两天，侦察到炮梁住有伪蒙疆骑兵警察队。我们决定，派二连袭击敌骑兵。这股骑兵很狡猾，晚上马不下鞍，要老乡在村外站岗，一听到有异常动静，上马就跑。这次袭击，二连俘虏5名伪警察，缴获5条枪，7匹马，我无伤亡。又在砖楼住了一天，当时的龙崇赤联合县县委书记王子玉，骑着小毛驴来到砖楼，向我们建议，部队不能在一地久住，以防止敌人合击，应到崇礼县境内活动，扩大我军影响，帮助开展地方工作。我们采纳了王子玉同志的建议，于5月16日早饭后由砖楼向西转移。龙崇赤县游击队也跟我们一起行动。原拟经枯杨树到太子城宿营，当我军行进到去枯杨树的山梁下，发现这个山梁的鞍部已被敌人占领。因我们穿的是黄军衣，（平北部队穿灰军衣，伪军穿黄军衣），伪军以为我部是他们自己人，便在山上喊：“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是不是龙关的二中队？”我三连一排长杜存业带尖兵走在前边，他断定山上是敌人，即利用伪军的错觉，一面大声向山上回话是自己人，一面对战士们说“准备手榴弹”。当距离敌人还有40米左右远时，手榴弹甩上去，打的敌人措手不及，退下山。我三连乘势冲上山，掩护后续部队前进。就在此时，发现我左前方500米处山头上有敌人向我方向运动，我们也就意识到刚被打下去的崇礼县伪警察队不是孤立的，判定左前方来敌还有龙关的二中队。我们即派二连副连长王福田带一个班去阻击来敌，王副连长率部队为争夺一个山头与敌人激烈战斗，战斗中，王福田同志光荣牺牲在这个山上（当地群众把烈士埋在山脚下）。此时，我们已与崇礼和龙关的两路敌人交火，而且东南面小张家口方向和东北面赤城方向敌情尚不清楚。考虑在这里久战对我不利，决定必须迅速沿古长城线向北，抢先占据附近的制高点——大南山（海拔2171.6米）才能争取主动，激烈的较量开始了，我团二连在前，成散兵队形向山顶冲去。正当我部队向上攀登时，山顶上的一片白云，被敌炮弹一炸，变成了雾气，山顶看不见了，我们被淹没在云雾中。团长的警卫员晋朝英同志被炮弹打成重伤，带路的老乡被打死，登上山顶，我们已摆脱了崇礼和龙关合围的两路敌人，占了有利地形。但赤城方向的敌人合围上来了。日本侵略军耀武扬威，近在咫尺，我二连勇士们，见此情景，气不打一处来，奋起阻击，向敌甩出一批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冲向敌人。敌遭此一击，暂向后退，我抓到一个便衣特务，一个日本兵，缴获机枪一挺，步枪2支，便乘胜向西北方向顺沟而下，然后越过新墩坑村，又沿古长城爬上北山，摆脱赤城合围来的敌人，跳出了敌人这次设下的包围圈。当晚，我们就在边墙底村宿营。5月17日拂晓上了边墙底的北山，隐蔽休息。下午约两点多钟，我龙崇赤四区区长王雪年带区小队10多人上山来了，他说，崇礼县（西湾子）的伪警察200多人，经狮子沟向这个方向前进。我部决心等伪军到来，给予应得的惩罚。果然，下午约4点钟，伪警察奔山上来了，当其进到我有效射程区内，我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一阵猛打，伪警察死伤10多人，俘虏伪军一名，缴获步枪1支。太阳落山时，我部在威远门东边的李家窑子村宿营，伪军占领了村后山上的一座古长城碉堡，团里命令二连去攻打，刘连长带一个排冲到已坍塌的古堡，伪军逃跑了。到了晚上，侦察得知，君子堡已到了敌人。当即决定，次日拂晓前离开这村向坝上转移。可是值班的熊良臣参谋睡过头了，没有按预定时间督促部队出发。君子堡的敌人到了村南口，我哨兵发现，才鸣枪报警，部队仓促从村东北角出去，脱离敌人。熊参谋的麻痹大意受到团长的严厉批评。上了西坝，地形大变。向北望去，没有树木，山峦起伏，茫茫草原，伸向远方的天际。我全体指战员第一次从山区来到这样的广阔的草原，精神振奋，心情激动，疲乏劳累的表情烟消云散了。上午约10点钟，天空一片黑云遮日，突然下起小雨。大家虽然挨了雨浇，衣服湿透了，但并无怨言，而是觉得贵如油的春雨，它洗涤了空气，使人感到春天已来临，万象清新。雨过天晴后，西北方的天空升起了彩虹，更使人开心，说笑之声不绝于耳。中午过后，部队进到宝昌县（太仆寺旗）属的炮台营子。这里有低矮的土围墙，有砖石砌筑的炮台，该村有几十户人家，蒙民、汉民杂居。多数住房低矮，各家都没有院墙；吃的主要是莜麦、山药蛋（土豆），酸菜；烧的是晒干了的牛粪。真是一派“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自然风光。夏秋的草原，百花盛开，将更美。四十团骑兵大队一部就在这一带活动。吃过午饭，段政委要去看望骑兵营，把我们前几天在炮梁缴获的7匹马临时要去，几个警卫员和通信员骑马跟随。到骑兵住地——毛东庙（炮台营子西北方）后，李忠志大队长介绍了部队情况，正准备陪同段政委去附近观看地形时，敌人的3辆装甲汽车由北方的宝昌向我团住地驰来，后边还有骑兵。装甲车绕着村子转了一圈，便驰向我骑兵住地，敌骑兵300余人向我部攻击。我部依托围墙，阻击来犯之敌，掩护骑兵向南转移。晚上我部折返向南，与骑兵部队靠拢，互相支援；二、三连和团直属队转移到沽源县黄盖淖附近的大烟筒沟住下。段政委和骑兵为找我们走了一夜，早晨在大烟筒沟与我们汇合。骑兵住到东南方10余里的一个村庄。约9点多钟，敌装甲汽车跟踪来了。1辆冲入村中间，1辆从村东侧沿山向上冲，另一辆停在村子北口上。尽管敌人来的突然，但我们士气高，战斗力强，以小的代价冲破了敌人的包围、袭击，使部队安全脱险。我部是经过战争洗礼、有战斗力的。刚到平北，人地生疏，即投入五月反扫荡的斗争，冲破敌人的三次包围圈。在龙崇赤的日日夜夜里，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吃苦耐劳，受到了锻炼。领导机关、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怀、支援，使我们熟悉了龙崇赤地区的地理环境，给我们留言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后的战争岁月里，我部与兄弟部队一道，前仆后继，为发展、巩固平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它的光荣业绩，载入了我军的史册。——八团在段苏权、詹大南、曾威的率领下，从海陀山下开始，一路向北，边走边战，在大山中与敌重兵周旋，沿龙崇、赤崇边界的长城一线北上，数次穿越古长城，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转战至坝上草原，成功突出重围。九团分遣队：平北挺进大队1939年底，中共冀热察区委和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会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敌后战场的指示，结合冀热察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和当时形势，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和开辟开北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决定抽调挺进军九团八连和1939年在昌(平)延(庆)发展的30余人的游击队组成平北挺进大队，钟辉琨为大队长，刘汉才任政委。1940年1月，平北挺进大队和20余名地方干部，由平西向平北挺进。进入平北后，以昌平后七村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建立了昌延抗日根据地。4月升编为游击支队，辖第一、二两个大队，共六个中队。1940年5月，平北挺进大队升编为平北支队，刘开钖任支队长，钟辉琨任政委。齐家庄伏击战一九四O年二月末三月初，日寇即开始对平西革命根据地“扫荡”。敌酋旅团长人见与一少将坐镇怀来城，配有航空兵、化学兵等部，兵力近九千，分十路从河北涿鹿矾山堡、蔚县桃花堡、北平(今北京)以西门头沟等地，向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西斋堂地区进犯，以达到压缩我主力于斋堂川中、在永定河畔将我歼灭、进而驱我军退出平西、毁灭我平西革命根据地的目的。平西这个地区，是山高石头多。群众生活艰苦，还要筹集军粮，支援八路军给军队做军鞋军袜。群众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对人民子弟兵非常热爱。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把仅有的一点救命口粮——玉米拿出来支援军队。仍然无法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根据此情况挺进军军部决定，部队适当分散转入外线，化整为零，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筹划给养，以便减轻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九团此时正按命令化整为零，筹粮扩兵，补充自己，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团长黄光明率二、三营、骑兵连及团直属队驻李家堡、孔涧、张家庄一带；政委王季龙率一营驻桃花堡、冀家庄、洪桥一带。部队头一天刚到达目的地，还未分散布置任务，就接到军司令部急电：樊山堡等据点的敌人已集结兵力开始向我平西根据地大扫荡，命令九团主力星夜兼程，立即赶回张家庄、齐家庄一线，阻击敌人进攻。接到挺进军电报命令后，九团立即收拢部队，各营星夜兼程强行军于根据地腹地斋堂地区，在齐家庄、杜家庄、庄里一带集结，准备战斗，全团上下群情激昂，摩拳擦掌，纷纷请战，决心给予敌寇迎头痛击，歼灭敌人，坚决完成任务。小龙门、双塘涧、齐家庄、张家庄、杜家庄五村总长七八公里，处于龙王沟、大西沟底，沟底仅有两里地宽，两侧均是高山，沟为西北、东南走向，蜿蜒伸长。老婆岭为南北走向，位于小龙门之上；齐家庄、杜家庄其北侧为后北坡、东山梁、碰水沟、杜家庄北山，皆为挺拔高大的悬崖峭壁，是天然屏障；其南侧为南坡、被子岭、崖古岭、奴才岭、罗斑岭、南坨山，居高临下，埋点伏击，十分理想。九日，矾山堡吉井部敌人，配有炮兵、航空兵、辎重部队气势汹汹向我军扑来，双方于孔涧接触，发生前哨战，揭开伏击战战幕。九团根据敌情、地形，决心在齐，张、杜家庄南侧一线占领制高点，埋点伏击，歼灭敌人。其部署为：各营从西向东沿南坡、被子岭、崖古岭、奴才岭、罗斑岭、南坨山按一、二、三营顺序一线配置；团不留预备队，各营纵深配备，留有预备队。战斗打响后，以火力杀伤敌人，将敌人压在沟底，给予歼灭。如敌沿杜家庄方向向清水逃窜，全团立即追歼。另，派出一连于后北坡担任警戒任务。十五日上午，营返回后，我主力于当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全部到达了指定地点，各营部队隐蔽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十五日下午，敌缘川部近两千余人，依仗武器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既有炮兵部队支援，又有辎重部队补给，根本没有把八路军放在眼里，十分骄横地撇下后续炮兵、辎重而不顾，单独冒进，致使战斗打响后，我军根本没有发现敌辎重部队，几乎坐失歼敌良机。大约下午一点左右，我侦察员和群众报告，敌人约两千余人。先头部队已浩浩荡荡翻越老婆岭，进到小龙门，全联队成战斗队形，密密麻麻，杀气腾腾地向齐家庄、张家庄逼过来。我观察员报告敌人先头部队继续东进，不久又报告敌后尾部队在小龙门有宿营企图。黄昏时分，我军看到敌先头部队已进入齐家庄村外沟底，部队原地坐下休息。敌人观察到周围均是高山峻岭，自己处于沟底，地形十分不利，即派出排哨，向我伏击阵地爬来，大部队则于齐家庄外压满沟底，准备宿营。就在敌排哨接近我伏击阵地时，团发出攻击信号，全团所有火力一齐开火，以猛烈火力射击，将沟底敌人打得人仰马翻，鬼哭狼嚎，当场击毙敌联队长缘川中佐和中佐参谋一名。激战四小时，敌死伤二百余人。敌人失去指挥官，顿时乱作一团，由于沟底太窄，兵力施展不开，敌人便以班、排为单位利用石头、土坎等遮蔽物进行顽强抗击。此时，我军准备冲下山去和敌人拼刺，但敌已向尚前进在小龙门的炮兵部队呼救，很快，敌炮兵即向我阵地炮击。敌人发射的炮弹均是催泪弹和毒瓦斯弹，致使我一营几乎全部中毒，减弱了攻击力。因此，我军没有出击。趁此机会，敌人渐渐收拢了部队，占领不少土坎、土包，反击力增强，战斗处于相持状态，一时无法解决战斗，而此时，小龙门之敌前来接应齐家庄之敌。九团考虑，虽暂时消灭不了敌人，但已给予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我军此时伤亡甚小，不宜久战，即发出命令，留一个连在奴才岭监视敌人，其余部队撤回奴才岭以南庄里附近休息。几小时后，我军中毒部队也恢复了战斗力。敌人因人生地不熟，又遭到沉重打击，既不敢前进，又不敢后退，就于当晚收拾残兵败将，就地宿营。同时派人联络后续炮兵部队，但炮兵部队已撤走，与辎重部队又没联系上，无奈，只好等待天明，仍企图勉强执行其会合于斋堂的任务。十六日拂晓，敌残余部队开始向东清水、斋堂方向移动。九团发现敌人要跑，正要全团追歼，得群众报告，知道后续辎重部队一百六十余头骡马和饭田中队护卫部队一百三十四名日寇尚不知前方部队挨打，以为平安无事，连人带马翻越老婆岭姗姗而来，毫无戒备。鉴于敌情变化，九团决定：二营于齐家庄一带再次设伏，袭击敌辎重部队，歼灭其部队，夺取其辎重；一营、三营在政委王季龙同志、副团长赵文晋同志、政治处主任蒲云照同志率领下迅速追歼逃敌，团长黄光明同志、参谋长唐家礼同志因病留齐家庄指挥。我军追至下清水村时，敌见我军穷追不合，就留下一支部队占领了下清水村北侧大北沟西北山上的古庙，企图阻击我军，掩护其大队顺大北沟向燕家台方向撤退。政委王季龙同志立即组织部队向敌掩护队攻击，敌人十分顽强，寸土必争。三连战士曹印喜同志冲锋在前，被敌人击中，肠子都流了出来，他一手按住肠子，一手继续射击。战士们被曹印喜同志的勇敢精神所激励，越攻越猛，敌人终于抵抗不住，被迫后撤。我军十团此时截住敌人，继续猛烈打击敌人。敌人终于溃退。九团一、三营于十七日凌晨撤回齐家庄。九团一、三营行动后，二营营长詹大南同志、教导员曾威同志亲自布置，将部队配置在齐家庄、张家庄南坡、崖古岭、奴才岭一线，留下监视哨，其余部队进入伏击阵地隐蔽待机。晚八时左右，敌辎重饭田部队一百三十四人，押运弹药给养，共骡马一百六十余头，进入我军伏击圈。营长詹大南同志一声令下，我军趁夜幕悄悄运动接近敌人，直到已将敌人看得清清楚楚，一声枪响，全营火器一齐开火，成束手榴弹投向敌方。在营长詹大南同志的带领下，我军勇猛冲入敌阵，敌人乱作一团，丢下辎重，纷纷后退。日寇少佐饭田很快收拢了残存部队约七十人，向背后的东山梁上撤退，占领了东山梁的纵向雨裂沟小青峪沟、梯子沟制高点，仓促转入防御，固守待援。我军以为战斗结束，派出警戒部队，开始打扫战场。十七日凌晨，我军民将缴获的全部辎重运往齐家庄，隐蔽在小青峪沟、梯子沟的敌人竟一动不动，没被我军发现。政委王季龙和副团长赵文晋带领警卫人员骑马到消灭敌辎重部队的战场了解战况，这时天已大亮，太阳高照，他们通过阳光的反光，发现在迎面东山梁小青峪沟前仅有半亩地大小的坎台上密密麻麻地隐伏着敌人，敌人全都上好了刺刀，挂上大衣，静悄悄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当时敌人肯定也已发现了他们，但怕暴露目标，竟没有射击，王季龙、赵文晋随即装作没有看见敌情，得以悄声退回。他们骑马立即返回，重新组织战斗，一营跑步加入战斗，将敌人围困起来。此时，人民群众报告，敌人所占东山梁背后是悬崖峭壁，无路可走。九团决定：一、二、四连正面攻击，迫敌上山，将其诱至绝路；三营从东山梁南侧助攻，切断敌人向杜家庄方向的退路；三连、骑兵连沿齐家庄通往东山梁的山中小路迂回上山，从敌人背后压下来，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二营担任团预备队。上午十时，战斗打响。敌人居高临下拼命抗击，且战且退，战斗异常激烈，打了整整一天没有结束。傍晚，敌已退至山上。九团此时发出停止进攻命令，召开干部会议。布置将这股顽敌围困起来的任务。刚刚散会，突然，东山梁上火光冲天，枪声、手榴弹声、人声响成一片。原来，迂回部队三连和骑兵连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现已迂回成功，借夜色和手榴弹烟幕突破了敌阵地，大刀接战，正与敌人展开殊死肉搏战。排长徐志毅同志与战士张明义、副班长刘殿保，三人交替掩护扑向敌机枪。张明义同志头部负伤，将徐志毅同志撞倒滚下崖去，徐志毅抓住柴草重新爬上山，连甩两颗手榴弹，将敌机枪炸毁。战士刘齐同志被负重伤的敌人死死拖住，他喊班长：“班长，班长，敌人把我抱住了。”班长史洛斌同志边摆脱敌人边说：“快捅死他!”刘齐说：“不行呀!我动不了。”班长史洛斌同志摆脱敌人后跑去用刺刀捅死敌人，救下刘齐。与此同时，王季龙、赵文晋同志指挥正面攻击部队冲上山梁，将敌人压在雨裂沟里，杀声震天，大刀飞舞，我军越战越勇，逐渐将敌人赶向悬崖，敌人一看大势已去，无法挽回败局，便将枪砸碎，跪在地上，两手合掌，面对北方口中念道：“天皇万岁!老母亲再见!”纷纷跳崖自杀。很快，残余的七十多个敌人被全部歼灭，生俘日寇十一名，缴获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六挺，掷弹筒四具，步枪六十支。三连仅伤亡七人，三营教导员戴成举同志，营特派员杜修志同志光荣牺牲。十八日上午十时左右，齐家庄伏击战全部结束。这一仗，历时三天三夜，四次战斗，九团杀出了威风，使日寇提起九团便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闫家坪西伏击战海陀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逐渐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于是敌人便调集力量进行“扫荡”，企图摧毁新生的抗日政权，扑灭我平北军民刚刚燃起的抗日烽火。1940年12月，日伪军在延庆、怀来、宣化、张家口等地集结重兵，分三路向我海陀山根据地进犯，我平北支队决定采取分散活动，避敌精锐寻机出击的战术，主力一部转移至延庆南山，留下一大队在中心区牵制敌人。一大队在政委王启刚、大队长姬永明、副大队长高昆山的带领下，奉命在龙延怀抗日联合县中心区的闫家坪、姜庄子一带与敌周旋，掩护机关转移。1941年2月1日，一股400多人的“扫荡”之敌向闫家坪进犯，企图利用春节之机，摧毁我抗日政权。以日军第二混成旅团的三个小队和一个炮兵中队190余人为主，伙同沙城、长安岭据点之伪军200余人，向我龙延怀根据地袭来。我平北游击支队一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有战斗人员400余人。一中队多数为从平西带来的老战士，战斗素养较高；二中队由地方游击队组建，战斗力较差；三中队为原“联庄会”人员改编，多由猎手构成，枪法好，子弹足，单兵作战能力较强。双方在人员上可谓势均力敌，但日伪军装备精良且配属有炮兵，我一大队组建时间不长且装备落后，在战斗力上我军明显处于下风。敌人从沙城出发沿怀来小北川而来，从怀来金家口向北一线有西坡、瓦房、于庄子、东庄子等村，是进攻大海陀根据地中心区必经之路。从西坡、瓦房可出击闫家坪，再北经东庄子可袭击姜庄子。一大队的战斗方案是，如果敌人沿西坡一五八四点五高地向闫家坪进犯，则由三中队在西坡村南山阻击敌人，之后边打边撤，诱敌北进。一中队断敌后路，二中队向西坡穿插，协同一中队歼敌一部，尔后视情况发展而动。上午8时敌人由沙城出动，沿南山堡、草庙子、石盘口向闫家坪扑来，11时进至金家口以北500米时，我三中队按预定方案突然开火，敌集中兵力向我猛攻，三中队指战员沉着应战，边打边退。一、二中队隐于侧翼，待机歼敌后尾。敌以为我军不支而退，被我三中队牵着鼻子走，一路得意忘形地向北追来。12时30分，当敌先头步兵进至瓦房村以北时，其炮兵中队被远远的落在后面的西坡村附近，失去了步兵的掩护。我军抓住战机，以五倍于敌的兵力，速战速决。一中队急速穿向金家口以南，断敌后路。二中队向西坡以北迂回，割裂敌前后联系。13时左右，我一大队迅速围歼敌炮兵中队，激战20分钟，除6名敌炮兵逃脱外，消灭敌人30多人，缴获山炮2门，轻机枪3挺，步枪30余支。当敌人主力回援时，我一大队已经撤出战斗，安全转移。此战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一大队利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以一部分兵力诱敌深入，主力隐蔽于两翼，抓住有利战机，干净利落地歼敌一部，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获得了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奖。上下河村之战1940年7月，八路军在华北以正太路（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为重点发起百团大战。8月中旬，九团按照挺进军命令，在北线展开破袭战,向涿鹿、尉县之间的7个据点发起攻击，敌人遭沉重打击后，对九团实施报复。日军集中了200余人，伪军400余人疯狂扑向九团驻地上下河村,九团对进攻敌人实施阻击，并给予重大杀伤,敌军退缩，九团对其形成包围。黑夜，九团组织力量，战士们带上集束手榴弹，背上大刀，上好刺刀，匍匐前进，接近敌阵地，先用集束手榴弹投入敌阵地，然后突入阵地与敌人拼刺刀，展开大刀肉搏战，深夜全歼敌人。此次战斗长达30小时，是百团大战北线的一次激烈战斗。百团大战平西地区的一个战役在西山南侧的上河、下河村打响，八路军把日本鬼子的一个中队全部消灭了。平西九团的两营人，在黄光明团长率领之下，把一支精锐的日军中队，堵在上河、下河、打了一整天，把它全部消灭干净，活着跑回矾山的，只剩下一个中队长。鬼子的联队长大发雷霆，把这个跑回去的中队长的脑袋也砍了。张四沟战斗1941年春，日本侵略者纠集日伪军分数路向平北抗日革命根据地进犯。我平北主力部队跳出敌包围圈，寻找战机打击敌人。5月，平北游击支队转入敌后，在古子房召开反“扫荡”动员大会，之后决定分散活动。支队政委钟辉琨和大队长熊尚林[注]率领二大队，转至赤城北部的马营、云州一带，伺机打击敌人。为了调动敌人，于5月20日夜佯攻赤城县城，以诱使日伪军撤出根据地回援。袭击县城后部队转移，行至屯军堡附近，同奔回救援县城的“扫荡”之敌狭路相逢。二大队迅速抢占张四沟北山，日军亦企图夺占制高点。我二大队抢得先机，居高临下打击敌人。200余日军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猛攻二大队阵地。几次冲击都被手榴弹打退。平北军分区代政委段苏权率游击支队一大队第二、三中队，于5月18日攻克狮子沟据点后，转移至距屯军堡不远的窑上坡隐蔽休息。在二大队与敌争夺鸡冠山时，听到枪炮声，亦迅速登上鸡冠山南侧的轿顶山和蚂蚁墩梁，主动投入战斗。得到一大队的及时增援，二大队指战员们精神倍增。敌人受到我两面夹击，首尾不能相顾。两大队协同对敌，并肩战斗，始终牢牢地把鬼子压制在山坡下。这次遭遇战，平北游击支队的两个大队，战前没有统一部署，遇敌后先后主动投入战斗，敌人见无法取得先机，便扔下50多具鬼子的尸体，狼狈地窜回赤城县城。战斗中，我二大队伤亡20余人。1941年11月，为加强平北八路军主力部队建设，坚持对敌斗争，中共平北地委和平北军分区决定建立的四十团正式组成。其前身为平北游击支队的四个连和骑兵大队，钟辉琨任团长，王启刚任政治委员。部队以后渐逐扩大到8个连。1942年2月23日，四十团在赤城前孤山成立。由平北游击支队六个连和一个骑兵大队组建，团长钟辉琨，政委王启刚。四十团主要在海陀山西北地区作战，为坚持和发展平北北部地区的主力部队。后八团并入四十团。各任团长先后有钟辉琨、詹大南、钟辉琨、赖富、杨森等。1942年4月，晋察冀军区八团在团长詹大南、政委曾威带领下，由平西进入平北，划归平北军分区建制。为了应对严酷的斗争环境，1943年春晋察冀军区再次精兵简政，2月撤销第八团建制，并入四十团。解放战争时期，整编为冀热察军区独立第二师第四团。覃国翰任九团团政委1940年8月，挺进军参谋处长覃国翰任九团团政委，接替王季龙。在百团大战中，九团按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与挺进军五个团攻入娘子关、井陉煤矿等据点，尔后参加破坏涞源、灵邱之公路，并夺取涞源、灵邱两城。在灵邱战斗中，九团与日军松本大队连续激战18天，伤亡减员较大，部队极度疲劳。覃国翰积极配合团长黄光明，带领全团指战员忍着饥饿、疲劳，与占极大优势的敌人展开血战，夺占要隘，与兄弟部队一道消灭了占领灵邱之日军松本大队。在历时三个多月的百团大战中，九团将士始终以勇敢、顽强的精神与敌拼杀，顺利地完成了艰苦频繁的作战任务，受到了晋察冀军区首长的表扬。1941年12月起，覃国翰任晋察冀军区(冀热察挺进军)平西军分区(辖七、九团，河北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并且代司令员。覃国翰回忆挺进平北1940年8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接到挺进军司令部的电话，要我立即办理工作移交手续，到军区司令部报到，那时我是步兵第九团政治委员。我当晚办好了移交，第二天就启程到军区司令部去。这几天，正好区党委在河北省涞水县蓬头村开会。听说军区首长住在刘各庄，我和同行的警卫员魏文秀同志便策马直奔刘各庄。刘各庄有百十户人家，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得房屋倒塌，满目断垣残壁。这些情景，让人一看便愤恨异常。我来不及细看这些情景，问了问正在替群众挑水的战士：“司令部在哪里?”随着他的指引，来到一间幸存的瓦房门前。跳下马，向卫兵说明来意，不一会儿，肖克司令员就迎了出来。他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先休息一会儿，以后再谈。”一位同志把我引导到一问房子说：“这是首长住的。”我环视一下，这是被炸塌了半边的砖瓦房，另一边只剩下了房顶，三面墙都塌了。室内有一张长条桌子，两张条凳，一张板床。床上放着简单的行李。被烟熏得黑黑的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这就是房间主人的全部设备。我正看得出神，一位战士不知从哪里扛来了一块门板，又抱怨又歉意地说：“这里什么都给鬼子糟踏了!”我说：“这很不错嘛，比山头树林里强多了。”而后，肖克司令员和区党委书记马辉之同志专门跟我谈了工作问题。当我把步兵九团工作情况汇报过后，肖克司令员说：“现在有新的任务，中央和军委决定成立平北十二军分区。中央已同意你到平北去。”接着就介绍了平北一带的情况。平北位于河北、热河、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在平绥、平古两条铁路线中间。1938年，八路军配合冀东农民大暴动，四纵队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一个时期，当地有些地方党的组织。四纵队撤离后，军区又曾派一支部队到那里活动过。由于敌人多次疯狂“扫荡”，领导机关暂时撤离，留下部分队伍坚持斗争。如今有平北游击支队和一些县的县支队。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力量不能集中，而平北地区，又正是敌人的心脏。热河省的承德是当时伪满州国的一个重要“省会”，日本侵略军把它看成侵华的战略后方；北平，是当时大汉奸王克敏、齐燮元的“治安军”总部所在地；张家口则是伪蒙疆德王的“首都”，又是日本关东军人见旅团司令部所在地；而平绥、平古两条铁路又是敌人的重要运输线。为了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我各个战场的抗日斗争，在平北地区开展对敌斗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中央提出了“巩固平西，开展平北，坚持冀东”的口号，并决定成立平北十二军分区。军区首长接着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一地区的力量扭在一块儿，象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这是很艰巨的任务。工作越艰苦，越是光荣。当然我们领导要帮助，平西、冀东军分区也会支援你们。”我说：“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接着，首长们对成立军分区后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批示，并再三叮嘱要注意的事项。如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敌斗争的战略策略；跟地方党组织团结协作；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加强党的建设；加强部队教育，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等等，都想得非常周到。甚至对我们军分区的机构、人员配备，部队的穿衣、吃饭、工作方法等具体问题，都作了具体批示。我说：“决不辜负党的期望，把刀子插进敌人心脏去，绝不会中途缩回来。”区党委书记马辉之同志怕我信心不足，加重语气说：“要把你在步兵第九团的工作精神带到平北去，要拿出勇气来。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没有闯不过的难关。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一旦团结起来，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们启程向平北部队的集结地进发。军区首长们一直把我送到拒马河边，握别时，一位首长还意味深长地说：“要搞好工作，等待你们的好消息。”我激动地说：“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说罢，便跨上马，涉过拒马河，通过蓬头村，翻过单翅岭，到达部队集结地涞水县的罗古台。这次往平北去的有为成立军分区而配备的一些干部，如司令部的作战、侦察、通信人员；政治部的组织、宣传、敌工人员；供给部队的财政、军需等科、股的同志；以及担负护送任务的九团特务连。除机关干部和特务连外，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因为到平北后远离军区领导，要自力更生坚持斗争，所以作了些必要的准备，如运送制造弹药、修理机械和医疗卫生等设备。到达罗古台的当天中午，便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