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你不得不看的晋商人物

王 殿 荣王殿荣，平遥县庞庄人，生于清道光末年、咸丰初年，故于1925年，享年70余岁。少时家境贫寒，经人介绍入平遥城内商家学徒。经过多年的奋斗，取得了成功，创办了大布庄“庆泰昌”、“庆裕昌”、“庆源昌”，是13个商号的经理、财东。成为了上世纪初到20年代平遥商界的领袖人物，顶1.2分人力股俸，是传闻中人力股俸唯一超过一分的。与平遥规模最大第一家采用西式簿记复式记帐的大来银号经理范椿年先生为商界合作伙伴和莫逆知交。后期的商会理事、恒升庆钱庄经理、平遥商界的重量级人物杨汝霖（字雨生）曾得到过他的提携和帮助，十分推崇其人的人品和才能。1915年左右，领达蒲裴氏银本，在平遥城内东郭家巷东口路南（今门牌10号）创办“庆泰昌”大布庄，任大掌柜，亲自主持了铺面的修建，经营窄幅家机棉布、棉花，在离石、西安设分号，在西路享有盛名，为财东创造了丰厚的财富，被财东破格顶上1.2分的人力股俸；一次向财东请求让自己的儿子入号学徒，财东未顺利应允，内心不平，产生了创办自己商号的念头，经过几年的努力，为自己创办了“庆裕昌”（东郭家巷12号）、“庆源昌”（西郭家巷）布庄，除总理聘用他人外，长子王锡瑞、次子王锡权（字敬斋）、三子王锡福（字五堂）分别任协理、监理、店员，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批发棉布、棉纱、棉花，一直销到离石、柳林、陕西省，积累了不少财富，由商而富。在城内、庞庄广置房地产和良田，救济穷人，广做善事，一时名声大震。包括“恒升庆”钱庄在内的众多商铺总愿意与之结为联号，请王殿荣入股或任名义上的大掌柜，以壮实力，在业务资金上相互支持。他每日清晨必去各联号视事指导，去必饮酒，酒量惊人，据其后人讲饮二斤黄酒不醉。其联号借助其实力和声望发挥整体团队优势，在业务和资金上相互支持，促进了业务的发展；在商业上胸有成竹、经营有方；在生活上勤劳节俭、忠于财东、爱惜伙友、公私分明、廉洁正派。在城内买下一包“洋面”从不支使小伙计，经常是利用回村探亲的机会，自己用肩扛回老家庞庄。有次伙友们趁他回家小住之际，改善号内伙食，他不期而归，小伙计在南大街上看到了他，急忙跑回号内，有人深知他节俭的品性，在大门外撒了一把黄豆，他一粒一粒捡起后，回到号内，大家早已七手八脚收拾完毕，有惊无险，众伙友这才松了一口气。在大力发展事业的同时，他十分注重对家人的教育，重金聘请邓百海先生对子、侄、女、媳进行私塾教育，写字、打算盘。表现了一代商界领袖重利、重教、注重发挥商业群体优势的大家风范。1925年商界领袖年逾七旬，走完了人生之路，在平遥商界留下了顶1.2分股俸，拥有13个商号金字牌匾的美谈。杨 兴 稷杨兴稷，中都乡曹村杨氏十五世杨世荣之次子，生于清同治初年，故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前后，享年七十余岁，娶过两房夫人，生有三子两女：杨绍绪、杨成绪、杨启绪。是平遥票号中的英才，与供职于平遥“宝丰隆”票号担任协理（二掌柜）的长兄杨兴禹相映成辉，在晋商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他出身于农商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才思敏捷，颇有远志。他十多岁入城内票号学徒，刻苦钻研业务，手足勤快，苦练珠算与钱业技能，颇受伙友东掌喜爱。他办事干练，聪慧过人，渐在钱业中崭露头足，被委以重任，成为票号中的中坚，外派东南边陲重镇广州分号，业绩累累，享誉乡梓。随着清王朝的进一步衰落，列强政治经济侵略日甚，花旗、汇丰、麦加利、道胜，正金等外国新式银行不断挤压，邮政汇兑不断兴起。1908年大清银行正式成立，它们的业务网点遍布全国。山西票号的经理与财东们不能与时俱进，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失去了转变为新式银行的机遇，中国票号处境日渐艰难。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人们称之为“五番杂地”的广州遭受外国金融资本冲击犹甚，票号率先出现颓势。杨兴稷审时度势，毅然率同仁离穗转渝，在较偏僻的重庆与满洲人合作搞起了“银行”，但重庆的经营环境很快不济，号内人事渐不协调，数年后分道扬镳，渝庄犹如雪上加霜。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次年民国肇建，全国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时局大乱，称雄全国近百年的山西票号在内忧外患中全业颓然，一代英才回天乏力，离号回平。杨兴稷虽年近不惑，仍不言输，在平遥城内办起了贸易商号“泰和源”、“泰和恒”，苦心经营数年，业绩平平，无奈关门歇业。至此远离故土在外闯荡大半生的他，带着四川籍年青漂亮的二夫人和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猴回到曹村老家。虽如日中天的辉煌事业不再，但终究是衣锦返乡，积累颇厚，在村中仍首屈一指，雄心还在，步入了中国商人发迹还乡、置房买地、光宗耀祖的俗套。很快在豪华的老宅西面大兴土木，建起了一座新院，并在其南面办起粉坊，雇人加工粉条、粉皮;同时他广积善缘，大办公益，捐款修桥补路，开渠修庙，兴办学堂，急困济贫；出资买下村南崔小庙旧址，计划为杨氏家族盖一座新祠堂;拿出资金在其老宅后面牌楼街的中段搭台演木偶与皮影戏，以飨族人邻里，诸多善举博得了村民们的拥戴。1931年前后，一生闯南走北，商海沉浮，永不言输的票号英才杨兴稷与世长辞。令人遗憾的是留下了未竟的商业事业、新宅院的半拉子工程和修建杨氏合族祠堂的宏愿。但其急公好义永不言败的口碑，虽历经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仍相传至今，激励其后人艰苦创业，成为省城和家乡机械、金融行业中的人才！杨 松 龄杨松龄，字韵涛，山西省平遥县曹村人。生于清同治元年（1862），故于民国14年（1925），享年64岁。他出生于平遥县曹村杨“谦吉堂”的大农耕兼商人世家望族，兄弟四人排行老二。幼时聪明好学，少有大志，其后人曾见过其书法功底深厚堪佳。18岁由平遥“协同庆”票号大掌柜刘庆和（平遥县侯冀村人，与杨家为世亲）举荐入平遥蔚字五联号之首一一蔚泰厚票号学徒。为人忠厚朴实，聪颖能干，有过目不忘之特长，怀一掌金之绝技（一种指算法，也叫袖里吞金，商人中精通的很少），渐受东掌器重，委以重任。先后被总号派驻到东北营口、沈阳（当时叫奉天）、四川成都、重庆、湖北淳口、汉口和上海等商业重镇任职，经营以“稳、准、活”著名，获利甚厚，为总号贡献很大。52岁（1913年）从汉口分号经理任上回总号，继毛鸿翰之后任总经理，64岁病故，在蔚泰厚供职40多年。1925年蔚泰厚已摘牌停业，但清理尚在进行，东家感其贡献之大，从清理资金中拿出200两白银的奠仪以奖励。1911年发生武昌起义，时局大乱，蔚泰厚在京都、西安、汉口等地损失资金6万余两，汉口分号临近武昌损失尤为惨重，号事几不可收拾。存款逼提，因工商业严重受损放款难收，加之大清银行的成立，外国银行入侵日甚，汉口就有大清银行的分行，外资银行有汇丰、麦加利、道胜、正金等，邮政汇兑兴起，票号不振，举步维艰。他临危不惧，不顾个人安危，在起义新军与清政府尚未议和大局不稳的情况下，坚守号内，抢出帐册，力保财产，团结伙友，联合汉口的票业同仁，通过商会与军政府谈判，谋求对策，资金相济，共度难关。采取了“尽收、慎放、缓兑现”的策略，在商会与同业的支持下，几经努力，汉口分号未撤复业，救汉口分号于危难之中，维护了蔚泰厚的信誉，受到了客户与总号的好评。他知人善用，唯才是举，52岁时（1913年）向总号推荐年轻有为的范吉生接替自己汉口分号经理的职务，回总号协助总经理毛鸿翰管理全号的业务内事。后继任总经理。面对不利的时局，苦心经营，蔚泰厚出现了短期的中兴，延缓了其衰败的步伐。1921年蔚泰厚票号不情愿地合上了历史的最后一页，摘牌停业清理。杨松龄在号40余年，竭尽全力，苦心经营，忠于财东，沉稳而不保守，刚柔相济，知人善用，是晋商中的佼佼者。张 有 威张有威（1871-1952），字仪斋，山西省平遥县宁固镇南堡村人，祖籍平遥县曹村，出生于清同治10年（1871）9月，故于1952年10月，享年82岁。少有大志，聪颖好学，沉静恬然，秉性刚直，素爱农事，急困济贫。忠厚不失机敏，精明不失美德。为人忠厚，为商精明，为富施仁。十多岁经人介绍入平遥城内商家学徒，曾住过城内丝线铺（作坊在砖圈门巷）和北京颜料铺，与日升昌总号掌柜梁怀文系邻村知交，两次在北京日升昌分号、日升昌钱庄任经理，深受总号器重，在北京钱业与颜料行中颇有威望。位居北京日升昌分号经理时，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急剧动荡的岁月，八国联军入侵，庚子之乱，辛亥革命，京师银市动摇，票业危亡。他审时度势，联合京师钱业同仁和颜料行新老朋友，在资金上相互支持，共闯难关。在这样的困境中，仍有三年获利颇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从北京告老还乡，回家务农。此后北京分号出现管理不善，业务不振，日升昌掌柜梁怀文坐轿车亲自到田间拜访张有威，诚聘其重返京都日升昌。碍于情面以六旬之躯赴任，事业又有起色。1937年日寇入侵北京之后不几年以年近七旬之身辞职，将号事托付给平遥西王智村侯金昌和介休北贾村侯某。由于时局变迁，加之这二人管理不善，号事日废。回到老家后尽管吃穿无忧，但不忘农事，每日田间劳作，勤俭度日。逢年过节或是农闲之时，取出自己从北京带回来的留声机，与街坊邻居欣赏京剧和山西梆子戏，与贫民百姓同乐，拿出钱财支助族内几个子弟上学读书结婚，接济村中贫苦人家生活，把自己的房屋让贫苦人免费居住，向北京颜料行推荐邻居亲朋经商做事。1952年10月张有威在极度穷困艰辛中走完了人生之路，给后人留下了无尽心酸的怀念和思考。张有威娶过三房，元配夫人魏乐村师氏，无出。继配夫人王郭村安氏，生一男张令培，一女张芝兰（乳名林米则），嫁于平遥仁庄村商人王文运。又继配夫人梁家堡梁氏（1900-1988），生三男一女。张有威后代现已传至五代，有农民，有干部，家盛人旺，在各行各业中发挥自己的技能和作用。杨 楷 龄杨楷龄，字直忱，山西省平遥县曹村人，系著名票商蔚泰厚总经理杨松龄之四弟。清光绪元年（1875）出生于曹村叫杨“谦吉堂”的大农耕兼票号商人世家，病故于1946年。初入蔚泰厚票号，在总号和湖南长沙分号任职，顶身股为3厘，民国初年，蔚泰厚受时局影响不振，遂出号。参加县政府组织的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县水利局录用（当时叫济贫水利局，地址在县衙署照壁南街中段路西，系平遥县水利局的前身）。协助我国著名学者侯外庐之父——侯福昌兴办我县的水利事业。由于办事干练正派提任副局长（协理），后升任局长（双林寺贞义祠民国二十一年所立碑有碑记）。在水利局任职时大兴我县的水利事业，30年代初省实业厅组织修建汾河三坝，交城、文水、汾阳、平遥成立了理事会，汾阳于跃龙为董事长负责建设。平遥水利局接受省实业厅水利分局的指示承办了汾河三坝的测绘修建维修，三坝由英国人设计，费用2万元白洋，三坝总投资14万元白洋，1936年安装闸板、钢轨和活动起闭机，同年秋拦水浇地，平遥、文水、汾阳、交城、清徐等县获益。他主持了平遥曹村、曹家堡、营里、丰依村汾河段的改道，汾河灌区西八、九、十支渠、东四支渠的开挖，使汾河流域平遥段的七、八个乡的农田变为水田。避免了曹家堡、营里、净化、丰依村多年的水患。他慨然献出自家的200多亩良田为汾河新道，泽被后世千秋。他为人正直、秉公廉洁、思想开明，集官、商、医为一身，经商精明，为官廉洁，从医精湛，医德高尚，急贫济民。医术独特，擅长中医，为城内四大名医之一，与邢天敬，张襄甫、梁子明齐名。工作之余为人看病实行义诊，贫苦病人在曹村他家的药铺“谦益昌”中免费诊治给药；他思想开明进步不保守，毅然将自己的独生子杨槩（gai）送入太谷孔祥熙所办的新式学校一一铭贤中学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南京分校26期。他虽然长期在旧政府任职，但清廉自律，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从国民党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手中营救过不少进步人士和平民百姓。1946年在水利局局长的任上积劳成疾病故，十里八乡的人们自发地前去曹村祭悼。冀 承 福冀承福，字锡五，号汾西，1879年（清光绪5年）出生于平遥县陶屯村一个号称“东楼家”、堂名为“五福堂”的大农户，兄弟4人居长。终于1958年，享年80岁。少时在其父冀兆钰所设的私塾中读书，在其父的严格教育下，学有所长，精于珠算，擅长书法。十五、六岁经人荐举入平遥城内某商铺学徒。秉性忠厚，持躬俭约，间静寡言，机敏稳重，深受东掌器重。多年后商铺倒闭，其他人员全部离去，只有他一人关门守户，替财东收账看管财物，帮着财东清理完财产，财东非常感动，深知其人可信可用，哭着给宝丰隆掌柜下跪求情，将他引荐到“宝丰隆”票号供职。从站柜开始到上街做业务，委以重任，后由总号派驻到山西晋南产烟叶大县曲沃分号管理财务，与平遥大烟商日生昌、兴隆魁、魁泰和业务往来频繁，在号内业绩累累。民国八年升为宝丰隆票号西安分号坐庄老板，一直到1921年宝丰隆倒闭停业。辛亥革命后，时局大乱，票号遭抢劫不在少数，宝丰隆现银财物损失11万两，仅西安分号损失即达9500两，放款难收，存款逼提，宝丰隆票号逐渐陷入困境。他坐镇西安分号，面对不利的时局薄饮食，节衣物，与同事伙友同甘共苦，审时度势，力挽狂澜，心平气和，处之泰然。利用其擅长书法的特长，以书会友广泛结交官吏、同业、朋友，为号收取放款，在市面纷乱与总号信息不通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应收尽收，公私分明，及时将财物变卖隐藏，亲自押运将现款和贵重物品及时收回平遥总号，避免了更大的损失，1921年宝丰隆西安分号顺利撤庄，受到了总号的表彰。随后离开了票号回乡，利用村里的公房设馆教书育人，一直到解放以后。他思想开明进步，解放前夕他毅然送自己的独生子冀经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要求伙友和其后人在事业和生活中自强自立，不要盲从别人。在西安分号时曾照过的一张跪着的自己求坐着的自己的照片，内容为“求别人不如求自己”，正是他一生奋斗努力不随意求别人使事业与人格成功的真实写照。他多次对其后人说：“我的一生沾了忠厚老实的光，千万不要华而不实。忠厚是德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怀念和启迪。杨 汝 霖杨汝霖，字雨生，山西省平遥县曹村人。生于清光绪16年（1890），故于1965年，享年76岁。少时家道已衰落极贫，曾被父亲杨秀昌卖与寺庙当小和尚，后由伯父杨应昌赎出并供其上学。经伯父杨应昌之朋友南梁如壁尹某荐举入平遥城内“宝丰隆”票号（现城内西大街35号）学徒。未满三年被掌柜辞退，并将行李物品扔到院内。幸亏荐举人情面大才将其留下。自此刻苦钻研业务，苦练书法和珠算，有很大长进。数年后由学徒到站柜、跑街，与城内商号做借贷业务，在钱业中崭露头脚。练出了识别银两成色之绝技，别人清点银圆，听其音即可断定其成色真伪，存贷款计息一口清，渐受财东与掌柜器重。1921年宝丰隆票号停业出号，进“恒升庆”钱庄（东郭家巷西口路南第二个院，现门牌28号）任二掌柜，（大掌柜为王根之，城内石头坡人，不太管事，主要由杨汝霖执号事），顶上人力股俸，最后升任“恒升庆”钱庄经理。他出面拜访商界领袖王殿荣，将恒升庆钱庄与庆泰昌、庆源昌、庆裕昌结为联号，恒升庆钱庄知名度大增。为扩大存款，亲自去宁夏动员平遥商帮将安家生活用款存入恒升庆钱庄，存款大增，业务大长，获利丰厚。他的经营才能与为人处世受到了商界领袖“庆泰昌”大掌柜王殿荣的称赞（王殿荣本县庞庄人，庆泰昌、庆源昌、庆裕昌等13个商号的经理、财东，平遥城内顶级领袖人物，顶1.2分人力股俸，是传闻中人力股俸唯一超过1分的）。后来，特别在钱庄、银号中成为领袖，在平遥商界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31年杨汝霖与王汝恩联合恒升庆、兴隆信、永亨银号、丰发祥、永盛庆、复兴公、厚德恒、崇丰厚九个银号、钱庄的东家共同认股出资10多万元，在东大街下东门（现平遥县第二针织厂）创办了现代企业“晋生面粉公司”，购买德国201匹马力煤气机带128.4千瓦发电机组，白天磨面，夜间发电为政府、商号、富户提供照明电力。王汝恩为经理，杨汝霖为董事长，创办了现代化的电力面粉企业，平遥人用上了自己的电力，吃上了自己的“洋面”。同时恒升庆出资办起了“庆升恒”棉花店（地址在西郭家巷），“义中花站”，经营棉花（地址在西大街路北段巷口西，现75号），与恒升庆钱庄同东同掌。因为杨汝霖经营有方，获利颇丰。他威望日高，并经常为郭家巷居民办公益事，被居民选为第三街街长。居民感其热心公益，主持正义，急贫济民，曾赠送一对灯笼和旌旗，以示推崇，这些东西一直保留到解放后。由于时局的变迁，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的压榨盘剥，平遥市面上一片萧条“恒升庆”钱庄严重受挫，1938年正月日寇进攻平遥，恒升庆伙友逃难偏城村，号内财物损失一空，业务一落千丈，1940年终于倒闭。1941年他联合同仁在平遥“日升昌”票号旧址的前院（注册地址为西大街105号），成立了“平遥中孚银号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新华银号经理梁显庆（其次子杨傅之岳父）、日升昌旧伙友杨显廷（杨献廷）、恒升庆经理杨汝霖认购股票各10万元注册（实际未全部到位），杨汝霖任董事长，杨显廷任经理，采用现代企业股份制的形式公开招收股金，日升昌钱庄的部分伙友入公司就业。公司招牌为长方形横写铜牌，与旧商号传统牌匾不同，透出改革的气息。他利用在商会中任理事的地位和在社会上的声望，通过商会这个合法组织，团结平遥城内各民族资本家，与日本侵略者在经济领域内周旋抗争，积极扶持平遥的民族工商业，努力减轻民族工商业的负担，不与日本人合作，保持了一个中国商人的民族气节。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政治压迫经济侵略的政策，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妄图割断与共产党吕梁区、太岳区的联系，数次进行所谓的“强化治安”，多次大规模地没收平遥工商界的生铁、粮食、煤油、棉花、棉布、棉纱等物资，平遥工商业受到惨重的打击。波击到钱业，“中孚银号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周转不灵，存款日降，工商业所欠贷款难收，终于在1945年停业倒闭。1940年“恒升庆”钱庄倒闭后，他联合平遥商会会长王汝恩、毛氏魁泰烟店经理王爱义等几个商界领袖出资办起了“聚德昌钱庄”（东大街商会博物馆东侧，原65号，现19号）。由于资金较雄厚，几个股东的声望大，信用度很高，一时称雄平遥钱业，与老钱庄“兴隆信”难分伯仲。他让其女婿刘元（字捷三）任经理，自己当后台老板，有伙友13个左右。由于日寇的掠夺压榨，发展受阻，1945年聚德昌钱庄改为“复兴昌”，经理仍为刘元，经营旱烟，批发棉布，也经营少量的钱业。在日寇侵占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情支持太岳区的共产党政权，指示业务员侯生明等与共产党地下人员霍宝衡等做买卖，通过平遥东关的一些关系，将棉布、硫化氢染料等管制商品卖与共产党在东泉镇的贸易货栈。并用现金实物给养共产党，指示其子杨绶在本县曹家堡村、介休大甫村把现金、自来水笔、手表等送与平介县的南平部和杨林部（这两个部队属于什么番号待考）。期间杨汝霖、刘元以通共匪罪名被日本宪兵队扣押、拷打、没收财产，在太原扣押数月之久。1948年7月平遥解放，“复兴昌”货庄改为“聚源昌”布庄，刘元继续为经理，杨汝霖一直在幕后操纵决策。不久从东大街迁到南大街砖圈门巷口，几年后又迁到南大街小察院巷口（今图书馆）。为维护企业的发展和店员的合法权益，杨汝霖、刘元响应工会号召几次拿出现款倍股。1956年杨汝霖与刘元积极响应国家公私合营的号召，并入县百货公司，刘元任门市部主任，侯生明任副主任，“聚源昌”改为“平遥县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杨汝霖以资方人员的身份担任门市部售货员，这时杨汝霖已是年近七旬之人了。门市部公方负责人侯生明、县百货公司专职工会主席兼业务副经理刘魁考虑其年事已高劝其退出，由其长子杨绶顶替工作。杨汝霖遂退出他奋斗一生的商界，但他能顺应历史潮流，时刻关注指导商业。1965年乡望素孚的商界领袖在省城太原郝庄小沟村家中走完了他富有传奇、商海沉浮、饱经沧桑的一生。他的那种坚韧不拔、努力拼搏、乐于助人、诚信开明的品格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怀念和启迪。刘　元刘元（1913—1994），字捷三，以字行于世，平遥县里村人。幼时家境贫寒，民国10年（1921）上学，聪颖好学，少有大志。民国15年（1926）经人介绍到平遥城内南门头一家估衣铺（售旧衣服的店铺）学徒，翌年入南大街“洪记号”当练习生。刻苦钻研业务，苦练书法、珠算技能，手足勤快，深受东掌伙友喜爱。弱冠之年，父母早逝，孤身一人，使他过早地涉足商界，步入社会，得到了磨练。民国19年（1930年），经岳父杨汝霖介绍，到米家巷“洪发祥”银号当店员。认真学习钱业知识，苦练识别现银成色基本功，熟记斤称流法和汇兑规则，深得钱业领袖们的真传，从而练就了识别银两成色之绝技——存贷款计息一口清，很快成为钱业拔尖人才，由站柜升任跑街。在洪发祥银号，一干就是九年，为该银号挣得了丰厚的利润。从此在钱业界崭露头角。民国27年（1938）日寇侵占平遥，市面一片萧条，他离开了该银号。由于精通商务，与商界稔熟，萌发了创办自己商号的打算。同年，联合五位同仁共同出资1800元，在东大街创办了“源利号”布庄，被推选为经理，主要经营棉布、棉纱。后因日寇实行经济盘剥压榨，多次进行所谓的“治安强化”，实行物资管制，民族工商业生产经营异常艰难。他苦心经营，沉着应对，与商界朋友相互支持，在艰难中周转、抗争。民国30年（1941），岳父杨汝霖、商会会长王汝恩、魁泰烟店经理王爱义等几位商界人士共同出资在东大街办起了“聚德昌”钱庄。刘元被聘为经理，成为当时平遥城内九家钱庄中最年轻的经理。用人得当，经营有方，派人常驻天津、太原等商业重镇，及时反馈信息，根据外面的行市及时收放款和调整利率，再加上资金雄厚、股东声望高，又有前辈的支持指导，使刘元的经营能力尽情发挥，从而业绩显赫，称雄钱业。当时日寇对棉纱、棉布、煤油等实行严格的管制，严禁出城，妄图隔断县城与共产党领导的太岳、吕梁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出于爱国之情，在岳父杨汝霖的支持下，通过城外东关的一些关系，秘密将棉布、硫化氢等日伪管制物资卖于共产党在东泉开办的贸易货栈。为此，民国30年（1941），日寇以“通匪”罪名将刘元及十几位伙友扣押到太原日本宪兵队，库存的棉纱、棉布被没收。在牢狱中，被日寇严刑拷打，摧残数月之久，经重金打点才脱险。这一事件使银号业务严重受挫，资金损失惨重，几近倒闭。出狱后，他利用良好的信誉和在商界的声望，拆借同业资金，亲自联络吸收各商家的存款游资，精打细算，苦心经营，业务始得恢复。民国34年（1945），“聚德昌”钱庄改为“复兴昌”货庄，主要批发旱烟、棉布，刘元继续担任经理。他相信共产党，在民国36年（1947），冒着生命危险送自己的长子刘传绂赴晋绥根据地“贺龙中学”就读，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了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道路。民国37年（1948）7月平遥解放，复兴昌货庄改为聚昌源布庄。他积极响应共产党“恢复经济、发展工商业”的号召，入资扩大经营规模，在商联会召开的工商界大会上，以商联会委员的身份，带头发言，号召大家相信共产党，不要抽逃转移资金，从而为打消民族工商业者的顾虑和不安，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随着平遥市面逐渐繁荣，为扩大经营规模，聚源昌布庄迁到较繁华的南大街砖圈门巷口，后又迁到南大街小察院巷口。由于政府的支持、刘元的努力经营，业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聚昌源布庄以规模大、信誉高、获利多享誉商界。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他顺应形势，服从大局，正确理解政府的政策，带头如实申报资金，显示了商界领袖的大家风范。公私合营后，聚源昌布庄并入县百货公司，后改为平遥县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他被任命为门市部主任。1963年被选为城关镇和平遥县人民代表。改革开放后的七八十年代，国家拨乱反正，对老工商业者落实了政策，使他们能大胆工作。他年逾古稀，虽已办理了退休手续，但老有所为，还担任县百货大楼业务负责人。严把进货关，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退出了奋斗一生的商界。晚年，经常与商界老友共同为平遥商业的振兴、发展与繁荣献计献策，提供商业资料，撰写商业回忆录。刘元在从事繁重忙碌商务的同时，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极为重视。六个儿子传绂、传绅、传绪、传经、传绶、传纶学业有成，出类拔萃，分别任太原市委党校、省林业厅、农业厅、山西农大机电学院、北京市人民医院、瑞士国家女排的高级讲师、高级兽医师、教授高级医师、排球总教练。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为祖国的发展和国际交往贡献力量。1994年这位商界英才走完了他饱经沧桑的一生，享年81岁。孙 希 发孙希发，字耀庭，河北省（当时叫直隶省，下同）交河县潘江屯村人。生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1964年在平遥逝世，享年87岁，是平遥铸造和机械加工制造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是山西太原、榆次机械加工制造和铸造业的开拓者。一、独轮车辗转闯平遥孙希发老家河北省交河县，在清朝时是清政府铸造钱币的基地，一些日本技师曾传授过现代铸造技术，是全国新式工艺铸造的第一县，堪称为全国的铸造之乡。早年孙希发跟舅舅在包头学徒，后在天津为其本家所创办的铁工厂内打工。掌握全部技术后，曾去蒙古、朝鲜打过工，后回家在其父孙秉林创办的铁工厂内工作。父去世后，兄孙希文染嗜好不务正业而破产，他不幸手臂上（另一说是肚上）生疮，两三年未愈，可怜他一身技艺却不能劳动，生活无着，无奈其妻秦氏带着长子廷玉、次子廷吏回娘家寄居，孙希发沦为乞丐，讨饭为生。幸被一位年迈好心的郎中收留，一边为其背药箱走村串户，一边让其治疮。疮好后适值河北省发生大范围的瘟疫，孙希发于1917年（民国6年）的春末或夏初，40岁时变卖了一身冬装为盘缠，带着长子、次子和两个徒弟持天津与宋梦槐有业务往来的某铁工厂厂长给宋梦槐的一封荐举信，推着两辆独轮车经娘子关辗转来到平遥，初落足到县城西娃留村，走村串户铸造民用铁器，风餐露宿，住无定所，只能在庙檐、戏台上安身。有句童谣是这样描述的：“山东直隶脑，只吃焖米不喝汤，晚上睡觉靠墙墙。”有一次父子师徒们干活之后，在闫家庄裴宗度（著名商人）家街门外台阶上过夜，裴先生开门后发现孙希发身材高大，气度不凡，对这个外路人顿生爱惜敬仰之情，随后结为朋友，多方关照，将所存成千斤废铁相赠。后来裴家家道衰落，将穷苦力大无比的佣人梁寿（秃子）托付给孙希发。后来孙希发住在下西门凤凰台底的一个骆驼店中，不久在城内西寺庙附近占用了一块空地，苇席搭棚，建起了一个简陋的小作坊，浇铸火口、火圈、铁锅、犁耳、铧子等民用品。并请洪兴元、仪昌源等铁铺销售，这些店铺不想与外路人合作，孙希发再三请求让他们代销，才勉强应允。平遥的农民习惯了当地的这些东西，销路并不好。只有一些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下了犁耳、铧子装在耕地的犁上，结果在耕作中既轻巧又快又利土，比当地的产品好用多了，提高了工效。一传十、十传百，深受农民的欢迎，不仅占领了平遥的市场，而且在周边县成为了抢手货。二、创办“聚兴铁工厂”孙希发的作坊生意日兴，积累了不少财富；后来经裴宗度说合，用十二块白洋买下了范年则（范子良）在西大街的3亩土地，修起了五间门店（西大街原55号），于1918年4月与刘玉璋、刘玉周、宋书元四人办起了“聚兴铁工厂”，先铸造犁耳、铧子、铁锅、铁鏊、火圈、火口、火炉、燎盘等民用铁器，后来购置4尺圆车、1.2丈圆车、1.6尺钻床（用人力摇大轮带天轴，作车床的动力）等较现代化的机器为南门外祁敬哉所办的电灯公司铸造皮带轮和齿轮，进行修理修配机器。他持天津某铁工厂厂长给宋梦槐的信，上门拜访了宋大人，并为其所办的金井火柴公司加工机械零件和维修设备。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山西同蒲铁路还未修建，也没有像样的公路，交通十分不便。金井火柴公司原来更新、修理机械零部件，需去天津，当时快马加鞭也需20多天，费时费力，影响生产，至孙希发到平遥后，解决了这个难题，宋梦槐十分感激。孙希发深知行内的秘密，有着商人的精明，收购他们的废旧齿轮、皮带轮等按白口铁低价计算，出售成品时按灰口铁高价出售，中间差价不菲，发了点小财。洪兴元、仪昌源、东大街沙院巷张家（据传说是民族英雄林则徐部下的后代，以铸造装黑火药铁炮弹和庙内旗杆有名，会武术，字号为“日升义”，灵石县静升东街红庙内有口清光绪十九年所铸大铁钟，其上面有“平邑金火匠人沙院张腾耀、张景秀造”之铭记。据传晋祠的四个铁人为张永安所铸造）的铸件铁活销量日减，生意很不好做。当时平遥人铸造用罐子炉，生产工艺落后，化一斤生铁需七斤焦炭，化铁水很慢，产量不高，品种有限，只能生产一些民用小铁活，多数为从长治方面购来的潞铁产品。孙希发采用焦炭和铁块混合的化子炉（小平炉），效率较高，化七斤生铁仅用一斤焦炭，而且能生产大机器零部件，潮模铸造工艺、化子炉（小平炉）化铁技术在全省也是先进的。孙家的产品价廉物美，遭到了同行们的妒忌，他们聚众闹事，沙院巷张某用武力未取胜，告到了县政府，县上以张家注过册孙家未注册为由袒护张家，并用封条封了孙希发的炉子，限期离开平遥。孙希发经常为宋梦槐所办金井火柴公司加工皮带轮、齿轮、维修设备，便求救于宋，同时找到裴宗度求情（裴家与张家为亲戚）。在宋梦槐的干预下，在裴宗度的关照下，经县政府出面解决，才平息了事端，维护了正义。后来张家与孙家和好，张家服务于孙家，推动了平遥机械铸造业的发展。孙希发勤俭节约，平易近人，爱护工人。每当铸造任务重加班加点时，为工人准备下牛肉、猪肉、白面、酥饼子、绿豆汤等丰盛的饭菜，让工人吃饱吃好，并发放红包，极大地调动了工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厂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后来刘玉璋等三个股东抽股离厂，由孙希发独自经营，几年下来获利颇丰厚，先后在里村买下了一宅院，又在其邻村达蒲、南北庄、娃留村买下一百多亩农田，在城内站马道口买下冀斗龙之后代冀全胜家的三宅大院，成为了大农耕兼工商实业家。孙希发任厂长，长子孙廷玉做干模工、次子孙廷吏作锻铁工、三儿子孙廷贵扣潮模搞铸造、四儿子孙廷琅是业内的全面手。父子们同心协力，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后来业务不断向外发展，孙希发在太原市西羊市街创办了晋源铁厂，榆次道北街创办了铁工厂，并为晋华纺织厂维修设备（孙廷琅是晋华纺织厂第一位能维修纺织设备的中国人）。为解决同行们争地盘无序竞争和本省业务外流天津、上海等问题，孙希发与其它厂家共同入股，在省城太原举办了当时山西最大的机械厂“同聚兴铁工厂”，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解决了榆次、太原等地机械铸造业务外流的问题。并成立了行业协会，划分业务区域，孙希发任董事长和行会会长。晋南由阎锡山的亲属占领市场，晋北由其他人控制市场，孙家的业务拓展到灵石至榆次和省城太原一线，一时名声大震，响誉全省。后次子孙廷吏和孟兆亮、杨在霖在太原办起了三生铁工厂。四儿子孙廷琅带领达蒲许双文、姓郝的一些人和附近村的人在太原奶生堂办起了同生铁工厂（解放后改为同义铁工厂），孙家的生意日盛。平遥聚兴铁工厂开始生产轧棉花机、弹棉花机和织布机零配件及整机，平遥的传统行业棉纺业由于采用了先进的机器和工艺，质量提高、产量大增，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生产能力和规模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也刺激了平遥布庄商的发展。据1939年《平遥地址目录》所载，当时有织布业75户。平遥的铁机棉布大量销往西路离石、柳林、碛口、陕西乃至西安。日寇入侵前，平遥的棉花种植、棉织业、布庄商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三、身临逆境志不衰1937年日寇入侵平遥，实行政治压迫、经济侵略，进行所谓的强化治安，多次没收商家、厂家的生铁、棉花、棉纱、棉布、煤油等重要物资，民族工商业遭到沉重的打击，聚兴铁工厂也不例外，生产凋零。在日寇侵占和国民党统治期间，孙家父子们为共产党培养了不少制造武器的技术人材。孙希发曾派徒弟刘玉山、武兴邦（宁固人、家里会副会长）去孟山帮助共产党方面铸造手榴弹弹壳，解决了技术上的难关，杀伤力大增。后被日寇知晓，武兴邦惨遭日寇“夹谷筛”酷刑惨死，孙希发携家眷逃难到介休义安柳沟三年，隐名埋姓。孙希发本人的产业除太原留下一点外（董富凯在太原护厂有功，日后孙希发曾给顶了一点人力股俸），榆次、平遥的财物损失一空。就是在这点基础上，继续在太原、榆次、平遥等地办厂，不屈不挠，顽强拼搏，事业又有起色。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大肆盘剥民族工商业，民族工商业者饱受抽兵派款之苦，农村实行土地归公、兵农合一暴政。他把里村附近的100余亩土地低价或无偿转让给缺地的贫苦农民，归他们永远耕种。孙希发逃到太原、北京，生产难以为继，聚兴铁工厂奄奄一息，被迫停产。孙希发利用社会影响和“家里会”组织等各种关系多次为平遥布庄商从榆次等地的日本人手中要回了没收的棉布等物资，体现了一个正直中国人的爱国心和良知。四、老骥伏枥不言高1948年平遥获得解放，孙希发响应国家发展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的号召，把资金投入工厂，在政府的支持下该厂获得了新生。此时孙希发老先生年逾7旬，主动让贤，让大儿子孙廷玉接任厂长（孙希发占11/12的股份，孙廷玉占1/12的股份），于1949年改名为玉记铁工厂。在父子几人的努力下，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抗美援朝期间，孙希发先生主动将自己购置下的金镏子、石棺套献出来，捐献3000元现金购买飞机大炮（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10年的工资），在全县捐款最多，并出资将下西门附近西大街一段用砖硬化起来。1954年在晋中专署所属区域内尚未开展对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情况下，孙老先生主动向县政府写申请要求公私合营，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是榆次专署几个县市第一个公私合营的私营企业。1954年9月1日公私合营后更名为“山西省榆次专署公私合营平遥玉记铁工厂”，合营时有职工34人，固定资产为1.44万元，下设铸造、木工、溶化、机工、锻工五个车间。孙希发积极支援技术人才，政府商得他的同意，将孙廷贵、田培森、刘国祥从平遥调往祁县，在其北门外办起了机械厂，后去贾令镇办机械厂，推动了祁县机械加工和铸造业的发展。孙希发年逾古稀，老当益壮，不当干部当工人，仍然坐阵于车间看铸铁炉，指挥工人作业，在关键环节指导徒弟们，把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大家。他乐观向上，经常对家人说的一句话是：“过年算账，人在就够本。”他能顺应历史潮流，公私合营前后他还亲自动手，在厂内组织工人植树，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扫盲活动，曾高兴地拿着他写好的毛笔字向家人展示。虽然他文化不高，但很注重对子孙们的教育，让他们学习文化和机械铸造专业知识，成为了太原、榆次、祁县、平遥同行业中的高级人材。后来孙希发因年事已高离开玉记铁工厂，还从老家请来邓××、孙建山、王银中、曹元庆等技术员为厂工作。孙老先生用实际行动表现了一个爱国实业家的大家风范。县上派统战部王鸿惠担任书记，税务局冀仲德任厂办公室主任，二人为公方代表管理企业，孙廷玉任厂长不主持厂的工作。在此期间，孙廷玉亲自动手，带领侄子孙国盛、孙国良等人精心铸造了一口精美的大铁钟，它在提醒工友们按时作息的同时，也寄托着孙家父子们热爱新中国和对付出毕生心血所建工厂的钟爱和憧憬工厂未来的美好心愿。孙家父子们在太原的几个铁工厂解放后合营到山西五一机器厂，孙廷琅曾长期担任业务厂长兼第一车间主任，并担任过太原市政协老年组副组长，榆次的铁工厂也参加了公私合营，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五、青山不老人还在孙希发先生爱国敬业、为富施仁、关心职工之举受到了人们的称赞。邻居裴鸿恩家贫，生活十分困难，他长期在生活上给予帮助，直到现在裴家的后人还念着孙家的恩情。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崇高的地位和荣誉，被选为1—3届县人民代表和1—4届县政协委员。1964年孙希发老先生以87高龄逝世，走完了他艰苦创业、奋斗不息的一生。县政协为他送了花圈，他的徒弟、再传弟子及厂内的广大职工和众多市民自发地为这位有功于平遥的民族工商业者送葬。他那艰苦创业、勤俭敬业、爱国爱厂、关怀职工的高贵品格留给了后人。他为平遥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技术人才，直到现在他的徒子徒孙仍活跃在平遥铸造和机械制造行业中，他在平遥所办的工厂最终发展成为占地11.3万平方米，固定资产957万元，人数达1398人，最高年产值760万元，拥有铸造一条龙流水线，组合机床加工线，柴油机总装系列等7条集铸造、机加工、锻、冲、铆、焊、钣金、热处理、检测为一体的晋中地区柴油机厂，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柴油机厂，在全国享有盛誉。孙希发先生为平遥乃至榆次、太原的铸造和机械加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开这两个行业之先河，是平遥、榆次、太原这两个行业的创始者和奠基人，在全省都有很大影响。如今只有挂在柴油机厂槐树上孙廷玉厂长亲手所铸造的那口大铁钟似乎向人们诉述着过去的一切，永远让后人追忆着孙家父子们的业绩。孙 廷 玉孙廷玉，小名龙、大秃，孙希发之长子。1898年出生于河北省（当时叫直隶省）交河县潘江屯（也叫潘屯）村一个铸造之家，兄弟四人居长。11岁时被父送到保定市其舅父所开的药店学徒，贫寒的家景使他过早地懂得了生活，将舅父给的几文铜钱存起来全部交给父亲。后随父学习铸造技术。1917年20岁时随父亲孙希发推着两辆独轮车入娘子关辗转来到平遥县。初落足到城西娃留村，住在庙檐、戏台上。走村串户用小平炉铸造民用小铁件，锅、鏊、火圈、燎盘、犁耳、铧子等，风餐露宿，住无定所。后与父亲在县城内下西门（凤仪门）西寺庙附近占用一块空地，建起了一个铸造小作坊，孙廷玉做干模工。产品价廉物美，深受平遥人的欢迎。父子三人同心协力，有了一点积蓄，买下了范年则（范子良）在西大街的3亩空地，沿西大街修起了五间门店（西大街原55号）。从河北老家请来了刘玉周、刘玉璋（河北人）、宋书元（会计）入股，于1918年4月办起了聚兴铁工厂。孙廷玉干模技术特好，超过了父亲。铸造庙内的大铁钟、铁佛、磬是他的拿手技术。钟磬声音洪亮，圆润无杂音，造型美观；铁佛慈祥威严。铸造五百多斤重的大盐锅是孙家的绝活，名震周边县。回收废旧原料时从不收购庙内的铁器，客观上阻挡了不法之徒破坏文物，更重要的是这些原料年代久远氧化成份多，铸造的产品容易有砂眼不结实，影响质量与孙家的信誉。后来孙家富裕起来，在里村买下了了一宅好院，在西大街与站马道交汇处买下了冀家的三宅大院。孙廷玉先后与里村的武氏、平遥西游驾村的靳桂兰结婚，生下孙国正、孙国宝和两个姑娘孙秀玲，孙梅玲。他性格温和，平易近人，爱护工人，对穷苦工人梁寿（秃子）非常关心，长期资助钱物，并帮助他娶妻生子。与工人同甘共苦，从不以掌柜自居，始终奋战在生产第一线。他爱妻惜子，在繁重的工作之暇给孩子们练武术、耍把戏逗着玩。曾对年幼的孙秀玲戏说过： “等我干不动活之后，我领上你们外出闯荡，你弟拉胡琴，你唱歌，我收钱。”他尽管文化不高，但不断学习新技术，不仅搞铸造搞翻砂，而且能上车床工作。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认真培养学习文化与专业技术，对孙国正在机械加工技术上严格要求，派到太原等地学习专业技术，有时不免动手教训。鼓励孙国宝、孙秀玲、孙梅玲学习文化知识，以圆自己没有文化的梦想，后来孙国正成为全县最好的高级车工，孙秀玲、孙国宝、孙梅玲成为会计师、医生和孝义碗碗腔著名演员。他与父亲孙希发同甘共苦，任劳任怨，在孙氏家族艰苦创业，创办聚兴铁工厂，取得成功的过程中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和直接创业者。早年他研制成功足踏轧棉花机、弹棉花机，在平遥很有影响。1937年日寇入侵平遥，铁工厂生产难以为继，孙希发携夫人与女儿孙爱丽逃亡太原、北京，聚兴铁工厂由孙廷玉支撑，被日寇勒索财物，关入牢房摧残折磨，自此身体受到严重损害落下病根。1949年平遥解放，孙希发年逾七旬，将厂事交给他管理，其时他52岁，以他的名字，将工厂改名为“玉记铁工厂”。他父亲拥有11/12的股份，是主要的出资人，他拥有1/12的股份是直接的管理者。他独立组织生产经营，统筹安排，从太原调回了三弟孙廷贵和大儿子孙国正，从太原请来了技术精湛的孙廷茂，从老家请来了铸工孙廷富帮助生产，实行计件管理。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工厂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铸造、机械专业人材，为平遥及我省十多个县的近代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54年他与父亲一道三次主动给县政府写申请要求公私合营，于同年9月1日改名为“榆次专署公私合营平遥玉记铁工厂”，是全区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政府派来了公方代表王鸿惠、冀仲达接管了厂务。名义上他仍担任厂长，但不再主持实质性工作。但他积极响应政府公私合营的号召，为之献计献策，与父亲孙希发、三弟孙廷贵、长子孙国正积极培养铸造与机械加工人才，先后为文水、左权、盂县、寿阳、中阳、介休、祁县和临县培训技术人才有数十名之多，为我省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爱厂如家，公私合营后仍然一心扑在工作上，绝不沾公家的便宜，姑娘孙秀玲洗衣服把厂内的铁盆拿回家中，他立即送回厂里。长期的劳作与日寇时期入狱摧残，他患上了严重的肺心病，咳嗽气短，但坚持上班，因为他不宜从事过重的劳动和操劳，政府在厂内给他安排了一个小院办公，种花种草，看书看报，清闲静养，在重大问题上听取他的意见，让他在关键技术上指导，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重。尽管离开了工作第一线，但他不甘清闲，响应党的号召，顺应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潮流，经常挺着身体抱病去东大街商联会参加会议。遇到冬天或风天气喘吁吁，抱着电线杆休息几次才能到会仍不肯迟到缺席。王鸿惠书记多次劝阻，仍坚持到会。他与公方代表王鸿惠、冀仲达相处的很好，关系融洽。为厂的发展献计献策，父子三代人积极培养人才。让女儿孙秀玲为其代笔向党交心，带领侄子孙国盛、孙国良为厂铸造了一口大铁钟挂在树上用来安排职工的作息。1958年前后他和其子孙国正、马文俊、段锡瑞、梁玉明与其他技术人员一道共同研制成功移苗机、割麦机、锅驼机、四用机（钻床、元车、磨面、砂轮磨刀）。四用机受省工业部推荐，在北京展览一个月并获奖，受到国家的好评，在全省有很大的影响。1964年父亲孙希发以87高龄在平遥逝世，他重病缠身，为父亲守灵时跪下已难以自己站起来，但强打精神打上了强心针为父亲送葬。1966年3月孙廷玉在厂长任上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享年69岁，将艰苦创业、开明乐观、孝父爱子、爱岗敬业的精神财富和近代先进的铸造与机械加工技术和人才留给了平遥人民。孙 廷 吏孙廷吏，字殿臣，小名凤、二秃，孙希发次子。1903年出生于河北省（当时叫直隶省）交河县潘江屯（也叫潘屯）村一个铸造之家。兄弟四人居二。1917年14岁随父亲孙希发、长兄孙廷玉，经娘子关推着独轮车辗转来到平遥，父子三人与刘玉周、刘玉璋（河北人）、宋树元（会计）于1918年4月在平遥城西大街原55号创办了“聚兴铁工厂”。后来他与孟兆亮、杨再霖在太原办起了三生铁工厂，他在四弟孙廷琅在太原所创办的同生铁工厂、同义铁工厂有股金，公私合营后合并到太原五一机器厂。他与西达蒲郝桂莲结婚，长期的劳累患上了肺病，于1940年英年早逝，终年37岁。过继三弟孙廷贵次子孙国良为嗣。孙 廷 贵孙廷贵，乳名三秃。1911年（清宣统3年）出生于河北省（当时叫直隶省）潘江屯（潘屯）村一个铸造之家，兄弟四人排行居三。1920年11岁时，随同母亲秦氏和四弟孙廷琅来到平遥。1917年其父孙希发携长子孙廷玉、次子孙廷吏已来到平遥，在县城内西大街55号办起了“聚兴铁工厂”，厂长为孙希发，股东有刘玉周、刘玉璋（河北人）、宋树元（兼会计）。一家五口得以团圆。孙家起初在城西娃留村购买了一个破院，后定居在里村。孙廷贵与四弟孙廷琅在娃留村庙上私塾中念过几个冬学，有了一点文化基础。几年来在父兄们的努力下，孙家生意日盛，家境逐渐富裕起来，在城内站马道口与西大街交汇处买下了冀氏家族的三宅大院，在娃留村、里村、达蒲、南北庄置下了100多亩良田，成为了平遥有名的大农耕兼工商业者。孙廷贵少时聪明好学，成年后一副富家公子派头，特爱干净，看不起父兄们所从事的铸造机械行当，不愿从事家传的职业，在里村居住替父管理家务经营土地。后来与本县梁家堡李如云结婚，生下长子孙国盛、次子孙国良、三子孙国庆。平日里爱唱晋中秧歌，在家里经常拉起胡琴、打起鼓板与秧歌票友自娱自乐开了“自乐班”，吃喝玩乐。逢年过节拿出钱财组织村民闹红火：跑旱船、踩高跷、舞龙灯。家中备有戏箱喇叭，置有行头，文场武场的笙箫管笛、锣鼓饶钹、胡琴、胡芦、三弦等乐器齐全，并亲自参与这些活动。有一年正月十五元霄佳节，城内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燃放烟花爆竹，街道上人们穿着新装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一队红火从下西门（风仪门）进来，有旱船、背棍、推车、高跷、龙灯，在聚兴铁工厂门前表演起来，孙希发非常高兴走出厂门站在人群中观看，少不了拿出一些赏钱以图个吉庆和来年生意兴隆。有人对孙掌柜说那个踩高跷的小后生是谁？是你家儿子，孙希发摇头叹气回到了厂内。在父亲长兄眼里他是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只会玩乐的败家子弟，常常惹得父亲生气。带领长工锄耘农田时，不好好管理，自已中途找票友唱秧歌。有些人偷懒不好好干农活，只把田边地头的杂草除掉，田内根本未锄，他也不认真查究，田间的杂草丛生，比庄稼长的还高，工资照付，父亲拿他没有办法，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浪荡子弟。他不愿从事父兄所从事的烧红打黑，脸黑手糙的铸造职业，但与附近的村民们关系很好。与人交往诚实守信，非常开明，钱不当钱，仗义疏财。春天穷苦的百姓缺粮断炊，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以村民们只好去孙家借钱借粮，他把粮屯打开接济他们，从不记账，还与不还从不计较。有人遇到困难向他借钱借物从不拒绝，有求必应。他不爱干自家的农活，却喜欢结交朋友帮助别人家干农活，农忙收割粮食时先帮助别人。附近的农民朋友们也成群结队自发地帮孙家劳动，人缘特好，在附近村很有威望。上世纪四十年代，山西推行“兵农合一、三自传训”暴政，抽兵派款，百姓们苦不堪言，生活陷入绝境。孙希发把自家的100多亩良田全部低价或无偿给了娃留村、里村的穷苦农民，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众多乡亲念着孙家的恩情用轿子抬上年过花甲的孙希发在村里游了几圈。孙家一个外地移民能在里村站住足，日后没有受到大的政治影响，与孙廷贵管理家政时济贫开明，广积善缘是分不开的。在里村孙廷贵年轻时，有过一个人生小插曲，据讲迷信的人说：曾跟上了青树红、榆树白（树木成精），在家乱闹不休，曾请过山东的一个神汉给他治疗，拿妖捉怪，吃了神汉空手得来的药丸才好了。若干年后其子孙国良曾问过他这个事，他只说是故意与父亲作对惹他生气。是闹妖还是神经病发作，还是故意气父亲无人能说清，给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没有了土地，孙廷贵在里村没有了营生，经在太原办铸造厂的四弟孙廷琅介绍，去太原市北门外一个公营化学厂工作。他虽然没有专门学过铸造与机械加工，但心灵手巧，无师自通，父兄们做工时他只要看上两三遍，即掌握了技术，铜活工艺特佳，铜活配料独特，从此走上了父兄们所希望走的路，务了“正业”。父兄们十分惊奇这个无师自通的天才。其实他在太原化学厂当技师时，暗中刻苦钻研技术，吃了不少苦头，经常与四弟交流探讨技术，才造就了这位技术精湛的人才。1949年4月太原解放，孙希发强行将他调回平遥玉记铁工厂搞潮模铸造工作，是父兄的得力助手和厂内的高级技术骨干，是一个没有股金的“三掌柜”。父兄三人同心协力，工厂生意日盛。1954年孙希发父子主动向县政府申请要求将厂公私合营，于9月1日正式改名为“榆次专署公私合营平遥玉记铁工厂”，政府派来了公方代表王鸿惠、冀仲达，孙廷玉继续任厂长，但不再主持工作。专署商得孙希发的同意，将孙廷贵、田培森、刘国祥从玉记铁工厂调往祁县，在北门外办起了铸造厂，后来又在贾令乡办起了机械厂。此时孙廷贵努力工作，兢兢业业，积极培养技术人才，经常与在太原五一机器厂任厂长的孙廷琅交流技术，接受新的东西，不断创新铸造、机械加工工艺。他在铸造方面技术独特、铸件标准、工艺精巧，对工作精益求精。徒弟们所做的精密性高，技术难度大的铸件，他总要认真把关，亲自过目检验合格才放心。一次让几个徒弟抬起一个大型铸件检查时，由于他们放的过快，将热砂溅入眼内受伤，视力受到严重影响，最后只好在祁县水暖器材厂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回到了平遥里村，为祁县机械铸造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尽管已退休，平遥达蒲、净化、小徐家镇铸造厂仍聘他现场坐阵指导工作，在视力不好的情况下退而不休，余热生辉，把自己的技术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他们产品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提高了工效，减少了废品。1980年在里村家中走完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之路，享年70岁，把宝贵技术留给了后人。孙 廷 琅孙廷琅，字子瑜，乳名慧，四秃。民国三年（1914）出生于河北省交河县潘江屯村一个铸造之家，兄弟四人排行居四。1920年7岁时来到平遥，当时其父孙希发已在平遥与大哥孙廷玉、二哥孙廷吏在平遥西大街55号办起了“聚兴铁工厂”，从此全家定居在平遥。此时聚兴铁工厂孙希发任厂长，宋树元（会计）、刘玉璋、孙玉周为股东，两个哥哥做工，该厂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孙家定居在城西里村，孙廷琅与三哥孙廷贵在娃留村一个大庙办的私塾念过几个冬学。少时聪明，勤奋好学。10多岁由父亲送到太原一个在北门外开印刷厂的朋友那里学徒，当小跑腿。掌柜的将每月的工资3块白洋（相当于一个大工的工资）给存在帐上。孙希发与晋华纺织厂总工程师刘玉昆是业务上的朋友，介绍孙廷琅到榆次晋华纺织厂当小工，做一些跑腿、购买杂物的差事，专门侍候维修纺织机械的日本技师。此时他处处留心，偷偷地学习维修技术。有时趁日本技师吃饭、休息之机鼓捣、摆弄机器，钻研其结构、工作原理，动手将安装好的机器拆卸重新安装，看日本技师如何将装错的地方重新调整。在与日本技工接触过程中学会了一些日语，慢慢地掌握了修理技术，成为了晋华纺织厂独立修理机器自学成材的第一个中国技工，深受厂方高层管理人员的器重，总工程师刘玉昆（天津唐山人，长期在外籍轮船上打工，会英语、俄语，自学成材，孙希发业务上的朋友）格外培养指导关心他，委以重任，十分看重他，最后将姑娘刘素琴许配给这位出身低微、聪颖好学、头脑灵活的小技工，孙希发乐于攀上这门亲事，也给孙家带来了稳定的业务，获得了不少利润。后来生下三个儿子：孙松林、孙鹤林、孙宝林和两个姑娘。他23岁左右，已经有相当的社会阅历和机械技术，绝计离开晋华去天津闯荡，成功地靠自己的能力走向了社会。榆次、太原、天津的闯荡让孙廷琅开阔了眼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增长了才干，小小的平遥再也容不下这个人才了。不久孙廷琅带领达蒲姓郝的亲戚和许双文及附近村的农民赴太原奶生堂办起了同义铁工厂，在太原西羊市兴隆街一个大戏园中办起了同生铁工厂，后来将厂又办到石家庄，彻底摆脱父亲的控制，从规模、实力、技术上大大地超过父亲，孙廷琅自己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称雄太原铸造和机械加工行业中，成了行业中赫赫有名的“四哥”。1949年太原解放，政局逐渐稳定，没有了国民党的盘剥压榨，没有了摊兵派款之苦，孙廷琅的工厂获得了新生，激发出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事业心。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1954年前参加了太原工商联合会，担任了中层领导职务，号召工商业者积极生产，不要抽逃资金，稳定了民族工商业者。1954年主动带头响应党组织的号召，与几十家私营铁工厂机械厂联营，在太原小南关成立了大华机械修理厂，孙廷琅担任厂长。该厂技术力量雄厚，设备齐全，集铸、车、钳、铆、焊、铣、锻为一体，能够生产各种精密大机器，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领先的。他响应党开发大西北，发展第三线工业的号召，将厂内的技术人才支援了大西北。1954年5月1日，大华机械修理厂与五三铁工厂合并参加了公私合营，成立了太原五一机器厂（太原钢玉公司的前身），地点在太原大营盘。政府派来了书记厂长等公方代表，孙廷琅任生产副厂长兼第一车间主任，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不断技术革新，采用新工艺，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1958年全国“大跃进”中，搞技术革新，与太原钢铁公司展开竞赛，被誉为“铁元帅”之称号。公私合营前后以他为首的五位私营技术厂长为太原市儿童公园纪念碑顶上铸造了“工农商学兵”五个铜像，孙廷琅铸造了农民铜像。五个铜像各有特色，栩栩如生，充分展示了他们非凡的技术水平和风格，以及对共产党的热爱之情。孙廷琅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嘉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自习医学，专长于妇科与针炙。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孙廷琅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抄家批斗，把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工艺品如宫庭式铜火锅、父亲孙希发的泥塑像、《西厢记》莺莺人物塑像及生活财物抄没毁坏。曾逃回平遥里村老家避难，被尾随的红卫兵造反派强行带走，1966年9月9日被遣返到河北省交河县潘江屯老家。在那艰难的岁月中，一身高超的技术无用武之地，一颗爱国热心无以表达。就是在这逆境中也不忘钻研新技术、新工艺，购买积累资料，对前来请教的技术人员热情指导，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充分发挥了多才多艺的特点。他乐观向上，继续钻研医学，顽强地迎对逆境。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孙廷琅年过华甲，获得了新生，焕发出了更高的生活热情和创造力，老当益壮，担任了市政协老年组副组长，余热生辉。继续在技术上指导传授，把自己的才智无私地献给了工厂和社会。享誉全国的清徐赵家堡暖气片厂的工程师就是他培养的技术人才。1986年他走完了奋斗不息、艰苦创业、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享年72岁。是孙氏家族中最杰出的技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