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后学者还原真实的解放海南历史

解码解放海南激活永不褪色的战时文字还原真实的解放海南历史题记：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讨论酝酿，不断修正、不断完善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在华南大陆解放后，毛泽东根据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渡海作战的特殊规律，对如何确定这次战役的方针问题，先后作过多次指示。鉴于这次战役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渡海登陆作战，各级指挥员都没有组织指挥这样大规模的渡海作战的实践经验，毛泽东要求负责指挥战役的前线指挥员，从战场的实际出发，积极对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提出建议。第15兵团和第40、第43军指挥员，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紧密联系实际，认真讨论了毛泽东的指示及中共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制定的作战方针，并就渡海作战的时机、规模、运载工具和渡海作战的方式方法等重大问题，多次向中共中央军委以及第四野战军领导提出建议。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及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十分重视，并根据他们所提出的正确意见，将原制定的作战方针作了修改和补充。一是将原确定的旧历年(2月17日)前发起渡海战役的时间更改为春、夏两季内;二是将依靠北风和木帆船渡海作战的计划改为依靠改装机帆船和购置登陆艇的计划，后因此计划无法实现而又恢复原来确定的以木帆船为主和利用东北风进行渡海作战;三是将原确定的由一次运载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兵力于敌前登陆的方针，改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这一作战方针，是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中前线指挥员集体智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因而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这是海南岛战役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海南的解放战争，实际上是从1946年2月14日，琼崖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开始的。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进程中，琼崖党和琼崖纵队坚守孤岛，浴血奋战，先后粉碎了国民党韩练成、蔡劲军、韩汉英、陈济棠等的递次残酷“围剿”，为海南全岛的解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迄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投入解放海南岛战役，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踏破薛岳的“伯陵防线”，次年5月1日海南岛宣布解放。至此，海南的解放战争经历了4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要“解码”的解放海南，仅限于解放海南岛战役或称之为海南之战。解放海南岛战役，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用小木帆船战胜了十多万国民党军构筑的海、陆、空立体防御，创造了战争史上渡海作战的旷古奇迹。既然是不畏艰难、战胜天险、创造奇迹，那么其过程必然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其背后必然有着许多极其不平凡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与发现。一甲子光阴流逝，今天我们坐拥汗牛充栋般的战时电报、通讯、日记以及战后的回忆、著述，激活那些永不褪色的战时文字，还原最为真实的解放海南历史，真的会发现，这场战争里面的智慧与胆略、吃苦与牺牲，都是震古烁今的。毛泽东运筹“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1949年10月17日，是毛泽东主席运筹解放海南岛战役的确切日期，是见于记载的最早时间节点。这天，正在部署广西战役的毛泽东，在致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及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的电报中指出：“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这份电报的意义，突出表现在广州解放(10月14日)之后，毛泽东就预见到广州敌人逃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因而作出第四兵团应乘胜追击占领高要、德庆等县的部署，目的是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对此，陈赓在《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解放军报》，1977年9月13日)中就这样说：“十月十七日，毛主席亲自来电指示我们要乘胜直追，歼灭逃敌，既便于以后解放海南岛，又为进入广西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条件。”但是，也有说法把毛泽东运筹解放海南岛的时间提早到7月17日。原来这天，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追歼白崇禧部指示的补充意见》，当中有“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期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等语，杨迪在所著《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解放海南岛战役决策指挥的真实记叙》(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中，就根据电报中的15兵团“负责经营广东全省”这句话，而认为这是毛泽东运筹解放海南岛的最早时间，其理由说是此时海南岛为广东所管辖。这多少有点牵强附会。且不说此时的海南，国民党政府已改设为特别行政区，脱离广东而直隶于行政院，就如9月21日方方在赣州高干会上介绍广东一般情况时说，广东全省在“薛岳主粤之后，重新划分为十五个‘行政区’(海南岛在外)。”也不说中央军委、第四野战军对解放海南岛的战略部署，是放在解放中南、华南或中华南的范畴下运筹的，仅就7月17日电报发出的背景与内容论，也能看出问题所在。7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追歼白祟禧部的指示》，致电第四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提出远距离迂回包围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方针。第二天(7月17日)，中央军委又发出补充指示即《关于追歼白崇禧部指示的补充意见》，进一步阐明这一方针的企图是使敌处于被动，我处于完全主动，追敌最后在广西境内与我决战。为达到此目的，军委作了具体部署。四野前委遂将华南决战部队分为东、中、西三路大军。东路军由陈赓指挥，由第4兵团3个军、第15兵团2个军加上两广纵队组成，其作战路线经赣南进入广东，歼灭余汉谋集团主力，占领广州，然后第4兵团西上入桂，截断白崇禧集团南逃之路，成为合围白部的南路军。西路军由程子华指挥，下隶第13兵团2个军，作战路线由湘西直插黔、桂，南下柳州，截断白部西逃滇黔之路。中路军由萧劲光指挥，下辖第12兵团3个军，先将位于湘潭、湘乡、宝庆(邵阳)一线之敌歼灭，迫使白部主力向桂林方向撤退，而后尾追敌入桂，中、西、南3路大军协同聚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从这些战略部署，完全可以看出，解放军此时的作战完全着眼于广东大陆、广西，并不包括海南岛。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说：“关于解放海南岛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早在1949年10月广东战役期间就作了考虑，并决定在广东大陆作战结束后，以第15兵团担任攻取海南岛的任务。”15兵团只有43军能投入海南岛战役第15兵团属于第四野战军，1949年4月由东北军区整训第三师师部组建兵团直属机关，下辖第43、第44、第48军，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4月两广纵队拨归其指挥。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广州战役。10月14日解放广州，兵团部即进驻广州市东山。在接到四野前委转来毛泽东10月17日电报后，15兵团首长进行了研究，认为兵团所属三个军，48军留在赣南(江西南部)，44军要卫戍广州市和担任肃清广东北部、东部和珠江三角洲的残余国民党军和土匪，43军现正归二野第四兵团陈赓司令指挥参加广西战役。因此，只有43军在广西战役后可以投入进攻海南岛的作战。10月21日，他们致四野首长林彪、邓子恢电报说：“请示第43军参加广西作战后扫荡雷州湾、雷州半岛，并作进攻海南岛的准备。”这也是该兵团43军参与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最早请示。距离毛泽东10月17日的运筹，仅4天时间。43军是第四野战军三大主力之一，其前身是1946年10月合编建立的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又按照全军统一序列，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原辖之第16师改称第127师、第17师改称第128师、第18师改称第129师。在作出43军参与解放海南岛作战的请示之时，该军正在广西作战。至12月9日，在广西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林彪向正在中越边境十万大山一带追歼国民党桂系残部的43军(军长李作鹏)发出命令：“四十三军除目前参加追击的一个师继续作战外，其余两个师应向廉江、合浦集中休整，准备尔后配合四十军攻占海南岛。”这份电报向43军下达了参加海南战役的任务，揭开了该军解放海南岛的战争序幕。以一个军的兵力，显然难以完成解放海南岛的任务。此时，10月19日，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给叶剑英等电报，这份《琼崖形势及意见报告》报告了琼崖敌军变动的情况，并提出：“根据琼崖敌我力量的对比，我们觉得，要使琼崖的战争随着国内的战争取得彻底的胜利，单靠琼崖的力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迫切的要求兄弟军来琼，帮助我们早日完成解放琼崖的任务(按照目前情况，有一个至二个军来琼，便可压倒敌人)。”15兵团首长在发出10月21日电报时，也明显感到仅43军一个军的兵力难以解放海南岛。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这样写到邓华的思考：“渡海登陆作战这是一个新问题，我们都没有经验，要好好学习战史，学习前人的经验。我准备待广西战役结束后，令43军进至雷州半岛，进行短期休整。从我们兵团的力量来说，只有以43军一个军实施渡海进攻海南岛作战了。我也感到仅以我们兵团一个军来实施进攻海南岛，兵力不够，少了一些，因为现在敌人正向海南岛逃跑，岛上敌人会不断增加，我军是以少击多，又是渡海登陆作战，渡海过程中，万一出了问题，不能像在陆上那样，再重新组织进攻，那就困难多了。最好有两个军以上的兵力参战，就好一些，有把握一些。但四野首长没有提到增加部队的事，我们现在也不好提意见。好在海南岛上有我党领导的琼崖纵队和根据地，可以接应、支援我军渡海登陆作战。”除43军之外，再增加一个军投入解放海南岛战役，已是呼之欲出。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不要进攻海南岛10月31日，毛泽东致林彪并告邓子恢、叶剑英、陈赓及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发出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以后，方能进攻海南岛的指令：“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以后，从广西调出四野一个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先前毛泽东10月17日只是统筹作出使15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作战的战略部署，因为此时解放海南岛的条件还不具备;而10月31日，又明确作出只要广西问题不解决，海南岛战役就不能打响的决策，这高度体现了毛泽东关于解放海南岛战略时机的选择与掌握。解放海南岛作战受制于广西战役。正因为如此，在获悉广东南路区党委11月6日电称湛江只有敌四千余人，我有一个主力师配合南路纵队即可歼灭湛江之敌，全面解放雷州半岛，可以加强南路支援解放广西及琼崖的基地等语后，11月9日，毛泽东致林彪、华南分局并告陈赓的电报再次明确指出：“我曾告诉你们，在广西问题解决以前，邓兵团主力的任务在于保卫广州区域及广韶线而不要去南路，这是正确的，你们亦已同意这样做。但如果去一个师，即可解决南路问题，则是可以的和必须的。由邓兵团(不是由四兵团)分出一个师(可以是一个最强的师)去南路，协同梁广纵队肃清南路之敌，有很多好处。如果你们亦同意，即可作此部署。”梁广纵队是指粤桂边纵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广。广西战役进行于1949年11月6日至l2月14日，由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11月6日，西路军13兵团两个军开始向桂西挺进，以求切断白崇禧部入滇退路。11月10日，南路军第四兵团开始迂回博白地区，并于12月1日在粤桂边境歼灭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部第三、第十二两兵团大部。随后，第4兵团、第13兵团和由湘桂边境南下的中路军第12兵团三个军协同作战，至12月14日，歼灭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17万3000余人，仅两万人逃入越南。此役解放了广西全境。广西战役胜利之日，就是海南战役开始之时。广西战役也成为参加解放海南岛作战的广大指战员的集体记忆。韩先楚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两广战役胜利结束，中南地区大陆全部解放，我们正准备北上整训，忽然接到毛主席发来的命令：准备解放琼崖。”1949年12月的莫斯科，冰天雪地，寒冷非常。这时的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身在异国的他，还在惦念着如何拿下海南岛。张池明说：“12月9日，在广西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接到第四野战军首长的电令：‘四十三军除目前参加追击的1个师继续作战外，其余2个师应向廉江、合浦集中休整，准备尔后配合四十军进占海南岛’。带着满身的硝烟，我们又参加了海南岛渡海登陆作战。”林彪建议增派12兵团40军攻取琼崖12月7日，林彪向40军发出命令：“四十军向钦州、防城、合浦地区集结休整，尔后准备协同四十三军攻取琼崖之作战。”这是该军参与海南岛战役的部署。第40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该纵队是由鲁中军区和冀热辽军区部分武装力量发展而来的。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军长韩先楚。及至12月10日，林彪致电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广西战役即将结束，白匪包括其长官部直属队已基本被歼灭，少数溃散，我正分头搜剿中，俘虏总数已超过十万人。四野部队拟在搜剿溃散敌后，暂在广西境内休整二十天，尔后大部分散打土匪;另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共两个军准备攻琼崖，其具体参战兵力及时机，待尔后再定。陈赓部则开始准备入云南。”对此，《第四野战军战史》中说：“广西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和四野前委便把解放海南岛的战略任务提到重要日程。1949年12月1O日，林彪向毛泽东报告关于广西战役结束后的部署，提出以第43、第40军于现地略为休整后即准备攻琼崖的建议。”增派40军参战，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说，这也是来自林彪的建议：“广西战役围歼白崇禧集团即将胜利结束前，四野前委即决心实施进攻海南岛作战。1949年12月10日14时林彪致电毛泽东主席(注：此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苏联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鉴于用一个军进攻海南岛兵力不够，决定增派第12兵团第40军参战。林彪在报告毛泽东主席的同时(即12月10日)电令：第43军东移廉江、信宜、化县地区休整，令第40军集结钦州、防城、合浦地区。两军协同攻取海南岛。”43军、40军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兵团，那么由谁来统一指挥作战呢?12月14日，四野前委林彪、谭政、肖克致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袁升平，并告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的电报说：“攻海南岛战役，由十五兵团首长担任统一指挥，盼四十军速与十五兵团沟通电台联系，四十、四十三两军首长应进行调查研究，将材料与意见报告十五兵团首长和我们。”此电报的意义，就是在先后确定43军、40军协同参与解放海南岛作战之后，四野前委正式命令15兵团首长担任统一指挥，组织渡海进攻海南岛作战。而15兵团首长决策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也由此正式展开。12月14日电报只说攻海南岛战役由15兵团首长指挥，至12月18日，四野前委从衡阳返回武汉后，林彪即于12月20日复毛泽东12月18日电说：“海南岛作战已委托邓华同志指挥。”“旧历年前”发起渡海登陆作战什么时候发起渡海登陆作战，是运筹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关键问题。12月15日，邓、赖、洪给林彪、谭政、肖克和中央军委电报，说：“据琼干部谈：琼岛海峡水面宽约九十华里以上，如顺风(北风)帆船需时五小时，汽船三小时即可在琼岛登陆;逆风(南风)则帆船不能航行，汽船须增加两三倍时间。旧历年前大都是北风，年后(立春)南风。从季候上谈对登陆琼岛作战宜在旧历年前(最好是在阳历明年一月底二月初)。”这就是说，来自海南岛干部提供的建议，被15兵团首长所采纳，初步确定了在旧历年前即1950年1月底2月初，发起渡海解放海南岛作战。对此，洪学智后来在以“英明的决策 辉煌的胜利”为题的《海南岛渡海登陆作战纪实》中也说：“我们从熟悉海南岛情况的干部和群众中了解到：琼州海峡水面宽约11至27里(20到50公里)，如刮北风帆船需5小时，汽船三小时即可在琼崖登陆;如刮南风则帆船不宜航行，汽船需增加两三倍时间。每年从正月至清明，海峡多为东风和东北风，对南渡海峡最为有利。过了清明，风向则变化无常，时东时西，过了谷雨则转为南风。根据上述情况，12月15日，我们向野司和中央军委上报了《对海南岛作战的建议》(按即12月15日电报)，初步确定在旧历年前，即1月底2月初，发起渡海登陆作战。”第二天(12月16日)，林彪、谭政、肖克致电15兵团邓、赖、洪及40军、43军并报告中央军委的电报又说：“准备趁北风季节攻琼崖。”这“北风季节”又是什么时间呢?颇费思量。15兵团首长对此进行研究，结果是指1949年12月下旬到1950年3月下旬。《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这样写道：“我们收到四野总部前委的电报后，立即进行了研究，首先就是怎么理解北风季节。我们翻阅了《年历》，北风季节就是讲冬季。冬季是在阳历的1949年12月22日‘冬至’，到1950年2月4日‘立春’。今年的旧历年在‘立春’之后，即1950年2月17日是旧历年元旦。最多也只能算到‘春分’，即1950年3月21日。因此，我们认为四野前委所讲的北风季节是指1949年12月下旬到1950年3月下旬。如果这样计算是合适的话，渡海作战的准备共约三个月的时间。”而《第四野战军战史》则说：“为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和林彪提出的要求，第15兵团于12月22、26日两次下发了关于海南岛作战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抓紧征集船只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对渡海作战特点的研究，其中包括风向、潮汐和水流的掌握，登陆地点的选择，滩头阵地的建立，以及对付国民党军海空军袭扰的办法等等，力争在1950年2月5日前完成登陆作战的准备。”解放海南岛作战如箭在弦。琼崖区党委按照这样的时间要求，来全力做好配合大军渡海解放海南的准备工作。12月15日，他们发出《关于配合大军渡海解放全琼的紧急工作指示》。这份指示，用“现在大军已向雷州半岛进军，渡海作战解放全琼的时机已到来了”、“全琼解放的日子快要到了”等鼓舞人心的话，动员各级党委号召和组织全体成员和全琼民众，来共同准备好配合大军渡海解放全琼工作。而且要求这些工作“限在今年旧年底前全部完成”。这些工作包括组织系统的支前委员会、准备粮食、扩大民工组织、情报工作及大军到琼后发动广泛的劳军运动。指示最后说：“全琼解放的日子快要到了，各级党委接到这指示后，立即做有负责地讨论布置执行，号召全体成员和全琼民众来共同准备好这工作，并限在今年旧年底前全部完成，并总结报告。”12月27日，琼崖区党委又发出《关于迎接大军渡海作战做好粮食准备的特别紧急指示》。此项紧急指示，再次强调“区党委发出关于配合大军渡海解放全琼的紧急工作指出中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关于准备粮食工作中定提早限于旧历十一月底结束，而且必须在限定期间内完成”，这也是适应解放军正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准备。解放海南要避免重蹈金门覆辙对林彪12月10日电报“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共两个军准备攻琼崖”等建议，毛泽东很快回复。12月18日，他亲自起草由中央转林彪的电报说：“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四野入桂各军休息二十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电报落款的“远方”指苏联，毛泽东此时正在苏联访问。此电报是毛泽东运筹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的非常重要的电报。正是这份电报，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作战，胜利解放海南岛的历史序幕。12月18日电报之所以重要，不但在于毛泽东同意“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部署，而且是深刻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请告邓赖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这是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对渡海作战规律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对于海南岛等岛屿的解放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洪学智在《海南岛渡海登陆作战纪实》中说：“毛主席这一指示，深刻、全面地总结了岛屿战斗的经验教训，为我们组织部署海南战役指出了明确方向。《指示》告诉我们，海战不同于陆地上作战。在陆地上作战、一次搞不好还可以来第二次，一梯队遭受损失，第二梯队还可以及时增援补充。而渡海作战则大不相同。特别是我无海空军配合，仅以步兵与比较原始的渡海工具实施渡海作战，受潮汐风向影响甚大，如组织不好，就会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全军覆没。因此，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积极稳妥。”毛泽东一向重视总结经验。解放后的1951年1月24日，他在《对东南沿海设防和构筑工事的意见》的电报中，这段指示就很耐人寻味：“海南岛不是能养活十万以上军队的地方，敌在十万人以下登陆，我有一个正规师及冯白驹部在岛上坚持，再将四十三军主力加上去，即可各个歼灭之。许多共产党员打了二十几年的仗，忽然把经验都忘了，到处修工事，畏敌如虎，你们应加教育，叫他们不要如此。”金门之战进行于1949年10月24日至27日，由于解放军渡江战役以来频频奏捷，胜利的气氛中滋长严重的骄傲情绪，盲目轻敌，忽视渡海准备，造成孤军登陆，最终导致金门战斗的严重失利。就规模而言，金门之战是解放军的一场小仗，损失的绝对数字并不很大，但是投入作战的三个团近九千部队竟成建制全军覆灭，这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中是极其罕见的。所以，10月29日，毛泽东在致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的《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电报说：“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在金门岛的不幸失利，既给参加解放海南战役的指战员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也为海南岛之战提供了前车之鉴。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经验12月20日，林彪在复毛泽东12月18日电报中说：“渡海作战当依照来电即所示进行准备，并拟于明日派我们的作战科长去南京，向粟裕同志调查渡海作战经验。”粟裕此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12月22日，林彪又致电43军军长李作鹏并告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袁升平等，提出：“渡海作战我军全无经验，目前渡海的具体条件如何尚不明，因此我们此刻尚无具体意见。盼你们就近弄清各种情况，细心研究作战条件与方法，并向兵团和我们提供建议。本日我们已派尹健同志去南京向粟裕同志处调查渡海作战经验。”金门之战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呢?10兵团司令员叶飞在后来所著《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20年版)中，作了全面总结“攻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他说：“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国民党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渡海登陆作战仅仅使用木帆船，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八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损失相当大，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击金门中碰了钉子。所以，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最根本的原因。从这一战斗的具体组织指挥来说：“攻金失利战斗组织的第一个教训是船只不够，只能一次运载三个团，而这么少的这样宝贵船只又在第一批登陆后搁浅在海滩上，全部丧失，以致后续第二梯队完全无法登陆。渡海登陆作战没有船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丧失战斗力。“战斗指挥上的第二个重要教训，就是违背了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渡海登陆作战，无论你兵力多大，首先要夺取和巩固登陆滩头阵地，然后才可以向纵深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军队诺曼底战役成功的经验，就是首先夺取了诺曼底滩头阵地，并巩固了这个滩头阵地，这是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金门失利恰恰是违背了这个规律。二十八军登陆，首先夺取了金门古宁头滩头阵地，这是对的;但是，第一梯队登陆部队没有立即构筑工事，巩固滩头阵地，后续第二梯队尚未到达，只以一个营兵力控制古宁头，就向纵深发展，又犯了违背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犯了兵家之大忌。　1949年10月，广东党、政、军领导合影。右起陈赓、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右六为肖向荣。“攻金失利的第三个教训就是，第一梯队三个团的兵力登陆，竟然没有一名师指挥员随同登陆统一指挥，这也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战斗指挥中的问题也不都是前线指挥员的责任，兵团指挥机关和我也有责任。当二十八军报告当晚要发起登陆金门作战时，我只是关心胡琏是否已到达金门，没有要二十八军呈报作战命令审核，就批准他们发起战斗。这是当时我的疏忽，参谋机关也疏忽了此事，这是一大教训。”叶飞还总结说：“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不能仅限于此，不能仅从微观上接受教训，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五十年代初，在我海、空军还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来看，恐怕是会吃比攻金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失利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海南岛的敌人战斗力差些毛泽东12月18日电报还说：“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至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复林彪等的电报中，更进一步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说海南岛的敌人“战斗力差些”，这真是战略上的知己知彼。而同时告诫不可轻敌，也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思想的表现。海南岛敌人的战斗力到底差在哪里?由于琼崖纵队的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对海南岛的敌情了如指掌。这方面的情况记载甚多，如1949年7月1日，琼崖区党委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所提供的海南岛敌军兵要情况报告说：“敌军战斗力弱，经此次春季攻势后，内部更加动摇”，“春季以来，敌军完全处在被动，处处挨打或撤退小据点，缩短战线，以应付我军攻势，这种形势正在向前发展中”，这反映的是此时琼崖敌军的真实情况。《四十三军司令部：解放海南岛本军渡海作战经验总结报告》(1950年6月10日)，关于敌情的一些内容，可以加深我们对毛泽东论断的认识。43军军长李作鹏在该军团以上军事会议上作的这份报告说：“根据各方面材料，敌人有五个军的正规番号。另有暂编保安教导等数个师，共计二十个步兵师。另有要塞、特警、税警、宪兵、炮兵、高射、通讯、工兵等特种兵十余个团，共计约七十余个团。加海军、空军、联勤等全岛总共不下十二万人。因此我们估计敌人力量在十万至十五万人之间(估计略高实际只十万人左右)。”“对敌人战斗力估计，是根据大部敌人皆为先后被我歼后，重建或半重建，由保安团队及未打过仗的新兵及打过很多败仗的军官组织起来。兵员不充实，斗志不高，且武器装备不良，内部互相矛盾等等因素。所以估计敌人除三十二军稍强外，其余各敌，战斗力决不可能很顽强，只要我们登陆成功，一个打他几个那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李作鹏也指出：“由于敌人退守孤岛，四面环海，地势险要，其军队数量尚相当庞大，且有残余海军、空军的优势协助作战。对其部队又进行了种种反动措施。一方面欺骗说：‘解放军在大陆作战时不杀伤虏，但对退守海南岛国民党军，都认为是顽固死硬派，抓到就杀’，‘只要守住海南、台湾，就能得到大量美援，就能反攻大陆’，‘共军没有空军海军，不能越海，如敢冒险，必然填海喂鱼’等等来维持其作战士气。另一方面，并积极对内部进行特务活动，凡发现与我有关系，或言语行为稍有不轨者，即行监视逮捕、镇压。堵塞我政治攻势策反工作的大门。并且估计了敌人还可能由台湾增加部分海空军参战。这些情形，都告诉我们，渡海作战决不可轻举妄动，决不能有侥幸取胜的思想。应严格防止重复金门岛的教训。”邓华建议向后推迟大规模渡海作战12月26日，15兵团下发《关于海南岛战役准备工作的指示》，但是此时海南岛战役的各项工作，准备得还不充分。40军、43 军才陆续到达雷州半岛前线。因此翌日(12月27日)，他们在向四野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又这样提出“我之方针”：“毛主席对海南岛作战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海峡甚宽，敌有海空配合，而我无登陆作战经验，琼纵虽能给我们一些帮助，但他们力量仍是分散的游击战，对我渡海直接配合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方能一举成功。”电报中又说：“这一战役能否打好，要看我们准备是否充分，一次运一个军的兵力，可能是一巨大的组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物资，搜集船只，进行演习等等。以季节论，在旧历年前动作为有利;以准备工作论，恐时间来不及。且四十军在开进途中，四十三军亦有一个多师未到齐。如延至年终又恐转刮南风，困难增多。故我之方针，尽一切努力，争取旧历年前动作，但又不为季节所限，而要以是否准备好了为标准，以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这个电报考虑的问题是周全的，直接导致毛泽东12月31日给林彪(中央转)的电报。毛泽东12月31日电报说：“转来邓赖洪二十七日电已悉。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由此确定进攻海南岛应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为原则的指导思想，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经过充分讨论研究毛泽东12月31日电报之后，邓、赖、洪已经明显感觉到，最初确定的旧历年前即1950年2月17日前完成渡海作战准备事实上不可能，因而建议将渡海作战时间向后推迟。1月5日，他们给四野林彪等诸首长和中央军委发出急电说：“琼崖敌总数估计十万至十五万，且有海空军配合，故我第一批必须使用一个军的兵力同时登陆，海船按乘三十人计，需一千只以上。但现船只很少，必须将一部帆船改装机器(至少突击一个团)，以使操纵。部队无渡海作战经验，北方人不惯乘船，只经短时间教育训练，难收实效。根据上情，旧历年前要完成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之准备工作，事实上来不及，必须向后推迟。但过旧历年后风向改变，帆船不能使用，如全部改装机器，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且耗费很大，如只装部分则又非利用下一个冬季北风不可。”《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也这样写道：“1950年1月5日这天，他们经过充分讨论，已经明显感觉到旧历年前完成渡海作战准备事实上不可能，因而邓华建议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邓华等又进一步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发现准备工作极为复杂，其中搜集船只和战前训练就尤为困难。为此，1950年1月5日，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发出急电，给四野首长林彪、邓子恢、谭政、肖克、赵尔陆并中共中央军委。”洪学智北上汇报推迟渡海作战时间等问题15兵团1月5日关于大规模渡海作战必须向后推迟的电报发出后，洪学智就受命去武汉向四野首长汇报。他在《海南岛渡海登陆作战纪实》中这样回忆说：“电报发出后，叶剑英、邓华、赖传珠同志又决定派我到武汉向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报告渡海作战准备和推迟作战时间问题。”1月11日，洪学智坐火车到了武汉。据《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他是在中南军区林彪的一间宽大的办公室汇报渡海准备情况的。洪学智说：“叶剑英同志以及我们几个人反复研究，觉得农历年前行动虽然有利，但来不及。一个是船只不够，一个是训练需要时间，时间短了，恐怕没有把握，需要推迟到春节以后。”林彪说：“你们的意见，我同意。但我不能决定，要报告中央军委，6日已报告毛主席，由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林彪接着说：“为了节省时间，你立即到北京去向中央军委当面汇报。”洪学智北上后，中南军区首长电告邓、赖并叶、方说：“已派洪学智去中央，估计中央会同意推迟渡海作战时间，因此盼您们把渡海作战时间推迟数个月，部队位置可由你们加以疏散调整，以便供给宿营的方便和训练海战的方便。”到北京后，洪学智向聂荣臻代总长汇报了推迟渡海作战的考虑以及叶剑英、林彪的意见后，“聂总把毛主席指示的复制件递给我”。这个“复制件”是指毛泽东1月10日中央转林彪电报复制件。《洪学智回忆录》中写道：“我带着毛主席的批示以及朱德、聂荣臻两位老总的意见，马不停蹄地回到武汉，23日先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了我汇报后说：毛主席10日批示已转发15兵团，请按主席的指示办。我讲两点意见：(一)关于海南岛作战准备问题。第一，争取以五六个月的时间完成渡海的准备。在准备期内，除渡海部队进行筹备船只、训练水手、训练部队不致晕船及海上战术与登陆战术外，并加强策反，加强对冯白驹部武器弹药、干部的帮助和军政指导，并设法以小部队陆续进行偷渡，与冯部会合打游击，准备将来配合主力登陆。第二，估计台湾的作战需要甚大规模的准备与较长的时间，故拟不等候台湾作战的配合，而准备先攻下海南岛，并争取不让海南岛之敌退至台湾，以求得在海南岛将其歼灭之。(二)为减少我渡海时敌海空军的扰乱及台湾方面敌人以舰船向海南岛增援，或将海南岛之敌以舰船撤至台湾防守，增加解放台湾之困难，海南岛作战时，须尽力争取我空军的配合，以便封锁敌之海军活动和减少敌之空军活动。这一点已报告军委，盼军委对此有所准备。”《洪学智回忆录》中还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野司决定，兵团已于15日向两军发了指示，将渡海作战时间向后推迟几个月。为了便于准备船只和进行渡海作战的教育训练，两军的部署做了疏散调整。除担任第一梯队作战任务的两个师仍留原地外，其余部队略向后移。”洪学智北上的前后经过是清楚的。《第四野战军战史》也是这样说的：“(1月5日)电报发出后，洪学智专程到武汉向四野领导汇报，请求推迟渡海作战时间并帮助解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帆船的经费问题。林彪等同意第15兵团意见，并指示洪学智赴北京向中共中央军委请示汇报。朱德总司令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听取汇报后，都表示同意关于推迟渡海作战时间的建议，并将情况报告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请他最后决定。”这就是说，洪学智北上最重要的使命是请示推迟渡海作战时间，当然还有寻求帮助解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帆船的经费问题。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洪学智北上之前显然没有看到毛泽东1月10日的复电。但是，《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则这样写：兵团于1月12日收到四野总部转来毛泽东1月10日的复电，邓、赖、洪三位首长在作战室看到电报后，非常高兴。邓华说：“这下就好了，我们的意见被毛主席和四野首长接受了，旧历年前不进行渡海登陆作战，我们的准备时间就充足了，虽然时间充足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稍有松懈，一定要抓紧准备工作，我考虑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也就足够了。”邓华停顿了一下说：“毛主席要我们搞几百条机器船，我们到哪儿去搞机器?毛主席电报中说了要请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想办法，我想我们一方面向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叶剑英同志和方方同志汇报，同时直接去武汉向四野首长当面汇报。请你们考虑这样行不行?”赖传珠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两个人去向叶剑英、方方同志汇报，请老洪去武汉向四野首长汇报请示。”邓华说：“老洪，就请你去武汉走一趟，当面向四野首长汇报请示，可以将我们的想法、意见讲清楚。要到香港去买机器，这是要银元或港币的，我们兵团可拿不出来呀!”洪学智说：“你们两位指定要我去武汉汇报，我就去跑一趟。”其实，洪学智1月11日已经坐火车到了武汉了，他怎么能1月12日还在广州兵团总部研究毛泽东电报呢?当时的通信情况也正如杨迪在书中所说：“当时的通信手段可没有现在这样方便，刚刚解放，打个电话很不方便，要经电话局接线，电话局仍是接收的原班人员，我军只不过派去几名军管干部，因此，使用长途电话很不保密。”洪学智若是看到了毛泽东1月10日的复电，那么他还要千里迢迢北上干什么?以为洪学智北上之前已看到毛泽东电报，知道推迟渡海作战时间已获毛泽东批准，所以《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所写，则是洪学智北上的任务只剩下如何解决机器船的问题了。这是欠准确的。 　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毛泽东收到邓、赖、洪1月5日电报时，正在莫斯科忙于与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有关问题。尽管访问活动十分繁忙，但他仍然仔细研究海南岛作战问题，于1月10日致电中央转林彪：“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此电报是毛泽东运筹解放海南战役，极为重要的电报。毛泽东1月10日电报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时间。毛泽东指出“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要求。这是客观地看到解放海南岛准备工作的不足，而同意15兵团提出的建议，并作出推迟大规模作战的决定。相对于原来的“旧历年前”来说，“春夏两季内”又是个宽泛的命题，这就有了“林彪、邓子恢等于1月11日致电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决定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几个月，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研究制定渡海作战的方针和部署，充分作好战役准备工作。”(《第四野战军战史》)。直到2月1日召开的广州会议，最终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时间推迟到6月。本来，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时间向后推迟，是由15兵团提出并经过毛泽东同意的决定，但后来却成了林彪的“罪名”。“‘林司令员教我们去解放海南岛，’战士聂金铭同志说：‘这就是他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这个又光荣又伟大的任务。’”这是戴夫著《海上练兵记》1月1日的内容。因为该书出版于1950年，所以能客观地记载了“林司令员教我们去解放海南岛”的事情。但在林彪1971年“出事”后，就难以见到写他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文章了。即使有，也是批判他干扰执行毛主席的解放海南战略决策的。比如说，“毛主席发出及早解放海南岛的命令，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而“叛徒、卖国贼林彪却消极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拖延解放海南岛的时间。”又如“毛主席发出了及早解放海南岛的指示，而林彪却主张晚打”，“在渡海时间上，李作鹏等人借稳打稳扎为名把渡海时间定在6月”等等。如何对待林彪的功过，现在已经找到实事求是的办法。经中央军委批准199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编写说明就这样指出：“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在四野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叛党叛国成为历史罪人，又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唾弃。如何处理林彪问题，是编写四野战史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陈云、彭真同志关于编写四野战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指示，在编写领导小组组长洪学智同志主持下，进行了反复讨论，共同认为，林彪叛党叛国是他离开四野20多年以后的事，编写中应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把握以下原则：对于第四野战军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要充分加以反映;对于林彪在解放战争中无论是正确或错误的，都以史实为依据如实反映。”“以改装机器船为主”不能实现1月10日电报，是毛泽东运筹解放海南岛战役又一极为重要的电报，这种重要不只是在于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而且要求“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遵照毛泽东以及林彪、邓子恢等的指示，1月19日，15兵团邓、赖、洪电转告40军、43军，要求两个军力争在短期内完成改装机器船的任务。电报说：“遵照毛主席和四野首长的电令：‘对渡海登陆作战，不依靠风向，而以改装机器船为主’。”但是，“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的任务，经历各方面的努力，实在买不到这么多的机器，也制造不出来。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写道：“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同志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和着急。除处理广州市、广东省的地方事务外，还以很大精力来研究处理机器船的问题。他组织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的相当一部分干部去办这件事。他自己也亲自过问此事。记得有一天他要洪学智副司令陪他到黄埔造船厂去了解情况。洪学智副司令回来后，在作战室对邓华司令说：‘我陪叶剑英同志到黄埔造船厂去了一趟，他们也无力造出渡海的船只，他们只能造船壳等部件，机器他们造不出来，是由柴油机厂供给的。这样靠我们自己造也造不出来。’”邓华在1980年为纪念海南岛解放30周年而作的《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中也回忆说，“渡海作战关键是渡海工具。关于改装机器船问题，兵团和地方在广州收集了百余部改装船的机器送到前方，但大部分太旧，马力小不能使用;又修好了十二艘登陆艇送往前方，也都坏在途中”。李作鹏的《四十三军司令部：解放海南岛本军渡海作战经验总结报告》这样总结：“机帆船可以克服靠风航行的自然限制，对于类似琼州海峡情况的作战很便利。但搜集机器、选择船只、进行改装，亦相当费时费钱(较登陆艇当然便宜)。三个多月我共改装四十九艘。平均每只折合人民币一千二百七十余万元。但真正参加起作用者不过二十艘，有几艘未到启渡场即已损失，另有十余艘是我大军登陆成功后才改装出来的。”吴家民等写的纪念韩先楚文章《老军长永远在我们心中》也说：“他不仅积极地组织部队进行海上练兵，还亲自参加改装机帆船的工作。在改装机帆船和研制‘土炮艇’中，大家称赞韩先楚同志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而且是一名能干的好工人。在韩军长的带领下，我军改装机帆船55只，‘土炮艇’15只。连同从涠洲岛夺回的帆船300余只，全军共收集大小帆船1058只。”两个军改装机帆船不到一百只，这对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靠小帆船渡海作战，已是势在必行。陈沂到香港购买机器船无功而返同样是为了落实毛泽东1月10日电报“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指示，四野首长随即派后勤部政委陈沂和后勤部参谋长罗文到广州，与华南分局商讨到香港去购买机器和机器船只事宜。他们携带来几百万银元，准备购买船只和机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写到洪学智回到广州兵团司令部汇报北上情况，几位首长的这些对话有助于我们理解陈沂南下买船的背景。洪学智说：“我回到武汉，又到四野总部，将在北京的情况向四野首长汇报了。我特别强调筹措外汇资金的事，四野首长要我们兵团找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会支持的，但是我建议还是请四野后勤部领导同志来，指导和帮助我们解决，会更好一些。四野首长答应了，准备派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同志来广州。”邓华说：“你这趟去武汉、北京跑的很好，使上级了解了具体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决心、意见，特别是请四野总部派陈沂同志来解决买机器的事，这件最困难的事有陈沂同志来，就比要我们去办好多了。”赖传珠说：“本来我们只想征集木帆船，现在毛主席要我们搞几百只机器船，这可是件大事。在短时间内是不是可以搞到这么多机器船，我心里还没有太大的把握。现在只有抓紧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是，陈沂到香港去购买机器和机器船只事宜并不顺利，几乎是空手而归。这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也有反映：“叶剑英同志同意陈沂、罗文同志在华南分局派员陪同下，去找香港地下党组织，请他们帮助采购机器和登陆艇。当时的香港，不是现在这样繁荣的世界金融与航运中心之一的香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将香港掠夺一空，在英国重新统治后，经济刚起步恢复，没有那么多机器制造业，也没有那么多航运的船只，更没有登陆舰艇之类的作战物资。”“陈沂同志等在香港各工厂、各港口码头，看了几天，没有看中适合于渡海登陆用的船只与机器，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当时从大陆逃到香港的特务很多)却很快发觉了陈沂同志等的行踪，港英当局与美国的情报机关也知道了。他们即控制了各家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我们买不到所需物资。最后他们只买了一辆水陆两用汽车，总算没有完全空手而归。”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同样回忆说：“野司派人来广州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到港、澳购买登陆艇，但只买到防晕药、罗盘计、救生圈，登陆艇始终没有买到。”《洪学智回忆录》也写道：“毛主席说的搞大海船很难落实。我们派人到香港也没搞到机器，对木船改装的设想落空了。这样，我们就考虑以木帆船为主，立足于木帆船渡海。”改装机器船及到香港采购机器和登陆艇，本来都是落实毛泽东1月10日电报要求;因为买不到机器，改装机器船也不顺利，后来战争的事实是，人民解放军是依靠小帆船而不是依靠机帆船来解放海南的。于是，主张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又成了林彪在海南战役中的又一“罪名”。如说解决渡海的办法，只有“立足木船，立足现有装备”，而“林彪却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主张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并要求军委准备飞机配合。”又有的文章写道：“当时，如何解决渡海工具问题成了影响整个战役进程的关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李作鹏、林彪主张到香港、澳门去购买登陆艇，尔后登陆作战。韩先楚同志为代表的许多同志认为，有登陆艇固然对渡海作战有利，但不可能实现。因为主宰香港、澳门的政客、买办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丘之貉，不会卖给我们登陆艇。李作鹏等人又提出把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冯白驹“配合”解放海南毛泽东1月10日电报还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这个电报的三个指示精神中，后来战争的事实证明，冯白驹及其所领导的琼崖党及琼崖纵队的“配合”，是海南岛得以顺利解放的重要原因;而其它两个方面都没有很好实现，就是没有做到“一次运两万人登陆”，也没有做到登陆后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先是1948年12月5日，是琼崖纵队建军十周年。当天冯白驹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琼崖党政军民坚定信心，紧密团结，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设新琼崖。冯白驹特别指出：“最重要的是琼崖有着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和二百五十万争生存求解放的英勇的人民大众。和台湾是大不同的。”这便是海南与金门、与台湾大不相同的地方。海南有我党我军和根据地，这是我军能够分批渡海，迅速解放海南岛极为重要的因素。那么，冯白驹所领导的琼崖党和琼崖纵队，到底怎样“配合”解放海南的呢?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中说：“海南岛战役的胜利，是与琼崖纵队的长期斗争和配合接应分不开的。”“没有琼崖纵队的配合接应，海南岛解放不可能这样顺利。这是他们的伟大功绩。琼崖纵队的领导者冯白驹同志，尤其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他不愧是久经考验，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奋斗，英勇顽强，深受海南人民爱戴的领导人和胆略兼备的军事指挥员。他率领琼崖纵队坚持二十多年的斗争，最后以强有力的配合接应，协同渡海大军圆满地完成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任务。”冯白驹及琼崖纵队对解放海南作战的配合，现时我们看的很多回忆文章及著述，大都是写琼崖党和军队的帮助、支援与接应，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他们的作用不只是对解放军渡海登陆作战的接应，还表现为在提供敌人情况情报等方面的作用。冯白驹1949年10月19日给叶剑英等的电报《琼崖形势及意见报告》中注明“我们现正全面动员筹粮”，这是琼崖纵队在解放海南过程中在备战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为此12月27日，琼崖区党委又发出《关于迎接大军渡海作战做好粮食准备的特别紧急指示》。冯白驹在电报中还报告了敌人在海南岛兵力与布防的最新情况，提供了有助于解放海南作战最有价值的敌方情报。这是配合解放海南所作贡献的一个独特方面。此前的7月1日，琼崖区党委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提供了《琼崖敌军兵要情况报告》，提供的海南岛敌军兵要情况报告;到10月19日，冯白驹又报告《琼崖形势及意见报告》，再次报告了敌人在海南岛兵力与布防的最新情况，这再次表明琼崖纵队在为解放大军提供作战情报方面的作用，是绝不能低估的。实际上，在权威的历史总结及著作中，已注意到这一点，并全面评价他们的配合作用，恰如其分。如《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1950年3月5日至4月30日)，就全面谈到琼崖纵队及琼崖人民的作用，其中就包括直接提供情报。总结中这样说：“我军在渡海登陆作战中，自始至终是在琼崖纵队紧密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支援下进行的，这是取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琼岛有我党领导的坚持了二十几年斗争的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对战役所起的作用是极大的：一是陷敌两面作战，被迫不得不分兵把口，处处设防;二是直接给渡海兵团供给情报和派遣必要的领航人员;三是可以接应主力部队登陆，直接配合作战;四是岛上人民群众为渡海部队带路和掩护、抢救我伤员等。”又如《第四野战军战史》写到海南岛登陆作战的准备时说：“为了正确制定渡海作战方案和正确运用渡海作战的技术战术手段，第15兵团率第40、第43军进至雷州半岛地区后，便根据毛泽东关于‘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的指示，大力加强对海情和守岛国民党军军情的调查工作。华南分局和第15兵团成立策反委员会，并指示冯白驹通过多种渠道，加紧对守岛国民党军展开策反工作，从其内部获取重要情报。”“各级侦察机构，还派出侦察人员，在琼崖纵队侦察干部的带领下，乘木帆船伪装渔民潜入海南岛沿海国民党军防守区域进行现地侦察，调查其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置等情况，为渡海部队选择登陆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毛泽东对邓华说：“海南岛一仗，打得不错嘛!有些事情，真好像事先算计好一样，要是晚打两个月，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符振中乘渔船偷渡到雷州半岛先是1949年12月15日，邓、赖、洪《对海南岛作战的建议》的电报，最早提出采取偷渡办法进攻海南岛这样一个极其重要渡海作战问题：“对海南岛作战准备，在休整期中采取小部队偷渡办法，先运过一部分部队配合当地武装，以便接应主力之登陆。主力大规模登陆作战时，拟四十三、四十军各以一个师为第一梯队齐头并进，在海口东、西两个方向登陆，以便互为支援，分散敌人力量，使登陆作战易于成功。”这份极其重要的电报，是该兵团受命指挥渡海登陆作战后，首次提出的海南岛战役渡海作战问题，即准备首先采取小部队偷渡、然后大举渡海登陆的战法。至1950年1月3日，林彪、邓子恢、谭政等致邓、赖、洪并告叶剑英、方方电说：“你们考虑，可否先派出少数兵力(例如一个营)，携带电台偷渡一次，取得渡海经验，到达琼崖后则与游击队会合打游击。但此法是否有引起敌人对琼崖增兵的可能，亦请考虑到。”采取什么方式渡海登陆作战，这是一个很重要，又很难解决的问题。海南岛战役最后取得胜利，是与贯彻广州会议所确定的“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密切相关的。因此，采取小部队偷渡办法设想的提出就显得特别重要。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这样说：“关于以小部队乘木帆船分批渡过海，到海南岛上去，这对提早解放海南岛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兵团1949年12月中旬受命，一直到1950年3月初实施第一批偷渡，对这个问题，邓、赖、洪首长经过不断研究，逐步明确，最后定下决心，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这当中，1950年1月下旬琼崖纵队司令兼政委冯白驹派纵队参谋长符振中乘渔船偷渡过海来，进一步坚定了15兵团首长派小部队乘木帆船偷渡海南岛的决心。1月下旬，40军发给15兵团邓、赖、洪的电报说：“海南岛上的琼崖纵队司令兼政委冯白驹同志派纵队参谋长符振中同志率少数同志，从岛西北角乘渔船偷渡到雷州半岛西南角登陆了，现已在40军指挥所。符振中同志随后即同韩先楚副司令(兼军长)一道，到广州来汇报岛上情况和冯白驹同志的建议。”符振中本人1980年写的《接应大军 解放琼岛》的文章，回忆了偷渡的全过程，只是文中也没有交代偷渡的确切时间。罗印文著《邓华将军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中这样写：“1950年1月下旬，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奉命从海南岛偷渡来到广州，1月25日，他向叶剑英和第十五兵团首长汇报了琼崖纵队三个总队兵力(约一万人)的部署，接应主力部队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岛上敌人活动情况，要求大军尽快渡海。符振中还特别转达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建议，即乘敌人防线不严密，军心混乱之机，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崖纵队的接应力量。”符振中偷渡事件，对渡海作战方针的确定有重要作用，因而为许多解放海南的图书文章所谈及。杨迪《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写到邓、赖、洪首长看1月下旬40军发来的电报，非常高兴。洪学智说：“冯白驹同志能派少数同志偷渡过海，那我们实行小部队偷渡一定会成功的。”邓华说“洪大个(注：指洪学智副司令)说的对，他们能偷渡，那我们也可以偷渡，现在我们与冯白驹同志已有电台联系，请他们派部队在岛上接应我偷渡部队。我们就下这个决心吧，先派43军一个团实施偷渡，你们意见如何?”赖传珠、洪学智两位首长都表示同意。《洪学智回忆录》则是这样写符振中偷渡对渡海作战决策所带来的影响：“1月间，琼崖纵队派副参谋长符振中同志携带地图、电报密码等偷渡过海，到了广州。他向兵团汇报海南岛党政军的组织情况、战役准备情况和敌军的防御部署，并转达了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同志的两点建议：一是乘敌人防线不甚严密，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纵的接应力量;二是若第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派一批军事干部和技术人员把枪支弹药运过海，以充实琼崖纵队的武器装备。”“第二天，叶参座、赖传珠和我到黄浦港参观船厂。在回广州的船上，我们又议论渡海的事。叶参座问我们有什么好办法。我说：‘既然符振中同志能偷渡海峡过来，我们也可以派小部队以同样办法过去。’赖传珠说：‘也可以请符振中同志一块回去。’叶参座说：‘道理是同样的，南边可以过来，北边当然也可以过去。这样，先过去一小部分。可以考虑采取少量多批的办法。’我说：‘小批渡海失败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广州会议做出的三项决策2月9日，邓、赖、洪关于海南岛情况及渡海作战方针致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请示电报，说：“岛上有敌十万，如只采取大规模登陆速决的方针，则所需机帆更多，改装费用更大，舵手、机工、领航人员亦非半年内所能同时办到。另一方面岛上有我根据地，有冯白驹的配合，回旋地区亦大。只要我们能上去，哪怕小部队，都可打游击，以增强岛上力量。故应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即是少数人化装便衣偷渡，在冯白驹与策反工作的配合下，一连、一营以致一个团的小规模渡到一定程度，即我岛上力量能夺取海岸一两点后，方最后策应大军登陆。在我无海空配合的条件下，这种办法是较好的，但时间可能要长，最好不限制，以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现在很多回忆文章及著述说到2月1日兵团广州会议所确定的“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就源于此。因为后来的战争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海南岛的解放也是在此方针指引下获得的，所以为人们所大书特书。但是，广州会议还作出其它两项决策，就是确定渡海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器船为主、解放海南渡海作战的时间延长到6月以后，甚至是“以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而我们现在都知道，解放海南岛作战是以小木帆船为主，大举登陆作战的时间是4月16日，解放全岛的日子是5月1日;若真的将解放海南作战时间推迟到6月以后，那么海南真可能早就成为“台湾第二”了。众所周知，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朝鲜战争爆发后，7月8日，毛泽东批准由邓华出任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领他的司令部于7月27日，登上从广州开出的军用专列北上。根据中央“希早日来京面授机宜”的电令，邓华在抵达武汉后便转乘飞机前往。《邓华将军传》写到此时毛泽东召见邓华的情景，说邓华到北京后，住在东四七条一个四合院里，这里是军委的招待所。这日午后，邓华正在军委招待所小憩，忽报毛泽东主席召见，他立即随同前来传令的毛主席秘书叶子龙驱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对邓华说：“海南岛一仗，打得不错嘛!有些事情，真好像事先算计好一样，要是晚打两个月，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或者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我们看到的大量解放海南岛的书籍包括《洪学智回忆录》等，都只记述广州会议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决策，而为后来战争进展所证明并非正确的决策往往“忽略”。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并非正确的决定，才使接下来发生40军对兵团广州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军党委级的事情。倒是权威的《第四野战军战史》能这样如实地写广州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会议还确定了渡海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器船为主，渡海作战时间推迟数月，两个军各准备一个团偷渡等内容。”广州会议是谁主持，一些回忆文章及著作中的说法也相左。有的说叶剑英主持，有的说是邓华主持，还有的说是叶剑英、邓华主持等。到底是谁主持?毕竟是15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所以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说是邓华、赖传珠主持，叶剑英到会作了重要指示。这与《第四野战军战史》的说法一致：“2月1日至2日，邓华、赖传珠在广州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洪学智、萧向荣、韩先楚、李作鹏、张池明，以及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符振中等。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到会作了重要指示。”在公开出版的有关解放海南岛的著作中，还可看到关于广州会议这样的说法：要渡海作战，解决渡海工具是个关键问题，也是这次会议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一种意见，是到港澳去购买登陆艇。经过讨论，许多同志都认为，有登陆艇固然对渡海作战有利，但不可能买到，因为当时港澳当局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倾向国民党的，依靠买船解放海南岛是不现实的。再一种意见，把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会议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还有一种意见，依靠木帆船渡海作战。这种意见受到到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但是，亲历会议的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说：“(广州)会议听取了符振中同志对海南岛上的情况介绍，和两个军进入雷州半岛后的情况汇报后，主要讨论和研究如何领会、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四野首长的电令、指示。没有发生木帆船与机器船(或机帆船)两种意见之争。”叶剑英听不懂海南话在广州会议上，叶剑英为符振中当海南话翻译，这是很多解放海南书籍中都津津乐道的细节。细加对照，这些书中所写几乎都是附会符振中本人的回忆。符振中的回忆文章《接应大军 解放琼岛》中就这样说：“会上，我汇报了琼崖纵队三个总队兵力的部署，接应主力部队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岛上敌人的活动情况，要求大军尽快渡海。我还转达冯白驹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是乘敌人防线不严密，军心混乱，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崖纵队的接应力量;二是如果这样行不通，就派一批干部和技术员，把枪支、弹药、物资偷运过海，充实琼纵实力。叶帅对解放海南非常关心，很用心听取汇报，还在本子上作了记录。我开始汇报时，用普通话讲，但讲的是‘海南普通话’，大家都听不懂。叶帅说：‘你用广州话讲吧。’我讲的广州话也和普通话差不多。他又说：‘你干脆用海南话讲，我帮你翻译。’我心里感到惊奇：‘他也懂海南话吗?’后来才知道，叶帅在大革命时期来海南岛住过一段时间，会讲文昌话，于是我便改用海南话汇报。”这些回忆被演绎到很多包括今年新近出版的解放海南的书籍中，我们仅选方天等著《四野最后一战》(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一斑：符振中来到地图前，开始汇报情况。符振中开始用普通话讲，但讲的是“海南普通话”，大家都听不懂。符振中讲的广州话也和他的普通话差不多，大家照样听不懂。叶剑英又说：“你干脆用海南话讲，我帮你翻译。”符振中十分惊奇，心想：“叶司令难道也懂海南话?”在座的众将领也露出了不解的神色。叶剑英看出了大家的疑问，解释说：“大革命时期我在海南岛住过一段时间，会讲文昌话。”于是，符振中便改用海南话汇报，叶剑英一字一句地向大家翻译。琼纵符振中参谋长的汇报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大家认真地听，详细地记录，耐心地询问，直到把琼崖纵队的情况和海南敌人的兵力部署搞清楚为止。这些写作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琼崖党史研究上似乎迄今为止，还未看到叶剑英大革命时期在海南住过的记载，好在我们还能查到资料，知道叶剑英本人亲口讲过他听不懂海南话。那是197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上发表谈话，他说：“上次我回到广东，赶上省里开地、县委书记会议，同他们见了面。我问他们，本地干部有多少，本地干部请举起手来，我看大约有三分之二。我说很好，说明重视培养本地干部。过去外来的干部，到了广东工作，因为有语言问题，在基层找农民谈话有困难，听不懂，有些政策贯彻不下去。所以，要号召外来干部学本地话，本地干部要学普通话。否则语言隔阂，不利于接近群众，交流经验。广东的语言太复杂，潮州讲话一个样，广州又一个样，开平、雷州、海南和客家地区讲的话都不一样。讲普通话，城市好一些，农村、山区差一些，所以，要积极学习、推广普通话。我是广东人，对海南话也听不懂。现在广东农村里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在文字相通，但语言不通也不行，不容易接近群众。所以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叶剑英在广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既然叶剑英都亲口说海南话他听不懂，那么他怎么能给符振中充当海南话翻译呢?会议的亲历者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所说，当是可信的：会议“听取了琼崖纵队符振中参谋长关于海南岛情况的介绍。符振中同志讲的广东普通话，大部分我们能听懂。有些地方我们听不懂，赖传珠政委就请兵团参加会议作记录的一位广东籍干部将听不懂的话翻译成普通话。”40军对广州会议精神只传达到“一定的干部”《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在总结“主要经验”时，是这样说的：“渡海作战，首先要解决的是用什么工具渡海，利用什么时机渡海;是以木帆船为主，还是机器船为主，这是当时战役指导上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正确与否，将影响到海南岛的迅速解放。一般来说，横渡海峡机器船比木帆船要好得多，可是当时大陆刚解放，不但没有登陆艇，就连发动机也必须到国外购买。如以机器船为主，不仅国家财力所不及，而且当时情况也不允许，这样势必拖延渡海时间，以致贻误战机。因此，军党委遵循毛主席、军委对海南战役的指示精神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树立了以帆船为主，抓住有利季风，力争提早渡海作战的指导思想，积极投入准备工作。虽兵团广州会议，鉴于金门岛登陆的教训，决定渡海登陆时间推迟数月，以待解决机器船渡海的问题。但军对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一定的干部，对部队仍强调积极准备以帆船为主渡海。因而，当条件成熟，大规模的渡海提前时，我们军则以主力投入了渡海登陆作战，取得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这个总结披露的广州会议决策的背景是清楚的，40军树立以帆船为主、力争提早渡海作战、最终取得战役上的主动权的情况也是清楚的，而该军对兵团广州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一定的干部，这“一定的干部”是到什么级别呢?我们现在从《战将韩先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很多韩先楚老部下写的纪念文章，可以知道，这个“一定的干部”限于军党委，连师长、政委也不传达。徐国夫的纪念文章《舰船渡海早日解放海南》中写道：“(广州会议)会后，韩先楚同志认为，作战时间如推迟数月，延长战备时间，会使部队松劲，并将错过东北风期，贻误战机。他在40军党委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上，继续强调战备要‘积极准备，提前完成。’并要求‘积极改装机帆船，收集风帆船，自己派人购买机器，不依赖上级拨给。’还限定各师于3月内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对兵团关于把准备工作延到6月以后和等待登陆艇的精神，没有向我们传达，我们这些师长、政委还不知道有此种精神，所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仍然按照军党委的指示，积极准备着。”　策动陈济棠虽不成功，但是在整个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过程中，在策动一些国民党官兵的起义，迅速瓦解反动阵营方面，还是很有成效的。刘振华等的纪念文章《战功卓著 光耀千秋》同样这样写道：“韩先楚同志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早解放海南岛的指示，在军党委会上提出，关于有的领导提出等待去港澳购买登陆艇和6个月以后再考虑发起海南战役的指令，不向下传达。解放海南的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3月份以前完成。军党委会上一致同意，并做了决议。”再如吴家民等的纪念文章《老军长永远在我们心中》这样写道：“参加这次会议的韩先楚军长和袁升平政委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作战时间如推迟到6月份，不仅延长备战时间，会使部队松劲，更将错过对我渡海作战最有利的东北风期而贻误战机。他们从广州给军机关发回电报，仍强调要‘积极准备，提前完成’‘积极改装机帆船，收集风帆船，自己派人购买机器，不依赖上级拨给’。广州会议之后，军党委会上，韩军长提出：‘关于去港澳购买登陆艇和六个月以后再发动海南战役的问题，不向下传达，解放海南岛的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3月份以前完成。’军党委一致同意，并做了决议。接着军党委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了兵团作战会议精神，又一次研究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重申于3月底完成各项准备工作。”这都表明，后来该军渡海作战准备得很充分，是有原因的。或者因为这样的背景，张正隆著以韩先楚为传主的《战将》(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提出这样的命题：“要不是他极力推动，海南岛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台湾?”叶剑英派人策动陈济棠邓、赖、洪2月9日关于海南岛情况及渡海作战方针致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请示电报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叶剑英同志曾派人去策动陈济棠。陈表示无兵权。六十四军军长张其中与六十三军之三十三师现有些线索。前粤敌突击支队司令张镇桓(有小炮艇五，机帆十五只)已有初步关系，他正在挖三舰队的墙脚，可能有些希望。另琼岛敌一师长想要我们四十万港币去收买。总之，目前形势下，敌漏洞是有的，看我们是否会钻，现分局已组织一策反委员会，在广州、琼州、雷州半岛分别进行，上层下层分别去搞，对港口敌守备则政治争取、经济[收]买双管齐下。”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毛泽东十分重视秘密策反工作，在1月10日的电报中就这样要求：“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叶剑英派人策动海南特区行政长官陈济棠，确有其事。据梁国武《陈济棠、薛岳在海南的最后统治见闻》(《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1964年版)中说，陈济棠“在海南期间，中共也多方设法争取陈济棠起义或不到台湾，叶剑英曾托黄麟书的同邑进行游说，李洁之、彭智芳、卜汉池等陈济棠的旧部，在自己起义反正后也通过各种关系对陈济棠做了一些工作，但都不能改变他的态度。”为什么策反不成功?其实陈济棠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策反他诚属不易;但他“表示无兵权”，这倒也是实情。上年10月30日，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主席陈诚，奉蒋介石之命，自台湾乘专机飞海口视察海南防务。陈诚此行的结果，是由薛岳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陈济棠失去了海南的实权和主导地位，薛岳取代陈济棠成为解放军解放海南的主要对手。梁国武在回忆文章中，就专门写到由此造成的陈、薛在海南的矛盾：“海南警备总司令部的裁撤，对陈济棠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说：这个策划，是陈诚所出的主意，目的是造成清一色的陈诚系势力。当时国民党手上只剩下台湾和海南两个基地，台湾已掌握在陈诚手，海南再交给陈系的‘打手’薛岳，陈诚就成了国民党内唯一的实力派。”“陈有一个时期，态度极为消极，既不到特区长官公署办公，复谢绝会客，每日唯携爱妾冯锡如在海南各名胜中闲逛。直至获得宋子文支撑，另行组织起三个警保师，才活跃起来。”策动陈济棠虽不成功，但是在整个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过程中，在策动一些国民党官兵的起义，迅速瓦解反动阵营方面，还是很有成效的。1949年5月29日，琼崖区党委作出《关于执行华南分局对于大军渡江后工作布置的决定》，要求加强敌内工作，迅速瓦解反动阵营，“在敌内工作有把握的条件下，应发动起义，一面削弱敌人，扩大我军，把我军的进攻更前进一步，一面配合大军入粤解放全琼。”由此开展策反工作，在携械起义的人员中，有敌大英山炮台台长李运元，敌海口军用机动电台台长郑炯昌，敌《民国日报》记者吴一声、叶源，敌陆军步兵学校总务处少将处长李湘武、人事行政处少将处长何素凡和敌教导师第一团部分官兵，敌海南警保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林荟材及其全团官兵等。这当中，尤其是4月24日林荟材率警保第一师第四团起义，影响最大。海南军区《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史料》编写组曾评价说：“警保四团起义是在我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策划下进行的，是我党策反工作的胜利成果。这次起义成功，对于瓦解敌军斗志，配合我军追歼南逃残敌，迅速解放全岛，起了一定的作用。”鲁湘云以木船打败军舰2月22日夜晚，43军128师382团4连副排长鲁湘云(卢相云)，带领八名战士乘一条小木帆船在海上训练。因风停了，只好抛锚在海上等风。拂晓，敌人一艘军舰开过来，发现了这只木帆船，即向该船开炮。鲁湘云很沉着，令战士下到船仓内躲蔽，敌舰见船上没有动静，即开过来，离帆船只有几十米时，鲁湘云下令突然向敌舰开火，子弹和手榴弹都打中敌舰，敌舰遇到突然火力袭击，仓皇失措，不敢应战，开足马力逃跑了。这就是解放海南岛战役过程中，用木帆船打败敌兵舰的重大事件。鲁湘云以木船打败了兵舰的英雄故事，成为解放大军的兴奋与骄傲。因此事发生在15兵团紧张运筹解放海南之际，也是解放大军在海上进行练兵的关键时刻，因而它对两个军全体指战员的鼓舞、教育与启示意义非常巨大。广大指战员坚定解放海南岛的信心，勇气倍增，情绪空前高涨，一时间你能打我也能打的豪言壮语，传遍各部队。指战员们纷纷请求首先渡海作战，争当突击船，要求打敌军舰。黎友谅写的《漫记海南岛》(1950年7月10日至15日南京《新华日报》)，在记述鲁湘云用小木船打败兵舰的事迹后说:“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所有前线部队，卢相云被请着到处报告打兵舰的经过。‘谁说木家伙不能打铁家伙?’战士们的信心提高了，每当看见敌舰在海上出现时，战士们立刻跳土木船，架起机关枪追上去，敌舰却每次都是远远地乱放枪炮，急急地避开。”鲁湘云给大家做报告打兵舰的经验，《海上练兵记》中就有记载，著者戴夫在二月二十四日中这样记：二营召开了全营军人大会，请卢相云报告打兵舰的经验。“没有打兵舰以前，”他说：“不知道兵舰有多么厉害;这一回打败了它，这才知道兵舰也不就是[纸]老虎。”他总结了三条经验：一、发现兵舰，首先要沉着，勇敢，有自我牺牲的决心。远时不打，近了一齐开火，便可以打败兵舰。二、不打哑吧仗，有的同志在战斗中害怕，就要提出口号去鼓动他。看见危急情况，就要想出办法，并提出口号安定大家情绪。如果有可能，还要召集党员开会，组织他们积极活动。三、帆船横着面积大，顺着面积小，因此我们要将船顺对着兵舰与敌作战。兵舰目标大，我们容易打它;帆船目标小，又在浪中一起一落，敌人不容易打我。“我们已将兵舰仔细看过了，”卢排副最后说：“兵舰是可以往上爬的。如果有几只帆船互相掩护，靠近了，打一排手榴弹就可以爬上去。只要勇敢沉着，兵舰一样也可以当俘虏。”《海上练兵记》三月十六日还记了小帆船战胜兵舰的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自从卢相云打败兵舰以来，海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就是看见兵舰，人人喊打。”1980年纪念海南岛解放30周年的时候，鲁湘云本人以长篇纪实文章《木船打军舰 战史创奇迹》，生动回顾了当年渡海作战、用木船打败敌人兵舰的情景，并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在海上与敌激战约一个多小时，凭着我们革命战士的勇敢和智慧，以木船、轻武器、战胜了有炮又有机枪装备的敌人军舰，在我军战史上创造了奇迹。”“木船打败敌兵舰的消息在部队传开后，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增强了解放海南的胜利信心。”鲁湘云用木帆船打败敌兵舰的事迹被广为流传，成为一个标志事件，不但大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而且提供了大部队用木船强渡海峡与敌军舰作战的经验。这个活生生的事件，还让大家认识到，海战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陆上的经验在海上也是适用的。毛泽东“同意43军一个团先行渡海”先是1月下旬，15兵团首长接到40军发来的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从岛西北角乘渔船偷渡到雷州半岛的电报，邓、赖、洪看了电报后，非常高兴。从《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的记叙看，兵团首长由此第一次明确提出由43军一个团先行实施偷渡的设想。书中写到几位首长的对话。洪学智说：“冯白驹同志能派少数同志偷渡过海，那我们实行小部队偷渡一定会成功的。”邓华说：“他们能偷渡，那我们也可以偷渡，现在我们与冯白驹同志已有电台联系，请他们派部队在岛上接应我偷渡部队。我们就下这个决心吧，先派43军一个团实施偷渡，你们意见如何?”赖传珠、洪学智两位首长都表示同意。及至2月9日，也就是广州会议之后，邓、赖、洪致中央军委、毛泽东请示电报，提出渡海作战“应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第二天(2月10 日)四野前委将电报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据邓华、赖传珠来谈：海南岛作战，我军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他们建议在此时间内，[用]先行偷渡的办法，到达海南岛后即与冯部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然后大部队再设法渡海。”“我们同意四十三军一个团先行渡海，并亦同意其他部队寻机陆续渡海。如此是否妥当，盼即予指示。”2月12日,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迅速复中央转林彪电报说：“二月十日廿时电悉，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以此为标志，海南渡海作战的指导方针正式确立，为夺取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铺开了道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四野首长2月16日致电李作鹏、张池明、韩先楚、袁升平并15兵团：“我军须利用海南岛有根据地和游击队的条件，采取偷渡办法，逐步增加兵力，与冯白驹会合作战，逐渐歼灭和瓦解敌人，然后配合正式登陆”。“盼你们根据具体情况，详细严密组织偷渡的动作，每次偷渡的兵力、时机、方法等均由你们机动规定之。”原来确定并经毛泽东同意的43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的设想，但很快又加上40军一个加强营，这种变化的经过，也发生于2月12日。这天，邓、赖、洪在作战室，研究如何具体实施经四野首长与毛泽东已经批准的实行分批偷渡的作战计划。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这样记叙：经过分析研究，邓华说：“原来我们考虑先以43军一个团实行偷渡，现在根据海上情况及岛上敌情，以一个团从敌人主要设防方向，以16到18个小时，渡海航行200多公里，绕到海口以南的文昌东北去登陆，这是一着险棋。但是，这着险棋既然已经确定了，就不要变更了，还是要走，而且只有这样走，必须在海岛东部偷渡，才有利于我军下一步渡海，现在已别无选择。”“为了使海南岛守敌产生错觉，我决心：43军以准备好的一个团仍绕到海口东南到文昌东北海岸登陆。同时，40军以一个加强营从海峡西面偷渡，航行到海南岛临高的西北角登陆。现在40军要求先行偷渡的积极性很高，韩先楚同志一直就在118师亲自指挥、亲自在抓。这样从东、西两面同时偷渡登陆，使敌人摸不清我军的意图。第一批偷渡的时间，就定在3月上旬，具体时间，根据当时的天气风向和海上潮汐、海水流向再定。”而杨迪说：“因43军是属第15兵团建制，因此，当初定下先用木帆船实行偷渡的决心时，是带有试验性的，即试一试看，因此就令43军先准备一个团实行偷渡，40军因是配属兵团指挥的，只令他们视情况可准备一个加强营实行偷渡。”这样，无意中第一次成功偷渡海南岛的却是40军的一个加强营，而非原来计划中的43军一个团。40军一个加强营第一次偷渡成功3月5日，40军118师352团一个加强营799人，在师参谋长苟在松的率领下，乘木帆船l3艘，于19时由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向海南岛进发。翌日晨与国民党军发生战斗。解放军于l4时在儋县白马井超头市登陆，与接应的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协同打败了敌人的进攻，顺利进入琼崖纵队根据地。该营由此获得“登陆先锋营”的荣誉称号。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偷渡海南，另外的说法是第一批第一次偷渡。在一些文献记载中，偷渡的另一表述是“潜渡”。《南方日报》(1950年4月27日)发表登南人的《海南岛概况》，其中的部分内容，就是写这次解放大军开始第一次偷渡海南岛的情景：“三月五日，夜幕已经拉下，海空黑沉沉的，海上风浪翻腾。部队在雷州半岛某地起渡了，××条战船，在惊涛骇浪中前进着，穿过海洋，冲过波浪，一直向海南岛进发。‘头一炮，要打响!’‘争取琼岛登陆先锋的称号!’不但成为战船上最有力的鼓动口号，而且成为战士们唯一的信念。和风浪搏斗了十九小时零五十分的时间，终于抵达了海南岛的白马井以南地区的海面。战士们由喜悦而紧张起来，大家喊出：‘立功的时候到了!’水手们挺身而出，协助船工加强航速，驶至登陆地点。船上的鼓动工作也活跃起来了。‘登上岸去消灭敌人，解放人民，为烈士报仇!’‘争取英雄第一船!’等有力口号鼓舞着英雄们奋勇前进。”“激烈的登陆战斗开始了。我们的战士不仅打退了敌舰的骚扰，而且把岸上的守敌两个连打得落花流水，胜利地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人民武装第一次会师，成为琼岛登陆的先锋。”对于这次意义非凡的首渡，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道：“第一支利箭射中了!初战胜利，潜渡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这时兄弟部队也相继以一个营的兵力，在海南岛东侧──斗坡、鹿马岭一带潜渡成功。从此，全军上下牢固地树立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大海是可以战胜的，具有‘海空优势’的敌人并不可怕，依靠木帆船完全可以解放海南岛。”　对于意义非凡的首渡，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道：“第一支利箭射中了!”而徐锐写的纪念韩先楚的文章《将军归去 雄风犹在》，则是这样描述：“韩先楚军长亲自组织先遣营的偷渡登陆作战行动，他送走先遣营后，与该师领导同志一直守候在无线电台旁。他整夜未眠，亲自掌握先遣营的航行及登陆情况，直至先遣营登陆成功，突破敌军防线，胜利进入五指山我琼崖解放区根据地，他才轻松地出了一口气。此举不仅加强了琼崖我军力量，更重要的是为我军大举渡海作战，提供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为全军上下树立大海是可以战胜的，跨海登陆依靠木船完全可以解放海南的坚定信心。”本来43军的偷渡是与40军偷渡同时进行的，都选定在3月5日。因为参与偷渡的43军128师383团方向没有起风，由此兵团司令部作出停止启航的决定。《第四野战军战史》中写道：“兵团领导同意两个加强营于3月5日晚同时实施偷渡，但因5日第43军加强营航渡方向无风，无法实施偷渡。邓华决定，第40军加强营按计划偷渡，第43军加强营待有风后再行偷渡，这样还可以造成守军错觉，收到奇袭之效。”40军119师解放涠洲岛3月5日，40军119师356团，由师参谋长夏克率领由北海出发，6日2时在涠洲岛会合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