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各国租界洋行

洋行是伴随着天津各国租界的开辟而出现的。随着租界的建立，外国商人纷至沓来，他们从天津深入中国内地，采购各种适销的农副土特产品，由天津口岸销到国外；同时从国外运来各种廉价的机器产品，通过天津推销到中国内地。从此天津有了日益繁忙的进出口业务。由于外国商人依仗租界当局和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得以攫取高频的利润。所以专门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国商行不断出现。有些商行不一定专门经营进出口业务，但中国人把这些商行都统称为洋行。天津开埠之初，租界设立伊始，各方面的建设还没有展开，因此洋行多设于天津的传统商业区，也就是天后宫南北的商业街——宫南和宫北大街。到同治六年(1867)天津已有洋行17家，计英商9家，俄商4家，德商2家，美商1家，意商1家。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人及洋行纷纷从天津城厢迁入租界。后来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租界环境的改善，洋行数量逐年增多。设在租界的洋行一般称“本行”，设在城厢一带的分行称“上行”。光绪初年时，洋行已发展到近30家。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之后，由于租界的急剧扩大，城厢各洋行和“上行”逐渐移入租界之内，从而进一步为洋行对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掠夺打下了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忙于战争，日本商人乘机大量打入天津，美国商人也纷纷涌入，日、美洋行的贸易量与日俱增，与力图保持原来优势的英国商人成为鼎足之势。1936年时，各国在天津开设的各类洋行达982家，其中日本689家，美国96家，英国68家，德国43家，旧俄国26家，法国22家，其它国家38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天津洋行的力量对比。日军占领天津后，欧美洋行遭受重大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欧美洋行业务几乎完全停顿。日本投降后，欧美洋行卷土重来，但由于英国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的削弱，美国洋行上升到第一位。不过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剩余物资的大量倾销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全面崩溃，致使洋行的业务十分清淡。全国解放后，各洋行多半自行撤退，少数将管理权转移，直到最后结束。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英商洋行

天津设立最早的洋行多为英商经营，地点也多设于英租界。英商洋行经营范围广，从鸦片到各种机器、军火无所不包，甚至诱骗和贩卖华工，因此英商洋行经济势力强，特别是在进出口贸易方面，长时间处于主导地位。由于英国商人善于投机，天津的许多“皮包洋行”大都是由英商经营的。此外，英商的怡和、太古两家洋行还垄断着天津的航运事业，控制了中国沿海的运输线和多条远洋航线，在租界河坝设有专门的码头和仓库。大沽口的领港工作，也长期由怡和洋行附设的大沽引水公司把持。

高林洋行高林，英国人，原是一个小商船的船主，后为大沽领港员。他头脑机敏，生活节俭。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未建以前，那里曾有一家货栈，高林将其节省的积蓄投在那里，不久，人们逐渐忘却了那家货栈的名字，而只知“高林货栈”。为发展自已的事业，他广交朋友，经常邀好友来此叙谈，高林货栈一时成了人们聚会的俱乐部。19世纪70年代，高林开始对青海高原上的羊毛和皮货发生兴趣，他很快和精通此道的比利时人格拉梭(Crassol)拉上关系，由格氏组织人力运送，高则在天津负责加工和销往国外。高林以此起家，生意兴隆，后来发展成为英租界有名的高林洋行。光绪七年(1881)，高林又扩大经营规模，在天津建起第一家羊毛打包厂，几乎所有的外国出口商为使自己的商品包装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纷纷来此包装羊毛。正当高林事业上走红之际，光绪十六年(1890)，美国政府颁布了谢尔曼法，根据该法案，由美国政府每月购买白银四百五十万盎司，以币。高林利用手中聚敛的钱财，在天津兑换白银，当时天津白银价格涨到每元兑5先令6便士，高从中又发了一笔横财。也就在光绪十六年(1890)，高腰缠万贯，携家眷去新西兰定居，不久死在那里。

怡和洋行总行在上海，天津分行建立于同治六年(1867)，初专营船运业务，包括远洋航运和印度中国沿海航运，辟有广州—天津航线和上海—天津航线。后于宣统元年(1909)添设出口部，1913年添设进口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战争期间，怡和自华北为英国搜购了大批猪鬃、羊毛、棉花、大豆、油脂等战略物资。怡和的进口物资以食糖为大宗，其它有面粉、呢绒、布匹、洋酒、油脂等。每年营业额400万两，是天津早期四大洋行——怡和、太古、新泰兴和仁记之一。

太古洋行苏格兰商人司考特创立于英国兰开夏郡利物浦港。光绪七年(1881)在天津设立分行，行址初设于英租界河坝道(今台儿庄路)聚立洋行旧址，光绪十二年(1886)迁至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117号)。太古洋行的营业集中于航运和食糖两个方面，航运方面共有轮船70余艘，150余万吨，以天津为起点，有至上海和至广州两条专线。后将航线扩至辽宁各口。太古洋行在沿航设有16个分行，在较小城市还有若干代理点，在大沽口外还设有船坞一处。为适应海河河身狭窄湾曲的特点，太古还特制了两艘小型轮船，从而独占了进出海河的生意；在英租界和俄租界，都设有自已的码头，自装自卸，从而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整体轮运网。太古洋行经销食糖也自成体系。在印尼爪哇设有种植园，在香港有制糖厂，在天津设有8家固定的代理店，在内地有64处销售站。太古的其它业务还有进口面粉、油漆、代理保险，在营口还有一个规模很大的豆油厂。

新泰兴洋行早期来津的英国“皇家四大行”之一，以收购中国内地土畜产品为主要业务，设有外庄多处。起用熟习草帽缏业务的中国商人宁星普为经理，新泰兴洋行还投资房地产业，盖有新泰兴大楼。

仁记洋行鸦片战争前夕在上海成立，天津开埠后即来天津开设分行，行址在英租界河坝路(今台儿庄路)，由威廉·傅博斯(WilliamForbes)等人经营。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该行遭到破坏。后依《辛丑条约》，得到一笔赔偿费，遂在英租界中街45号(今解放北路129～135)修建了新行址。英文行名也由Glbb.Liv-ingston＆Co.改为WilliamForbes＆Co，但中文行名未变。该行营业范围极广，进口商品包括轮船、火车、废报纸；出口商品包括古玩玉器、废毛、头发并代理各项代销业务，以及保险、海陆运输、招募华工等，从中收取佣金。天津仁记洋行在英、美各国都设有分行或代理行，在中国的北京、奉天(沈阳)、海拉尔、汉口、上海、宁夏、包头等地也都设有分行。其中以宁夏的分行规模最大，专门收购西宁羊毛，包头分行收购驼毛、羊毛，奉天代理行代购狗皮。代理或代办业务有：为福公司代销河南焦砟、代办英商天津自来水公奉铁路局代购机车、车厢及配件；代办法国邮船公司、东澳轮船公司等的海运；代办巴勒火险公司，宏利人寿保险公司、海洋水险公司等各项保险；还是录德公证的在津代理；此外还代理招募华工。

安利洋行英商安利洋行是由德商瑞记洋行改组而成，行址在英租界海大道(今营口道至开封道之间的大沽路)。其总行设在上海，由资东安利兄弟二人和沙逊掌握，天津为其分行。安利洋行经营进出口业务，进口有各种机器，如纺织机、面粉机、碾米机、榨油机、轧路机、发电机、制糖机及各种机器配件等；各种车辆如客货列车、火车头、汽车、救火车、自行车等；各种飞机和部件及飞机场设备等；以及五金器材，各式机床，生活用品，水暖卫生设备等。出口主要是农畜产品，如棉花、羊毛、驼毛、猪鬃、马尾、花生、核桃、原麻、大豆以及麻黄等药材。安利洋行还负责办理经销和代理业务。经销方面除以附设捷隆汽车行之名义推销美国雪佛兰牌汽车外，还经销美国南星颜料厂的颜料，美国日光厂的各种机器油，英国吉星油漆厂产各种油漆。代理业务是代办英国水火保险。该洋行为获取高额利润采用赊销方法推销商品；还与怡和洋行划分经销范围，垄断纺织机器进口；与怡和勾结，把持路局招标，包揽路面生意等等。该洋行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大致上保持逐步发展趋势，之后，该洋行业务缩减，至1934年，不得不裁减人员，停办进出口业务，将五金部交给买办张道宏的代理人刘树墉，由华人筹资组织了中英商业公司。出口部则由被裁的洋经理皮克(E.C.Peacck)出名，假借安利洋行的招牌，运用买办李鹤亭的资金和一部分被裁洋员的解雇费拼凑起来的；由于它与天津英商安利洋行完全无关，故此，其英文名称改为“Tientsin　Anlee　Export.Co”，中文名称则称新安利洋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安利洋行的出口业务也陷于停顿。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英国在华势力衰落，安利洋行也不例外，老安利虽然还挂着安利洋行的招牌，实则并不经营业务，末期经理格利(N.Green)只是留津看守在天津的房产而已。天津解放后，新安利散伙，老安利格利回国，安利洋行在华三十余年历史至此结束。

永丰洋行为英国人费尔卡创办。二十世纪初，费氏只身来津，唯一家当就是一个皮包。先是寄居在法商华顺洋行内，做行贩，收购少量猪鬃出口。后来积累一点资本，与他人合伙开办永丰洋行。费尔卡等人凭借子口税特权，在内地大量收购猪鬃，几年功夫，即垄断了猪鬃出口生意，在天津有“猪鬃大王”之称。1922年至1935年间，是永丰洋行营业最看好的年代，全年可出口猪鬃三百套(每套平均价格为二万四千美元)价值七百余万元。费尔卡来华时两手空空，不到三十年，财产积累达千万以上，其皮包洋行竟发展成财力雄厚的大洋行。

永昌泰洋行约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前后，地址在英租界维多利亚路(今营口道至开封道之间的解放北路)朱家胡同附近，为英籍印度人泰莱悌创建。该洋行专售中外烟、酒、罐头等食品，其货源有从英国兵营套购出来的私货，还有从国外进口的洋货，如专销英国白马威士忌和美国S.W咖啡，此外，还包揽英国成套小五金工具。该洋行包揽专销生意，大获其利，特别是其经营烟、酒、茶、饮料、奶制品、面包、罐头和各种肉制品，品种之齐全，在租界里首屈一指。以后随着洋行业务不断扩大，该行先后在上海、香港、北京开设分店。

亚细亚火油公司(亚细亚油行)其总部设在英国伦敦，亚细亚火油公司在天津的业务原由德商世昌洋行代理，宣统三年(1911)正式成立天津分公司。行址初设于英租界中街(现营口道至开封道之间的解放北路)麦加利银行楼上，后迁至汇丰银行楼上。其销售地区包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热河及山东、江苏一部分，共控制代理店170余家。该公司在市场上销售元宝、铁锚、僧帽三种牌号煤油，煤油销售量约占全部油类业务的70%。煤油以外的商品统称为副产品，以汽油、洋蜡为主，柴油、机械油、润滑油、凡士林、蜡料次之，品种多达百余种。公司正副经理均由洋人担任，经理负责对外联系，副经理主管全面业务，下设业务、副产、帐务、运输、总务、工程、统计、会计、出纳、稽查、秘书、档案、收发、文具、家具等部门，各部门的负责人几乎全由英国人充任，督率中国员司一、二人至十余人。油行内部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分公司下属各部门互不通气，营业秘密全掌握在正副经理之手；分公司工作人员薪金全在保密范围之内。亚细亚与美孚、德士古两个石油公司在对华贸易上，采取了合作方式，商定了在华北地区每年各行的销售比例，历年平均销额比例大约为美孚40%，亚细亚25%，德士古35%。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亚细亚火油公司结束了在华业务。

永盛洋行成立于1912年，由英国人吉尔莫瑞(Gilmore)和芮得乐(Riddler)任经理(大班)，经英租界工部局许可做经纪人。该洋行专门买卖黄金、美钞、英镑、股票、房地产。不雇佣中国买办，只用两名中国职员，一为张维栋，一为周伯瑜，他们负责该行买卖中国股票和租界内的房地产。至于外国股票和外币则由洋人自己直接办理。永盛洋行曾用的外国人有英人斯诺(Snow)，丹麦人兰吉拉克(Langelack)。

保禄洋行开办于1914年，创办人为英国人保禄斯(W.S.Borrows)。办事处设在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平和大楼内。该洋行开业初期，除保禄斯本人外，仅雇用三、四名中国人，后来增加到九人，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洋人，如米乐(A.J.Miller)、毕德卫(W.D.H.Bidwell)、拉巴(R.G.Laber)、浦瑞士(W.Price)、寇克(B.Cooke)、卡特(A.H.Carter)等，全为英国人。其组织机构分四部，即：进口部、出口部、火险部、代理部。该洋行经营范围有天津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公证业务，如进口货物发生残短、破损、水渍、火损、盗窃等情况，保禄洋行须进行检验，作出商品损失报告，保险公司和轮船公司则按要求进行赔偿；洋行还承办火灾的验残理赔业务，其火险部是专门为外商保险公司在保户发生火灾后代为进行调查、验残和处理赔款而设的。在处理这种情况时，该洋行往往偏袒外商保险公司，而多方刁难、拖延保户。保禄洋行机构虽小，但收入颇丰。它称霸天津达四十年之久，1953年保禄斯的公证行才宣告结束。

英瑞公司为瑞士人与英国人合股经营的牛奶公司，总公司设于伦敦，专营老鹰牌炼乳、金牛牌淡乳和巧克力、糖精等。天津地区原委托英商德隆洋行代理，1920年正式成立天津分公司，地址在英租界中街(今营口道至开封道之间的解放北路)。该公司所产的炼乳曾独占华北市场，对产品原料和在上海的加工车间绝对保密，年营业额约50余万元。

英美烟公司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英美财团联合在伦敦成立的国际烟草托拉斯。成立于1912年的英美烟公司天津部系该公司的子公司。1919年该公司在津筹建卷烟厂，1921年建成投产，厂址在河东大王庄旧俄租界。1934年该公司实行分散经营，分为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首善印刷公司天津分公司、颐中烟草运销公司天津部和永泰和烟草公司天津分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公司由日本人接收，改名为日本军管理颐中公司天津工场。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恢复原名。天津英美烟公司拥有卷烟机100台，切烟机40余架，雇佣工人最多时达四、五千人，月产纸烟1万箱至1.5万箱(每箱5万支)，所产“哈德门”牌“大婴孩”等牌纸烟的销售范围遍及华北各地。当时天津的大经销商有五家，后由庆丰和独家包销；分销商30余家，最多时达80余家；零售商达1200多个，几乎控制了天津的整个卷烟市场。

二、法商洋行

法商在天津的洋行数量不是很多，但经营具有特色，早期多经营铁路器材和高档奢侈品，后期则以经营各种奢侈品和日用品为主，几乎垄断了中国北方的奢侈品市场，洋行的法国商人也因此获得了高额利润。

永兴洋行道光二十年(1840)创立于法国巴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天津设立分行，地址在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是天津法商洋行中最大的一家。后因业务兴旺，迁址于海大道(今大沽路)的永兴大楼。永兴是一家综合性经营的洋行，出口由“三北”地区收购的羊毛、羊绒、皮张、马尾、猪鬃、人发、肠衣、蛋黄白等土产，进口各种五金、机器。曾包办过正太铁路的器材供应，还承包建造过法国桥(后改名万国桥，今解放桥)。1916年又开设瑞兴蛋厂(永兴洋行天津蛋厂)。30年代永兴又把进口业务扩大为大米、面粉、汽车与自行车轮带及零件、毛织品、化学药品、香水、香料、颜料、玻璃器皿、西药、洋酒及越南土产等。自日本侵占天津后，业务一蹶不振。1956年永兴洋行天津分行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国政府。

亨达利洋行天津开埠后开业于北门外，后迁入法租界，专营钟表、八音盒、挂灯、玻璃器皿以及寒暑表、晴雨表、显微镜、放大镜等仪器设备，是天津最老的法商洋行。

立兴洋行法租界最大的进出口洋行之一。因该行法籍经理与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其楼房、厂地、货栈等不动产均由法租界公议局出面征集。主要经营法国各种高级化妆品、名酒、呢绒、药品等，资金则主要靠挪用华账房交纳的押金(寄库金)和华商订货的订金，带有很大的投机性。

利华洋行于1927年开业，创办人为法国籍犹太人李亚溥(MarcelLeopold，后入瑞士籍)。初址在现解放北路148号的一座小楼上，后移入英商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建的汇丰大楼内。最初为经营钟表、珠宝、钻石的小商号，不久又转向押当及人寿保险业务，接着又开办了利华放款银行，并成立利华房地产公司。1939年，李亚溥购买英商仁记洋行坐落在英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的四亩地皮，建起一座十一层的高楼，成为当时天津最高的建筑，此即为利华大楼。此时也正是李亚溥在天津登峰造极之时。李为人诡计多端，骗财有方，从利华洋行起家，直至拥有众多产业。1949年天津解放后，李因盗买盗卖日本海军仓库一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半。1954年刑满被驱逐出境。

三、德商洋行

德商在天津开设的洋行时间早、数量多，据统计，前后共有36家，其中以贩卖军火为主的就有禅臣、礼和、美最时、天利、德义、新民、世昌、瑞记等8家。1912年、1913年两年间，仅瑞记洋行就3次向袁世凯提供军火借款共达350万英镑。其他如西门子洋行则是专营电气设备，德孚洋行专营颜料及化工产品，善成洋行专营珠宝玉器。经营一般进出口业务的洋行有顺发、蔼益、兴华、稚利、孔士、克立、吉昌、美记、爱礼司、鲁昌、北清、柏士、德和、德昌、宏济、华德、兴隆、老世昌、德蒙、华丰、义利等。此外还有一个专门经售拜耳药厂药品的利华药房。德商在天津开设的比德、亨宝、天利三大轮船公司，自备大型客货轮，开辟从德国驶往远东及天津与大连、烟台、青岛间的航线。亨宝轮船公司在德租界建筑了亨宝码头及仓库栈房，规模颇为宏大。

礼和洋行礼和洋行创办人为德国人卡罗威治(Carlowitz)，以经营军火为主。天津礼和洋行成立于19世纪末，地址最早在北门外针市街，后迁入英租界中街(今解放路)汇丰银行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在河东意俄两租界之间的大升电影院旁，最后迁入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与英商隆茂洋行在一座大楼内办公，礼和在前楼，隆茂在后院。其五金部进口生意，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军火。它不仅大批进口枪炮弹药及军火原料钢、铁、铜等，还有成套兵工厂设备，成为我国军阀混战中各方的主要军火供应者。其轮船部代理亨宝轮船公司汉堡——中国线远洋运输业务，计有远洋货轮十余艘，分汽轮(烧煤)与机轮(烧油)两种，另有三万五千吨级的世界游历船芮苏路特号(Resolute)，该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西里岛战役中，被英国海军舰队击沉。天津礼和洋行除经营军火以外，还进口蔡司依康照相机、望远镜、照相胶卷、医疗照明灯、电影放映机、德国山德士牌各种颜料、拜耳厂制造的阿司匹林粉剂和片剂、606注射剂等；出口以土特产品为主，如蛋制品、牛羊皮、兔皮、獾皮、猪鬃、大豆、花生仁、核桃仁、杏仁等。礼和洋行尚有一种代理保险业务，保险范围只有火险，但不承担任何风险，却要从中提取百分之五佣金。1945年纳粹德国垮台后，该洋行随之结束。

禅臣洋行地址在英租界海大道(今营口道至开封道之间的大沽路)。德商禅臣早在清道光十八年(1838)来华办行，以贩卖军火起家。禅臣洋行天津分行经理为德国人杨宁史(W.Janmngs)，初来华时，先在天津禅臣洋行做出口业务，以办事干炼称著，后得其兄七万美金资助，得以成为禅臣天津分行大股东。他一反前任锡伯尔托老年守成的习性，冒险经营，敢作敢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利用德、意、日轴心国关系，同日本做军火生意，通过上海禅臣洋行，将制造军火所需的车床、铣床和各种工具机等运入天津，卖给在津的日本军部。同时还征得日本军部同意，领得特许白糖进口证，从南洋群岛产糖区采购大批白糖，运到天津销售。杨宁史是以做羊毛、他将库存羊毛在中国工厂加工成毛毯、呢绒、哔叽等成品，在市场抛售，其获利并不低于出口所得。日本投降后，杨宁史因战争中与日本勾结，曾压价收购英、美洋行物资，这些国家的洋行老板要求本国政府建议南京国民政府遣送杨回国，杨见势不妙，投靠了山西阎锡山，天津禅臣洋行随之解散。

德商兴隆洋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德国人吉勃里(Gipperich)创办，地址在英租界广东路(今唐山道)，后迁至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148号)。吉勃里光绪十六年(1890)来津，初在一家德国洋行工作，后创办兴隆洋行，并以其姓名作外文行名。主要业务是推销德国的缝衣针、颜料等杂货，同时组织中国土产出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成为天津的大洋行。于是，吉勃里之婿毕尔福又在该行里面附设了一家德商逸信洋行。第一欠世界大战后，北京政府将吉勃里财产没收，兴隆洋行遂改由买办高少洲经营，并于1921年在德国领事馆注册，对外仍称德商企业，下设三处代理公司，职员共有84人，经理为高少洲，副经理为蒋采荪。下分山货、皮货、进口、革缏、蛋黄白、地毯、猪鬃、火险、英文、押款、机房、南栈、西栈及办理打包各部。该行出口以棉货、皮革、皮毛货、山货、蛋黄白为主，运销欧洲、美洲、澳洲，而以德、英、法等国为主。进口以面、麦、肥皂、杂货、化装品为主，其来源亦为英、德、法三国。运输：该行无轮船，也不代理任何轮船公司，每逢运货，则托太古、怡和、美最时、大坂、美昌、大来等船业公司代运。运费：去欧洲每吨约八、九十先令不等；去美国每吨约美金十元上下不等，以货物质量而定运价；计算方法，四十立方尺为一吨，普通货物按此计算，其它笨重货物则按重量计算。该行自己不能打包，因此打包业务则在天津打包公司进行。解放后改为公私合营。

新民洋行1923年开办，地址在宝士徒道与达文波路(今营口道和建设路)交口处。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进口主货小五金，出口主货废棉、飞花等。商标为黑红两色的太极图。该行原是德商塞克斯与吴调卿的长子吴颂平和袁世凯之子等人合资经营，由瑞荣长任司帐员兼买货员，李汉臣经管仓库。后来塞克斯借口资金少，不能做大笔生意，连续两三年没给股东分红利，股东纷纷退股。从此，新民洋行变为德商独资经营，在国外仍用华商名义和黑红两色太极图商标。1926年，新民洋行迁到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平和大楼内，另聘简寄生为买办，并聘德国人句斯维奇担任副手，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除经营进出口贸易外，还承揽了制做和安装电梯等业务。在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方面，也不限于小五金和废棉、飞花等，还经营绸布、棉纱和钨砂、钢材、大五金。该行进口特制的巴黎哔叽，不仅比一般哔叽贱一半之价格，而且使用新民洋行太极图商标，并在货上印有“专对中国出口”字样，甚为畅销。此外，还进口麻丝织品和小型蒸汽机车、卷烟机等，也很受欢迎。与此同时，该行向德国出口重要的工业原料钨矿砂，换回进口钢材和大五金，亦大获其利。1928年，又代销美国Sunoilco机油；年底，还与阎锡山进行军火交易。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塞克斯将其洋行并入美最时洋行，本人离津回国。

天利洋行天津分行成立于1923年。地址在英租界博目哩道(今彰德道10～14号)，其总行在汉堡，总经理斯汀氏。原为一家历史很久的洋行，但由于1927年斯汀氏事业失败，其各地分行相继停业，惟天津分行经理柏士(F.H.Boss)原系礼和洋行大班，在津多年，熟悉中国商情，并能通晓汉文，人称“中国通”，他将天利洋行天津分行改称为天津德商天利柏士洋行。改组后的天利，进口以五金、纸张、皮革、麻线及各种西药为主，出口则是甘草、大黄等中药材。但天利经常出售冒牌德国货，如，天津利中化学公司生产的“阿摩尼亚”、“冰醋酸”，为化学染料必须掺入的原料，天利大量买进后，加上装潢再贴上天利洋行商标，冒充德国货，高价卖给各染皮作坊。再如，天利从日本买进大桶漂白粉后，改装德国小箱出售，当时盛锡福帽庄技师为德国留学生，一向坚持用德国货洗涤，结果始终不辨真伪。七七事变以前，身兼德国在津商会会长的柏士，对国际形势早有估计，将全部财产包括在华搜集的古玩字画运往德国，临行前又将天津柏士洋行经理及德国商会会长职务，让与其助手施迪克(C.steks)接任，买办一职仍由李炳志担任。945年施迪克被南京国民政府遣送回国，天利洋行不复存在。

德孚洋行德孚洋行是德国颜料工业托拉斯——大德颜料厂(法本工业财团)在中国的总经销代理。总行设于上海，天津为分行之一，但在华北地区当以天津德孚洋行分行为首。天津分行筹建于1927年，行址在河北寿安街联德洋行内，后迁至金汤桥迤南河沿华安街，1933年迁入法租界古拔路(今松江路)。德孚洋行因迅速垄断了华北地区的颜料市场，所以在天津外商洋行中后来居上，所售颜料不但品种齐全，而且质量稳定，并随时派出技师传授染整方法。该行除雇佣部分洋员外，还拥有华员80余人，以便广泛与客户联系；同时向用户大量赠送样品，包教包试，负担试用期一切费用，如有损失，全部包赔。但一俟推销成功，便垄断居奇，不时提高价格，所以历年获利甚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交战国人员进行登记，并成立了清理处，该行业务随之停顿。

四、美商洋行

开埠后的天津，外商洋行蜂拥而至，但美商却只有丰昌洋行一家。20世纪初以后，美商洋行逐年增多，而且以经营木材、石油、汽车、电气等美国新兴行业产品为主，其它则为美国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地毯等。

天津大来木行约建于20世纪初，行址初在柏公使河坝(今张自忠路)，后因售与大陆银行，另在海河对岸建锯木厂，同时购进协隆洋行房地产作为公事房，所加工木料供应华北市场需要。该行设立之初，正值庚子事变不久，北方铁路、桥梁多被破坏，津京一带房屋焚毁甚多，木材供不应求，大来乘机由美国运到大批木材，从而获得丰厚利润。由于大来专门销售经过在国外加工的木材，而且是自伐自运自销，因而具有竞争力。为了及时掌握商业情报，大来下设环球无线电公司，各分行均有自己的电台。据估计，大来在华经营40年中营业额为20亿美元，所获纯利达7亿美元。

美孚石油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美商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天津开设分公司，行址在法租界狄总领事路(今哈尔滨道2号)。经营范围大致为南起黄河两岸、北至张家口及内蒙西部、东迄山海关外、西达陇海铁路西段沿线。为管理方便，分公司又按照城乡远近及运输流向划为10个分区，计有北京、保定、石家庄、新乡、郑州、德州、秦皇岛、张家口、太原和西安。在天津分公司辖区内，共委托了120多家商号作代理店，包销美孚产品。美孚石油公司最初打入中国市场的是“老美孚”牌(原名“德富士”牌)煤油，其后“鹰牌”和“虎牌”煤油行销于市。1937年七七事变前，在华北地区的年销量达3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孚渐次进口部分润滑油及汽油，但销路始终不畅。1930年美商光裕油行来华推销“光裕”牌机油，因质量高、销路甚畅，影响了美孚机油市场。美孚通过纽约总行对光裕油行施加压力，1932年与其合并，从此美孚的英文名字由StandardOil Co.of New York改为Standard Vacaam Oil Co。

美丰洋行又称为美丰股分有限公司，系美国人马刚(Megouan)、卢克(Lucker)、格兰斯(Granbs)合资创办，总行设在美国华盛顿。1913年前后，在天津设立分行。天津美丰洋行设于法租界中街38～42号(今解放北路五金交电公司)。开业初期以经营进出口为主，出口中国土特产，进口商品以留声机为多。不久，以经营美国福特公司的福特、林肯、马克瑞牌汽车为主要业务，成为在我国华北地区独家销售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产品的汽车洋行。该洋行设有营业部、修理部和零件部。营业部招揽生意的办法很多，如代该行推销汽车，成交后，除按照规定付给经手人3%的佣金外，该行还以加价开票等办法，使经办人从中得利。1937年七七事变前，该洋行的主要销售对象是中国军政界和运输业，洋行设有专人与他们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丰被日本人接管，改为华北自动车株式会社的天津营业所，负责为日军修理汽车。抗日战争结束后，美丰又一度被美军占用。后虽恢复营业，但业务情况一直不振，营业额逐年下降，到1949年已大为衰落。

公懋洋行是天津经营规模最大的专营汽车的洋行。1915年，由美国商人福瑞萨(E·W·Frazar)创办，原名福瑞萨洋行，又称公懋进出口公司。设在法租界中街窦总领事路25号(今解放北路与长春道交口)，最初为福瑞萨独资经营，1924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早期以出口我国土特产及手工艺品为主。20年代初逐步改为汽车洋行，取得了在我国华北、东北及西北等地独家经销美国可瑞斯汽车制造厂生产的道济、法果、底索达、普利茂斯(又称顺风牌)、可瑞斯等牌号的汽车及配件的包销权。该洋行设有销售、装车、修车、零件和出口部。修车部成立之初，主要是配合销售汽车进行路试和调整，以后逐渐发展为代客修车。20年代雇用的汽车修理工人即达七、八十人。零件部主要经销美国可瑞斯汽车制造厂出厂的各种汽车配件及油类。装车部设在英租界海光寺道(今西康路35号)。销售部设有售车员10多人，专事推销汽车。该洋行每年进口汽车约七、八百辆。仅1937年4月至9月间，就进口货车430辆，座车66辆。洋行转手出售的利润约为30%左右。1940年该洋行将股东的10万元股息作为资本，另开设华谊公司，经营美国奥特莱特厂汽车配件和轮胎、蓄电池等。日本侵占天津后，公懋洋行必须通过日本人开的德胜洋行向日本人销售汽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洋行为日军接管，改为华北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的输配部和第二修理厂，负责为日军修理军用汽车。

慎昌洋行　原为丹麦商人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后为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将股权收买。慎昌洋行在中国的总行设于上海，天津为分行，行址在法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但天津慎昌洋行在北京又设有门经营通用公司生产的电机、灯泡和各种电料；同时在天津市内直接设立电料行，如东马路马棚胡同的华北电料行，东南城角的华通电料行，南马路的华通电料行分号，北马路的华北电料行，均为天津慎昌洋行开办。后来，该行又承办成套设备安装工程，向各厂矿兜售电线、电缆和机械设备等。尤其是所售奇异牌灯泡，几乎垄断了中国市场。

图6-5美德士古贮油池

德士古石油公司总公司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美国摩根财团在得克萨斯州成立。天津分公司成立于1919年11月1日，行址初定于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卫德洋行大院内，旋移至领事道(今大同道)礼和洋行大楼内，后又迁往英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华比银行楼上。经理为美国人白伯克(H.S.Babcock)，营业主任为英国人马廷(J.Martin)，会计主任为美国人梅德汉(R.Y.Medermatt)，华籍职工初期只有六、七人，代理店不过数十家。天津分公司营业范围主要在华北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及山东北部、河南北部。德士古所经营的油类与美孚、亚细亚两行一样，主要业务是批发煤油与机器油，后来随着汽车、飞机的发达，又大宗进口汽油与军用汽油。另外还根据各厂矿、铁路以及各项建筑工程的需要，输入多种多样的石油副产品，如摩托油、汽缸油、变压油、矿油、沥青油以及石蜡、油膏等，品种多达二百余种。机器油分淡色油、红油、黑油三大类型。从质量方面又分轻、中、重、加重、特重五种。德士古经销的煤油牌号有红星牌、幸福牌、银箱牌三种。其商标为红色五角星，中间有一个绿色T字。德士古自建行以来业务不断扩大，代理店不断增多，主要为中国人经管，如从1919年开办至1931年底，代理店为130余家；从1932年油罐建成起至1941年底，代理店为220余家。1941年12月由日本接管，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被迫停业；从1946年1月恢复营业至1951年2月结束以前，由于得到美国政府扶植，代理店增至400余家，对华营业额超过美孚、亚细亚两行而跃居首位。德士古天津分公司于1951年2月15日宣告解散。

利和洋行创立于1920年，地址在英租界海大道(今营口道至开封道之间的大沽路)朱家胡同，创办人为美国人郝尔(R·F·Hall)。郝尔原是协隆洋行职员，开办利和洋行时，找李某任买办，而实际出押金的财东则是在城内鼓楼西开成庆煤厂的赵某。该行主要经营推销各种油漆，因价格较昂，在市面推销不畅，仅半年时间就把赵某的押金几乎用尽，致使该行无力维持而关闭。赵某知道后，急欲索取押金，并拟将库存的几百桶油漆扣住变卖，郝尔不允，说存货是美丰洋行寄卖之物，应该归还美丰。旋由美丰将货拉走。嗣后，赵某到美国领事馆控告，领事馆以当初开办未在领事馆立案，概不负责，结果，赵某只好认倒霉。

海京洋行天津分行1923年在天津英租界设立，主要经营地毯业。初由美国人倪克(Nickols)、沃纳(Wernr)分任经理、厂长，后改由上海人杨锡人接管，受纽约的总行直接领导。聘薛静山为买办，陈师经、林宝昌为洗染工程师。该行设有纺毛部、织毯部、洗染部、总帐房、总管理室、验收室、运输室、样子房等部门，并先后成立四家地毯厂，四厂共有工人940名。一厂设在今河东区大王庄；二厂在今南开区南门外大街；三厂在今河西区小刘庄；四厂在今和平区营口道197号。原来各厂生产的地毯都是自己加工，1928年以后，鉴于外厂加工有赚无赔，遂将所有出口地毯都由外厂加工承做。自杨锡人接管该行后，曾以海京毛织厂名义，谎报华商企业，骗得南京政府实业部获准，享受半税优惠，并从澳洲进口羊毛，以次毛报关，偷漏进口税，然后掺进国产羊毛，纺织成较细呢绒，冠以海鲸商标，一时颇为抢手；同时又从美国以廉价买进旧机器，冒充新机器，售与国内纺织厂，获取暴利，从而使海京洋行天津分行发展十分迅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纽约总行总经理赫金斯作为国联组织的经济调查团成员，来中国东北调查后赴津，他认为局势将来有变，遂决定天津、上海两地分行停业，并即分头进行清理，将天津分行各部拍卖，染厂卖给陈师经，更名华昌染厂；纺毛机全部售与吴宗杰，改组成为海同纺毛厂；地毯部除成品外，全部售与华雷士，更名美商华士洋行。至此，海京洋行天津分行撤消。

百治洋行建于1927年，地址在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162号)，创办人为美国人百治。该洋行初创时没有资金，按当时不成文法规，担任洋行买办必须交付若干押金，作为保证。初期买办为李炳志，因发现百治以骗保证金为业，李与其脱离了关系。后来，百治选中天宝金店财东张润益为后台，由周守仁(恒利金店股东周寅初之子)和夏瑞章凑足两万元押金，两人亦当上了百治洋行的正副买办。初，百治洋行利用保证金企图做进口汽车和出口地毯、羊毛业务，但进口汽车一直无动向。在周、夏任买办后，仅三个月，就出口了货价两万元的一批西宁羊毛，然而出口后迟不付款。百治以这批货物质量低劣，差价太巨，必须他亲自回国交涉，企图溜之大吉，这样，便与中国买办发生了争执。结果，美国领事出面，蛮横决定允许百治回国办理脱售手续。百治犹如放飞的黄雀，一去不返，中国买办只好自食其果。百治洋行无形散伙。

五、俄商洋行

俄国毗邻中国，早在天津开埠之初，一些俄国商人便由新疆、蒙古和黑龙江等地来到天津进行贸易活动，并以天津为货物集散地，设立了许多贸易机构，如顺丰(即萨宝石)、阜昌、隆昌、阜通、益利、恒顺、贵平、裕顺等洋行。英、美、法租界设立之后，俄商在津设立的洋行又在租界里设立了分行。个别俄商还投资地产，如同治年间来津的司塔赛夫创办的司塔赛夫洋行，曾在美租界以西购买大片土地，称司塔赛夫村。俄租界开辟后，俄国商人又把投资目标转移到俄租界，在这里另设公司，扩展营业。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不少俄国的工商资本家流亡到天津，他们在租界的庇护下，利用手中的资金和经营上的经验，在天津开设不少进出口商行，有出口皮毛的好士洋行、古宝财洋行、陶别尔兄弟公司，以及专营毛纺织品进口的杜克洋行，还有专门收购我国地毯、蜂蜜、桐油的诺维阔夫洋行和瑞洛夫洋行、三盛洋行等。这些洋行在俄租界收回以后，纷纷迁到小白楼或法租界落脚，继续开张营业。

顺丰(萨宝石)洋行著名俄国商人李特维诺夫于同治年间开设，地址在今宫北大街河沿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至今仍名为萨宝石胡同)。顺丰洋行以经营茶叶出口为主，由于外商享有一次子口税的特权，该行可以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大量收购茶叶，并在汉口、九江等地设立茶砖厂，加工成茶砖，运到天津集中，再由天津雇驼队经张家口运至恰克图，再运到西伯利亚或欧洲俄国市场。

阜昌洋行由沙俄贵族出身的米哈伊勒·巴图也夫开设。巴图也夫于同治十三年(1874)来中国，先在汉口开办阜昌砖茶厂，不久来天津开设阜昌洋行，除经营茶叶出口外，还兼营皮毛和麝香、鹿茸、人参等名贵中药材，同时进口俄国毛毯和布匹。由于生意做得很大，巴图也夫在天津洋商中一跃成为巨富。此后，他又在俄租界内建立了大型屠牛场，取名华蒙公司。该公司从山东等地买牛运津，经屠宰冷冻后，用轮船装载运往海参崴。在哥洛斯托夫路(今六纬路)买了大量地皮，建造了一批俄式楼房，专门出租给前来租界的俄国人居住。巴图也夫还向英租界谋求发展，如在达文波道(今建设路)与董事道(今曲阜道)口修建了一处大型住宅(今59中学)，又在咪哆士道(今泰安道)、围墙道(今南京路)和董事道(今曲阜道)一带盖起大批楼房，仅阜昌里一处就有数百间楼房出租，在海大道(今营口道至开封道之间的大沽路)也盖起了几所大楼。为此，巴图也夫还在廊房设立了砖窑，烧制各种砖瓦，由北运河运到天津。

易固父子洋行俄国商人库拉也夫开设，地址在德租界威廉路(今解放南路)。

库拉也夫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来到天津，原在河北地区开设工厂，经营机器制造，后见经营房地产有利可图，遂在俄租界买地盖房，专门出租。后来又向德租界发展，设立易固父子洋行，盖起楼房后，一部分自住，余者出租。他还利用了一所楼房，开设了光陆影院(今北京影院)和舞厅，并将一楼作为陈列和出售机器之用。

六、比商洋行

比商在天津经营的洋行主要是控制天津电力的比商电车电灯公司和经营房地产抵押贷款的仪品放款公司。这两家洋行同英美烟公司一样，带有产业性质，因此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亦较其它洋行为甚。

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Compagnie de Tramways et d"Eclairage deTientsin)光绪三十年(1904)由比国通用银行财团承办。先于北京、布鲁塞尔成立总管理处，然后在天津望海楼后金家窑设发电厂，在东浮桥东口沿河马路设总办事处，在南开中学旁设仓库及修理厂。该公司除了电灯电力的推销外，主要经营电车业务，每年利润高达200万元以上。1937年日本侵占天津，该公司为日军管理；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比国在津侨民被送往山东潍坊集中营，该公司电力部由华北电业公司接管，电车部由满铁株式会社接管。1945年日本投降后，电力部由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电车部由天津市公用局接收。

良济洋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立，地址在法租界巴黎路(今吉林路29号)经理为法租界工部局消防队长比国人卢素(E.Rousscal)，专门进口花边、马鬃缎、洋灯等，出口鸡鸭毛及鹅绒，同时代理比商电车电灯公司的五金原料采购，全年营业额约20余万元。卢素还是租界内各洋商保险公司的水火保险公证人，凡保险户遇火灾，须有卢素出具的公证单，保险公司方能考虑付给赔款。卢素利用这个职务敲诈勒索，从保险公司和保险户双方捞取好处，此外，良济洋行通过各种途径放高利贷，贷款时必须以房地产契或各种有价证券作抵押。洋行利用特权盘剥中国人民，于此可见一斑。

仪品房产放款公司(见第四章第二节)

七、意商洋行

意大利租界开辟较晚，来津开办洋行的商人不多，规模也都不大且均在意租界之内。

义华洋行意商斐兹尼开设，不经营正当生意，而以贩运黄金和毒品走私为谋利手段。后又在意租界内非法开设屠宰场，私宰牛羊运往英、法租界销售。

立多利信托公司法籍犹太人(后入瑞士籍)李亚溥与回力球场董事长富马加里合资开办，主要经营房地产及放款业务。

八、瑞商洋行

瑞士商人(除李亚溥外)在天津经营的洋行很少，较著名的仅有华嘉洋行。

华嘉洋行总行在瑞士日内瓦，20世纪初在上海设立远东总行，专门推销瑞士各种名牌钟表，1936年天利洋行内开始附设华嘉分行。日本占领天津期间，华嘉洋行在麦加利银行楼上单独开业。该行除经营钟表及其各种配件外，还从南洋爪哇等地购进大量咖啡因，转售给日本药房制造毒品，摧残中国人民。

九、日商洋行

日租界设立前，就有一些日本人来天津从事商业活动，但为数不多，主要经营杂货及药品，散居于城厢一带。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武斋洋行首先在天津设立，其后，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日本三井洋行、大仓洋行等也先后在天津设立分支机构。光绪二十四年(1898)日本强行划定租界后，来津的日侨逐渐增多，经营航运与贸易的洋行也纷纷设立，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日租界已有21家洋行。随着租界的不断开发，道路、码头的修筑，以及其它市政设施的完善，这里的商业活动也更加繁盛起来，原设在租界外的日本洋行纷纷迁入日租界。光绪三十四年(1908)统计，有68家日本洋行设在租界内，是年日租界成立了天津日本人商业会议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对华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参加贸易竞争的日本洋行日益增多，仅1915年至1921年，日商在天津开设的各种企业就有150余家，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日本武斋洋行、武田兄弟洋行、三井洋行、山本洋行、山下洋行、日信洋行、伊藤洋行、增幸洋行等开始在法租界设立；三菱洋行、东棉洋行、增田洋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等于日租界设立。天津沦陷时期，是日本洋行最为活跃，数量也最多的时期。日本占领天津以后，排除了英、美、法等各经济势力，取得了天津内外贸易的独占地位，各洋行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煤、铁、棉、盐。1938年日本又接管了中国海关税收，实行所谓新的税制，并按新税制将70多种与日货有关的商品实行减免税率。这样，在新税制的庇护下，日商来天津者蜂拥而至，这些洋行中，不仅有日本国际性的大托拉斯企业设立的分支机构，而多如牛毛的则是一两个人开办的小洋行。

十、外汇经纪人洋行

天津开埠后，进出口方面的外汇结算，一直由各外商银行掌握。在外商银行的公会规章中有一条规定，进出口商之间的外汇交易，必须通过外汇经纪人公会会员的仲介才能成立，结果天津的外汇市场完全由外商经纪人把持，中国商人不能插手，一批外汇经纪人洋行应运而生。1942年以前，天津的外汇经纪人洋行共有六家，即：

英商合禄洋行登记人初为罗勃森及罗杰，后为司娄(均为英籍)及赖华(法籍)；

英商永盛洋行登记人为纪尔姆与瑞德拉(均为英籍)；

英商发兴洋行登记人为阿瓦滋(英籍)及富瑞司克(原德籍，后入美籍)；

英商茂盛洋行美商美经纪洋行登记人为杜奈尔(美籍)与白飞德(法籍)；

日商池田洋行